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元帥恩怨（十三）林彪這個人
“娃娃”是毛對林至死不變的印象。長征途中，他這樣稱呼林，把怨氣全撤到了被稱為張飛的“彭大將軍”身上，並對彭耿耿於懷了一輩子（官史對這樁曆史公案的記載上犯了兩個偷梁換柱的錯誤：把林要周、朱、毛，把指揮權，交與更有實戰經驗的彭，說成是要毛交出軍權。誤之一、指揮權不等於軍權；二、當時中共軍事統帥是周，而不是毛，談不上反對毛。對此，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之一，陳雲有個最權威，也最可信的說明：會上，周恩來作了報告，對錯誤的軍事路線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評，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為會議指明了方向。他的正確主張得到了王稼祥、朱德、李富春、聶榮臻等的支持，毛被選為政治局常委並領導軍事。但會後常委的分工，毛隻是“恩來同誌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周被確定為 “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定的負責者”。並非後來官史一直喋喋不休的“奠定了毛澤東同誌的領袖地位”。由此亦可見，官史之繆如何了）。也正因為如此，毛才在他最後歲月，讓林當他唯一的副手。也正因為如此，毛才能姑息林的“淘氣”和“撤嬌”（不少人都說，中共高層中，敢於衝撞毛的隻有彭林二帥。但卻不解這兩人衝撞之實質，至少在毛看來，林之頂撞屬“他是個娃娃，懂什麽！”而彭則是“別有用心”），可當毛發現這個“娃娃”長大了，不再是個娃娃時，姑息就變成了懷疑。而這也正是林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
陳伯達後來說：“林彪沒有考慮到文化大革命會把整整一半的中央委員打倒，最後發展到軍隊的領導同誌占了中國地方和部委的統治地位，這對林彪來說，無疑助長了他的野心”。他還說：“如果說林彪沒有野心，那是愚弄曆史。問題不在於林彪有沒有野心，而是說當時究竟誰沒有野心。大概除了毛澤東以外，我們黨內沒有不願意當國家主席的，當然我這裏主要指的是當時在政治局裏的。想不想當是一回事，能不能當是另一回事。林彪曾經對我說過：與其把黨的大權交到張春橋那些人手裏，不如我們把權奪過來”
陳的話，未必全實，比如說，“當時在政治局裏的”都想當國家主席，顯然不實。但至少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林的“野心”是“整整一半的中央委員打倒，最後發展到軍隊的領導同誌占了中國地方和部委的統治地位”後，才形成的，而且前提是“與其把黨的大權交到張春橋那些人手裏，不如我們把權奪過來”。亦即說，林的“野心”是基於不願張春橋為代表的文革派得勢。綜上所述，排除反毛即反革命的定式，林的這個“野心”用今天的官方觀點評判，也無可指責。聯想到後來導致江青文革派垮台的1976年“四五運動”，按春秋筆法，甚至可以說，正是林與文革派的不妥協鬥爭（林從未直接反過毛，至少表麵上沒有，但他的對立麵卻正是毛在黨內的一個最核心的小集團），才促成了那場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的另一場民眾自發的反政府運動。
當然，這隻是從因果關係上的邏輯分析，並不是說林當年就有此先見之明。甚至包括那個最終把他釘在有罪恥辱柱上，但也是令他永垂青史的“571工程紀要”，也非他故意留下，而是來不及銷毀，才落入毛周之手的。
林在文革中，所以不得人心，除他與毛合謀，策動了“文化大革命”（相當一場政變），使黨內高層的知情者，鄧小平、彭真、賀龍等對他難以寬恕（這也是鄧小平、彭真當政以後，對林集團，包括陳伯達在內的人犯，都給予了寬大和優惠，唯獨對林問題不鬆口。因為，若認真於司法，那確是合謀政變罪，會扯出毛，這既是當時國內政治形勢所不允許的，也是鄧彭所不願看到的）。此外，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林假毛之手，或被動、或主動地整肅了一大批黨政軍高層人物，使受害者賀龍、徐向前、王樹聲、許光達、彭陸羅楊、楊餘傳，以及陳再道、楊勇、徐立清、肖華等及家屬子女對他恨之入骨（盡管許多人之受難，都是毛意林傳，但林的地位，決定了他難辭其咎）。總之，林在文革前三年的表現，無論他有意還是迫不得已，都隻能用“豬八戒照鏡子，內外不是人”來形容。
那麽，林究竟是不是個瘧待狂？是否如毛懷疑的那樣扶殖個人勢力呢？
從以前官方宣傳與披露的資料看，林確實“心狠手辣”“天良喪盡”，比如對賀龍、對王樹聲、許光達，尤其是對“基督醫生”傳連璋，那文章看了，隻能讓人覺得林“萬惡難赦”。但隨著內幕林料的陸續披露，人們發現林確有打擊賀龍、徐向前二四方麵軍“山頭”的動機與行為，但沒有毛的意誌，他根本無權決定這些人的命運。而且他與這些“山大王”的矛盾，大多也來自毛的有意為之。比如賀龍，盡管倆人在延安因兩位夫人矛盾，有過隔膜。在主持軍委工作期間，也有過矛盾與分歧，但都不至於鬧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其中，確有實據的“迫害”就是林指使吳法憲、李作鵬就海、空軍問題揭發賀龍，這是怎麽回事呢？
1966 年7月初，軍委常委擴大會議傳達了當時還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關於海軍問題的指示：“李作鵬等搞地下活動是不對的。”賀龍雖已不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仍在會上說：“搞地下活動是第一位的錯誤。有問題擺到桌麵上來，要搞陽謀，不要搞陰謀嘛。”7月11日，軍委常委討論空軍問題時，賀龍又批評了吳法憲，指出他“隻報喜、不報憂”，“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許多都是假的。”林彪在會後決定：“海、空軍現在班子不動。”賀龍卻說：“個別的也可做些調整嘛。”使林彪極為不滿。
8月28日，林彪對吳法憲說：賀龍“有野心”，“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空軍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奪你的權”。讓吳法憲回去把賀龍“插手”空軍的情況寫個材料給他。
9月2日，林彪打電話給李作鵬說：“你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台。他拉了一大批人來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你就這個問題盡快寫個材料。”
李、吳等將材料給林後，林立刻上報給了毛。
9月5日上午，毛把林送來的揭發材料交給了賀龍。賀看後問：“我要不要找吳法憲他們談談？”毛卻說：“有什麽好談的？”“你不要怕，我當你的保皇派。”“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係群眾。” 但4天後的晚上，賀接到毛讓秘書徐業夫打來的電話說：“經過和林彪還有幾位老同誌做工作，事情了結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征求一下有關同誌的意見。”
12月28日，賀龍最後一次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毛還打招呼，請他坐到了自己身邊。
12月30日，江青在一次群眾大會上公開煽動說：賀龍有問題，你們要造他的反。
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會上稱賀龍“到處搞奪權”，是個“刀客”。說，現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賀龍的問題端出來”。
1967年1月19日下午4時，周恩來與李富春一起來找賀龍正式談話，周說：“本來這次談話還有江青同誌，但她臨時說有事不來了。”周告訴賀：康生說你在背後散布他曆史上有問題，說你在總參、海軍、空軍、裝甲兵、通信兵到處伸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後他不放心。還有，關於洪湖肅反擴大化問題，你、夏曦、關向應都有責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賀幾次按捺不住，想說話，但沒有等他說話，周說：“你不要再說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給你找個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周恩來還勉勵賀龍說：“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賀聽了周的話，傷心地說：“我沒想到把我看成這樣的人。”
次日淩晨4時，賀龍夫婦被送到北京西山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地方。這是一處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麵是山，隻有一條路可以出入，除了賀龍、薛明以及看守他們的警衛戰士以外，什麽人也看不到。3月下旬，楊德中代表周到西山看望賀龍，問他有什麽事，賀龍說，想請總理代為尋找孩子。
周立即派人查找賀龍子女的下落。不久，賀龍就收到了躲在廖承誌家裏的小女兒賀黎明的來信。告訴他們：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媽媽。“哥哥（賀鵬飛）、姐姐（賀曉明）隱姓埋名在一隻海船上勞動，表現很好，八級大風也不暈船，水手們對他們很愛護……”這封短短的信，給賀龍帶來了很大歡樂。
1967年9月13日，賀龍被正式批準立案審查。
很顯然，打倒賀龍的並非林彪的“誣告材料”（但不否認林起了作用），而周恩來送賀龍到西山，固然有保護的意思，但從程序上看，應理解為組織行為。為什麽呢？
因為，中央軍委辦公廳警衛處長宋治國在一份材料中揭發：“賀龍親自保管1支精製進口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帶上”。“這支槍最近兩個月又每天放在枕頭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帶在身上。” （此事被指乃林夫人葉群指使。待考）此外，還有前文提到過的董良輩那把小手槍的事。而紅衛兵抄賀龍家，大揪賀龍則是因毛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莫名其妙地拋出一句：那個賀龍身上就總是帶著槍。
所以，林彪才稱賀為“刀客”，周恩來才趕緊把賀請出中南海。
原來如此，是擔心賀龍暗殺呀！
元帥恩怨（十四）林彪這個人
賀龍要謀殺毛澤東，這個愚人節式的天大笑話，竟被堂而皇之地報到國務院總理那裏，而總理又不得不把這個連鬼都不相信的笑話當正事處理，隻好將中共武裝力量第一任總指揮藏人深山（毛後來曾說過，葉挺是軍隊“第一個總司令”。不僅有壓朱德之意，亦有排斥賀之寓），從此了結了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刀客”生命。
對此，官方一直稱賀是被“林彪、康生、江青陷害”而致死，如果其中的江隠喻毛，則此說尚不全偽。但迄今為止，所有資料都沒道出賀的命運，其實早在1965年底，清算羅瑞卿時就已決定了的曆史真相，那次在羅被罷官的同，賀也被停止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之權。從隨後發生在武昌的毛林合謀調兵看，罷羅去賀，不過是在為這次密謀掃除程序障礙（新任總參主官楊成武隻是個“代”，亦即說還沒有必須副署軍令的總參謀長。後來，人們把楊這個代，說成是林的主意。其實，林意讓楊當總長，而毛則加了個代，個中玄機，不言自明）。毛林把北京的部隊拉走“鬧成空城計”後，賀又遵劉鄧之囑，下令組建一加強團，引起毛林擔心兵變，也是個不爭之實（盡管賀龍對此一無所知，客觀上已形成了與毛林兵對兵的對抗，何況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還與賀龍有姻親關係），凡此種種都可說明，在毛的文革戰略上，賀是他在軍內必除之第一人。林作為知情者，不過遵命而已。
那麽，為什麽毛又一直說他要保賀呢？從目前披露的資料看，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毛對賀還存有好感，他知賀不是劉少奇線上的人，更非成心與自己做對，不過政治“糊塗”而已，再說賀的曆史地位也不易輕易撼動（有人認為毛動一小指頭就可以倒劉，要倒賀就更容易，並以此為由，佐證毛真心保賀。其實這是對中共曆史無知的推論，倒賀遠比倒劉要難的多。前有彭德懷案之鑒，後有林彪案為鏡。毛對此是深有體會的，在根深蒂固中國傳統的英雄崇拜麵前，賀的民心分量實在是劉所無法相比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政治局和書記處召開生活會，解決劉鄧的問題。會議上綱很高。賀沒有表態。毛問賀：發言了沒有？賀說：還沒有。毛又問：“怎麽不講一講？”賀說：“報告主席，我上不了綱噢！” 說明此時，毛還在爭取賀，還在保與不保賀之間遊移。但已基本上把賀當成倒劉的障礙。毛讓賀去拜訪林，等於把決定權踢給了林，林的那句：“你的問題可大可小”實際道出了事實真相，此時賀如能放下架子服個軟，或者就真沒事了，但他以為是林故意整他，說了一番官話，不歡而散。林不保他，毛也就不能再保了。康生又繼續“二月兵變”的老調兒重談，聯動在北展大會上反江青、中央文革，卻在會後放電影時，給了賀熱烈掌聲，這不僅刺激了造反派，也刺激了毛，他一邊挑動學生炮打賀，一麵佯稱保賀，實際上已決定去賀了。但毛在賀被軟禁1年零7個月，專案組成立1年零1個月整時，才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宣布他對賀龍不保了。
其二便是，周恩來與賀的曆史關係，做為南昌起義的一文一武兩個主要領導人，周是不會容忍賀被無端加害的，而毛這時還無暇對付周，或者說他還需要周充當倒劉的合作者，不願為賀而激反周，所以才一再聲稱保賀。但又必須去賀，便有了賀總帶槍，以至要重演“刀客”角色之說，逼周把賀交出（在指控賀的罪狀中，還有兩條是周不能不考慮的，其一是與林矛盾，為林所不容；其二是在湘鄂西時代肅反殺人的問題。當時，周在林賀之間，顯然林分量更重些。肅反問題雖主使者為夏曦，但賀龍也難逃幹係，對此，周也不能不有所考慮。到目前為此，雖無有關材料披露，但從賀龍被軟禁後，說過的“湘鄂西的問題還可以考慮”來看，他肯定不像後來電影裏演得那麽清白，整個湘鄂西就剩他與夏關三個黨員，實在也太過分了），從賀失勢後的處境看，毛周之間應當還是有所妥協的。賀至死未被收審關押，處於“背對背”審查中，最後還是死於疾病。盡管以後有文章，極言對其迫害如何，但與當時中共被打倒的其他人相比，賀的待遇無疑是最好的。為何會如此呢？這其中周固然起了作用，但決定作用還在毛。
客觀地講，毛去賀，與去羅端卿一樣，純粹是為林“削刺”，或曰安撫，或曰拉攏都行。正如羅跳樓後，他罵羅“真沒出息”一樣，他隻是讓賀暫時出局，別跟著瞎摻和，並沒想置他於死地，所以，林一死，他馬上同意為賀平反，並把羅放了出來。
賀龍的故事，公開出版物很多，雖說大多取官方定論，揚善隱惡，很少提賀在追隨毛的過程中，參予了除倒劉之外的幾乎所有左的黨內整人鬥爭，但都非首惡，其他的我以為基本屬實，所以就不堆砌了，就寫到這裏罷
如果說，在賀龍問題上，林不過是配合毛而已，那麽在反徐向前問題上，則不僅僅是與賀龍關係有私心恩怨了，從現在可以掌握的林料看，可以說是林主動，而且是有目的行為了。
中共建政後，徐向前可以說是十個元帥中，離權力最遠、被宣傳最少、在百姓中知名度最低、英雄色彩也最淡的一個。他除在建政初，當過不長一段總參謀長外，十幾年裏幾乎無一實職。直到文革初，才出任全軍文革領導小組組長，但“二月逆流”以及不久，即被去職。這以後又是近十年的落寂，華國鋒時期，由葉劍英舉薦出任了一屆國防部長。
如果說林學張良，那麽徐就是張良再世了。
從曆史上講，林徐素無淵源，談不上朋友，也沒任何個人磨擦。我甚至找不到他們有過個人交往的痕跡。相反，徐出任全軍文革領導小組組長後，還多次與林合作，比如“軍委八條”便是兩位元帥生平第一次合作的結果，而且還大獲全勝。直到毛把“大鬧懷仁堂”定為“二月逆流”，林徐間不但從未有過矛盾，而且還堪稱默契。
徐這個人能打仗（可謂紅軍第一驍將），但不大鬥懂政治（這是他與林不同的地方）。在軍委會上，為蕭華抱不平，還與當時炙手可熱的陳伯達大發雷霆。陳說，徐帥，我還是保你的。徐幹脆的很：“我不用你保！”陳也火了：你徐向前眼睛裏還有沒有中央文革？徐說：我眼睛裏就有黨中央、毛主席。而且，說完就走，壓根兒沒搭理陳。當晚，林聽了葉劍英匯報後，把江青叫家家，訓了一頓，蕭華算被保護過關。
其實，徐與蕭沒任何關係，但屬他下屬，就要出頭保護。後來，北京軍區司令楊勇，因太恨蕭華，沒遵守徐“不準把蕭華的事情傳出去”的紀律，把蕭的事傳達到連排一級，徐知道以後氣得罵楊說，你別以為蕭華垮了你就會有好處，現在人家是一個一個的宰你們，說不定下一個輪到你。楊也閱了徐一句名言：老總，你今天救了蕭華，也許明天你就被他咬了，他要是不咬你，我不姓楊！後來，果然是這樣，徐去職後，主持全軍文革工作的果然是蕭華。
再就是因劉誌堅問題，陳伯達說，劉的事情定案了，不能再辦了。徐說：你憑什麽給他定案？沒有證據怎麽定案？陳說，革命小將有劉誌堅叛變的證據。哪知道徐來了一句：我還是革命老將呢，紅二四方麵軍會師，我就和主席幹革命了。戚本禹幫腔說，徐向前不老實讓紅衛兵鬥他一下。徐怒了，把軍帽一扔說，來吧，老子今天要是躲開，我就不是徐向前。
再就是刑場救出趙永夫。趙是青海軍區的副司令員，因衝擊《青海日報》事件下令開槍打死造反群眾。開會時，謝富治當場宣布，按照《公安六條》判處趙永夫死刑，立即執行。傅崇碧打電話給徐，徐一聽，罵了一句：他媽的，這是真造反了，連兵團級的都殺啊。馬上給周恩來打電話，周又立刻請示毛，聶榮臻派車截住刑車，這才把趙永夫救了。事後，毛還說，向前這次又立功了。
總之，這期間徐沒有像葉、聶、陳帥那樣慷慨激昂的長篇演講，但對中央文革幾次都是硬碰硬的刺刀見紅。“二月逆流”以後，炮打油炸的大字報滿天飛，先請假檢討，停止工作，後是被抄家，夫人黃傑被迫害。對此慘狀，徐說了這麽一段話：這回鬧革命鬧掉了多少腦袋，比起鄂豫皖的時候還殘酷呢。我們軍隊中間的有些人用別人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戴花翎，算什麽英雄好漢？
在鄂豫皖蘇區肅反時，徐就死過一個夫人。那時凶手是張國燾，這次呢？他說的那個“有些人”特指“我們軍隊中間的”，顯然指的是林彪。
那麽林為什麽要整徐？
元帥恩怨（十五）林彪這個人
山頭！曆史宿怨！
自1952年，以病而辭官的徐向前，1965年1月，被選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2 月，被增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增補為政治局委員。1967年1月12日，又被任命為頗有實權的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實際上職權幾與林彪平行。（對於這個邊緣軍事強人的突然崛起，林自然會浮想聯翩），再聯係到在整個解放戰爭中，實職隻是個兵團級主官，還是聶榮臻副手的徐向前，開國之初，便被任命為總參謀長，聶反而變成他的副手，便可看出其人在毛心目中是個何等人物了。（林彪那時是中南大區主官，不會沒有想法）。
1950年，韓戰爆發。林彪一邊準備掛帥出征，一邊表示對參戰的謹慎意見。毛則以林托病懼戰為由，讓彭德懷帶林四野的13兵團出兵朝鮮。（關於這段曆史，已爭論20多年，某以為三帥之說，隻是表象。粟事已交待過，林稱病拒帥說，不過托詞。林之備戰，可說是周到嚴密。他提出種種困難不利，乃一貫作風，謙詞低調而已。其實正因其一邊積極備戰，一邊消極言難的“兩麵派”作派，使毛變了主意，而用彭攻堅，乃是毛一貫作法，所以給林留一帥念想，是因毛尚不知彭是否願領別人之兵出征）。林則“安心養病”。與此相去不久，徐亦辭官養病。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徐去聶上，卻隻是個“代”總長（與文革的楊成武相似），後來聶去粟上，則無這個代字。足見毛用心之老道。
1955年，林徐均以“病號”身份，被授以元帥銜。林以解放戰爭之功而躍居十帥老三，徐則列名第八。我不知道二帥對此會有何想法，不過可以想象到，林一定會想起：長征途中，在懋功與四方麵軍會師後，中央改組軍隊領導時，那個令人生畏的紅軍前敵總指揮徐向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陳昌浩政委，參謀長葉劍英）。林是個優秀軍人，而且極要強，井岡山時期，他就暗中與彭德懷較勁。他可能不全知道徐在鄂豫皖蘇區的赫赫戰績，但當他看到紅四方麵軍兵強馬壯的八萬雄兵時，再看看一方麵軍的慘相，自然會對徐肅然起敬。或許從那時起，他就牢牢記住了這位身材修長，象個教書匠似的徐總指揮。那時，他對這位比自己年長6歲的學長，還隻有仰視的資格。如今，小學弟再不必仰視這位昔日的總指揮，在林來講，當然是很可驕傲的事了。
1958年，“病元帥”林彪無功受祿地進了常委班子，當了第五副主席。而另一個“病元帥”還在悄無聲息地安養天年。這一年，林初露鋒芒，便助毛澤東、彭德懷出了一口積壓多年的悶氣，把尊為“軍中孫武”的劉伯承也整成了個“病元帥”。
近年來，網上因劉粟問題，多把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說成是彭整劉粟葉肖，但綜合各方麵觀點的史料看，彭整粟是實，但不是反教條主義，而是反“個人主義”。而促成批劉的應有林一個。
起因是毛1958年1月21日在南寧會議的結論中的一段話：“軍隊必須放在黨的領導和監督之下。要好好同軍事工作方麵的同誌們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風中，建議軍隊拿幾天時間討論一次朱可夫所犯嚴重錯誤的問題，此事由軍委發出指示和有關朱可夫錯誤的材料，吸取蘇聯的教。”所以，彭抓了反“個人主義”做整風主題。
對此，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軍委擴大會議上說，去年軍委擴大會議反教條主義的情況，他記得很清楚。在軍委擴大會以前，彭德懷的態度是不明確的，當時軍委擴大會議馬上就要開，但並沒有確定以反教條主義為主題。在他看到訓練總監部關於對反教條主義爭論的材料以後，就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應該以這個為主題。於是他就把這個情況報告給毛主席，毛主席認為應該開展這個鬥爭。林彪說：“這才有去年以反教條主義為中心的軍委擴大會。這個會議是多少年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會議，會後軍隊思想才有一個大的轉變。中央、主席有決定，彭德懷才有180度大轉彎來領導這個會議。”
對林的這個說法，不少人認為是彭倒後講的，不是實情，是借此貶彭抬高他自己，例如肖克就持此看法。實際上林講了一半實話，他給毛反映過劉搞教條主義問題，但真正使會議從批粟的“個人主義”轉到批劉的教條主義的關鍵人物，卻是時任海軍學院院長的方強中將。他在5月29日給會議主席團寫了一封信，提出了他對“這次整風的指導思想是什麽，要解決哪些主要的思想問題，解決什麽主要矛盾，還須有明確的必要”，並直接提出了“建議這次軍委擴大會議的指導思想應當是認真貫徹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精神，在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指導下，以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為綱，檢查軍隊各方麵的工作”。
6月5日毛澤東看了方強的信後，批示：“此件寫得很好，提出了問題，彭、黃、鄧看後還我。我暫時不宜講話，先要讓他們把問題都放出來。過幾天，我準備找各小組長分別談一下，調查一下情況，摸一下底” “一方麵有優良傳統，另一方麵，就整個曆史說來不占全軍統治地位的另一個惡劣傳統是存在著，即非馬克思主義的，有時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例如教條主義，軍閥主義。”
毛還就此寫信給主持會議的彭德懷和黃克誠（並指示閱後退小平）說：“有些同誌對會議的開法感到不滿。此事容易，調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氣，大有可為。請小平商彭黃召集七八個同誌經常談一下，似可不必開小型會，隻開大會和小組會。如何，請酌定。”
6月7日，毛又給鄧小平寫信說：“六、七兩月份，你應做兩件事：（一）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幫助德懷同誌將軍事會議開好，關鍵是本月一個月，宜與彭等少數同誌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來幹，多快好省。”
6月9日下午，黃克誠傳達毛的指示說，主席對我們的會議決心很大，開不好，大家就不要走。會議要擴大範圍。每個師的黨委書記都來（軍分區的不來）。黃還傳達了毛澤東講的一個理論問題，說：“教條主義不懂得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意識又反過來影響（推動）社會存在。大國有大國的憲法，小國有小國的憲法，教條主義即不承認這條真理。蘇軍條令、規章製度，是在蘇聯土壤條件中產生的，這些人不承認中國的社會（客觀）存在，不承認中國有它特殊的東西。”
根據毛的意見，鄧小平開始直接過問這次軍委會議。反教條主義開始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對此後會議的發展，黃克誠回憶說“中央委托鄧小平召集各位元帥開會，認為軍委擴大會議溫度不夠高，決定采用整風方式開會，會議發言與大小字報相結合，一周內使空氣緊張起來。
毛主席召集主席團和組長座談，指出：這次會議主要是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大嗚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訓，著眼於團結全黨、全軍。會議中，整風、反教條聲勢日大，整編已提不上日程。”
由此可見，改變會議主題的是毛，而方強的信起了主要作用。
林所講的“軍委擴大會以前，彭德懷的態度是不明確的”，亦即指彭在1958年5月26日的軍委預備會議，責成粟裕就所謂“總參與國防部關係”等問題作檢討。27日，軍委擴大會議正式開幕後，把粟裕“一貫反領導”、“向國防部要權”等問題，當成了中心議題，並沒有涉及到劉帥與教條主義。如果一定要分清責任，那麽整粟是彭的意見，整劉則是林的責任，而整粟整彭又都得到了毛的批準與支持。
彭與粟之爭，純屬工作磨擦。其中雖有過火，但黨內鬥爭已形成這種傳統，實在無須大驚小怪。平心而論，粟非要在國防部與總參謀部職權問題上叫真，在當時說他爭權並不過分。而他在國內與彭爭也就罷了，還向蘇軍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要一份蘇軍“關於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工作職責的書麵材料”，本來毛就對軍內突出蘇聯經驗憋了一肚子氣，正在擔必軍中“朱可夫”呢，一聽粟“告洋狀”，當然不會放過。5月30日，軍委秘書長黃克誠傳達毛的指示：“把火線扯開，挑起戰來，以便更好地解決問題。”這期間主要鬥爭粟。
毛轉批方強信後，從6月7日起，會議擴大到全軍軍以上單位和部分師級單位的主要領導幹部，人員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人。 20日，會場搬到中南海懷仁堂。２１日毛在會上講話指出：開會的目的，針對軍委及軍委直屬的一些總部。你們要放火燒，出大字報、小字報，要捅穿。有這麽兩部分教條主義。一部分是對資產階級軍事學和管理軍隊的製度，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一種；再就是對蘇聯的，或叫無產階級的軍事學和管理軍隊製度，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在中央蘇區一個時期是有的。解放以後又發生了教條主義。有些人就是搬外國，不加區別地搬外國，這是妄自菲薄。
隨後，彭講話，提出反教條主義鬥爭是“在建軍新階段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並給肖克等扣上了“軍事教條主義”、“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建軍思想和戰略方針”的帽子。
會議以毛的講話為基調，對劉伯承、肖克、李達等進行點名批判和鬥爭。在林的提議下，正在外地生病的劉伯承不得不到北京住進醫院，一麵治療，一麵準備檢查。
7月10日，劉伯承由兩人攙扶著，一出現在主席台上，全場突然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許多人一麵鼓掌一麵淌著滾滾熱淚。將軍們用這種方式道出了他們不能用言語表達的抗議。
7月14日，粟裕在大會上作第二次檢討。8月31日，政治局決定“解除粟裕總參謀長職務”，並將他的“錯誤”口頭傳達到軍隊團一級、地方地委一級。會議結束不久，粟被調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保留國防部副部長職務。以後升任軍事科學院第一政委。總參謀長一職，經毛提議由黃克誠接任。（近幾年，網上許多為粟嗚不平的貼子，呼籲為老將平反。我查了許多資料，粟調動是他本人要求，毛批準的，不是彭任免粟的職務。以為粟固然有些委屈，但似無甚反可平。這種結果放在當年，實在算不得冤案）。
劉伯承則辭去了南京軍事學院的所有職務，頂替了林彪，與徐向前去做元帥“病友”了。
半個世紀過去了，人們對此舊事重提，多在林與彭誰是整劉粟責任人上做文章，雖也有文章說到，這是毛為去彭做鋪墊，但都沒道出批劉批粟的要害，隻有受害人肖克點到了題：對劉、肖的批判，實際上是對曆史的清算。毛在7月23日的講話中說：“肖克同誌的錯誤是嚴重的。過去沒有這樣的時機開這樣大的會議，今天有了這個時機，我們可以挖挖教條主義的根子。” 肖克在回憶錄中說：1929年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大多數代表投了陳毅的票，我也在內。”這一次使毛離開了紅四軍前委書記的崗位。在1932年的寧都會議上，對毛是否留在紅一方麵軍前方指揮崗位，劉伯承支持了多數人的反對意見；在這次會議的影響下，劉又在瑞金報紙上寫文章，批評紅四軍中有“遊擊主義”。1929年的紅四軍七大和1932年的寧都會議，毛澤東兩次被奪去軍權，對他來說是一生難以忘懷的。這就是毛所要“挖挖教條主義的根子”。
從可以掌握的文獻資料看，這次會開得十分熱鬧。多年不聞其聲的林彪聲音很大、調子很高。毛與到會的鄧小平及朱、彭、林、劉、賀、陳、羅、聶、葉九帥都在會上講了話，唯獨徐向前一言不發。可見他比學張良的林更張良。
不講話，不等於沒有話講，飽受黨內鬥爭之苦的老帥，對這類無理可講的鬥爭已習已為常，唯一令他聊以自慰地是，他所敬重的劉帥檢討前後，都響起了掌聲，而不是罵聲。
“娃娃”是毛對林至死不變的印象。長征途中，他這樣稱呼林，把怨氣全撤到了被稱為張飛的“彭大將軍”身上，並對彭耿耿於懷了一輩子（官史對這樁曆史公案的記載上犯了兩個偷梁換柱的錯誤：把林要周、朱、毛，把指揮權，交與更有實戰經驗的彭，說成是要毛交出軍權。誤之一、指揮權不等於軍權；二、當時中共軍事統帥是周，而不是毛，談不上反對毛。對此，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之一，陳雲有個最權威，也最可信的說明：會上，周恩來作了報告，對錯誤的軍事路線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評，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為會議指明了方向。他的正確主張得到了王稼祥、朱德、李富春、聶榮臻等的支持，毛被選為政治局常委並領導軍事。但會後常委的分工，毛隻是“恩來同誌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周被確定為 “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定的負責者”。並非後來官史一直喋喋不休的“奠定了毛澤東同誌的領袖地位”。由此亦可見，官史之繆如何了）。也正因為如此，毛才在他最後歲月，讓林當他唯一的副手。也正因為如此，毛才能姑息林的“淘氣”和“撤嬌”（不少人都說，中共高層中，敢於衝撞毛的隻有彭林二帥。但卻不解這兩人衝撞之實質，至少在毛看來，林之頂撞屬“他是個娃娃，懂什麽！”而彭則是“別有用心”），可當毛發現這個“娃娃”長大了，不再是個娃娃時，姑息就變成了懷疑。而這也正是林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
陳伯達後來說：“林彪沒有考慮到文化大革命會把整整一半的中央委員打倒，最後發展到軍隊的領導同誌占了中國地方和部委的統治地位，這對林彪來說，無疑助長了他的野心”。他還說：“如果說林彪沒有野心，那是愚弄曆史。問題不在於林彪有沒有野心，而是說當時究竟誰沒有野心。大概除了毛澤東以外，我們黨內沒有不願意當國家主席的，當然我這裏主要指的是當時在政治局裏的。想不想當是一回事，能不能當是另一回事。林彪曾經對我說過：與其把黨的大權交到張春橋那些人手裏，不如我們把權奪過來”
陳的話，未必全實，比如說，“當時在政治局裏的”都想當國家主席，顯然不實。但至少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林的“野心”是“整整一半的中央委員打倒，最後發展到軍隊的領導同誌占了中國地方和部委的統治地位”後，才形成的，而且前提是“與其把黨的大權交到張春橋那些人手裏，不如我們把權奪過來”。亦即說，林的“野心”是基於不願張春橋為代表的文革派得勢。綜上所述，排除反毛即反革命的定式，林的這個“野心”用今天的官方觀點評判，也無可指責。聯想到後來導致江青文革派垮台的1976年“四五運動”，按春秋筆法，甚至可以說，正是林與文革派的不妥協鬥爭（林從未直接反過毛，至少表麵上沒有，但他的對立麵卻正是毛在黨內的一個最核心的小集團），才促成了那場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的另一場民眾自發的反政府運動。
當然，這隻是從因果關係上的邏輯分析，並不是說林當年就有此先見之明。甚至包括那個最終把他釘在有罪恥辱柱上，但也是令他永垂青史的“571工程紀要”，也非他故意留下，而是來不及銷毀，才落入毛周之手的。
林在文革中，所以不得人心，除他與毛合謀，策動了“文化大革命”（相當一場政變），使黨內高層的知情者，鄧小平、彭真、賀龍等對他難以寬恕（這也是鄧小平、彭真當政以後，對林集團，包括陳伯達在內的人犯，都給予了寬大和優惠，唯獨對林問題不鬆口。因為，若認真於司法，那確是合謀政變罪，會扯出毛，這既是當時國內政治形勢所不允許的，也是鄧彭所不願看到的）。此外，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林假毛之手，或被動、或主動地整肅了一大批黨政軍高層人物，使受害者賀龍、徐向前、王樹聲、許光達、彭陸羅楊、楊餘傳，以及陳再道、楊勇、徐立清、肖華等及家屬子女對他恨之入骨（盡管許多人之受難，都是毛意林傳，但林的地位，決定了他難辭其咎）。總之，林在文革前三年的表現，無論他有意還是迫不得已，都隻能用“豬八戒照鏡子，內外不是人”來形容。
那麽，林究竟是不是個瘧待狂？是否如毛懷疑的那樣扶殖個人勢力呢？
從以前官方宣傳與披露的資料看，林確實“心狠手辣”“天良喪盡”，比如對賀龍、對王樹聲、許光達，尤其是對“基督醫生”傳連璋，那文章看了，隻能讓人覺得林“萬惡難赦”。但隨著內幕林料的陸續披露，人們發現林確有打擊賀龍、徐向前二四方麵軍“山頭”的動機與行為，但沒有毛的意誌，他根本無權決定這些人的命運。而且他與這些“山大王”的矛盾，大多也來自毛的有意為之。比如賀龍，盡管倆人在延安因兩位夫人矛盾，有過隔膜。在主持軍委工作期間，也有過矛盾與分歧，但都不至於鬧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其中，確有實據的“迫害”就是林指使吳法憲、李作鵬就海、空軍問題揭發賀龍，這是怎麽回事呢？
1966 年7月初，軍委常委擴大會議傳達了當時還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關於海軍問題的指示：“李作鵬等搞地下活動是不對的。”賀龍雖已不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仍在會上說：“搞地下活動是第一位的錯誤。有問題擺到桌麵上來，要搞陽謀，不要搞陰謀嘛。”7月11日，軍委常委討論空軍問題時，賀龍又批評了吳法憲，指出他“隻報喜、不報憂”，“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許多都是假的。”林彪在會後決定：“海、空軍現在班子不動。”賀龍卻說：“個別的也可做些調整嘛。”使林彪極為不滿。
8月28日，林彪對吳法憲說：賀龍“有野心”，“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空軍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奪你的權”。讓吳法憲回去把賀龍“插手”空軍的情況寫個材料給他。
9月2日，林彪打電話給李作鵬說：“你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台。他拉了一大批人來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你就這個問題盡快寫個材料。”
李、吳等將材料給林後，林立刻上報給了毛。
9月5日上午，毛把林送來的揭發材料交給了賀龍。賀看後問：“我要不要找吳法憲他們談談？”毛卻說：“有什麽好談的？”“你不要怕，我當你的保皇派。”“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係群眾。” 但4天後的晚上，賀接到毛讓秘書徐業夫打來的電話說：“經過和林彪還有幾位老同誌做工作，事情了結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征求一下有關同誌的意見。”
12月28日，賀龍最後一次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毛還打招呼，請他坐到了自己身邊。
12月30日，江青在一次群眾大會上公開煽動說：賀龍有問題，你們要造他的反。
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會上稱賀龍“到處搞奪權”，是個“刀客”。說，現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賀龍的問題端出來”。
1967年1月19日下午4時，周恩來與李富春一起來找賀龍正式談話，周說：“本來這次談話還有江青同誌，但她臨時說有事不來了。”周告訴賀：康生說你在背後散布他曆史上有問題，說你在總參、海軍、空軍、裝甲兵、通信兵到處伸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後他不放心。還有，關於洪湖肅反擴大化問題，你、夏曦、關向應都有責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賀幾次按捺不住，想說話，但沒有等他說話，周說：“你不要再說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給你找個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周恩來還勉勵賀龍說：“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賀聽了周的話，傷心地說：“我沒想到把我看成這樣的人。”
次日淩晨4時，賀龍夫婦被送到北京西山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地方。這是一處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麵是山，隻有一條路可以出入，除了賀龍、薛明以及看守他們的警衛戰士以外，什麽人也看不到。3月下旬，楊德中代表周到西山看望賀龍，問他有什麽事，賀龍說，想請總理代為尋找孩子。
周立即派人查找賀龍子女的下落。不久，賀龍就收到了躲在廖承誌家裏的小女兒賀黎明的來信。告訴他們：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媽媽。“哥哥（賀鵬飛）、姐姐（賀曉明）隱姓埋名在一隻海船上勞動，表現很好，八級大風也不暈船，水手們對他們很愛護……”這封短短的信，給賀龍帶來了很大歡樂。
1967年9月13日，賀龍被正式批準立案審查。
很顯然，打倒賀龍的並非林彪的“誣告材料”（但不否認林起了作用），而周恩來送賀龍到西山，固然有保護的意思，但從程序上看，應理解為組織行為。為什麽呢？
因為，中央軍委辦公廳警衛處長宋治國在一份材料中揭發：“賀龍親自保管1支精製進口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帶上”。“這支槍最近兩個月又每天放在枕頭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帶在身上。” （此事被指乃林夫人葉群指使。待考）此外，還有前文提到過的董良輩那把小手槍的事。而紅衛兵抄賀龍家，大揪賀龍則是因毛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莫名其妙地拋出一句：那個賀龍身上就總是帶著槍。
所以，林彪才稱賀為“刀客”，周恩來才趕緊把賀請出中南海。
原來如此，是擔心賀龍暗殺呀！
元帥恩怨（十四）林彪這個人
賀龍要謀殺毛澤東，這個愚人節式的天大笑話，竟被堂而皇之地報到國務院總理那裏，而總理又不得不把這個連鬼都不相信的笑話當正事處理，隻好將中共武裝力量第一任總指揮藏人深山（毛後來曾說過，葉挺是軍隊“第一個總司令”。不僅有壓朱德之意，亦有排斥賀之寓），從此了結了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刀客”生命。
對此，官方一直稱賀是被“林彪、康生、江青陷害”而致死，如果其中的江隠喻毛，則此說尚不全偽。但迄今為止，所有資料都沒道出賀的命運，其實早在1965年底，清算羅瑞卿時就已決定了的曆史真相，那次在羅被罷官的同，賀也被停止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之權。從隨後發生在武昌的毛林合謀調兵看，罷羅去賀，不過是在為這次密謀掃除程序障礙（新任總參主官楊成武隻是個“代”，亦即說還沒有必須副署軍令的總參謀長。後來，人們把楊這個代，說成是林的主意。其實，林意讓楊當總長，而毛則加了個代，個中玄機，不言自明）。毛林把北京的部隊拉走“鬧成空城計”後，賀又遵劉鄧之囑，下令組建一加強團，引起毛林擔心兵變，也是個不爭之實（盡管賀龍對此一無所知，客觀上已形成了與毛林兵對兵的對抗，何況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還與賀龍有姻親關係），凡此種種都可說明，在毛的文革戰略上，賀是他在軍內必除之第一人。林作為知情者，不過遵命而已。
那麽，為什麽毛又一直說他要保賀呢？從目前披露的資料看，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毛對賀還存有好感，他知賀不是劉少奇線上的人，更非成心與自己做對，不過政治“糊塗”而已，再說賀的曆史地位也不易輕易撼動（有人認為毛動一小指頭就可以倒劉，要倒賀就更容易，並以此為由，佐證毛真心保賀。其實這是對中共曆史無知的推論，倒賀遠比倒劉要難的多。前有彭德懷案之鑒，後有林彪案為鏡。毛對此是深有體會的，在根深蒂固中國傳統的英雄崇拜麵前，賀的民心分量實在是劉所無法相比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政治局和書記處召開生活會，解決劉鄧的問題。會議上綱很高。賀沒有表態。毛問賀：發言了沒有？賀說：還沒有。毛又問：“怎麽不講一講？”賀說：“報告主席，我上不了綱噢！” 說明此時，毛還在爭取賀，還在保與不保賀之間遊移。但已基本上把賀當成倒劉的障礙。毛讓賀去拜訪林，等於把決定權踢給了林，林的那句：“你的問題可大可小”實際道出了事實真相，此時賀如能放下架子服個軟，或者就真沒事了，但他以為是林故意整他，說了一番官話，不歡而散。林不保他，毛也就不能再保了。康生又繼續“二月兵變”的老調兒重談，聯動在北展大會上反江青、中央文革，卻在會後放電影時，給了賀熱烈掌聲，這不僅刺激了造反派，也刺激了毛，他一邊挑動學生炮打賀，一麵佯稱保賀，實際上已決定去賀了。但毛在賀被軟禁1年零7個月，專案組成立1年零1個月整時，才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宣布他對賀龍不保了。
其二便是，周恩來與賀的曆史關係，做為南昌起義的一文一武兩個主要領導人，周是不會容忍賀被無端加害的，而毛這時還無暇對付周，或者說他還需要周充當倒劉的合作者，不願為賀而激反周，所以才一再聲稱保賀。但又必須去賀，便有了賀總帶槍，以至要重演“刀客”角色之說，逼周把賀交出（在指控賀的罪狀中，還有兩條是周不能不考慮的，其一是與林矛盾，為林所不容；其二是在湘鄂西時代肅反殺人的問題。當時，周在林賀之間，顯然林分量更重些。肅反問題雖主使者為夏曦，但賀龍也難逃幹係，對此，周也不能不有所考慮。到目前為此，雖無有關材料披露，但從賀龍被軟禁後，說過的“湘鄂西的問題還可以考慮”來看，他肯定不像後來電影裏演得那麽清白，整個湘鄂西就剩他與夏關三個黨員，實在也太過分了），從賀失勢後的處境看，毛周之間應當還是有所妥協的。賀至死未被收審關押，處於“背對背”審查中，最後還是死於疾病。盡管以後有文章，極言對其迫害如何，但與當時中共被打倒的其他人相比，賀的待遇無疑是最好的。為何會如此呢？這其中周固然起了作用，但決定作用還在毛。
客觀地講，毛去賀，與去羅端卿一樣，純粹是為林“削刺”，或曰安撫，或曰拉攏都行。正如羅跳樓後，他罵羅“真沒出息”一樣，他隻是讓賀暫時出局，別跟著瞎摻和，並沒想置他於死地，所以，林一死，他馬上同意為賀平反，並把羅放了出來。
賀龍的故事，公開出版物很多，雖說大多取官方定論，揚善隱惡，很少提賀在追隨毛的過程中，參予了除倒劉之外的幾乎所有左的黨內整人鬥爭，但都非首惡，其他的我以為基本屬實，所以就不堆砌了，就寫到這裏罷
如果說，在賀龍問題上，林不過是配合毛而已，那麽在反徐向前問題上，則不僅僅是與賀龍關係有私心恩怨了，從現在可以掌握的林料看，可以說是林主動，而且是有目的行為了。
中共建政後，徐向前可以說是十個元帥中，離權力最遠、被宣傳最少、在百姓中知名度最低、英雄色彩也最淡的一個。他除在建政初，當過不長一段總參謀長外，十幾年裏幾乎無一實職。直到文革初，才出任全軍文革領導小組組長，但“二月逆流”以及不久，即被去職。這以後又是近十年的落寂，華國鋒時期，由葉劍英舉薦出任了一屆國防部長。
如果說林學張良，那麽徐就是張良再世了。
從曆史上講，林徐素無淵源，談不上朋友，也沒任何個人磨擦。我甚至找不到他們有過個人交往的痕跡。相反，徐出任全軍文革領導小組組長後，還多次與林合作，比如“軍委八條”便是兩位元帥生平第一次合作的結果，而且還大獲全勝。直到毛把“大鬧懷仁堂”定為“二月逆流”，林徐間不但從未有過矛盾，而且還堪稱默契。
徐這個人能打仗（可謂紅軍第一驍將），但不大鬥懂政治（這是他與林不同的地方）。在軍委會上，為蕭華抱不平，還與當時炙手可熱的陳伯達大發雷霆。陳說，徐帥，我還是保你的。徐幹脆的很：“我不用你保！”陳也火了：你徐向前眼睛裏還有沒有中央文革？徐說：我眼睛裏就有黨中央、毛主席。而且，說完就走，壓根兒沒搭理陳。當晚，林聽了葉劍英匯報後，把江青叫家家，訓了一頓，蕭華算被保護過關。
其實，徐與蕭沒任何關係，但屬他下屬，就要出頭保護。後來，北京軍區司令楊勇，因太恨蕭華，沒遵守徐“不準把蕭華的事情傳出去”的紀律，把蕭的事傳達到連排一級，徐知道以後氣得罵楊說，你別以為蕭華垮了你就會有好處，現在人家是一個一個的宰你們，說不定下一個輪到你。楊也閱了徐一句名言：老總，你今天救了蕭華，也許明天你就被他咬了，他要是不咬你，我不姓楊！後來，果然是這樣，徐去職後，主持全軍文革工作的果然是蕭華。
再就是因劉誌堅問題，陳伯達說，劉的事情定案了，不能再辦了。徐說：你憑什麽給他定案？沒有證據怎麽定案？陳說，革命小將有劉誌堅叛變的證據。哪知道徐來了一句：我還是革命老將呢，紅二四方麵軍會師，我就和主席幹革命了。戚本禹幫腔說，徐向前不老實讓紅衛兵鬥他一下。徐怒了，把軍帽一扔說，來吧，老子今天要是躲開，我就不是徐向前。
再就是刑場救出趙永夫。趙是青海軍區的副司令員，因衝擊《青海日報》事件下令開槍打死造反群眾。開會時，謝富治當場宣布，按照《公安六條》判處趙永夫死刑，立即執行。傅崇碧打電話給徐，徐一聽，罵了一句：他媽的，這是真造反了，連兵團級的都殺啊。馬上給周恩來打電話，周又立刻請示毛，聶榮臻派車截住刑車，這才把趙永夫救了。事後，毛還說，向前這次又立功了。
總之，這期間徐沒有像葉、聶、陳帥那樣慷慨激昂的長篇演講，但對中央文革幾次都是硬碰硬的刺刀見紅。“二月逆流”以後，炮打油炸的大字報滿天飛，先請假檢討，停止工作，後是被抄家，夫人黃傑被迫害。對此慘狀，徐說了這麽一段話：這回鬧革命鬧掉了多少腦袋，比起鄂豫皖的時候還殘酷呢。我們軍隊中間的有些人用別人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戴花翎，算什麽英雄好漢？
在鄂豫皖蘇區肅反時，徐就死過一個夫人。那時凶手是張國燾，這次呢？他說的那個“有些人”特指“我們軍隊中間的”，顯然指的是林彪。
那麽林為什麽要整徐？
元帥恩怨（十五）林彪這個人
山頭！曆史宿怨！
自1952年，以病而辭官的徐向前，1965年1月，被選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2 月，被增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增補為政治局委員。1967年1月12日，又被任命為頗有實權的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實際上職權幾與林彪平行。（對於這個邊緣軍事強人的突然崛起，林自然會浮想聯翩），再聯係到在整個解放戰爭中，實職隻是個兵團級主官，還是聶榮臻副手的徐向前，開國之初，便被任命為總參謀長，聶反而變成他的副手，便可看出其人在毛心目中是個何等人物了。（林彪那時是中南大區主官，不會沒有想法）。
1950年，韓戰爆發。林彪一邊準備掛帥出征，一邊表示對參戰的謹慎意見。毛則以林托病懼戰為由，讓彭德懷帶林四野的13兵團出兵朝鮮。（關於這段曆史，已爭論20多年，某以為三帥之說，隻是表象。粟事已交待過，林稱病拒帥說，不過托詞。林之備戰，可說是周到嚴密。他提出種種困難不利，乃一貫作風，謙詞低調而已。其實正因其一邊積極備戰，一邊消極言難的“兩麵派”作派，使毛變了主意，而用彭攻堅，乃是毛一貫作法，所以給林留一帥念想，是因毛尚不知彭是否願領別人之兵出征）。林則“安心養病”。與此相去不久，徐亦辭官養病。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徐去聶上，卻隻是個“代”總長（與文革的楊成武相似），後來聶去粟上，則無這個代字。足見毛用心之老道。
1955年，林徐均以“病號”身份，被授以元帥銜。林以解放戰爭之功而躍居十帥老三，徐則列名第八。我不知道二帥對此會有何想法，不過可以想象到，林一定會想起：長征途中，在懋功與四方麵軍會師後，中央改組軍隊領導時，那個令人生畏的紅軍前敵總指揮徐向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陳昌浩政委，參謀長葉劍英）。林是個優秀軍人，而且極要強，井岡山時期，他就暗中與彭德懷較勁。他可能不全知道徐在鄂豫皖蘇區的赫赫戰績，但當他看到紅四方麵軍兵強馬壯的八萬雄兵時，再看看一方麵軍的慘相，自然會對徐肅然起敬。或許從那時起，他就牢牢記住了這位身材修長，象個教書匠似的徐總指揮。那時，他對這位比自己年長6歲的學長，還隻有仰視的資格。如今，小學弟再不必仰視這位昔日的總指揮，在林來講，當然是很可驕傲的事了。
1958年，“病元帥”林彪無功受祿地進了常委班子，當了第五副主席。而另一個“病元帥”還在悄無聲息地安養天年。這一年，林初露鋒芒，便助毛澤東、彭德懷出了一口積壓多年的悶氣，把尊為“軍中孫武”的劉伯承也整成了個“病元帥”。
近年來，網上因劉粟問題，多把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說成是彭整劉粟葉肖，但綜合各方麵觀點的史料看，彭整粟是實，但不是反教條主義，而是反“個人主義”。而促成批劉的應有林一個。
起因是毛1958年1月21日在南寧會議的結論中的一段話：“軍隊必須放在黨的領導和監督之下。要好好同軍事工作方麵的同誌們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風中，建議軍隊拿幾天時間討論一次朱可夫所犯嚴重錯誤的問題，此事由軍委發出指示和有關朱可夫錯誤的材料，吸取蘇聯的教。”所以，彭抓了反“個人主義”做整風主題。
對此，林彪在1959年8月31日軍委擴大會議上說，去年軍委擴大會議反教條主義的情況，他記得很清楚。在軍委擴大會以前，彭德懷的態度是不明確的，當時軍委擴大會議馬上就要開，但並沒有確定以反教條主義為主題。在他看到訓練總監部關於對反教條主義爭論的材料以後，就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應該以這個為主題。於是他就把這個情況報告給毛主席，毛主席認為應該開展這個鬥爭。林彪說：“這才有去年以反教條主義為中心的軍委擴大會。這個會議是多少年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會議，會後軍隊思想才有一個大的轉變。中央、主席有決定，彭德懷才有180度大轉彎來領導這個會議。”
對林的這個說法，不少人認為是彭倒後講的，不是實情，是借此貶彭抬高他自己，例如肖克就持此看法。實際上林講了一半實話，他給毛反映過劉搞教條主義問題，但真正使會議從批粟的“個人主義”轉到批劉的教條主義的關鍵人物，卻是時任海軍學院院長的方強中將。他在5月29日給會議主席團寫了一封信，提出了他對“這次整風的指導思想是什麽，要解決哪些主要的思想問題，解決什麽主要矛盾，還須有明確的必要”，並直接提出了“建議這次軍委擴大會議的指導思想應當是認真貫徹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精神，在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指導下，以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為綱，檢查軍隊各方麵的工作”。
6月5日毛澤東看了方強的信後，批示：“此件寫得很好，提出了問題，彭、黃、鄧看後還我。我暫時不宜講話，先要讓他們把問題都放出來。過幾天，我準備找各小組長分別談一下，調查一下情況，摸一下底” “一方麵有優良傳統，另一方麵，就整個曆史說來不占全軍統治地位的另一個惡劣傳統是存在著，即非馬克思主義的，有時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例如教條主義，軍閥主義。”
毛還就此寫信給主持會議的彭德懷和黃克誠（並指示閱後退小平）說：“有些同誌對會議的開法感到不滿。此事容易，調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氣，大有可為。請小平商彭黃召集七八個同誌經常談一下，似可不必開小型會，隻開大會和小組會。如何，請酌定。”
6月7日，毛又給鄧小平寫信說：“六、七兩月份，你應做兩件事：（一）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幫助德懷同誌將軍事會議開好，關鍵是本月一個月，宜與彭等少數同誌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來幹，多快好省。”
6月9日下午，黃克誠傳達毛的指示說，主席對我們的會議決心很大，開不好，大家就不要走。會議要擴大範圍。每個師的黨委書記都來（軍分區的不來）。黃還傳達了毛澤東講的一個理論問題，說：“教條主義不懂得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意識又反過來影響（推動）社會存在。大國有大國的憲法，小國有小國的憲法，教條主義即不承認這條真理。蘇軍條令、規章製度，是在蘇聯土壤條件中產生的，這些人不承認中國的社會（客觀）存在，不承認中國有它特殊的東西。”
根據毛的意見，鄧小平開始直接過問這次軍委會議。反教條主義開始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對此後會議的發展，黃克誠回憶說“中央委托鄧小平召集各位元帥開會，認為軍委擴大會議溫度不夠高，決定采用整風方式開會，會議發言與大小字報相結合，一周內使空氣緊張起來。
毛主席召集主席團和組長座談，指出：這次會議主要是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大嗚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訓，著眼於團結全黨、全軍。會議中，整風、反教條聲勢日大，整編已提不上日程。”
由此可見，改變會議主題的是毛，而方強的信起了主要作用。
林所講的“軍委擴大會以前，彭德懷的態度是不明確的”，亦即指彭在1958年5月26日的軍委預備會議，責成粟裕就所謂“總參與國防部關係”等問題作檢討。27日，軍委擴大會議正式開幕後，把粟裕“一貫反領導”、“向國防部要權”等問題，當成了中心議題，並沒有涉及到劉帥與教條主義。如果一定要分清責任，那麽整粟是彭的意見，整劉則是林的責任，而整粟整彭又都得到了毛的批準與支持。
彭與粟之爭，純屬工作磨擦。其中雖有過火，但黨內鬥爭已形成這種傳統，實在無須大驚小怪。平心而論，粟非要在國防部與總參謀部職權問題上叫真，在當時說他爭權並不過分。而他在國內與彭爭也就罷了，還向蘇軍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要一份蘇軍“關於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工作職責的書麵材料”，本來毛就對軍內突出蘇聯經驗憋了一肚子氣，正在擔必軍中“朱可夫”呢，一聽粟“告洋狀”，當然不會放過。5月30日，軍委秘書長黃克誠傳達毛的指示：“把火線扯開，挑起戰來，以便更好地解決問題。”這期間主要鬥爭粟。
毛轉批方強信後，從6月7日起，會議擴大到全軍軍以上單位和部分師級單位的主要領導幹部，人員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人。 20日，會場搬到中南海懷仁堂。２１日毛在會上講話指出：開會的目的，針對軍委及軍委直屬的一些總部。你們要放火燒，出大字報、小字報，要捅穿。有這麽兩部分教條主義。一部分是對資產階級軍事學和管理軍隊的製度，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一種；再就是對蘇聯的，或叫無產階級的軍事學和管理軍隊製度，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在中央蘇區一個時期是有的。解放以後又發生了教條主義。有些人就是搬外國，不加區別地搬外國，這是妄自菲薄。
隨後，彭講話，提出反教條主義鬥爭是“在建軍新階段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並給肖克等扣上了“軍事教條主義”、“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建軍思想和戰略方針”的帽子。
會議以毛的講話為基調，對劉伯承、肖克、李達等進行點名批判和鬥爭。在林的提議下，正在外地生病的劉伯承不得不到北京住進醫院，一麵治療，一麵準備檢查。
7月10日，劉伯承由兩人攙扶著，一出現在主席台上，全場突然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許多人一麵鼓掌一麵淌著滾滾熱淚。將軍們用這種方式道出了他們不能用言語表達的抗議。
7月14日，粟裕在大會上作第二次檢討。8月31日，政治局決定“解除粟裕總參謀長職務”，並將他的“錯誤”口頭傳達到軍隊團一級、地方地委一級。會議結束不久，粟被調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保留國防部副部長職務。以後升任軍事科學院第一政委。總參謀長一職，經毛提議由黃克誠接任。（近幾年，網上許多為粟嗚不平的貼子，呼籲為老將平反。我查了許多資料，粟調動是他本人要求，毛批準的，不是彭任免粟的職務。以為粟固然有些委屈，但似無甚反可平。這種結果放在當年，實在算不得冤案）。
劉伯承則辭去了南京軍事學院的所有職務，頂替了林彪，與徐向前去做元帥“病友”了。
半個世紀過去了，人們對此舊事重提，多在林與彭誰是整劉粟責任人上做文章，雖也有文章說到，這是毛為去彭做鋪墊，但都沒道出批劉批粟的要害，隻有受害人肖克點到了題：對劉、肖的批判，實際上是對曆史的清算。毛在7月23日的講話中說：“肖克同誌的錯誤是嚴重的。過去沒有這樣的時機開這樣大的會議，今天有了這個時機，我們可以挖挖教條主義的根子。” 肖克在回憶錄中說：1929年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大多數代表投了陳毅的票，我也在內。”這一次使毛離開了紅四軍前委書記的崗位。在1932年的寧都會議上，對毛是否留在紅一方麵軍前方指揮崗位，劉伯承支持了多數人的反對意見；在這次會議的影響下，劉又在瑞金報紙上寫文章，批評紅四軍中有“遊擊主義”。1929年的紅四軍七大和1932年的寧都會議，毛澤東兩次被奪去軍權，對他來說是一生難以忘懷的。這就是毛所要“挖挖教條主義的根子”。
從可以掌握的文獻資料看，這次會開得十分熱鬧。多年不聞其聲的林彪聲音很大、調子很高。毛與到會的鄧小平及朱、彭、林、劉、賀、陳、羅、聶、葉九帥都在會上講了話，唯獨徐向前一言不發。可見他比學張良的林更張良。
不講話，不等於沒有話講，飽受黨內鬥爭之苦的老帥，對這類無理可講的鬥爭已習已為常，唯一令他聊以自慰地是，他所敬重的劉帥檢討前後，都響起了掌聲，而不是罵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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