正文
元帥恩怨（二十二）林彪這個人
1987年4月，一位老戰友問故於溫玉成，將軍答曰：“伴君如伴虎，高處不勝寒。”
君為何人？有雲林彪，有雲江青，亦有雲黃永勝，唯其無責毛澤東者。
責林黃者所據主要為，九大人事大權，在林黃與康生，故應為林黃主使。姑不知，以當時溫之地位，若非毛之旨意，林黃康是無此權力的。
責江所據，主要為溫在分管“樣板戲”上，得罪了江。
在溫置身軍政界的權力高峰的一年時間裏，，主要做了三件事：協助周總理解決全國交通混亂問題；協助黃永勝處理珍寶島事件；協助謝富治管軍隊的“樣板團”。也就是說，他管的事麵很寬，政、軍、文三界均有涉及，而且還全是協助，可理解為既是信任，亦是培養。在政與軍方麵，無大作為，亦無大過。在文的方麵，不過一個“樣板團”的後勤而已，在將軍來講，應說綽綽有餘。
然而，“不懂政治”（其夫人語）的將軍卻“不知利害，攬事太多”“竭智盡忠，不遺餘力；他意猶未盡，見江青忙得風風火火，很想為她減輕一點負擔，便主動做了一些江青並未交代的工作，其中包括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哪知江青心中有鬼，性情多疑，竟認為溫玉成是對她進行特務活動，於是翻臉。”（溫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時的同僚吳忠語）。溫夫人宋婉明還雲：一次，江青當眾指責溫對“樣板團”管理無方，特別是芭蕾舞團管理混亂，導致演員基本功和演出質量下降。受不得委屈的溫便掏出記事本來，說某月某日江青有何指示，這段時間對“樣板團”的管理完全是按江青要求做的。“文化大革命” 以來一直以毛澤東化身自居訓慣了人的江青，豈容溫當眾辯白頂撞！登時大發雷霆，歇斯底裏地叫喊溫“撒謊”、“不老實”！從此，溫便交上了厄運。
眾所周知，江青“出山”的王牌就是她那八個京劇、芭蕾舞劇“樣板團”，江能把她的看家寶貝交給溫管，足見溫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溫對文藝雖無所長，但也知江身份之尊，可謂盡心盡力。此也確實很賣力氣。宋婉明說他丈夫：“老溫是個老實人，不會投機取巧，不會見風使舵，因此常被人們利用、欺侮。他除了打仗，對政治一竅不通。” 她講了兩件事，一件是支左部隊換班，溫按規則辦理，這本是正常的部隊換防。結果將支持劉慶棠一派的幹部換走了，把反對劉的留了下來。劉慶棠何等人物，一舞芭蕾舞《紅色娘子軍》中的男一號“洪常青”而青雲直上，深得江青寵愛，升任文化部長，江聞言勃然怒稱要追查這起“打擊革命派的嚴重事件”。纏住周總理，要求嚴肅處理溫玉成。 周隻得將溫和謝富治找去，勸：“你們兩個一起給江青同誌寫個檢討吧！”
謝是主管，他以工作忙為由，對溫說：“你協助我管樣板團的，我們倆一起給江青寫個檢討。你先寫，我們一起簽個名交給江青，事情就算了結了。”溫老老實寫了檢討，但謝的簽名並未在檢討人之列，而是在行文的抬頭上，謝不但推掉幹係，還成了審閱檢討的領導。
一次，溫突然接到姚文元打來的電話，令他速去天橋劇場，江青有事找他。溫火急火燎趕去，原突江是因為電話不通衝他發火，“這個地方為什麽不裝軍用電話，你們是怎樣對待革命樣板戲的？”溫照實回答說，因為這裏不是部隊，因此不便裝電話。江卻命令他：“你，馬上給我裝，聽到沒有？” 溫向總長匯報，黃永勝不同意，“不是軍營，泄了密誰負責？”葉群更是威脅說：“你架你負責，出了事我們不管。”
還有一次，江青心血來潮，提出樣板團的人要穿軍裝。溫答道：“我不管後勤，發軍裝是邱會作管的。” “不行”江尖聲尖氣地說，“你是協助謝富治管樣板團的，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溫去求邱會作，邱說：“又不是軍人，怎麽能隨便發軍裝？”
與此同時，本來就與江青尿不得一個壺裏的黃永勝，也對溫產生了戒心。黃曾多次與人講過，溫玉成是他保舉進京的，現在卻有二心，是“忘恩負義”。林彪更是對江素無好感。在黃和溫之間，林自然是選擇前者。
總而言之，“除了打仗，對政治一竅不通”的溫玉成是“幹勁”越大，毛病越多，林彪是他的“恩人”，黃永勝也是他的 “恩人”，江青更是他的“恩人”，他誰的恩都想報，到頭來卻弄了個兩麵不是人，把仨“恩人”都得罪了。其結果當然是第二個楊成武、傳崇碧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九大落選政治局之後，溫仍然“風光無限”了一年多，到1970年6月，才從北京“人間蒸發”，個中奧秘耐人尋味。
坊間把一度鬧的沸沸揚揚的“李必達事件”當成導致溫玉成失勢的原因。
從時間上看，此說很難成立。李必達的信是1969年4月底的事，而溫被貶出京則是1970年6月初，況且溫在這件事上並無過錯把柄。
李必達是黃永勝的秘書，是個參幹大學生，深受黃之器重。但因1968年底，進行“清理階級隊伍”學習期間，李因一件小事引起“黃辦”主任、黨支部書記項輝方的懷疑，發動“黃辦”工作人員對他進行“幫助”。李多次檢討都未過關。1969年4月28日，他決定鋌而走險：向毛澤東、江青告狀，以為扳倒黃永勝，或者還可絕處逢生。他知黃與溫玉成有矛盾，所以把告狀信給了溫，請溫轉呈江青。溫接過信一看，裏麵除反映黃與葉群有不正當關係外，還有黃、葉等謾罵江青的內容。溫再不懂政治，也知此事非同小可，立即把信交給了林辦。
結果，可想而知，李必達被逮捕，押回廣州受審。（“913”後，不斷有人寫文章頌揚李必達敢於在林彪、黃永勝等人如日中天之時，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揭發他們的“陰謀活動”。但沒有一篇文章公布信的具體內容。不少知情人對此表示懷疑。有人提出：李必達說自己如何先知先覺，幹嗎不把信全文公開發表，讓大家來品評、受教育，並用以消除大家的疑惑呢？關於此信內容，周恩來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的一次通話，透露了謎底。 1971年9月中，丁拿保密電話機，要通了周恩來，匯報軍區清查工作情況。特別提到黃永勝有個叫李必達的秘書，關押在軍區政治部管訓隊，請示該怎麽辦？周當即表示：“這件事我知道了。把李必達關押起來是錯誤的。當然，秘書偷聽首長的電話也是不對的。這個人先不要放，對他的處理稍後再通知你們。” 周的話表明，李信裏講的，主要來自偷聽黃的電話。李出獄後接受專案組審查時，也承認偷聽過黃的電話。黃在電話裏究竟講了什麽犯禁的話呢？據項輝方說，李曾向她匯報，一次黃在與葉通電話時，大罵江青“想當清朝那個女人”。葉群和吳法憲都講過：李的主要問題是“挑撥中央關係”，因而，李信中很可能主要是黃永勝等人私下議論、攻擊江青的情況）。
1970年６月２日，被林彪單獨召見溫玉成，例行公事般地宣布道：“溫玉成同誌，經軍委研究，你已經不能適應北京階級鬥爭形勢的需要，決定調你到成都軍區擔任第一副司令。”溫玉成目瞪口呆。林彪又說：“這是軍委領導的關心，你有什麽想法？”溫才猛然清醒，條件反射地答：“我忠於毛主席，忠於林副主席。”
因為是林出麵“處理”的溫，黃永勝還電告成都軍區，對溫不可重用。因此，大都把林黃當成“打擊迫害”溫的那個“君”，卻忘了若無毛澤東首肯，林黃是無權處理“副總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這一層次幹部的。
坊間多以黃溫關係不睦，是導致溫失勢的主因。理由是溫在會上，公開反對黃調廣州幹部到軍委，倆人還為此爭吵，康生還支持了溫。而李必達信交溫轉呈，更加重了黃對溫之疑心。但亦有資料披露，溫“發配”四川後，不少人找黃質疑何故？黃隻曰：溫不適宜中央職務。人雲：北京不行，為何不讓溫回廣州？黃曰：他在廣州搞成那樣子，怎麽回去？去成都，粱興初總還是了解他吧。
有資料披露：“913”之後，李必達被放出來，江青這才知道溫玉成還有這麽件事，氣的大叫要把溫槍斃，多虧周恩來壓下報告。
1971年１０月２８日夜，成都軍區政委張國華接總理辦公室通知，就地隔離審查溫玉成。
據陳錫聯後來親口對溫玉成講，１９７５年，周總理後，他和李先念前去探望病重入院的周恩來時，周握著陳的手，很是酸楚地說：“溫玉成同誌不是我要關他的，江青逼得……”最後，總理指示，找一找溫玉成在哪裏，情況怎麽樣。
1975年１２月，成都軍區根據周總理辦公室通知，將關押了６年的溫玉成釋放了出來。
1980年秋，溫玉成攜夫人宋婉明，及原３９軍軍長吳信泉夫婦，原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夫婦，三個首批入朝抗戰的功臣，亦是受林彪問題牽連的將軍。一起向中紀委書記黃克誠匯報各自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請組織上給一個結論。
在黃克誠將軍的努力下，溫玉成最後的審查結論是：“辦過錯事，說過錯話，不給予處分。恢複大軍區副職待遇。”
但這些似乎都無法澄清溫玉成“九大”落選政治局之迷霧，因為上述幾件事，似乎都與此無關（頂多可與被貶出京聯係，而這都是在九大之後才發生的）。筆者為探個究竟，遍覽眾書，也未探出個所以然。隻好窮究深挖，以為仍為毛之意圖。
理由有三：首先，溫被貶出京，並非打倒，而是出局。林那句“你已經不能適應北京階級鬥爭形勢的需要”，似透露出此令乃秉承上意的意思。又雲“這是軍委領導的關心”及黃永勝所雲“去成都，粱興初總還是了解他吧”，足以說明林黃並無整溫之意，甚至可能還更改了毛的處理意見。聯想到1959年，彭黃事件後，林把鄧華“貶”到成都，讓其遠離政治中心，實際上等於保護了起來一樣。其二，是周恩來那句“溫玉成同誌不是我要關他的，江青逼得”，此話講在林彪死後，顯見周之“江青逼得”用心何等良苦。江青者、毛澤東也。你可以理解為江影響了毛，但事實上是，在整個文革中，最能體現毛意圖的是江。最後，就是為什麽？某以為是為1966年春調兵之故。不知為什麽，我一想到溫，便不自覺地把他和佛家的韋馱聯係了起來，韋馱菩薩乃千佛之最後一位，發心保護前999佛成佛，摧毀邪魔外道幹擾“通常安置在天王大殿彌勒菩薩之後，麵對著釋迦牟尼佛，表示護法”。九大舉其進主席團，是為“保護前 999佛成佛”，所以落選爾。隻有這樣解釋，才能理解何以九大後，溫仍能在京手握重兵，風光無限。有說溫玉成落選政治局委員，曾找到康生理論，康生表麵上應和溫，背地裏卻說溫 “向黨中央公開伸手要官。”若此說有據，應是其被貶出局的真正理由，亦即說，韋馱職在護法，保別人成佛。絕不可有自己成佛之邪念（野心）。
此說看似離奇，但具體到那個荒謬的時代，則離而不奇。不信，請想想1975年四屆人大後幾個部長的名字：公安部長華國鋒、農業部長沙風、鐵道部長萬裏，就明白了。
縱觀溫玉成在文革中的使用情況，幾乎都是決定性的，卻也總是在幕後（現有溫之簡曆，均沒有1966年春，特派北京掌軍之記錄，也鮮有其策劃珍寶島之役祥情）。而其又遊走在林江之間，卻又都不即不離，確如其夫人所雲：“是個老實人，不會投機取巧，不會見風使舵，因此常被人們利用、欺侮”。最難能可貴地是，溫在運動中，沒有參予過任何“誣陷迫害”戰友同事的勾當，這不僅與黃吳李邱相比，就是與許世友、韓先楚等地方軍頭相比，也高出一疇，與眾多在文革初與運動中當權的人相比，亦屬鳳毛麟角，足顯其“厚重少文”的將軍本色。
溫將軍晚年聞陳錫聯之總理遺言，還天真把要陳為其做證，陳其時也已失勢，回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方使將軍絕其奢念，不再爭是非，一心安享天年，春秋74作古，可謂善終。
1987年4月，一位老戰友問故於溫玉成，將軍答曰：“伴君如伴虎，高處不勝寒。”
君為何人？有雲林彪，有雲江青，亦有雲黃永勝，唯其無責毛澤東者。
責林黃者所據主要為，九大人事大權，在林黃與康生，故應為林黃主使。姑不知，以當時溫之地位，若非毛之旨意，林黃康是無此權力的。
責江所據，主要為溫在分管“樣板戲”上，得罪了江。
在溫置身軍政界的權力高峰的一年時間裏，，主要做了三件事：協助周總理解決全國交通混亂問題；協助黃永勝處理珍寶島事件；協助謝富治管軍隊的“樣板團”。也就是說，他管的事麵很寬，政、軍、文三界均有涉及，而且還全是協助，可理解為既是信任，亦是培養。在政與軍方麵，無大作為，亦無大過。在文的方麵，不過一個“樣板團”的後勤而已，在將軍來講，應說綽綽有餘。
然而，“不懂政治”（其夫人語）的將軍卻“不知利害，攬事太多”“竭智盡忠，不遺餘力；他意猶未盡，見江青忙得風風火火，很想為她減輕一點負擔，便主動做了一些江青並未交代的工作，其中包括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哪知江青心中有鬼，性情多疑，竟認為溫玉成是對她進行特務活動，於是翻臉。”（溫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時的同僚吳忠語）。溫夫人宋婉明還雲：一次，江青當眾指責溫對“樣板團”管理無方，特別是芭蕾舞團管理混亂，導致演員基本功和演出質量下降。受不得委屈的溫便掏出記事本來，說某月某日江青有何指示，這段時間對“樣板團”的管理完全是按江青要求做的。“文化大革命” 以來一直以毛澤東化身自居訓慣了人的江青，豈容溫當眾辯白頂撞！登時大發雷霆，歇斯底裏地叫喊溫“撒謊”、“不老實”！從此，溫便交上了厄運。
眾所周知，江青“出山”的王牌就是她那八個京劇、芭蕾舞劇“樣板團”，江能把她的看家寶貝交給溫管，足見溫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溫對文藝雖無所長，但也知江身份之尊，可謂盡心盡力。此也確實很賣力氣。宋婉明說他丈夫：“老溫是個老實人，不會投機取巧，不會見風使舵，因此常被人們利用、欺侮。他除了打仗，對政治一竅不通。” 她講了兩件事，一件是支左部隊換班，溫按規則辦理，這本是正常的部隊換防。結果將支持劉慶棠一派的幹部換走了，把反對劉的留了下來。劉慶棠何等人物，一舞芭蕾舞《紅色娘子軍》中的男一號“洪常青”而青雲直上，深得江青寵愛，升任文化部長，江聞言勃然怒稱要追查這起“打擊革命派的嚴重事件”。纏住周總理，要求嚴肅處理溫玉成。 周隻得將溫和謝富治找去，勸：“你們兩個一起給江青同誌寫個檢討吧！”
謝是主管，他以工作忙為由，對溫說：“你協助我管樣板團的，我們倆一起給江青寫個檢討。你先寫，我們一起簽個名交給江青，事情就算了結了。”溫老老實寫了檢討，但謝的簽名並未在檢討人之列，而是在行文的抬頭上，謝不但推掉幹係，還成了審閱檢討的領導。
一次，溫突然接到姚文元打來的電話，令他速去天橋劇場，江青有事找他。溫火急火燎趕去，原突江是因為電話不通衝他發火，“這個地方為什麽不裝軍用電話，你們是怎樣對待革命樣板戲的？”溫照實回答說，因為這裏不是部隊，因此不便裝電話。江卻命令他：“你，馬上給我裝，聽到沒有？” 溫向總長匯報，黃永勝不同意，“不是軍營，泄了密誰負責？”葉群更是威脅說：“你架你負責，出了事我們不管。”
還有一次，江青心血來潮，提出樣板團的人要穿軍裝。溫答道：“我不管後勤，發軍裝是邱會作管的。” “不行”江尖聲尖氣地說，“你是協助謝富治管樣板團的，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溫去求邱會作，邱說：“又不是軍人，怎麽能隨便發軍裝？”
與此同時，本來就與江青尿不得一個壺裏的黃永勝，也對溫產生了戒心。黃曾多次與人講過，溫玉成是他保舉進京的，現在卻有二心，是“忘恩負義”。林彪更是對江素無好感。在黃和溫之間，林自然是選擇前者。
總而言之，“除了打仗，對政治一竅不通”的溫玉成是“幹勁”越大，毛病越多，林彪是他的“恩人”，黃永勝也是他的 “恩人”，江青更是他的“恩人”，他誰的恩都想報，到頭來卻弄了個兩麵不是人，把仨“恩人”都得罪了。其結果當然是第二個楊成武、傳崇碧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九大落選政治局之後，溫仍然“風光無限”了一年多，到1970年6月，才從北京“人間蒸發”，個中奧秘耐人尋味。
坊間把一度鬧的沸沸揚揚的“李必達事件”當成導致溫玉成失勢的原因。
從時間上看，此說很難成立。李必達的信是1969年4月底的事，而溫被貶出京則是1970年6月初，況且溫在這件事上並無過錯把柄。
李必達是黃永勝的秘書，是個參幹大學生，深受黃之器重。但因1968年底，進行“清理階級隊伍”學習期間，李因一件小事引起“黃辦”主任、黨支部書記項輝方的懷疑，發動“黃辦”工作人員對他進行“幫助”。李多次檢討都未過關。1969年4月28日，他決定鋌而走險：向毛澤東、江青告狀，以為扳倒黃永勝，或者還可絕處逢生。他知黃與溫玉成有矛盾，所以把告狀信給了溫，請溫轉呈江青。溫接過信一看，裏麵除反映黃與葉群有不正當關係外，還有黃、葉等謾罵江青的內容。溫再不懂政治，也知此事非同小可，立即把信交給了林辦。
結果，可想而知，李必達被逮捕，押回廣州受審。（“913”後，不斷有人寫文章頌揚李必達敢於在林彪、黃永勝等人如日中天之時，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揭發他們的“陰謀活動”。但沒有一篇文章公布信的具體內容。不少知情人對此表示懷疑。有人提出：李必達說自己如何先知先覺，幹嗎不把信全文公開發表，讓大家來品評、受教育，並用以消除大家的疑惑呢？關於此信內容，周恩來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的一次通話，透露了謎底。 1971年9月中，丁拿保密電話機，要通了周恩來，匯報軍區清查工作情況。特別提到黃永勝有個叫李必達的秘書，關押在軍區政治部管訓隊，請示該怎麽辦？周當即表示：“這件事我知道了。把李必達關押起來是錯誤的。當然，秘書偷聽首長的電話也是不對的。這個人先不要放，對他的處理稍後再通知你們。” 周的話表明，李信裏講的，主要來自偷聽黃的電話。李出獄後接受專案組審查時，也承認偷聽過黃的電話。黃在電話裏究竟講了什麽犯禁的話呢？據項輝方說，李曾向她匯報，一次黃在與葉通電話時，大罵江青“想當清朝那個女人”。葉群和吳法憲都講過：李的主要問題是“挑撥中央關係”，因而，李信中很可能主要是黃永勝等人私下議論、攻擊江青的情況）。
1970年６月２日，被林彪單獨召見溫玉成，例行公事般地宣布道：“溫玉成同誌，經軍委研究，你已經不能適應北京階級鬥爭形勢的需要，決定調你到成都軍區擔任第一副司令。”溫玉成目瞪口呆。林彪又說：“這是軍委領導的關心，你有什麽想法？”溫才猛然清醒，條件反射地答：“我忠於毛主席，忠於林副主席。”
因為是林出麵“處理”的溫，黃永勝還電告成都軍區，對溫不可重用。因此，大都把林黃當成“打擊迫害”溫的那個“君”，卻忘了若無毛澤東首肯，林黃是無權處理“副總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這一層次幹部的。
坊間多以黃溫關係不睦，是導致溫失勢的主因。理由是溫在會上，公開反對黃調廣州幹部到軍委，倆人還為此爭吵，康生還支持了溫。而李必達信交溫轉呈，更加重了黃對溫之疑心。但亦有資料披露，溫“發配”四川後，不少人找黃質疑何故？黃隻曰：溫不適宜中央職務。人雲：北京不行，為何不讓溫回廣州？黃曰：他在廣州搞成那樣子，怎麽回去？去成都，粱興初總還是了解他吧。
有資料披露：“913”之後，李必達被放出來，江青這才知道溫玉成還有這麽件事，氣的大叫要把溫槍斃，多虧周恩來壓下報告。
1971年１０月２８日夜，成都軍區政委張國華接總理辦公室通知，就地隔離審查溫玉成。
據陳錫聯後來親口對溫玉成講，１９７５年，周總理後，他和李先念前去探望病重入院的周恩來時，周握著陳的手，很是酸楚地說：“溫玉成同誌不是我要關他的，江青逼得……”最後，總理指示，找一找溫玉成在哪裏，情況怎麽樣。
1975年１２月，成都軍區根據周總理辦公室通知，將關押了６年的溫玉成釋放了出來。
1980年秋，溫玉成攜夫人宋婉明，及原３９軍軍長吳信泉夫婦，原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夫婦，三個首批入朝抗戰的功臣，亦是受林彪問題牽連的將軍。一起向中紀委書記黃克誠匯報各自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請組織上給一個結論。
在黃克誠將軍的努力下，溫玉成最後的審查結論是：“辦過錯事，說過錯話，不給予處分。恢複大軍區副職待遇。”
但這些似乎都無法澄清溫玉成“九大”落選政治局之迷霧，因為上述幾件事，似乎都與此無關（頂多可與被貶出京聯係，而這都是在九大之後才發生的）。筆者為探個究竟，遍覽眾書，也未探出個所以然。隻好窮究深挖，以為仍為毛之意圖。
理由有三：首先，溫被貶出京，並非打倒，而是出局。林那句“你已經不能適應北京階級鬥爭形勢的需要”，似透露出此令乃秉承上意的意思。又雲“這是軍委領導的關心”及黃永勝所雲“去成都，粱興初總還是了解他吧”，足以說明林黃並無整溫之意，甚至可能還更改了毛的處理意見。聯想到1959年，彭黃事件後，林把鄧華“貶”到成都，讓其遠離政治中心，實際上等於保護了起來一樣。其二，是周恩來那句“溫玉成同誌不是我要關他的，江青逼得”，此話講在林彪死後，顯見周之“江青逼得”用心何等良苦。江青者、毛澤東也。你可以理解為江影響了毛，但事實上是，在整個文革中，最能體現毛意圖的是江。最後，就是為什麽？某以為是為1966年春調兵之故。不知為什麽，我一想到溫，便不自覺地把他和佛家的韋馱聯係了起來，韋馱菩薩乃千佛之最後一位，發心保護前999佛成佛，摧毀邪魔外道幹擾“通常安置在天王大殿彌勒菩薩之後，麵對著釋迦牟尼佛，表示護法”。九大舉其進主席團，是為“保護前 999佛成佛”，所以落選爾。隻有這樣解釋，才能理解何以九大後，溫仍能在京手握重兵，風光無限。有說溫玉成落選政治局委員，曾找到康生理論，康生表麵上應和溫，背地裏卻說溫 “向黨中央公開伸手要官。”若此說有據，應是其被貶出局的真正理由，亦即說，韋馱職在護法，保別人成佛。絕不可有自己成佛之邪念（野心）。
此說看似離奇，但具體到那個荒謬的時代，則離而不奇。不信，請想想1975年四屆人大後幾個部長的名字：公安部長華國鋒、農業部長沙風、鐵道部長萬裏，就明白了。
縱觀溫玉成在文革中的使用情況，幾乎都是決定性的，卻也總是在幕後（現有溫之簡曆，均沒有1966年春，特派北京掌軍之記錄，也鮮有其策劃珍寶島之役祥情）。而其又遊走在林江之間，卻又都不即不離，確如其夫人所雲：“是個老實人，不會投機取巧，不會見風使舵，因此常被人們利用、欺侮”。最難能可貴地是，溫在運動中，沒有參予過任何“誣陷迫害”戰友同事的勾當，這不僅與黃吳李邱相比，就是與許世友、韓先楚等地方軍頭相比，也高出一疇，與眾多在文革初與運動中當權的人相比，亦屬鳳毛麟角，足顯其“厚重少文”的將軍本色。
溫將軍晚年聞陳錫聯之總理遺言，還天真把要陳為其做證，陳其時也已失勢，回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方使將軍絕其奢念，不再爭是非，一心安享天年，春秋74作古，可謂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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