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帥恩怨（25，26）林彪這個人

元帥恩怨（二十五）林彪這個人

王任重如此，周恩來則無此機會。而且，我以為就是有這個機會，他也未必會出來戳穿這個曆史騙局。為什麽？從得知林機毀人亡，周在大會堂失聲號啕，並對紀登奎說：“你們不明白，事情不那麽簡單，還沒有完”便可明白。

何解？

哭，是周對林之敗亡的真情發泄（在當時之中國，敢為林哭祭者，恐唯周一人）。“你們不明白，事情不那麽簡單，還沒有完”則是周留給曆史的一個不解之謎。

所謂不解，是周再未為此多說一個字。然而，當我們循著曆史行程看，周在這之後不久，便把粟裕拉出來謀劃軍機（另有一說是時任北京軍區政委的紀登奎出麵把粟請出來的。此說既便能成立，也是周委托紀，因為以紀之資曆，是請不動粟大將軍的）粟帶了幾個軍事參謀跑到中蘇中蒙邊境防區轉了幾個月，搞出了一份防禦作戰方案，經軍科院等所謂專家看過後予以肯定（粟之方案與1969年林方案基本相同），可理解為是對“你們不明白”之解，是謂周以粟頂替林之缺，以防不測（不過，周欲起用粟，顯然不合毛意。所以，以後周隻好把粟安排在身邊，未能重返軍機）。其次便是“事情不那麽簡單” 了。也就是如何處理林彪後事。林是中共九大黨章明文規定的接班人，可謂是毛在黨內軍內高層唯一的嫡係。盡管毛在九大後就對林有了想法，在廬山會議又支持了張春橋江青，幾乎公開了與林的矛盾，以後南巡又在軍政界講了許多不滿林的話，棄林之意已決。但也並沒打算像打倒劉少奇那樣對待林，因為這個彎子不大好轉，倒林必然要殃及到毛的“光輝形象”。所以，林駕機外逃，並“折戟沉沙”暴死，對毛打擊沉重（可謂致命），先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後是“他是副統帥。他死了，我怎麽向全國人民交待？”，足見其已亂了方寸。林死毛病，周不得不出來收拾殘局，9月18日，雖有一個通報林死的文件，但隻限於黨內高幹範圍，兩個月之後，才公開林彪之死。這期間，周奉命抓捕了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等四人，當時是按“軍事政變集團”定的。（據姚文元在新撰《回顧與反思》中透露：林彪“九．一三”事件後，中央政治局曾討論如何處理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四人及其他隨從的問題，都無主意，請示主席。毛澤東說：走資派、叛徒、內奸、工賊、現行反革命，都能處理、解決，對軍事政變集團、投向北麵敵人的一夥，還處理、解決不了，為什麽不送軍事法庭審判？毛又指示：判黃、吳、邱、李死刑，也不過份。毛澤東還問了多名老帥，老帥對林彪無好感，但也不讚同判他們死刑。後來，四十多名將軍的意見也基本一致，認為這四個“罪不致死”，要求“養起來”，甚至也有的將軍提出：指控他們政變、謀害，都缺乏證據，要求調查、核實）。這之後，便是如何對林問題自圓其說，於是便有了毛致江青的這封信的出籠。

從當時國內政治構架分析，這封信既維護了毛的形象，也在相當程度上為周收拾殘局提供了政治保障，如對江青那點批評。從誰受益這個基本常識分析，可以認定周參予了這個文件的定稿工作（當時，坊間盛傳，林彪死後，周與毛徹夜長談，從井岡山、遵義會議，一直談到文革。對毛不無批評。可惜至今也不知其真偽），甚至有可能是周向毛提出的這個辦法。這封信中最關鍵的還是“鍾馗”和“打鬼”，行文中毛成了林利用的工具，這是毛慣用的伎倆，但隱含著日後，那“鬼”平反成人，毛仍可不負責任。圍繞著這個中心，那類似“黑話”的大體意思，均是在為他的文革失敗找借口，流露出一種慘痛與悲壯（譯成口語，就是胡攪蠻纏。或曰：詭辯），顯然與毛在林死後的心境相符，也與毛通常習慣的東拉西扯、雲山霧罩的風格一致。所以，可以認定是毛的手筆，但絕非五年前所寫。

另外，周恩來在中共九大上，關於林彪的講話，也可佐證此信日期之偽。周的講話摘錄如下：

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誌自始至終緊跟毛主席，不愧是廣大革命群眾公認的我們偉大統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

林彪同誌主持軍委工作以後，在他的倡導下，在1961年首先在軍內出版了《毛主席語錄》，然後很快就推廣到全國直至全世界。可以說，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1966年5月18日，林彪同誌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闡發了毛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1966年5月 16日的《通知》，提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林彪同誌的這一重要講話，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號角。

在近三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在許多關鍵時刻，……林彪同誌都作了重要講話。他根據毛主席的一係列最新指示，徹底揭露了劉少奇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嚴厲批判了來自右的和“左”方麵的逆流和翻案邪風，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航向。

這次在新的黨章中明確寫上：“林彪同誌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從林彪同誌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它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革命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為有著我們的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那麽精明謹慎一個人，如真在1966年看過毛的那封信，怎麽可能在1969年還那麽高度評價早就被毛否定了的“518”講話？僅憑此一點，就可斷定周並不知毛對林有此看法，推而論定此信乃後作。

此件下發時，我的第一感覺就是，太不可思議了！毛既然五年前早知道，何必把林提得那麽高？又何必還把林寫進黨章？第二就是覺得，毛可能已老糊塗了，這信是別人（周）為了穩住大局搞出來的，借毛之名以定天下。總之，既便當時我什麽內幕也不知道，也不相信這信是五年前的毛寫的。

不過這話我沒敢和任何人講過，一則是怕當反革命，二則也是打心裏擁護這封信，因為這樣林彪就更死無葬身之地了（由此也可見，先入為主對研究曆史為害之烈了）。

但周之謂“不那麽簡單”的核心意思，是他與林的關係，這才是要害。有資料披露，林事發後，江青曾把一批周林之間的文字往來材料，還能鄧穎超。為此，周鄧還專門去拜謝過江。如確有其事，那麽可以理解為，毛自認快死了，以此來表示與周和解，也含有讓周原諒江青等文革派的深意。這種情緒在那封信中，反映的很明顯。或者也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有的那封信。

最後，何謂“還沒有完”？承接上意，可謂周當時意為林事畢，就該輪到自己了。亦即要兌現他五年所說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了。但這心情與身體都壞到了極點的毛澤東的又一次妥協與示好否定了。

總之，因為沒有更多資料披露，我以為這個推論比較接近曆史真實。也易於為對此信持懷疑觀點的研究者接受。

那麽，此信肯定者中，除張耀祠之類盲從者外，還有一種十分淺薄的“立此存照”說。為便於說明特摘錄一篇題為《文革新探之林彪》（作者陳誌剛）此說如下：

說起來，用不設國家主席來限製林彪，林彪卻迫不及待地跳了出來自我引爆。林彪為什麽要爭國家主席呢？原來林彪雖然是的接班人，但實際上他並沒有多少實權，所以不給他權力，是已經在他的“立此存照”中講了，他對林彪不放心。從《參考消息》近兩年披露的台灣解密的檔案看，當年蔣介石得知林彪摔死後，痛不欲生，老蔣說：內戰時期，林彪曾經尋求投奔到蔣校長的門下，被老蔣拒絕，他的理由很簡單，被共產主義洗了腦的人不可信。這從反麵，足以證明林彪的為人和他的曆史了。林彪事件出來之後，人們怪用錯了人，認為的文革以此為標誌宣告了破產，這才拿出他幾年前寫的《給江青的一封信》來說服大家，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當年這封信隻有周恩來、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看過。林彪事件怎麽定性？當年有一段時間是作為“極左”來批判林彪的，過了大約半月左右的樣子，改為“形左實右”來批判。人們認為是在袒護文革中的左派，才出此下策。看看林彪的所作所為，他有一點“左”的氣味嗎？為了排斥異己，他搞恐怖活動，直到暗殺，這是典型的“極右”！從他的“政變經”裏流露出的帝王語言，除了“右”之外，還能是什麽呢！再看看他與老蔣的關係，他還能 “左”得起來嗎？為了國家的安危同林彪鬥爭，耗盡了他全部的精力，這是在林彪倒台之後顯得異常疲憊的原因。若不在他健在之時親手排除黨內又一個最大的隱患，他能放心的去見馬克思嗎？

對此文我隻想講一句話：這篇東西放在1972年的農場職工學習會上，也算不上精彩！

然而，30多年了，我們的官方宣傳仍持這種說法，實在令人有種哭笑不得的感覺。

嗚呼，何時我們才能走出謊言……

元帥恩怨（二十六）林彪這個人

中國人在謊言裏生活的太久了，以至三人成虎，真假不辯。尤其對於帝王偉人的迷信、崇拜，簡直達到了瘋狂程度，不知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比如，因指鹿為馬而見笑於史的趙高，本是為報滅家亡國之恨，而立誌滅秦的誌士（關於其身世、作為，史家均有實錄），卻因其弑君，而被當弄臣、奸臣，落了個千古罵名。姑不知，指鹿為馬乃焚書坑儒之必然，無嬴秦之暴瘧，焉能有楚漢之爭？書總曰滅秦者劉項，卻不言若非趙高弄權，株蒙括殺李斯，指鹿為馬弑扶蘇殺胡亥，秦何至於敗亡？其實，趙高之誌，在殺胡亥後講得明白：“二世荒淫無道，天下離叛，已畏罪自殺身亡。公子子嬰仁厚得眾，天下屬望，應該嗣立。秦本是王國，始皇吞並六國，統一天下，才改稱皇帝。如今關東六國紛紛自立為王，海內又複分裂。秦隻保有關中一隅之地，子嬰繼位之後，不宜再稱皇帝，還是像以前一樣，稱王為好”。如是而已，何以為奸臣乎？

其實，我們今天篤信的，秦“掃六合”統一中國，本身就有問題。六合者何也？難道不是中國嗎？實際上，周滅商之後，分封百姓，是為共和，近似於今天的聯邦製，眾王公侯伯子國，共襄周天子，已是一統。不過，周天子太過“民主”，諸侯國“自治”權過大，以至失去中央地位。秦掃六合，定一統，不過是改周之共和，為秦之中央集權，是改了國體，並非統一之始。秦亡漢興，分封依舊，共和卻變成集權。

秦始皇在中國的第一，是中央集權，而非統一。當然其也做過一些功在千秋的好事，主要是“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以及郡縣製。至於說他實行法製，那是胡說，家天下怎麽可能行法製？不錯，秦自商秧變法後，是去儒行法，但那隻是對帝王之下的吏與民而言，對帝王是無法可製的。否則又怎麽會有趙高指鹿為馬？

有人把人治與法治相對立，以為史實。其實，中國從來也沒有個什麽以儒治國的先例，夏商周鼎者何物？銘法之物也。商周以降，秦漢隋唐宋元明清至今，無一朝無法製也。隻不過自秦之後，法律失丟了天憲之尊，不僅不法帝王，有時還“刑不上大夫”，最尊之時也不過“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而從不曾及最高權力者之帝王。此亦謂嬴政之功罷。

中國曆代，頌秦者不多，有也多是讚其掃六合、定一統之威猛。但對其內政治國多持批評否定。獨共和國後，頌秦之聲洶洶。自毛公開為秦皇翻案之後，連焚書坑儒這樣的惡行，亦被當作“革命”（比之於鎮壓反革命），近年來，戲說曆史之風盛行，張藝謀者流為“娛樂”以作糶藝術，秦始皇儼然成了“千古一帝”，實是對中華文化之顛覆。

凡此種種，歸納起來，均始於秦皇之焚書坑儒（怯民智，行愚民國策之始），大成於趙高之指鹿為馬（堵言路，行盲從專製之始）。而趙高之指鹿為馬又源出秦皇之焚書坑儒，若無秦皇之怯智愚民，趙高又如何能行盲從專製之實？遺憾的是，民元後，行西方民主的孫中山，為壯其聲勢，撿起了太平天國這個曆史渣滓，不自覺地又回到了牧民政治；“五四運動”在高揚民主與科學大旗的同時，又極端地打倒孔家店，而放過最該打倒的秦家店；蔣介石後來倒是從曾國藩那裏回到了更接近民主與科學的倫理（儒學），但已失去了中國；毛澤東則毫不掩飾地歸附了秦始皇，在馬列主義的旗幟下，大行焚書坑儒之道，指鹿為馬之政，然億萬由阿鬥上升為舜堯的愚民，卻以為在革命，在解放“三分之二”還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幸的無產階級兄弟姐妹們，一腔熱血，無知無畏，哦，這便是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這就是我們這一代“熱血青年”光輝的昨天，應悲還是應喜呢？

但文革中也有值得人們欣喜的一頁，那就是幾乎一整代人，在殘酷的打熬中開始了思想，如果說在林彪事件之前，也有少數覺醒者，例如1966年9月24日，公開致信毛澤東，“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係德語專業四年級一班學生王容芬，因一篇《出身論》而被槍殺的遇羅克，以及朱成昭和被稱為“12月黨人”的聯動分子們。但也隻是對運動的方式和方向的懷疑和反抗，並未觸及到導致這一場民族災難最本質的專製體製這個根本。王容芬算最到位的，認識到“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杆子運動群眾”，在那時已堪稱思想先驅，但依舊把希望寄托在毛澤東身上。

朱成昭與聯動分子，這些在造反中與毛的文革路線，發生歧見而造造反者反的青年人們，雖然認識到了，文革不過是“騙子、傻子和瘋子”的實質，而且還為之進行了自殺式的反抗，但並沒有跳出毛式革命的圈子。遇羅克雖後來被捧得很高，但從思想上來講，他比前麵那些人的覺醒要遜色的多，他隻是以自身經曆體味出，中共階級政策的弊病，莫說對專製體製，就是對文革本身，也沒任何批判性認識。隻是在他因此而被處死後，其思想才被當成對中共這一基本政策的批判，才具有了思想者的意義。然而，林彪從天上掉下來之後，人們的覺醒就從以前那種情感上的疏離，上升為近乎理性的思考。比如對毛為逃避責任，說他是林打鬼的鍾馗，在當時就極少有人真的相信。至於對那封信本身，連我這樣愚鈍的小百姓，都不相信，何況他人了。

曆史有時溫順的象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時又象個喜歡惡作劇的壞小子。五年前，如日中天的林彪殺氣騰騰地大叫“一個主義、一種思想”，命令七億國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大興思想禁錮（實在地講，當時叫人們放開了去想，也逃不出萬歲文化的圈子），五年後，從天上掉下來的林彪，又用“571”那樣極端的方式，敲開了人們思想的窗戶。而毛周為自圓其說的批林文件，使人們在認清林之兩麵派真相之後，開始了對信仰的拷問和懷疑，在迷惘和困惑中，徘徊、遊移，最終學會了人本能的思想。

這是一個可怕的開端（對專製體製來講），思想的閘門一旦打開，將會衝決一切謊言堤壩；這又是一個偉大的開端（對民主科學來講），一個古老的民族一旦從謊言中出來，其力量是無窮盡的。

曆史已經部分證明了這一點。在1972年之後，所謂文革已經人氣全無，那種振臂一呼，天下響應的“激情燃燒”一去不複返了。這4年裏，毛江又搞過幾次大動作，從“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到“反擊右傾翻案風”，其實都是上頭組織，下麵應付。真正“運動”的不過就那麽幾點 “無恥文人”和一些“積極上進”的“筆杆子”。相反，民間的“反動思想”卻越來越有市場，民間傳說（政治謠言）不脛而走，什麽“紅都女皇”，“壞蛋的故事”，“江青與於會泳莊則棟”，“張春橋老婆是叛徒”，“姚文元他爹是老右派”等等。總之，當國人用自己的頭腦思想時，文革舞台上就隻剩下編劇和導演們了。但當周恩來去世時，一盤散沙的國人卻空前地一致起來，半個世紀前，“打倒孔家店”的“五四”學生運動，變成了“秦皇時代一去不複返了”的“四五”群眾運動，敲響文革的喪鍾。

“四五運動”被毛下令鎮壓了，已春秋83，行動不便、神誌不清的毛澤東，在床上聽他親侄子毛遠新的匯報時，言不由衷地吐出了一句話：“他們總是拿總理壓我！”

毛的這句話，可謂發自心底，這是他與周恩來30多年來關係的高度概括。

但毛至死也沒明白，那個“他們”並非江青們指控的“納吉”鄧小平，而是實實在在的群眾。

事後，我走訪過許多參加過悼念周恩來的人，從幹部到工人都有，可以證明那絕對是一次民眾自發行動。比如前麵提到過的蘇平阿姨，是個13級幹部，運動中當過造反派的頭兒，下過幹校，挨過批鬥。還有我養父，除了沒造過反，情況與蘇差不多。我母親級別低一些，運動中屬保譚派。他們都是自己單獨去的。當然，一些工廠企業，有基層幹部號召，集體去的。也有些人是看別人去了，自己不去不好。但都是自願的，絕對不是什麽中央大官 “幕後操縱”的，可以說，沒什麽“黑手”。這相比之“五四運動”各學校組織去遊行的，應當說更具群眾自發性。

能與“四五”相比的真正的群眾自發運動，恐怕唯有半年後，江青等被抓捕後的群眾慶祝活動了。這次我參加了，一連三天，和上班似的，從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一直在天安門又唱又跳。令我至今不忘的是，群眾不知奉了誰的命令，一改以往凡群眾大會，必唱《東方紅》的慣例，齊刷刷地都唱起了《偉大祖國》，30年過丟了，黔首變白發，每聽到“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麽嘹亮……歌唱我們偉大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我都會心潮澎湃，熱淚盈眶。

祖國啊，你才是我們心中永遠的愛！永遠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