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元帥恩怨（十）林彪這個人
毛澤東的原話是這樣說的：“二月逆流’是什麽性質？是他們(指葉劍英等)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時間是林彪死後兩個月零一天的1971年11月14日。
雖然，毛的這種說法，明顯是在找台階下（他此時想起用葉了），但也並非一點根據都沒有，莫說林在毛定性後，表現緊跟，確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巧妙地加上“陳伯達、王、關、戚”之後，不說是滴水不漏，至少大麵上講得通，在當時很容易被人接受（本人就長期信以為真，將此論當成了史實）。
毋庸諱言，在既成事實麵前，林很可能在盡力摘清自己的同時，有隨潮流而上，趁機排除異己想法，這是因為“三老四帥兩幫凶”，在“大鬧懷仁堂”時確有影射林彪的內容，比如李先念就說：“斯大林死後，出了個赫魯曉夫，斯大林在世，他比誰唱的調子部高。”而且九個人中，與林關係較近的隻有聶榮臻、葉劍英二帥。陳毅曾是他的領導，總在他麵前擺老資格，倆人關係始終不睦。徐向前、李先念是四方麵軍的，李富春是毛的至交，延安整風時的左派，譚震霖是井岡山時，毛的嫡係，是新四軍的，大躍進時的鐵杆左派。穀牧與餘秋裏資曆淺些，也與林無淵源，穀是知識分子，地方幹部出身。餘秋裏是賀龍的部下。從山頭角度講，林彪確有消除徐向前在軍內勢力的動機。當然，如果能去除李富春、譚震霖、陳毅、李先念，在林來講更好了。實際上，此後不久，徐向前就又靠邊站，清一色林係人馬的軍委辦事組就取代了全軍文革領導小組的地位。（恐怕也正是有鑒於此，毛才沒對“三老四帥兩幫凶”下狠手，也才敢在林死後，說“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
問題是林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目前還沒有相關材料證實。但有資料證明，林此時對毛並無異心。毛表態後，陳毅等人處於被打倒又不倒的境況，唯葉聶處境較好，似也可以佐證，對九個人的處理上，毛林有過交流，或曰有過交易也行。
關於老帥們在“二月逆流”或“二月抗爭”裏的故事，公開發行的資料很多，我就不再“堆砌”了。想講一個我所經曆過的“二月抗爭”，因為這裏不僅牽涉到眾所周知的“二月逆流黑幹將”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悲情將軍秦化龍，並牽涉到一宗駭人聽聞的“叛徒集團”案。
北京西郊“萬壽路10號院”，因譚震霖被封為“二月逆流黑幹將”而名噪一時。我6歲時，隨父母進京，便在這個由日本兵營（軍官宿舍）改建的大院定居。原來叫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1962年，鄧子恢被斥為“小腳女人”後，農工部撤並進了譚震霖為主任的國務院七辦（農林辦公室），俗稱農辦，是中國農林口的最高領導機關。譚取代鄧後，全盤接收了原班人馬，甚至都未改變中共機關的遍平體製，仍延用農工部體製，隻設部（室）處（組）兩級，沒有司局建製。因此，運動初期，除主任一級外，其他人都不算當權派，加之大都是老農工部幹部，十幾年的哥們姐妹，又都資格不淺，級別不低（組長都在10級左右），鬥得還算文明。但大院裏新成立還不久的，中共中央農林政治部，卻因建製為部部局處，夠得上當權派的人就多了，人員又來自四麵八方，所以鬥得也比較凶。但總體來講，頂凶也就是開批判會，讓你站著，或低頭而已。反二月黑風以後，這種太平光景因反譚而結束了。先是北京農業大學的馮興旺帶看造反學生來搶“黑材料”，後是“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造反司令部”進駐，來造反討說法。把個原來冷清的大院，鬧了個“轟轟烈烈”。我印象最深的是，馮興旺帶人來砸檔案室時，老農工部的叔叔阿姨們，手挽手地組成人牆，任憑學生們打罵，就是不退一步，後來大院子弟們趕來助陣，才把馮興旺趕跑。
但大學生們的衝擊，使大院迅速分裂成“保譚”與“反譚”兩大派，保派主要為老農工部的老人，反派則以農林政治部的人為主體。養父當時被譚情進了負責運動日常工作農口黨組，自然是鐵杆保譚派，而前麵提到過的那個蘇平阿姨，此時已調農林政治部當了個部長，前一段運動因她愛人在簿一波創立的“犧盟會”時的身份問題，連帶著挨過批，所以對譚不滿，通過馮興旺他們做工作，成了反譚派的頭頭兒，還被江青接見過，據說那一段時間，與中央文革還有熱線聯係，我在大街裏還見到過她與江青對話的傳單和大字報。總之，當時她紅的很。
反派打譚，保派就打農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龍。秦原是上海警備區的政委，1955年授銜的陸軍少將。那時的中央部委，幹部資曆都很老。尤其是農林口，幹部積壓嚴重。比如王震的農墾部，隻不過一個二級部，上將中將就塞了五六個。成立農政的初衷，是為了加強農口各部局辦的政治工作，名義上應與農辦平級。但秦的級別資曆，莫說與副總理級的譚震霖比，就是與各部主官比也差一大截子，甚至農辦的一些資深組長都比他高。再加上他初來乍到，雖人地兩生，卻意氣風發，調子特高，還有反譚傾向，結果，被保譚派扣上了搞“農業黨”、“為彭德懷翻案和執行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被遊街批鬥。反譚派憤憤不平，向周恩來和黨中央告狀，說派不打譚震霖，大方向錯了，要求為秦化龍平反。兩派各執一詞，互不相讓，一時間，秦化龍問題成了農林口的鬥爭焦點。
５月中，周恩來還專門為此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農林口各群眾組織和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開了個會，聽取對秦的處理意見，毋庸諱言，周對秦是有看法的，雖未明確表態，但借表揚農政副主任王振揚，婉轉地表達了對秦在運動中與譚鬧對立的不滿。也算是調和了一下兩派關係。
後來康生說秦是叛徒，這一下子農政那邊日子就不好過了。尤其是秦化龍帶來的那些部隊幹部，由於軍隊定級比地方高，升的又快，相對來講，職級與資曆不大對襯，至少在老農工部的幹部看來，有些不平衡。再加上部隊政工幹部出身的人，習慣高調兒，與鄧子恢治下的幹部，“挾著尾巴做人”的平實作派反差極大，所以雙方對壘時，他們大多占不了上風。我還記得三四月間，一次兩派就譚秦問題辯論時，農政一個叫蘭孝永的什麽部的部長，發言時，為造勢喊口號，喊走了嘴，把“毛主席萬壽無疆”喊成了“毛主席罪該萬死”，引起一片嘩然。連農政的人也批他“反革命”，結果當然是低頭認罪，接受批鬥。但也僅此而已。因為蘭家與我家住對門，我雖與蘭不熟，但知其轉業前是上校軍銜，還立過軍功。我因父母關係，不喜歡他，但總覺得他還不會反革命。所以會後，我問養父，蘭算不算反革命？養父沉吟片刻說，不會吧，他又不是成心的。哪有反革命公開喊反動口號的！雖屬兩派，但老家夥們“政策性”還是挺強的。
總之，既便在反“二月逆流”高峰，保與反的鬥爭也不處下風。後來的結果是，兩派都沒得勝，秦化龍進了秦城監獄，譚震霖“五一節”上了天安門，不久還是在人民大會堂開了他的批鬥會。
其實，秦化龍資挌也不淺，1930年，17歲入黨。土地革命時，任少共平江縣委組織部部長、縣委書記、中共湘鄂贛省委組織部部長、湘鄂贛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軍區後方留守部隊政治部主任、湘鄂贛軍區邊區遊擊第一支隊政治部主任，堅持了湘鄂贛邊區3年遊擊戰爭。1938年因患病赴蘇聯治療。後留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40年回國，在新疆工作，1942年被盛世才軟禁，1945年出獄。解放戰爭時期，任渤海軍區第一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渤海縱隊11師政委。
建國後，曆任華東軍區淞滬警備區政治部主任、華東公安軍政委、南京軍區炮兵政委，1961年到1964年任上海警備區第二政委，後任中共中央農林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秦的問題就出在“盛世才軟禁”上。那年月坐過牢的人，幾乎很少有逃過“叛黨”“變節”之罪名的。尤其是運動中調子高的領導幹部，既便查無實據，也是事出有因。後據官方資料披露，事情的大概經過是這樣的：南開大學紅衛兵“八一八”在康生人主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中名聲大振後，同校的另一個紅衛兵組織“衛東”也不甘落後，象獵狗似地到處找叛徒。1967年5月，他們抄家時發現一張解放前從新疆國民黨監獄獲釋回來的 130名中共人員及其家屬子女的合影照片，繼之又發現一份當年在新疆被國民黨逮捕入獄的中共人員名單，以及陳潭秋、毛澤民等被捕、犧牲的情況，便“推理”：李宗林與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一起被捕，惟陳、毛、林被害，而李宗林、馬明方和張子意等卻被釋放，那麽李、馬、張等就極有可能在獄中變節，出賣了陳、毛、林，而與李合影的那100多名中共黨員也就很可能都有叛變問題。
材料上報到康生手裏，對此事從頭到尾，都一清二楚的康竟也說:“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在新疆監獄被殺，而馬明方等都活著回延安，必定是叛徒”。按康生的這一推定，全國各地大揪新疆叛徒集團，康生親自點名和批準的20位高級幹部由中央立案收審。其中有東北局書記馬明方，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張子意，江西省委書記方誌純，中央農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龍，中央監委常委楊之華，國務院副秘書長高登榜，軍科院外軍部副部長吉合、軍委炮兵副司令謝良等。
秦化龍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變成了叛徒，被投進監獄，先是被說成反周的“516分子”，後來甚至還被說成出賣了陳譚秋、毛澤民、林路基。
秦化龍在秦城監獄的關押時間，是他在國民黨監獄的好幾倍。從新疆監獄出來的，他依舊身高馬大、風度翩翩；從自己的監獄出來時，他卻成了殘疾人。
現在想起來，當年群眾，既便是那些夠得上中共高幹級別的群眾，保誰反誰，其實都不起決定性作用。比如譚與秦，他們的榮辱並不取決於對高層內幕一無所知的群眾，而是毛澤東的政治需要。客觀地講，把秦化龍這一職級的幹部命運，歸罪於毛是不公正的，秦對毛構不成任何利與害，毛未必還認識秦這個人，但康生說這些人出賣毛澤民的嫌疑，再加上個“高崗集團”，則毛不能不批準對他們立案審查。康生固然是元凶，但毛對康莫名其妙的過分寵信，則是自延安整風後，黨內一係列冤獄之根源，退一萬步講，毛也難辭用人不察之責。
康生為何要對新疆班如此狠毒呢？從個人講，這些從蘇聯回國的人，不少知其當年與王明的關係，其中秦便是一個。此外，牽涉到毛澤東的弟弟之死，有討好毛的用意。第三、也就最重要的一點，此案是周恩來親自經辦，而且在1967年8月中南海的一次會上，有人向周提出秦化龍在新疆有叛徒問題時，他當即明確表態:“這件事我清楚，是黨中央委托我通過張治中把他們釋放送回延安的。”然而，這並不妨礙他支持農大造反派將秦化龍扭送進監獄。這裏有周的一份親筆手令為證：“傅崇碧、黃作珍同誌：現有農大‘東方紅’劉璽、解金瑞、高亮、肖××四同誌扭送秦化龍來衛戍區，請予接收、監護，聽候中央處理。”甚至還當眾說過“秦化龍可能是叛徒”這類的話。
這又是為什麽呢？
元帥恩怨（十一）林彪這個人
要弄清這些問題，首先要弄清周恩來當時的處境：他當時黨內排行第三，相比文革前還上升了一位。他既是毛最離不開的人，又是毛總想拿下的人。（毛對周更多的是利用，因他知周無野心），他始終處於被打倒的邊緣，但又是中共核心層唯一擁有實權的人（江青說過：錢都在國務院），他沒有毛那種至高無上的領袖權威，也沒有林彪那種太子爺的政治保險，但他在黨政軍中上層的人脈，是毛林無法企及的（還有傳說中的秘密情治係統），文革中有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毛決策，林傳達，周執行落實。周在軍內已無兼職，但卻有實際指揮命令權，而將軍們更多地是向周，而不是向林匯報，同樣更多地是執行周，而不是執行林的命令（典型的例子是1967年武漢事變和1971年林彪事件）。在1966年“12月黑風”後，周中止了直接組織群眾的策略，變為借力使力，“二月抗爭”被指為逆流後，他深陷其中，又變借力使力為因勢利導，盡管處境艱險，還挫敗了針對他的所有攻訐和陰謀。為此，年近古稀的老相國，不僅付出身體的代價，也付出了聲譽的代價。今人對其的非議大多發生在這一階段。
比如，有資料證明，截止到1967年9月止，周對秦不滿，但基本上還是持保的態度。有這樣一份會議記要，標題是：〖周總理於一九六七年六月廿四日淩晨，在國務院會議室，就秦化龍?鏡奈侍猓?蛹?┌炫┱??亍抖?膠旃?紜罰ǜ錈?旆磁桑
毛澤東的原話是這樣說的：“二月逆流’是什麽性質？是他們(指葉劍英等)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時間是林彪死後兩個月零一天的1971年11月14日。
雖然，毛的這種說法，明顯是在找台階下（他此時想起用葉了），但也並非一點根據都沒有，莫說林在毛定性後，表現緊跟，確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巧妙地加上“陳伯達、王、關、戚”之後，不說是滴水不漏，至少大麵上講得通，在當時很容易被人接受（本人就長期信以為真，將此論當成了史實）。
毋庸諱言，在既成事實麵前，林很可能在盡力摘清自己的同時，有隨潮流而上，趁機排除異己想法，這是因為“三老四帥兩幫凶”，在“大鬧懷仁堂”時確有影射林彪的內容，比如李先念就說：“斯大林死後，出了個赫魯曉夫，斯大林在世，他比誰唱的調子部高。”而且九個人中，與林關係較近的隻有聶榮臻、葉劍英二帥。陳毅曾是他的領導，總在他麵前擺老資格，倆人關係始終不睦。徐向前、李先念是四方麵軍的，李富春是毛的至交，延安整風時的左派，譚震霖是井岡山時，毛的嫡係，是新四軍的，大躍進時的鐵杆左派。穀牧與餘秋裏資曆淺些，也與林無淵源，穀是知識分子，地方幹部出身。餘秋裏是賀龍的部下。從山頭角度講，林彪確有消除徐向前在軍內勢力的動機。當然，如果能去除李富春、譚震霖、陳毅、李先念，在林來講更好了。實際上，此後不久，徐向前就又靠邊站，清一色林係人馬的軍委辦事組就取代了全軍文革領導小組的地位。（恐怕也正是有鑒於此，毛才沒對“三老四帥兩幫凶”下狠手，也才敢在林死後，說“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
問題是林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目前還沒有相關材料證實。但有資料證明，林此時對毛並無異心。毛表態後，陳毅等人處於被打倒又不倒的境況，唯葉聶處境較好，似也可以佐證，對九個人的處理上，毛林有過交流，或曰有過交易也行。
關於老帥們在“二月逆流”或“二月抗爭”裏的故事，公開發行的資料很多，我就不再“堆砌”了。想講一個我所經曆過的“二月抗爭”，因為這裏不僅牽涉到眾所周知的“二月逆流黑幹將”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悲情將軍秦化龍，並牽涉到一宗駭人聽聞的“叛徒集團”案。
北京西郊“萬壽路10號院”，因譚震霖被封為“二月逆流黑幹將”而名噪一時。我6歲時，隨父母進京，便在這個由日本兵營（軍官宿舍）改建的大院定居。原來叫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1962年，鄧子恢被斥為“小腳女人”後，農工部撤並進了譚震霖為主任的國務院七辦（農林辦公室），俗稱農辦，是中國農林口的最高領導機關。譚取代鄧後，全盤接收了原班人馬，甚至都未改變中共機關的遍平體製，仍延用農工部體製，隻設部（室）處（組）兩級，沒有司局建製。因此，運動初期，除主任一級外，其他人都不算當權派，加之大都是老農工部幹部，十幾年的哥們姐妹，又都資格不淺，級別不低（組長都在10級左右），鬥得還算文明。但大院裏新成立還不久的，中共中央農林政治部，卻因建製為部部局處，夠得上當權派的人就多了，人員又來自四麵八方，所以鬥得也比較凶。但總體來講，頂凶也就是開批判會，讓你站著，或低頭而已。反二月黑風以後，這種太平光景因反譚而結束了。先是北京農業大學的馮興旺帶看造反學生來搶“黑材料”，後是“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造反司令部”進駐，來造反討說法。把個原來冷清的大院，鬧了個“轟轟烈烈”。我印象最深的是，馮興旺帶人來砸檔案室時，老農工部的叔叔阿姨們，手挽手地組成人牆，任憑學生們打罵，就是不退一步，後來大院子弟們趕來助陣，才把馮興旺趕跑。
但大學生們的衝擊，使大院迅速分裂成“保譚”與“反譚”兩大派，保派主要為老農工部的老人，反派則以農林政治部的人為主體。養父當時被譚情進了負責運動日常工作農口黨組，自然是鐵杆保譚派，而前麵提到過的那個蘇平阿姨，此時已調農林政治部當了個部長，前一段運動因她愛人在簿一波創立的“犧盟會”時的身份問題，連帶著挨過批，所以對譚不滿，通過馮興旺他們做工作，成了反譚派的頭頭兒，還被江青接見過，據說那一段時間，與中央文革還有熱線聯係，我在大街裏還見到過她與江青對話的傳單和大字報。總之，當時她紅的很。
反派打譚，保派就打農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龍。秦原是上海警備區的政委，1955年授銜的陸軍少將。那時的中央部委，幹部資曆都很老。尤其是農林口，幹部積壓嚴重。比如王震的農墾部，隻不過一個二級部，上將中將就塞了五六個。成立農政的初衷，是為了加強農口各部局辦的政治工作，名義上應與農辦平級。但秦的級別資曆，莫說與副總理級的譚震霖比，就是與各部主官比也差一大截子，甚至農辦的一些資深組長都比他高。再加上他初來乍到，雖人地兩生，卻意氣風發，調子特高，還有反譚傾向，結果，被保譚派扣上了搞“農業黨”、“為彭德懷翻案和執行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被遊街批鬥。反譚派憤憤不平，向周恩來和黨中央告狀，說派不打譚震霖，大方向錯了，要求為秦化龍平反。兩派各執一詞，互不相讓，一時間，秦化龍問題成了農林口的鬥爭焦點。
５月中，周恩來還專門為此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農林口各群眾組織和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開了個會，聽取對秦的處理意見，毋庸諱言，周對秦是有看法的，雖未明確表態，但借表揚農政副主任王振揚，婉轉地表達了對秦在運動中與譚鬧對立的不滿。也算是調和了一下兩派關係。
後來康生說秦是叛徒，這一下子農政那邊日子就不好過了。尤其是秦化龍帶來的那些部隊幹部，由於軍隊定級比地方高，升的又快，相對來講，職級與資曆不大對襯，至少在老農工部的幹部看來，有些不平衡。再加上部隊政工幹部出身的人，習慣高調兒，與鄧子恢治下的幹部，“挾著尾巴做人”的平實作派反差極大，所以雙方對壘時，他們大多占不了上風。我還記得三四月間，一次兩派就譚秦問題辯論時，農政一個叫蘭孝永的什麽部的部長，發言時，為造勢喊口號，喊走了嘴，把“毛主席萬壽無疆”喊成了“毛主席罪該萬死”，引起一片嘩然。連農政的人也批他“反革命”，結果當然是低頭認罪，接受批鬥。但也僅此而已。因為蘭家與我家住對門，我雖與蘭不熟，但知其轉業前是上校軍銜，還立過軍功。我因父母關係，不喜歡他，但總覺得他還不會反革命。所以會後，我問養父，蘭算不算反革命？養父沉吟片刻說，不會吧，他又不是成心的。哪有反革命公開喊反動口號的！雖屬兩派，但老家夥們“政策性”還是挺強的。
總之，既便在反“二月逆流”高峰，保與反的鬥爭也不處下風。後來的結果是，兩派都沒得勝，秦化龍進了秦城監獄，譚震霖“五一節”上了天安門，不久還是在人民大會堂開了他的批鬥會。
其實，秦化龍資挌也不淺，1930年，17歲入黨。土地革命時，任少共平江縣委組織部部長、縣委書記、中共湘鄂贛省委組織部部長、湘鄂贛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軍區後方留守部隊政治部主任、湘鄂贛軍區邊區遊擊第一支隊政治部主任，堅持了湘鄂贛邊區3年遊擊戰爭。1938年因患病赴蘇聯治療。後留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40年回國，在新疆工作，1942年被盛世才軟禁，1945年出獄。解放戰爭時期，任渤海軍區第一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渤海縱隊11師政委。
建國後，曆任華東軍區淞滬警備區政治部主任、華東公安軍政委、南京軍區炮兵政委，1961年到1964年任上海警備區第二政委，後任中共中央農林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秦的問題就出在“盛世才軟禁”上。那年月坐過牢的人，幾乎很少有逃過“叛黨”“變節”之罪名的。尤其是運動中調子高的領導幹部，既便查無實據，也是事出有因。後據官方資料披露，事情的大概經過是這樣的：南開大學紅衛兵“八一八”在康生人主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中名聲大振後，同校的另一個紅衛兵組織“衛東”也不甘落後，象獵狗似地到處找叛徒。1967年5月，他們抄家時發現一張解放前從新疆國民黨監獄獲釋回來的 130名中共人員及其家屬子女的合影照片，繼之又發現一份當年在新疆被國民黨逮捕入獄的中共人員名單，以及陳潭秋、毛澤民等被捕、犧牲的情況，便“推理”：李宗林與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一起被捕，惟陳、毛、林被害，而李宗林、馬明方和張子意等卻被釋放，那麽李、馬、張等就極有可能在獄中變節，出賣了陳、毛、林，而與李合影的那100多名中共黨員也就很可能都有叛變問題。
材料上報到康生手裏，對此事從頭到尾，都一清二楚的康竟也說:“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在新疆監獄被殺，而馬明方等都活著回延安，必定是叛徒”。按康生的這一推定，全國各地大揪新疆叛徒集團，康生親自點名和批準的20位高級幹部由中央立案收審。其中有東北局書記馬明方，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張子意，江西省委書記方誌純，中央農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龍，中央監委常委楊之華，國務院副秘書長高登榜，軍科院外軍部副部長吉合、軍委炮兵副司令謝良等。
秦化龍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變成了叛徒，被投進監獄，先是被說成反周的“516分子”，後來甚至還被說成出賣了陳譚秋、毛澤民、林路基。
秦化龍在秦城監獄的關押時間，是他在國民黨監獄的好幾倍。從新疆監獄出來的，他依舊身高馬大、風度翩翩；從自己的監獄出來時，他卻成了殘疾人。
現在想起來，當年群眾，既便是那些夠得上中共高幹級別的群眾，保誰反誰，其實都不起決定性作用。比如譚與秦，他們的榮辱並不取決於對高層內幕一無所知的群眾，而是毛澤東的政治需要。客觀地講，把秦化龍這一職級的幹部命運，歸罪於毛是不公正的，秦對毛構不成任何利與害，毛未必還認識秦這個人，但康生說這些人出賣毛澤民的嫌疑，再加上個“高崗集團”，則毛不能不批準對他們立案審查。康生固然是元凶，但毛對康莫名其妙的過分寵信，則是自延安整風後，黨內一係列冤獄之根源，退一萬步講，毛也難辭用人不察之責。
康生為何要對新疆班如此狠毒呢？從個人講，這些從蘇聯回國的人，不少知其當年與王明的關係，其中秦便是一個。此外，牽涉到毛澤東的弟弟之死，有討好毛的用意。第三、也就最重要的一點，此案是周恩來親自經辦，而且在1967年8月中南海的一次會上，有人向周提出秦化龍在新疆有叛徒問題時，他當即明確表態:“這件事我清楚，是黨中央委托我通過張治中把他們釋放送回延安的。”然而，這並不妨礙他支持農大造反派將秦化龍扭送進監獄。這裏有周的一份親筆手令為證：“傅崇碧、黃作珍同誌：現有農大‘東方紅’劉璽、解金瑞、高亮、肖××四同誌扭送秦化龍來衛戍區，請予接收、監護，聽候中央處理。”甚至還當眾說過“秦化龍可能是叛徒”這類的話。
這又是為什麽呢？
元帥恩怨（十一）林彪這個人
要弄清這些問題，首先要弄清周恩來當時的處境：他當時黨內排行第三，相比文革前還上升了一位。他既是毛最離不開的人，又是毛總想拿下的人。（毛對周更多的是利用，因他知周無野心），他始終處於被打倒的邊緣，但又是中共核心層唯一擁有實權的人（江青說過：錢都在國務院），他沒有毛那種至高無上的領袖權威，也沒有林彪那種太子爺的政治保險，但他在黨政軍中上層的人脈，是毛林無法企及的（還有傳說中的秘密情治係統），文革中有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毛決策，林傳達，周執行落實。周在軍內已無兼職，但卻有實際指揮命令權，而將軍們更多地是向周，而不是向林匯報，同樣更多地是執行周，而不是執行林的命令（典型的例子是1967年武漢事變和1971年林彪事件）。在1966年“12月黑風”後，周中止了直接組織群眾的策略，變為借力使力，“二月抗爭”被指為逆流後，他深陷其中，又變借力使力為因勢利導，盡管處境艱險，還挫敗了針對他的所有攻訐和陰謀。為此，年近古稀的老相國，不僅付出身體的代價，也付出了聲譽的代價。今人對其的非議大多發生在這一階段。
比如，有資料證明，截止到1967年9月止，周對秦不滿，但基本上還是持保的態度。有這樣一份會議記要，標題是：〖周總理於一九六七年六月廿四日淩晨，在國務院會議室，就秦化龍?鏡奈侍猓?蛹?┌炫┱??亍抖?膠旃?紜罰ǜ錈?旆磁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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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50
2009-09-08 10: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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