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元帥恩怨（一）林彪這個人
林彪是個很複雜的人物，前麵已大致還原了他本來麵目。但由於他“偽裝”的太深，其兩麵手法，很長時間已難辯真假。加之官方對他“蓋棺論定”之影響，去偽甚難。隻能從已“定論”的罪狀來入手，首先就是以往史論認定的：“設國家主席”是毛澤東“識破”林有野心，並導致林 “蒼慌外逃”而死於非命之說，是否能站住腳？也就是他是否真有野心，為什麽要“搶班奪權”？
從基本常識講，名字寫入黨章（在中共曆史上，享此殊榮者，隻有毛林二人），成為法定接班人（東宮太子）的林彪，沒有任何理由去“搶班奪權”。按官方定論，林彪要“設國家主席”，實際上是他自己要當這個主席，既使加此，也說不上“搶班奪權”，更算不上什麽野心。因為國家主席也是二號角色，與林的排行一樣。（當時，林的位置確實有些不倫不類，黨內老二，卻是老三周恩來內閣的副總理、國防部長）。在當時情況下，毛若不當，自然非林莫屬，這恐怕也是林所謂，不設國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順的本意罷。
元帥恩怨（二）林彪這個人
文革結束後，官方媒體，對終結了陳伯達政治生命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俗稱廬山會議），是這樣記載的：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100人，候補中央委員155人。毛澤東主持了會議。林彪一夥為了實現搶班奪權的野心，在8月23日全會第一天的會議上，林彪突然襲擊，搶先發言，稱讚毛澤東的天才，反對所謂有人否認毛東是天才。隨後，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陳伯達等一齊出動，按照事先密謀的口徑在各小組會上發起進攻，宣講陳伯達選編並經林彪審定的“稱天才”的材料，叫囂要設國家主席，並在發言中抓住設國家主席和稱天才兩個問題，不指名地攻擊江青集團。林彪一夥這樣做的目的是由林彪當國家主席和通過大肆稱頌毛澤東為“天才”的辦法，借以宣揚林彪的“天才”。陳伯達吹捧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的發言，登在華北組第二號簡報上，從而引起一場混亂，中斷了會議的正常進行。8月31日，毛澤東發表《我的一點意見》，揭穿了“稱天才”的騙局，對陳伯達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進行了批判，給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篡權陰謀以沉重打擊。全會基本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批準了國務院關於全國計劃會議的報告，批準了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工作的報告，並決定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在適當的時候召開四屆人大。全會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會後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
這樣的記臷，雖算不上記史，但也按當時的政治需要，留下了曆史的梗概。本節要談的主要問題，為什麽要“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
先看看這個陳伯達乃何許人也？
陳伯達（１９０４～１９８９）福建惠安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後，在北平中國大學任教。1937年赴延安，先在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任教，後充任毛澤東秘書，先後供職中共宣傳部、軍委、中央秘書處、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此期間著有《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成為在中共黨內有影響的理論宣傳家之一。１９４５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遞補為中央委員。在1951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寫了《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相結合》和《毛澤東論中國革命》，奠定了他作為中共黨內重要文件起草者的地位。1958年，擔任中共黨刊《紅旗》雜誌的主編，成為毛澤東的權威發言人。中共八大後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曾任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及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總編輯等職。著有《毛澤東論中國革命》等書，並協助毛澤東起草過一些黨的文件。文化大革命期間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指充當林彪勢力的主要成員。在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他因為設立國家主席和“天才論”問題，而遭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從此從政壇消失。部分學者認為，他是毛澤東與林彪相互鬥爭下的犧牲品。１９７３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開除黨籍。１９７６年９月被捕。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１８年。但很快由於健康原因獲釋，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２日卒於北京。
從簡曆中可以看出，陳伯達是個文人，而且是個有相當“馬列主義”理論功底的理論家。他的成名作便是他在充當毛澤東秘書之前的三部專論《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無論其著述如何地因政治傾向，而有悖史實，但對當時除了機械地照搬馬列教條，並無係統理論的中共來講，當是黨理論係統化之開山之作），從某種意義上講，劉少奇、毛澤東之“馬列主義中國化”均來自於這位才思敏捷，說不清，但寫得明的青年學者。
毛立刻把陳招入他的秀才班子，並從此開始了他“毛澤東思想”的構築。應當說，在“毛澤東思想”構築上，陳與毛的另一個政治秘書胡喬木，是兩個重要的捉刀人，也就是說，陳是毛“思想”建立主要“工匠”。也正因為如此，陳得以在黨內地位迅速上升，直至文革中爬到老四高位。但也正因為如此，他成為“政治強人”的同時，也失去知識分子所以為智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成為唯上為是的禦用文人（公平地講，陳若隻作學不作官，絕對會成為一大師級學者，可惜了？這種因權力至上，而形成官本位，不知為國家增添了多少這類“取短彌長”的庸官、昏官、糊塗官！）。
陳伯達這個個，代表了延安整風後，毛式“學風”培養出的一批沒有骨頭的寄生性文化政客。他們大都有較為深厚的文化底蘊，對文史哲有相當研究，其中一些人也不乏獨到見解，但經過延安整風後，他們又大都從其學術研究的“歧途”，投奔到毛澤東的“水泊梁山”旗下，完全接受了《聯共（布）簡史》的洗腦，成為毛澤東“黨書”的政治與文化的“衛士”與“吹鼓手”。由士而奴，成了“東方紅”文化的開拓者，從列寧主義退回到了“農民起義”，在神化毛的運動中，立下了“不世之功”，為封建皇權思想披上了“馬列主義”外衣，一方麵擊潰了列寧主義教條的黨內主流理論，另一方麵也堵死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在黨內的影響，為毛澤東“君臨天下”“登基”鋪平了理論道路。同時，也為他自己未來埋下了悲劇的種子。
這些人中，既有周小舟、李銳、田家英、鄧拓、周揚、楊獻珍那樣的不甘附庸的“叛變者”，也有陳伯達、胡喬木、彭真、胡繩那樣的至死不變的“衛道士”，但都無一例外地都被毛澤東前後，打入過“十八層地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文革中最早被整肅，被整得最慘的彭真，複出後還非常真誠地“捍衛”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稱其仍是指導文藝創作的經典著述，這不能不讓人想到，在文革初，由劉少奇主持的撤消其一切職務的大會上，他突然大叫，“曆史上我是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那一幕。
你能說，彭真對毛澤東不忠嗎？不能！但忠就一定是正確嗎？未必。想想，堂堂的北京市長，垂死掙紮的那一聲自辨，人們隻能想到，真理已死！
陳伯達爬得比彭真還高，因為他與毛關係更近，但他的下場比彭、陸、羅、楊更慘，連政治平反的機會都沒有。而迄今為止，毛鄧兩朝給他羅列的罪狀，歸納起來無非就是一句話“大大大野心家”，其餘指控均難成立，在毛來講，就是他的奴才，居然投到林彪帳下，當了軍師，且不思悔改，自然容他不得。在鄧來講，光那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勾當，就罪不容赦。
換句話講，陳伯達之作為，兩麵都不討好，奴才得罪了主子，怎麽處置，沒什麽道理好講。
那麽陳伯達為什麽要叛毛投林呢？這一點，假如不是中央文件這麽講，全國百姓誰也不會知道。對此，陳是這麽講的：“到了1968年把劉少奇開除出黨以後，我們就對文化大革命感到厭煩了，林彪對我說過：‘這個文化大革命應該結束了，再搞下去就會搞到我們自己頭上。人心思治，誰也不願意這麽無休無止地折騰了。’我說：‘看毛主席的打算，運動還要繼續深入，鬥批改的任務還遠換沒有完成呢。’林彪講：‘那不是一年兩年能夠奏效的事情，要是把文化大革命持續那麽長的時間，誰也受不了了。頂多開完九大，就該結束運動。不然就會犯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談不到的那樣的錯誤。’ 這也是我在給九大起草的政治報告中主張九大以後要集中精力抓生產的原因。”
按陳伯達的說法，其所謂“叛毛投林”，主要原因是“我們就對文化大革命感到厭煩了”，而毛澤東則相反，決定“運動還要繼續深入”。另外一個原因，則是陳所講的“我對江青,表現出了我的反感，特別是對張春橋和姚文元這兩個人表示我對他們的蔑視，這就觸怒了江青”。毛“把我對張春橋、姚文元的厭惡看作是對他的冒犯”。也就是說，陳對毛的“繼續深入”有了自己的看法，並與毛想法相左（禦用文人官再大，也隻能秉承上意而言，否則便失去了他自身價值），更嚴重地是，他還“觸怒了江青”（那是主子呀），毛當然有理由把這當成是對自己的“冒犯”。雖然，怎麽看也不能說，陳與林結成一黨，隻能說是，觀點相同，是工作關係。會上讚成林彪意見的中央委員占大多數，毛並沒有把他們都怎麽樣，為什麽陳伯達就不行呢？一句話，您的身份與別人不一樣，您居然還“不過是想借林彪之手整整他們而已，並沒有其他過多的目的。”奴才整主子，這是犯上。是毛澤東絕對不能允許的。
總而言之，陳伯達之罪，非黨紀國法，而是毛澤東的“家規”。所以，他沒地兒去找個說法。而鄧小平沒任何理由寬恕他，盡管從法律上，找不到陳犯罪依據，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光他一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就夠殺他一百次的了，其罪可曰：文革罪。說白了就是民憤罪。恐怕鄧小平也明白，不可不判，判了以後不久，便以病為由，準其保外就醫，實際就是把人放了，而且還在生活上予以特殊照顧，使這位夫子爺得享天年。
雖然，從法律層麵講，陳伯達應屬“冤”或者“錯”案，但那個人大於法的時代，鄧小平能如此“法外開恩”實屬不易，想想老死獄中的饒漱石、潘漢年，夫子爺實在是幸福極了。
陳伯達晚年頭腦還很清醒，他在接受師東兵采訪時，對曆史事件的講述與看法，尚屬客觀，但話裏話外，似乎總覺得他特委屈，言外之意，好像他是“沾”了林彪/的“包兒”。他還認為毛批他“你這個人大概是看到我快死了，所以迫不及待要給你自己找一條出路和靠山，是不是？你曆來是腳踏兩隻船的，這次表現更加惡劣。你嫉賢妒能，把政治局大多數同誌不放在眼裏，你表麵上是反對張春橋，實際上是反對我。你主張設國家主席，究竟是什麽居心？你要是把事實的真相講出來，我就佩服你，就看你檢查不檢查了。” 是毛在“是暗示我揭發林彪呀”以為他當時太傻，沒聽懂毛的意思。好像他要揭發了林彪就沒事了。
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現在回過頭來看看，不是林彪連累了他，而是他的出現，刺激了毛澤東，否則，毛未必會出此下策，弄了這麽一樁漏洞百出的曆史欵案。為什麽這麽說呢？
元帥恩怨（三）林彪這個人
想想第一個廬山會議，就明白了。
那次是，毛澤東第一次搞經濟生產的“三麵紅旗”已成強弩之末，毛打算對過左的政策進行調整，因國防部長一封信，鬧了個不亦樂乎，由糾左又變成反右，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林彪上山助陣，接長了國防部。結果是抓了幾百萬“右頃分子”（比右派輕一點），鬧了三年饑荒，餓死了幾千萬老百姓。
這個曆史教訓，是毛終生之痛。他明白老彭是個耿直之士，有點火兒，發發也就過去了，絕不會擁兵自重。但劉少奇老不放心他，總把彭當成斯大林死後的朱可夫。對劉彭二人的矛盾，毛一清二楚，但毛更清楚，黨內軍內對劉有看法、不服氣的老家夥，不光一個彭德懷。尤其在軍隊裏，這樣的人多了。可當張聞天公開出來支持彭時，毛就坐不住了，一個“文武合壁”就把“廬山炸平”了。對毛澤東來說，彭德懷的信雖然不合心意，但還不算什麽大問題，而張聞天很有理論深度的發言，則使他坐不住了。張發言後第三天，毛就讓劉少奇召集全體會議，他在會上講話，疾言厲色，冷嘲熱諷，強詞奪理，給彭德懷、張聞天等人扣上“右傾”的帽子，甚至發出了“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的威脅。毛的霸氣又一次扭轉了局勢，廬山會議來了個180度的急轉彎，從“糾左”變成了“反右”。
這次是，毛澤東第一次搞文化大革命，獲得了“全麵勝利”，毛在考慮如何大治，準奮調整領導班子，以保證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官方用語是“防止修正主義複僻”，實質是為了身後中國，別出一個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像揭露斯大林暴政那樣，否定他自己）。據陳伯達披露，毛有意扶殖江青一夥，打算給張春橋個中共副主席。設不設國家主席，在毛看來本不算個事，不就是個名分擺設嗎。可鬥爭矛頭對準了張春橋，這不能不讓他惱火，不明內幕的人跟著林哄也就罷了，對他的想法打算一清二楚的陳伯達也跟著瞎摻和，就不能不令他對這個“病元帥”刮目相看了（此止，可以看到，不是林彪牽連了陳，實在是陳連累了林）。盡管，武漢 “720事件”以後，毛對林扶殖軍內勢力有看法，但還沒有懷欵他會對自己有二心，否則他也不會同意，把林接班人寫進黨章（有人說這是毛考驗林，讓江青提出，看林會不會表示謙虛。實在是演義故事。事實上這個提議是上海團提出的，江青沒反對）。
其實，毛澤東本無挑起黨內紛爭的計劃，代表們一上山，就給他們放了兩天假，本來挺和平的。8月23日開會。下午3時 45分，毛澤東與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走上主席台。毛坐在正中間。左邊是林、陳，右邊周、康。毛宣布開會後問：今天誰先說，恩來，你報告一下議程。周宣布全會的三項議程（一）討論修改憲法，（二）討論1970年國民經濟計劃，（三）討論戰備問題，並傳達了毛把全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的意見。
周傳達完後，毛問：還有誰講？林說：我講幾句。
林彪講話主要是這樣一些內容：
（1）“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會，對這次會議作了指示。這幾個月來，對於這個憲法的問題和人代會的問題都是關心的。這個憲法修改，人代會的召開問題，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認為這很必要，很合時宜。在這次國內、國外大好的革命形勢下開人代會和修改憲法，對於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反帝反修的鬥爭，對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都會是有影響的。”（投毛之所好，打毛之旗幟）。
（2）“這次我研究了這個憲法，表現出這樣的一個情況的特點，一個是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憲法的靈魂。”“毛主席的這種領導可以說是我們勝利的各種因素中間的決定因素。這個領導地位，就成為國內國外除極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認的。我們的工作的前進或後退，是勝利或者失敗，都取決於毛主席對中央領導地位是鞏固還是不鞏固。”（用捧與拍，沒直接提“國家主席”，巧妙地“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宣布了他與周恩來、康生、陳伯達集體通過的，“黨與國家主席一元化”的主張）。
（3）“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毛主席個人的這種天分，他的學問，他的實際經驗，不斷發展出新的東西來。”（再次投其所好，因林深知毛最愛聽人講他“高瞻遠矚”“一貫正確”“先知先覺”，而天才是最好的概括）。
（4）“你們大家是不是覺得老三篇不大起作用呀？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起作用。有人說毛主席對馬列主義沒有發展。從形而上學的觀點，認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變化的，是隨著條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這種觀念不符合馬列主義的起碼原則，是反馬列主義的。這點值得我們同誌們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誌值得深思。因為他那個中央不同，我們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共產黨當權的國家。最高的一聲號令，一股風吹下去，就把整個的事情改變麵貌。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隻得把腦筋骨靜下來想一想，是不是這回事情？”（借毛之力，去打“他那個中央”，從林當時在黨內地位講，確有挑起爭端之意，雖未點名，但毛與幾個常委都明白，林想打的鬼是指誰）。
需要指出的是：設不設國家主席一事，是修改憲法時，必須觸及的問題。據有關資料透露，從1970年3月，毛接到周恩來關於憲法中原有國家主席一節，是否保留的信，3月7日，讓汪東興轉達他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在京政治局委員同意了以後，未參加會的林彪也收到了同樣的文件，並不知道毛已表過態，3月9日，讓葉群轉告在京的黃永勝、吳法憲：“林副主席讚成設國家主席。”3月16日，毛在林彪報送他批示的政治局通過《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報告》等文件上，再次表示不設。在第二天召開的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大多數與會者同意毛不設的建議。會議期間，林彪讓秘書給毛的秘書打電話：“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讓秘書回話：“問候林彪同誌好！”並沒有明確表示否定林的建議。4月11日，林在蘇州通過秘書向政治局轉達三條意見：一、林仍然建議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二、關於副主席，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三、林認為自己不宜擔任國家副主席職務。第二天，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林的意見，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毛擔任國家主席。
會後，周將會議情況報告毛，毛當天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4月下旬，毛和林回京。毛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要設國家主席，當著林的麵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火爐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7月中旬，周主持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會議，會上再次出現要求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毛聽說後表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周提出：可以考慮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
也就是說，這個問題到九屆二中全會時，一直處於討論研究中。開始是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包括江青、張春橋在內）都同意設，唯有毛一個人反對。林頭一次意見（3月9日）可能是沒先知道毛的態度，但他在知道了毛的意見後，仍電話告毛，他建議毛當主席。毛的不置可否，使林在回複政治局意見時，仍堅持設，並由毛兼任國家主席，並獲得了政治局通過。對此，毛顯然不大高興，當麵用曹操的典故告誡了林彪。但三個月後，修改憲法時，這個問題又一次被提出，主持修憲的周恩來請示過毛後，也隻是提出：“可以考慮不設”。說明這個問題並沒最後定論。
後來，人們把此案說成是，林彪自文革以來（應講是自1958年以來），第一次與毛澤東意見相左。那麽一向對政治不熱心，連中央層會議都懶得參加的“副統帥”，何以在這個問題上如此認真，不僅不迎合毛，反而拒不退讓，還為此在中央全會上搞“突然襲擊”呢？
從林的個性與經曆看，說他是野心家，實難成立。還記得四野揮師入關時，林講的那句話罷，他對中共的政治看得很透，隻願作個常勝將軍，不願當曹操。也就是沒仗打了，咱就憑戰功吃老本，絕不從政。事實上，建國後，林一直是個隱士角色，盡管，中共八大後，毛提名他當了個第五副主席，但那也隻是個名譽和身份象征，就如封建時代，封王封公一樣，有待遇無實職。廬山會議後，當了個國防部長，但也是“隻管大事”（實際上還是不管事，有毛在，林能管什麽大事？）。林也很知趣，病養得優哉乎哉，其間雖幾次出頭，幫毛彭打了劉伯承、粟敋、肖克一棍子，替毛回敬了劉鄧一高調。但之後，便向中央稱病請辭，不準去職，準其長期休假。到1965年，毛為準備文化革命，拿掉“擋”在林與他之間的羅瑞卿，並清洗了與林交惡的彭真、陸定一，等於硬把林彪拉出了場。從此，林才算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前後算起來，林也隻有在他生命的最後五年，才在這個舞台上成了個正式角色（這本身是極不正常的，正如百姓所言，幹的不如站著的，站著的不如躺著的。幹事的都成了罪人，養病的反成了功臣。也是林在廣大幹部中印象不佳的一個原因）。但既使當了“副統帥”，除奉毛之命出頭打人外，他仍然以病為主。若非毛之強請，從不出席政治局會議，後毛特許他夫人葉群代表他到會，中央權力場才有了林的聲音。對這一事實，無論持何種觀點的人都無任何疑義，那麽野心又從何談起？韜光養晦，“躲開陰暗角落，窺測方向，以求一逞”這個在文革中，被借來形容“階級敵人”的毛式詞組，大概是野心說的最佳解釋。
但要說林彪沒有野心，似乎也有悖史實。真沒野心，又何必在廬山上與張春橋、江青爭的臉紅脖子粗呢？又何至於有那個“五七一”計劃呢？問題是動機和目的是什麽？
對此，陳伯達是這麽講的：“如果說林彪沒有野心，那是愚弄曆史。問題不在於林彪有沒有野心，而是說當時究竟誰沒有野心。大概除了毛澤東以外，我們黨內沒有不願意當國家主席的，當然我這裏主要指的是桑時在政治局裏的。想不想當是一回事，能不能當是另一回事。林彪曾經對我說過：‘與其把黨的大權交到張春橋那些人手裏，不如我們把權奪過來。’ 說明了林彪的的確確是對張春橋那些人有反感。我們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那些人並不是一回事，我們之間是進行過堅決鬥爭的，這可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如果沒有毛澤東對他們的支持，失敗的絕對不是我們。毛澤東也經常地批評江青，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了，那種批評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批評，準確來說是提醒。搞曆史的人不敢正視這個問題，就弄不懂文化大革命的許多事實。”
這其中的關鍵詞是：“與其把黨的大權交到張春橋那些人手裏，不如我們把權奪過來”。如果林彪真對陳講過這句話，我以為問題就弄清一多半了。也就是講，所謂，要不要設國家主席、有沒有天才，不過是林陳與張春橋、江青等“左派”之間的一場政治角力，其隱含著的目的卻是九大之前，雙方在大會報告中，是突出革命，還是突出生產之爭（實質則是還要不要繼續運動）的繼續。亦即說，林彪對這個運動已經沒耐心了（他在私下裏，不但稱文革為“文革大要命”“武化大革命”，還把毛批準的，由張春橋、姚文元、康生起草的九大報告，稱為"隻有運動，沒有目的"的"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作為一個中國人，林彪對毛澤東的忍讓已到了底限，劉少奇集團已經消滅了，目的已經達到，沒必要再這麽運動下去了。
從眾多版本的描述中，都可以看到，毛與林對設不設國家主席，有過交流，毛還說過，他是不能再當了“要設就讓董老當”，而同為湖北人，論起來還應對菫執弟子禮的林彪，未必會反對。如果不是毛突然把設不設國家主席，當成陰謀，結果很可能是董必武出任國家主席。顯而易見，這並不是個問題。
問題在哪兒？從當時會議情況看，有二：其一是“人都被林彪拉過去了”，用毛的誇張語言就是"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有資料可以佐證，林彪確實指揮了這次“戰役”，還策略地通過葉群，讓手下別點康生的名，更不可觸動江青。更別說毛澤東了。盡管如此，一點張春橋的名，中央委員們立即群情激憤，不用林的幾員大將出馬，"千刀萬剮，罪該萬死"之聲便不絕於耳。武如陳毅、許世友，文如錢學森、郭沫若等，都群起而攻之，聲討、批判，還紛紛給政治局寫信，揭露、聲討張春橋等在運動中的種種問題與劣跡。總之，林總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而打先鋒的不僅是他的“嫡係部隊”，還有毛澤東的親信內臣汪東興，禦用文人陳伯達，戰鬥力最強的當屬素來與林不和的“大炮”元帥陳毅。（後來毛稱他與陳伯達為"二陳合流"，康生則稱這是"二月逆流與八月逆流合流"）。
其二，但也正是“二陳”與汪東興的“驍勇彪捍”觸動了毛敏感的“政治神經”，毛一句："他們名義上是反對張春橋，實際上是反對我。"便使林彪的攻勢“啞火”，並立刻土崩瓦解。
我們不需要去了解，毛為什如此偏袒根基並不算深的張春橋。隻需從毛拿“叛徒”陳伯達開刀，便可明白，彭德懷的恐劇在廬山又重演了。原因隻有一個，林這一仗打得太漂亮，而且是對他毛澤東的戰爭。
功高震主倘可忍受，功高蓋主就非去之不可。
何以怎麽講呢？你看看合流的“二陳”何許人，就明白了：一個陳是對革命無尺寸功勞，全靠他一手提攜起來的大秀才；一個陳是資格老得可以與他平起平坐，打心裏就不把林彪當個人物的老元戎。一個背叛投靠，一個情投義合。還有那個奴才汪，居然也鑽到毛家大院尋後路。“我還沒死呢”毛怒衝牛鬥，不由分說地把個排行老四的中央常委，一下貶為“大大大野心家，小小小老百姓”。對其用主子訓奴才的口吻說：“你這個人大概是看到我快死了，所以迫不及待要給你自己找一條出路和靠山，是不是？你曆來是腳踏兩隻船的，這次表現更加惡劣。”至於對另一個陳，則客氣多了，隻是同誌式的說：陳毅上了假馬列主義的當，而輕輕放過。對主謀林彪則隻是旁敲側擊，並未直接觸及，還稱其為“林彪同誌”（可見爵位再高，奴才還是奴才）。那麽，陳伯達為什麽叛毛投林？他到底犯了什麽罪？
林彪是個很複雜的人物，前麵已大致還原了他本來麵目。但由於他“偽裝”的太深，其兩麵手法，很長時間已難辯真假。加之官方對他“蓋棺論定”之影響，去偽甚難。隻能從已“定論”的罪狀來入手，首先就是以往史論認定的：“設國家主席”是毛澤東“識破”林有野心，並導致林 “蒼慌外逃”而死於非命之說，是否能站住腳？也就是他是否真有野心，為什麽要“搶班奪權”？
從基本常識講，名字寫入黨章（在中共曆史上，享此殊榮者，隻有毛林二人），成為法定接班人（東宮太子）的林彪，沒有任何理由去“搶班奪權”。按官方定論，林彪要“設國家主席”，實際上是他自己要當這個主席，既使加此，也說不上“搶班奪權”，更算不上什麽野心。因為國家主席也是二號角色，與林的排行一樣。（當時，林的位置確實有些不倫不類，黨內老二，卻是老三周恩來內閣的副總理、國防部長）。在當時情況下，毛若不當，自然非林莫屬，這恐怕也是林所謂，不設國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順的本意罷。
元帥恩怨（二）林彪這個人
文革結束後，官方媒體，對終結了陳伯達政治生命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俗稱廬山會議），是這樣記載的：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100人，候補中央委員155人。毛澤東主持了會議。林彪一夥為了實現搶班奪權的野心，在8月23日全會第一天的會議上，林彪突然襲擊，搶先發言，稱讚毛澤東的天才，反對所謂有人否認毛東是天才。隨後，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陳伯達等一齊出動，按照事先密謀的口徑在各小組會上發起進攻，宣講陳伯達選編並經林彪審定的“稱天才”的材料，叫囂要設國家主席，並在發言中抓住設國家主席和稱天才兩個問題，不指名地攻擊江青集團。林彪一夥這樣做的目的是由林彪當國家主席和通過大肆稱頌毛澤東為“天才”的辦法，借以宣揚林彪的“天才”。陳伯達吹捧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的發言，登在華北組第二號簡報上，從而引起一場混亂，中斷了會議的正常進行。8月31日，毛澤東發表《我的一點意見》，揭穿了“稱天才”的騙局，對陳伯達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進行了批判，給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篡權陰謀以沉重打擊。全會基本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批準了國務院關於全國計劃會議的報告，批準了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工作的報告，並決定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在適當的時候召開四屆人大。全會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會後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
這樣的記臷，雖算不上記史，但也按當時的政治需要，留下了曆史的梗概。本節要談的主要問題，為什麽要“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
先看看這個陳伯達乃何許人也？
陳伯達（１９０４～１９８９）福建惠安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後，在北平中國大學任教。1937年赴延安，先在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任教，後充任毛澤東秘書，先後供職中共宣傳部、軍委、中央秘書處、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此期間著有《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成為在中共黨內有影響的理論宣傳家之一。１９４５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遞補為中央委員。在1951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寫了《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相結合》和《毛澤東論中國革命》，奠定了他作為中共黨內重要文件起草者的地位。1958年，擔任中共黨刊《紅旗》雜誌的主編，成為毛澤東的權威發言人。中共八大後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曾任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及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總編輯等職。著有《毛澤東論中國革命》等書，並協助毛澤東起草過一些黨的文件。文化大革命期間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指充當林彪勢力的主要成員。在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他因為設立國家主席和“天才論”問題，而遭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從此從政壇消失。部分學者認為，他是毛澤東與林彪相互鬥爭下的犧牲品。１９７３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開除黨籍。１９７６年９月被捕。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１８年。但很快由於健康原因獲釋，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２日卒於北京。
從簡曆中可以看出，陳伯達是個文人，而且是個有相當“馬列主義”理論功底的理論家。他的成名作便是他在充當毛澤東秘書之前的三部專論《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無論其著述如何地因政治傾向，而有悖史實，但對當時除了機械地照搬馬列教條，並無係統理論的中共來講，當是黨理論係統化之開山之作），從某種意義上講，劉少奇、毛澤東之“馬列主義中國化”均來自於這位才思敏捷，說不清，但寫得明的青年學者。
毛立刻把陳招入他的秀才班子，並從此開始了他“毛澤東思想”的構築。應當說，在“毛澤東思想”構築上，陳與毛的另一個政治秘書胡喬木，是兩個重要的捉刀人，也就是說，陳是毛“思想”建立主要“工匠”。也正因為如此，陳得以在黨內地位迅速上升，直至文革中爬到老四高位。但也正因為如此，他成為“政治強人”的同時，也失去知識分子所以為智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成為唯上為是的禦用文人（公平地講，陳若隻作學不作官，絕對會成為一大師級學者，可惜了？這種因權力至上，而形成官本位，不知為國家增添了多少這類“取短彌長”的庸官、昏官、糊塗官！）。
陳伯達這個個，代表了延安整風後，毛式“學風”培養出的一批沒有骨頭的寄生性文化政客。他們大都有較為深厚的文化底蘊，對文史哲有相當研究，其中一些人也不乏獨到見解，但經過延安整風後，他們又大都從其學術研究的“歧途”，投奔到毛澤東的“水泊梁山”旗下，完全接受了《聯共（布）簡史》的洗腦，成為毛澤東“黨書”的政治與文化的“衛士”與“吹鼓手”。由士而奴，成了“東方紅”文化的開拓者，從列寧主義退回到了“農民起義”，在神化毛的運動中，立下了“不世之功”，為封建皇權思想披上了“馬列主義”外衣，一方麵擊潰了列寧主義教條的黨內主流理論，另一方麵也堵死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在黨內的影響，為毛澤東“君臨天下”“登基”鋪平了理論道路。同時，也為他自己未來埋下了悲劇的種子。
這些人中，既有周小舟、李銳、田家英、鄧拓、周揚、楊獻珍那樣的不甘附庸的“叛變者”，也有陳伯達、胡喬木、彭真、胡繩那樣的至死不變的“衛道士”，但都無一例外地都被毛澤東前後，打入過“十八層地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文革中最早被整肅，被整得最慘的彭真，複出後還非常真誠地“捍衛”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稱其仍是指導文藝創作的經典著述，這不能不讓人想到，在文革初，由劉少奇主持的撤消其一切職務的大會上，他突然大叫，“曆史上我是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那一幕。
你能說，彭真對毛澤東不忠嗎？不能！但忠就一定是正確嗎？未必。想想，堂堂的北京市長，垂死掙紮的那一聲自辨，人們隻能想到，真理已死！
陳伯達爬得比彭真還高，因為他與毛關係更近，但他的下場比彭、陸、羅、楊更慘，連政治平反的機會都沒有。而迄今為止，毛鄧兩朝給他羅列的罪狀，歸納起來無非就是一句話“大大大野心家”，其餘指控均難成立，在毛來講，就是他的奴才，居然投到林彪帳下，當了軍師，且不思悔改，自然容他不得。在鄧來講，光那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勾當，就罪不容赦。
換句話講，陳伯達之作為，兩麵都不討好，奴才得罪了主子，怎麽處置，沒什麽道理好講。
那麽陳伯達為什麽要叛毛投林呢？這一點，假如不是中央文件這麽講，全國百姓誰也不會知道。對此，陳是這麽講的：“到了1968年把劉少奇開除出黨以後，我們就對文化大革命感到厭煩了，林彪對我說過：‘這個文化大革命應該結束了，再搞下去就會搞到我們自己頭上。人心思治，誰也不願意這麽無休無止地折騰了。’我說：‘看毛主席的打算，運動還要繼續深入，鬥批改的任務還遠換沒有完成呢。’林彪講：‘那不是一年兩年能夠奏效的事情，要是把文化大革命持續那麽長的時間，誰也受不了了。頂多開完九大，就該結束運動。不然就會犯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談不到的那樣的錯誤。’ 這也是我在給九大起草的政治報告中主張九大以後要集中精力抓生產的原因。”
按陳伯達的說法，其所謂“叛毛投林”，主要原因是“我們就對文化大革命感到厭煩了”，而毛澤東則相反，決定“運動還要繼續深入”。另外一個原因，則是陳所講的“我對江青,表現出了我的反感，特別是對張春橋和姚文元這兩個人表示我對他們的蔑視，這就觸怒了江青”。毛“把我對張春橋、姚文元的厭惡看作是對他的冒犯”。也就是說，陳對毛的“繼續深入”有了自己的看法，並與毛想法相左（禦用文人官再大，也隻能秉承上意而言，否則便失去了他自身價值），更嚴重地是，他還“觸怒了江青”（那是主子呀），毛當然有理由把這當成是對自己的“冒犯”。雖然，怎麽看也不能說，陳與林結成一黨，隻能說是，觀點相同，是工作關係。會上讚成林彪意見的中央委員占大多數，毛並沒有把他們都怎麽樣，為什麽陳伯達就不行呢？一句話，您的身份與別人不一樣，您居然還“不過是想借林彪之手整整他們而已，並沒有其他過多的目的。”奴才整主子，這是犯上。是毛澤東絕對不能允許的。
總而言之，陳伯達之罪，非黨紀國法，而是毛澤東的“家規”。所以，他沒地兒去找個說法。而鄧小平沒任何理由寬恕他，盡管從法律上，找不到陳犯罪依據，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光他一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就夠殺他一百次的了，其罪可曰：文革罪。說白了就是民憤罪。恐怕鄧小平也明白，不可不判，判了以後不久，便以病為由，準其保外就醫，實際就是把人放了，而且還在生活上予以特殊照顧，使這位夫子爺得享天年。
雖然，從法律層麵講，陳伯達應屬“冤”或者“錯”案，但那個人大於法的時代，鄧小平能如此“法外開恩”實屬不易，想想老死獄中的饒漱石、潘漢年，夫子爺實在是幸福極了。
陳伯達晚年頭腦還很清醒，他在接受師東兵采訪時，對曆史事件的講述與看法，尚屬客觀，但話裏話外，似乎總覺得他特委屈，言外之意，好像他是“沾”了林彪/的“包兒”。他還認為毛批他“你這個人大概是看到我快死了，所以迫不及待要給你自己找一條出路和靠山，是不是？你曆來是腳踏兩隻船的，這次表現更加惡劣。你嫉賢妒能，把政治局大多數同誌不放在眼裏，你表麵上是反對張春橋，實際上是反對我。你主張設國家主席，究竟是什麽居心？你要是把事實的真相講出來，我就佩服你，就看你檢查不檢查了。” 是毛在“是暗示我揭發林彪呀”以為他當時太傻，沒聽懂毛的意思。好像他要揭發了林彪就沒事了。
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現在回過頭來看看，不是林彪連累了他，而是他的出現，刺激了毛澤東，否則，毛未必會出此下策，弄了這麽一樁漏洞百出的曆史欵案。為什麽這麽說呢？
元帥恩怨（三）林彪這個人
想想第一個廬山會議，就明白了。
那次是，毛澤東第一次搞經濟生產的“三麵紅旗”已成強弩之末，毛打算對過左的政策進行調整，因國防部長一封信，鬧了個不亦樂乎，由糾左又變成反右，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林彪上山助陣，接長了國防部。結果是抓了幾百萬“右頃分子”（比右派輕一點），鬧了三年饑荒，餓死了幾千萬老百姓。
這個曆史教訓，是毛終生之痛。他明白老彭是個耿直之士，有點火兒，發發也就過去了，絕不會擁兵自重。但劉少奇老不放心他，總把彭當成斯大林死後的朱可夫。對劉彭二人的矛盾，毛一清二楚，但毛更清楚，黨內軍內對劉有看法、不服氣的老家夥，不光一個彭德懷。尤其在軍隊裏，這樣的人多了。可當張聞天公開出來支持彭時，毛就坐不住了，一個“文武合壁”就把“廬山炸平”了。對毛澤東來說，彭德懷的信雖然不合心意，但還不算什麽大問題，而張聞天很有理論深度的發言，則使他坐不住了。張發言後第三天，毛就讓劉少奇召集全體會議，他在會上講話，疾言厲色，冷嘲熱諷，強詞奪理，給彭德懷、張聞天等人扣上“右傾”的帽子，甚至發出了“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的威脅。毛的霸氣又一次扭轉了局勢，廬山會議來了個180度的急轉彎，從“糾左”變成了“反右”。
這次是，毛澤東第一次搞文化大革命，獲得了“全麵勝利”，毛在考慮如何大治，準奮調整領導班子，以保證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官方用語是“防止修正主義複僻”，實質是為了身後中國，別出一個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像揭露斯大林暴政那樣，否定他自己）。據陳伯達披露，毛有意扶殖江青一夥，打算給張春橋個中共副主席。設不設國家主席，在毛看來本不算個事，不就是個名分擺設嗎。可鬥爭矛頭對準了張春橋，這不能不讓他惱火，不明內幕的人跟著林哄也就罷了，對他的想法打算一清二楚的陳伯達也跟著瞎摻和，就不能不令他對這個“病元帥”刮目相看了（此止，可以看到，不是林彪牽連了陳，實在是陳連累了林）。盡管，武漢 “720事件”以後，毛對林扶殖軍內勢力有看法，但還沒有懷欵他會對自己有二心，否則他也不會同意，把林接班人寫進黨章（有人說這是毛考驗林，讓江青提出，看林會不會表示謙虛。實在是演義故事。事實上這個提議是上海團提出的，江青沒反對）。
其實，毛澤東本無挑起黨內紛爭的計劃，代表們一上山，就給他們放了兩天假，本來挺和平的。8月23日開會。下午3時 45分，毛澤東與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走上主席台。毛坐在正中間。左邊是林、陳，右邊周、康。毛宣布開會後問：今天誰先說，恩來，你報告一下議程。周宣布全會的三項議程（一）討論修改憲法，（二）討論1970年國民經濟計劃，（三）討論戰備問題，並傳達了毛把全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的意見。
周傳達完後，毛問：還有誰講？林說：我講幾句。
林彪講話主要是這樣一些內容：
（1）“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會，對這次會議作了指示。這幾個月來，對於這個憲法的問題和人代會的問題都是關心的。這個憲法修改，人代會的召開問題，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認為這很必要，很合時宜。在這次國內、國外大好的革命形勢下開人代會和修改憲法，對於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反帝反修的鬥爭，對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都會是有影響的。”（投毛之所好，打毛之旗幟）。
（2）“這次我研究了這個憲法，表現出這樣的一個情況的特點，一個是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憲法的靈魂。”“毛主席的這種領導可以說是我們勝利的各種因素中間的決定因素。這個領導地位，就成為國內國外除極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認的。我們的工作的前進或後退，是勝利或者失敗，都取決於毛主席對中央領導地位是鞏固還是不鞏固。”（用捧與拍，沒直接提“國家主席”，巧妙地“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宣布了他與周恩來、康生、陳伯達集體通過的，“黨與國家主席一元化”的主張）。
（3）“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毛主席個人的這種天分，他的學問，他的實際經驗，不斷發展出新的東西來。”（再次投其所好，因林深知毛最愛聽人講他“高瞻遠矚”“一貫正確”“先知先覺”，而天才是最好的概括）。
（4）“你們大家是不是覺得老三篇不大起作用呀？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起作用。有人說毛主席對馬列主義沒有發展。從形而上學的觀點，認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變化的，是隨著條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這種觀念不符合馬列主義的起碼原則，是反馬列主義的。這點值得我們同誌們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誌值得深思。因為他那個中央不同，我們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共產黨當權的國家。最高的一聲號令，一股風吹下去，就把整個的事情改變麵貌。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隻得把腦筋骨靜下來想一想，是不是這回事情？”（借毛之力，去打“他那個中央”，從林當時在黨內地位講，確有挑起爭端之意，雖未點名，但毛與幾個常委都明白，林想打的鬼是指誰）。
需要指出的是：設不設國家主席一事，是修改憲法時，必須觸及的問題。據有關資料透露，從1970年3月，毛接到周恩來關於憲法中原有國家主席一節，是否保留的信，3月7日，讓汪東興轉達他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在京政治局委員同意了以後，未參加會的林彪也收到了同樣的文件，並不知道毛已表過態，3月9日，讓葉群轉告在京的黃永勝、吳法憲：“林副主席讚成設國家主席。”3月16日，毛在林彪報送他批示的政治局通過《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報告》等文件上，再次表示不設。在第二天召開的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大多數與會者同意毛不設的建議。會議期間，林彪讓秘書給毛的秘書打電話：“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讓秘書回話：“問候林彪同誌好！”並沒有明確表示否定林的建議。4月11日，林在蘇州通過秘書向政治局轉達三條意見：一、林仍然建議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二、關於副主席，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三、林認為自己不宜擔任國家副主席職務。第二天，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林的意見，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毛擔任國家主席。
會後，周將會議情況報告毛，毛當天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4月下旬，毛和林回京。毛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要設國家主席，當著林的麵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火爐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7月中旬，周主持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會議，會上再次出現要求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毛聽說後表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周提出：可以考慮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
也就是說，這個問題到九屆二中全會時，一直處於討論研究中。開始是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包括江青、張春橋在內）都同意設，唯有毛一個人反對。林頭一次意見（3月9日）可能是沒先知道毛的態度，但他在知道了毛的意見後，仍電話告毛，他建議毛當主席。毛的不置可否，使林在回複政治局意見時，仍堅持設，並由毛兼任國家主席，並獲得了政治局通過。對此，毛顯然不大高興，當麵用曹操的典故告誡了林彪。但三個月後，修改憲法時，這個問題又一次被提出，主持修憲的周恩來請示過毛後，也隻是提出：“可以考慮不設”。說明這個問題並沒最後定論。
後來，人們把此案說成是，林彪自文革以來（應講是自1958年以來），第一次與毛澤東意見相左。那麽一向對政治不熱心，連中央層會議都懶得參加的“副統帥”，何以在這個問題上如此認真，不僅不迎合毛，反而拒不退讓，還為此在中央全會上搞“突然襲擊”呢？
從林的個性與經曆看，說他是野心家，實難成立。還記得四野揮師入關時，林講的那句話罷，他對中共的政治看得很透，隻願作個常勝將軍，不願當曹操。也就是沒仗打了，咱就憑戰功吃老本，絕不從政。事實上，建國後，林一直是個隱士角色，盡管，中共八大後，毛提名他當了個第五副主席，但那也隻是個名譽和身份象征，就如封建時代，封王封公一樣，有待遇無實職。廬山會議後，當了個國防部長，但也是“隻管大事”（實際上還是不管事，有毛在，林能管什麽大事？）。林也很知趣，病養得優哉乎哉，其間雖幾次出頭，幫毛彭打了劉伯承、粟敋、肖克一棍子，替毛回敬了劉鄧一高調。但之後，便向中央稱病請辭，不準去職，準其長期休假。到1965年，毛為準備文化革命，拿掉“擋”在林與他之間的羅瑞卿，並清洗了與林交惡的彭真、陸定一，等於硬把林彪拉出了場。從此，林才算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前後算起來，林也隻有在他生命的最後五年，才在這個舞台上成了個正式角色（這本身是極不正常的，正如百姓所言，幹的不如站著的，站著的不如躺著的。幹事的都成了罪人，養病的反成了功臣。也是林在廣大幹部中印象不佳的一個原因）。但既使當了“副統帥”，除奉毛之命出頭打人外，他仍然以病為主。若非毛之強請，從不出席政治局會議，後毛特許他夫人葉群代表他到會，中央權力場才有了林的聲音。對這一事實，無論持何種觀點的人都無任何疑義，那麽野心又從何談起？韜光養晦，“躲開陰暗角落，窺測方向，以求一逞”這個在文革中，被借來形容“階級敵人”的毛式詞組，大概是野心說的最佳解釋。
但要說林彪沒有野心，似乎也有悖史實。真沒野心，又何必在廬山上與張春橋、江青爭的臉紅脖子粗呢？又何至於有那個“五七一”計劃呢？問題是動機和目的是什麽？
對此，陳伯達是這麽講的：“如果說林彪沒有野心，那是愚弄曆史。問題不在於林彪有沒有野心，而是說當時究竟誰沒有野心。大概除了毛澤東以外，我們黨內沒有不願意當國家主席的，當然我這裏主要指的是桑時在政治局裏的。想不想當是一回事，能不能當是另一回事。林彪曾經對我說過：‘與其把黨的大權交到張春橋那些人手裏，不如我們把權奪過來。’ 說明了林彪的的確確是對張春橋那些人有反感。我們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那些人並不是一回事，我們之間是進行過堅決鬥爭的，這可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如果沒有毛澤東對他們的支持，失敗的絕對不是我們。毛澤東也經常地批評江青，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了，那種批評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批評，準確來說是提醒。搞曆史的人不敢正視這個問題，就弄不懂文化大革命的許多事實。”
這其中的關鍵詞是：“與其把黨的大權交到張春橋那些人手裏，不如我們把權奪過來”。如果林彪真對陳講過這句話，我以為問題就弄清一多半了。也就是講，所謂，要不要設國家主席、有沒有天才，不過是林陳與張春橋、江青等“左派”之間的一場政治角力，其隱含著的目的卻是九大之前，雙方在大會報告中，是突出革命，還是突出生產之爭（實質則是還要不要繼續運動）的繼續。亦即說，林彪對這個運動已經沒耐心了（他在私下裏，不但稱文革為“文革大要命”“武化大革命”，還把毛批準的，由張春橋、姚文元、康生起草的九大報告，稱為"隻有運動，沒有目的"的"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作為一個中國人，林彪對毛澤東的忍讓已到了底限，劉少奇集團已經消滅了，目的已經達到，沒必要再這麽運動下去了。
從眾多版本的描述中，都可以看到，毛與林對設不設國家主席，有過交流，毛還說過，他是不能再當了“要設就讓董老當”，而同為湖北人，論起來還應對菫執弟子禮的林彪，未必會反對。如果不是毛突然把設不設國家主席，當成陰謀，結果很可能是董必武出任國家主席。顯而易見，這並不是個問題。
問題在哪兒？從當時會議情況看，有二：其一是“人都被林彪拉過去了”，用毛的誇張語言就是"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有資料可以佐證，林彪確實指揮了這次“戰役”，還策略地通過葉群，讓手下別點康生的名，更不可觸動江青。更別說毛澤東了。盡管如此，一點張春橋的名，中央委員們立即群情激憤，不用林的幾員大將出馬，"千刀萬剮，罪該萬死"之聲便不絕於耳。武如陳毅、許世友，文如錢學森、郭沫若等，都群起而攻之，聲討、批判，還紛紛給政治局寫信，揭露、聲討張春橋等在運動中的種種問題與劣跡。總之，林總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而打先鋒的不僅是他的“嫡係部隊”，還有毛澤東的親信內臣汪東興，禦用文人陳伯達，戰鬥力最強的當屬素來與林不和的“大炮”元帥陳毅。（後來毛稱他與陳伯達為"二陳合流"，康生則稱這是"二月逆流與八月逆流合流"）。
其二，但也正是“二陳”與汪東興的“驍勇彪捍”觸動了毛敏感的“政治神經”，毛一句："他們名義上是反對張春橋，實際上是反對我。"便使林彪的攻勢“啞火”，並立刻土崩瓦解。
我們不需要去了解，毛為什如此偏袒根基並不算深的張春橋。隻需從毛拿“叛徒”陳伯達開刀，便可明白，彭德懷的恐劇在廬山又重演了。原因隻有一個，林這一仗打得太漂亮，而且是對他毛澤東的戰爭。
功高震主倘可忍受，功高蓋主就非去之不可。
何以怎麽講呢？你看看合流的“二陳”何許人，就明白了：一個陳是對革命無尺寸功勞，全靠他一手提攜起來的大秀才；一個陳是資格老得可以與他平起平坐，打心裏就不把林彪當個人物的老元戎。一個背叛投靠，一個情投義合。還有那個奴才汪，居然也鑽到毛家大院尋後路。“我還沒死呢”毛怒衝牛鬥，不由分說地把個排行老四的中央常委，一下貶為“大大大野心家，小小小老百姓”。對其用主子訓奴才的口吻說：“你這個人大概是看到我快死了，所以迫不及待要給你自己找一條出路和靠山，是不是？你曆來是腳踏兩隻船的，這次表現更加惡劣。”至於對另一個陳，則客氣多了，隻是同誌式的說：陳毅上了假馬列主義的當，而輕輕放過。對主謀林彪則隻是旁敲側擊，並未直接觸及，還稱其為“林彪同誌”（可見爵位再高，奴才還是奴才）。那麽，陳伯達為什麽叛毛投林？他到底犯了什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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