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元帥恩怨（四）林彪這個人
這就要還原到那個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個吃五穀雜糧、有七情六欲的林彪來研讀、分析了。換句話講，林彪這次不想再裝神扮鬼了。他決心當一次人！
同周恩來曾公開表白過的那樣：我是個共產黨員，但我首先是個中國人。林彪骨子裏也是個中國人，而且是個驕傲的中國軍人。我們在林們簡曆中看到，他這一生，除了學生就是當兵。他作為中共發動武裝鬥爭以後的第一代士兵，對無數戰友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這個共和國，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感情。以前，他無能為力，隻能稱病隱居，如今位高名重，再這麽任由毛澤東無休無止的折騰下去，對得起人民，對得起國家嗎？堂堂大中國，居然沒有國家元首，豈不是笑話！這並非筆者憑空杜撰，這種想法在他所有“罪狀”中，永難翻案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裏寫的明明白白。（另文祥述）
林彪是個小知識分子出身的軍人，雖談不上孔孟弟子，但從小深受儒家禮教影響，後來在他家裏搜出許多孔孟語錄，便是明證。他肯定從禮義法理方麵研究過這個問題，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即規定設置國家主席。毛澤東被選為第一屆國家主席，1959年開始劉少奇連任兩屆國家主席。“文革”中劉被打倒後，需要國家主席的場合由董必武以“代主席”身份出麵。中共九大後，召開四屆全國人大提上日程。選舉新一屆國家主席，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毛不同意設國家主席，不僅名不正，言不順，也是毫無道理的。
林彪的講話，打亂了會議進程，從8月23日到26日，委員們從各自不同理解與立場，群情洶洶，矛頭直接張春橋為代表的文革派。從已有資料看，林彪這次可謂是布置周密，戰術得當，而且親自指揮，確是一個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的“政治戰役”。一下就把江青、張春橋給打懵了。（當時，稱這是林“搶班奪權”。後來，又把這說成是林與紅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狗咬狗”。現在看來，這兩種說法都不能成立。如果，還以忠於不忠於毛澤東，為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林隻能算反革命了）。
毛澤東在張春橋惶恐不安的神情中，嗅出了火藥味兒。盡管事先他也想到了會“亂”，也和林彪打過招呼，叫他注意別點康生的名字（毛對康如此嗬護有加，實在讓人難以理解，難道他不知道這個人，給他找了多少麻煩？如果，他真不知道，我甚至要懷疑的他智商了！）可人都跟他跑了，那可真得“重回井岡山”了。江青把陳伯達“投靠”林彪，汪東興也“一仆二主”靠不住的懷疑告訴了丈夫，毛還不相信，訓這個女人說：“你怎麽和誰也搞不到一起呢？汪東興跟我這麽久了他還會反對我嗎？你不要疑神疑鬼。”可是當他看到“六號簡報”上汪東興的慷慨陳詞後，他怒了，派人找到汪，聲色俱厲地訓斥道：“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都已經來過了。他們說六號簡報的影響很大，把人們的思想都搞亂了，這裏有你的一份功勞。不過我不給你記，讓別人給你記吧。這麽一來，你們都成了英雄，而我成了孤家寡人，是不是？你們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們的當。你在我的身邊，為什麽有事不跟我講，你想改換門庭就給我滾！” （毛汪關係可見一斑，同誌乎？主奴乎？不再往深說了。）
堂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聽了這話腿肚子一軟，“撲通”跪了下來：“主席，我錯了。我不了解情況，我上了人家的當。主席，我向您檢討。”他把責任全推到陳伯達的身上：“我聽了陳伯達發言說，有人聽到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就高興得手舞足蹈，我很氣憤，就發了言。”
毛厲聲追問：“難道就再沒有人給你布置任務？我看還是沒有把問題的真實情況說出來。”
汪嚇傻了，立刻把他和林彪、葉群的談話和盤端出。（此人後來因反了江青，助華葉“粉碎四人邦”有功，還當了幾年中共副主席，可見奴才是最靠不住的。亦可見一生以用人見長的毛，晚年用人是如何糊塗。）
毛恨恨地說：“什麽反革命聽說不當國家主席他們高興，是有人當不上國家主席而不高興！這完全是陰謀詭計嘛。你作了人家的工具了。”
汪很快就寫出檢查，才算逃過一刼。
毛澤東決心阻止這場災難，他要拿陳伯達當雞殺，震懾那些不聽話的猴子。他與周恩來、康生一起約林麵談。
毛開門見山地說：“林彪同誌，這次會議，我一上山就打招呼，要把這次會開成一個團結的會，勝利的會，不要開成分裂的會，失敗的會。可是，這兩天的氣氛很不對頭嘛！”
林彪一臉疑惑地問：“出現什麽問題了？”
毛拋出了該殺的雞：“陳伯達帶頭鬧事，一是堅持設國家主席，二是堅持天才論。鼓動一些人，蒙騙一些人起哄，大有把廬山炸平、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有那麽嚴重嗎？”林彪還是一臉茫然。
毛怒吼道：“我看陳伯達是一個居心不良的可疑分子。我今天先給你打個招呼，我還會和政治局其他同誌打招呼。你要同陳伯達保持距離，劃清界限。”
林彪這才附合說：“好，我向軍隊裏的幾個中央委員打個招呼。”
毛重重地又說了句：“廬山是炸不平的。我也不當國家主席，我勸你也不要當。”
林辯解道：“我原來主張設國家主席的目的是讓主席當，並不是我想當。也許是我在開幕那天的講話，引起了這場風波。”
毛還沒想動林，聽了這句話，又轉而撫慰說：“也沒有那麽嚴重，軍隊的一些人，像吳法憲，跟在陳伯達的後麵跑，上了大當。”
是晚，毛澤東對到會的政治局委員們宣布：“剛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認為小組討論的問題不符合全會原定的三項議程，決定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同誌在開幕式的講話；收回六號簡報；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是違背九大方針的。”還是有人不理解，小聲議論著。毛火了，厲聲叱道：“你們繼續這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
8月26日，各組傳達關於暫停開小組會的決定。
5天後，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印發全會，（下發前，毛還專門給林彪看過）。全文如下：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誌搞的，欺騙了不少同誌。第一，這裏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隻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裏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誌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 30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希望同誌們同我們一道采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毛的這個《意見》（應說是命令），又一次使風雲突變，原來的“群情憤慨”地揭發張春橋如何之左，變成了“自我檢查” 自己如何之右，又如何之傻。這不禁令人想起11年前，毛澤東在7月23日的講話。那次整得是第二元帥。毛原來估計，彭德懷的《意見書》印發後，委員們會按他的暗示，對彭群起攻之，但實際情況卻與之估計相反，同情和支持彭的聲音,明此起彼伏，他的“秀才們”（其中也包括陳伯達）也“不辯是非”地立場動搖。從中央到地方都不斷傳來對“三麵紅旗”的尖銳批評，尤其是曾是他頂頭上司的張聞天的發言，使他不能不認真對待，（僅舉張發言中兩點：“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舍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麵，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麵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其二“現在有些人把供給製、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社會主義不一定要采取供給製、公共食堂這種辦法。”“對於窮和富的觀念要慢慢轉變。勞動好、對國家貢獻大，所得報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於勞動好。由於不愛勞動、好吃懶做而生活窮苦，是活該、是可恥的。”便可以明白，毛為什麽會“龍顏震怒”了，全是紮他肺管子的東西嗎！）毛在講話裏就火藥味兒十足地甩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把彭的問題，推向了對立麵。開了中共建政後，毛一個人說了算的先河，留下了一樁必被後人清算的政治奇案，毛也因此而不得安生。
但這次毛澤東沒有再犯上一次的錯誤（那次毛66歲，這次已77歲，也沒力氣了）。隻懲家奴，不論大臣。應當講，毛給林留足了麵子。很多資料都可以佐證，毛期待著他這位“好學生”能接受教訓，再一次向自己表忠心。
然而，毛澤東又想錯了，林彪可不像彭德懷那麽好哄，他才不相信那個什麽“全黨大局”的說教，他不願再違心屈從，他要讓世人看看他這個“副統帥”的“廬山真麵目”。
元帥恩怨（五）林彪這個人
林彪的“廬山真麵目”是什麽呢？
雖然，沒有更多證據證明林彪是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直接組織者（隻有一個“照老虎說得辦”的手令，很難做為直接證據），但我們從公審“林彪反革命集團”案前後，公開的資料看，可以認為林至少是知情，而且並未反對。否則，以林立果一個空軍作戰部副部長的身份，是不可能調動王維國、江騰蛟這樣的軍級主管的。總之，如果還是以忠於還是反對毛澤東為有罪無罪標準，其反革命陰謀叛亂罪是板上釘釘的鐵案，一萬年也翻不了。
這與二戰後期，軍人謀殺希特勒案有些相似，盡管，史家在承認謀殺事實的基礎上，多從積極方麵評價，但其案犯家屬在上世紀下半葉，訴諸法律，布圖為親人平反時，卻以敗訴告終。理由就是，其量刑之取證與事實均準確無誤，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去否定以前的判決。
但這並不防礙媒體和輿論，從曆史進步還是倒退的角度，把昨天的叛徒，評判為民族英雄。
已故大學者李慎之曾直言不諱地稱：“到現在為止對毛的認識沒有超過《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也就是說，使林彪永世不得翻身的“鐵案”，也恰恰是他留給後人的最有價值的思想遺產。那麽，李教授所言是否不虛？讓我們再回顧一下其“罪證”原文吧：
五七一工程紀要（1971年3月22——24）
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
（一）可能性
◇ ９２（指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
⑴ 一場政治危機正在蘊釀。
⑵ 奪權正在進行。
⑶ 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
⑷ 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逐漸地和平演變式的政變。
⑸ 這種政變形式是他們慣用手法。
⑹ 他們“故計重演”。
⑺ 政變正朝著有利於筆杆子，而不利於槍杆子方向發展。
⑻ 因此，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反之，如果我們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變，一旦他們得逞，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中國革命不知要推遲多少年。
⑼ 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
◇ 我方力量
經過幾年準備，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的水平都有相當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質基礎。
在全國，隻有我們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氣勃勃。
革命的領導權落在誰的頭上，未來政權就落在誰的頭上，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就取得了未來的政權。
革命領導權曆史地落在我們艦隊頭上。
和國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們的準備和力量比他們充份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們比當時蘇維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餘地大，空軍機動能力強。比較起來，空軍搞五七一比較容易得到全國政權，軍區搞地方割據。
◇ 兩種可能性：奪取全國政權，割據局麵。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澤東）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後發製人，軍事行動上先發製人。
我國社會主義製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筆杆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
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
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
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
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家長製生活。
當然，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曆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曆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曆史地走向反麵。
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為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中國曆史負責，我們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條件
◇ 有利條件：
國內政治矛盾激化，危機四伏。
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
軍隊受壓軍心不穩 高級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並且握有兵權。
一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麵樹敵 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
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
農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製變成了替罪羔羊。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國外矛盾激化，中蘇對立。整蘇聯。
我們行動會得到蘇聯支持。
最重要的條件：我們有首長（指林彪）威信名望、權力和聯合艦隊的力量。
從自然條件上講，國土遼闊、回旋餘地大，加之空軍機動性強，有利於突襲、串聯、轉移，甚至於撤退。
◇ 困難
△ 目前我們力量準備還不足。
△ 群眾對Ｂ－５２的個人迷信很深。
△ 由於Ｂ－５２分而治之，軍隊內矛盾相當複雜，很難形成被我們掌握的統一的力量。
△ Ｂ－５２身居簡出，行動神秘，戒備森嚴，給我們行動帶來一定困難。
（四）時機
敵我雙方騎虎難下。
目前表麵上的暫時平衡維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
是一場你死我活鬥爭！隻要他們上台，我們就要下台，進監獄、衛戍區。或者我們把他們吃掉，或者他們把我們吃掉。
◇ 戰略上兩種時機：
一種我們準備好了，能吃掉他們的時候；一種是發現敵人張開嘴巴要把我們吃掉時候，我們受到嚴重危險的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和沒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
◇ 戰術上時機和手段
△ Ｂ－５２在我手中，敵主力艦（指毛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屬於自投羅網式。
△ 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
△ 先斬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實，逼迫Ｂ－５２就範，逼宮形式。
△ 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５４３、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 基本力量
△ 聯合艦隊和各分艦隊（上海、北京、廣州）
△ 王、陳、江，四、五軍骨幹力量（指王維國、陳勵耘、江騰蛟以及空四軍，空五軍）
△ 九師、十八師
△ 二十一坦克團
△ 民航（文革時民航由空軍接管）
△ 三十四師
◇ 借用力量
國內：
△ 二十軍
△ 三十八軍
△ 黃（指黃永勝）軍委辦事處
△ 國防科委
△ 廣州、成都、武漢、江西、濟南、新疆、西安
△ 社會力量、農民、紅衛兵青年學生、機關幹部、工人
國外：
蘇聯（秘密談判）
美國（中美談判）
借蘇力量（箝）製國內外其他各種力量。
暫時核保護傘。
（六）動員群眾口號、綱領
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
全黨團結起來！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打倒當代的秦始皇——Ｂ－５２，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
對外：
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聯合起來！
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
我們對外政策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承認現有的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保護使館人員的安全。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
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Ｂ－５２的封建專製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
全國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各行各業要堅守崗位，努力生產，保護國家財富和檔案，遵守和維護社會秩序。
因此，各地區、各單位、各部門之間，不準串聯。全國武裝力量要服從統率部的集中統一指揮，堅決嚴厲鎮壓反革命叛亂和一切反革命破壞活動！
（七）實施要點
三個階段
◇ 第一、準備階段
⑴ 計劃
⑵ 力量
△ 指揮班子 江、王、陳
△ 兩套警衛處 公開的李鬆亭。秘密的上海小組負責。新華一村教導隊
△ 四、五軍部隊訓練（地麵訓練）
△ 南空（指南京軍區空軍）直屬師工作（十師）周建平負責。爭取二十軍（江、王、陳）
擴大艦隊
加速根據地建設 京、滬、杭、蜀、穗
⑶ 物質準備
武器 領 自造
通訊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設計的一種收發報機）
車輛
掌握他們倉庫地點、隻要軍械庫
⑷ 情報保障
掌握三個環節 搜集 分析 上報
◇ 第二階段 實施階段
奇襲式 一個先聯後斬，上麵串聯好，然後奇襲。一個先斬後聯。一個上下同時進行。
一定要把張（指張春橋）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總的兩條：一是奇襲，二是一旦進行開始、堅持到底。
◇ 第三階段 鞏固陣地，擴大戰果，奪取全部政權
⑴ 軍事上首先固守陣地
△ 盡力堅守上海，占領電台、電信局、交通，把上海與外地聯係卡斷
△ 力爭南京方麵中立，但做好防禦
△ 固守浙江、江西
△ 掌握空降、空運
⑵ 政治上采取進攻
△ 上麵攤牌
△ 掌握輿論工具 開展政治攻勢
⑶ 組織上擴大
△ 迅速擴軍
△ 四方串聯
（八）政策和策略
打著Ｂ－５２旗號打擊Ｂ－５２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緩和群眾的輿論。
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數，集中打擊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獨裁者。我們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數），保護（團結）一大片。
打擊一小撮獨裁者及其身邊的人。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保護一大批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派，各個擊破。
他們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
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
從幾十年的曆史看，究竟有哪一個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生兒子也被他逼瘋。
他是一個懷疑狂、瘧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
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過去，對Ｂ－５２宣傳，有的是出於曆史需要；有的顧全民族統一、團結大局；有的出於抵禦外來侵敵；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壓力之下；對廣大群眾來說，主要是不了解他的內情。
對於這些同誌，我們都給予曆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予以諒解和保護。
對過去Ｂ－５２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於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紀律
此工程屬特級絕密，不經批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堅決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發揚“江田島”精神（江田島，日本海軍學校所在地）。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責者、動搖者、背叛者嚴厲製裁。
這是1971年3月21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同空軍的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在上海密謀策劃，3月23日至24日，由於新野執筆起草的《“571工程”紀要》全文。
林彪死後，中共中央經毛批準在縣團級以上的黨員幹部中，以林之“罪證”名義傳達《紀要》。由於紀要對毛的形象極具殺傷力。當時，有傳言說，政治局對是否下發這個紀要有不同意見；認為即使下發，也應當隻公布部分內容。但毛不顧周恩來等人的勸阻，執意公布全文。（毛為何要執意？為什麽又是周“勸阻”？耐人尋味）。
《紀要》在1972年下半年，已在國內全部公開。它掀起了一輪批林高潮，也引發了一陣思索的暗潮。批林高潮可謂“義憤填膺”，絕少涉及文件內容，憤怒大多定位在“當麵喊萬歲，背後下毒手”，竟敢企圖“謀殺偉大領袖”，談不上思想性。但生活在“廣闊天地”，飽受貧困之苦的小知識分子（知青），卻從中找到了一種共嗚，那都是他們困惑，卻理不出頭緒的現實問題，或者是敢想卻不敢說，總之，死林彪雖棄屍異邦，卻在神州大地灑下了“異端”思考的火種，這個真真切切的事實，國內史學界在近40年裏卻一直對此諱莫如深、足見既使在鄧小平時代，國內史家仍未掙脫《聯共（布）簡史》之桎梏，依舊沿續著延安整風之“一個領袖，兩條路線”的定式，從政治需要出發，還是把曆史當成一個可以任權力者隨意打扮的小姑娘。凡觸及這事引起的波動，雖不像毛在世時，說成是林彪死黨的惶恐或垂死掙紮，“進步”為群眾對“接班人”之死“難以理解”，就是不願正視其真正的曆史作用：使人們開始對文革、對毛澤東重新審視與思考這個事實。不能反映曆史真實，實在是有幾千年春秋傳統的中國史家之大不幸。何為春秋傳統呢？
元帥恩怨（六）林彪這個人
春秋傳統，也稱春秋筆法、春秋大義。其典出於春秋時代。有這樣一個故事：齊國權臣崔杼殺了國君莊公。史官秉筆直書：崔杼弑莊公。崔杼將史官殺掉。第二個史官又寫：崔杼弑莊公。又被殺掉。第三個史官仍寫：崔杼弑莊公。仍被殺掉。第四個史官還是寫：崔杼弑莊公。崔杼正準備殺他時，聽說一位“南史氏”聽說他連殺三個史官，正捧著簡冊，日夜兼程趕來，準備做第五個刀下史官，這才無奈地不再殺史官了。
其實，崔杼也並非濫殺無辜，實在是莊公找死，竟與迎立他為公的大功臣崔杼的妻子私通。私通就私通吧，還到處炫耀，崔杼當然不能容忍，設計把到他家來行淫的莊公殺了。說起來崔杼還占理，既便算不上為民除害，也是殺的昏君。但春秋筆法有嚴挌規矩，無論有理無理，臣殺君則為弑。論可辯理，弑則不可變。
中國史家曆史，大概可追朔到四千多年前，商朝不大清楚，周朝便有史官設置。因古時，識字人不多，又沒有紙，書寫工具少的可憐，到蔡倫造紙之前，較有品位的文字記載，基本都是用竹片（竹簡），所謂“學富五車”就便源於此時期。史官在漢時，稱太史令，是個可以傳子傳孫的爵位（崔杼殺的三個史官，便是三個親兄弟，他們隻有哥兒四個，所以才有南史氏趕來之說。司馬遷就是子承父業當的太史令），代代相傳，傳統也就保持了下來。
因為是家天下，史家傳統中糟粕很多，基本是帝王將相的傳記，英雄史觀為主，其道德評判也是封建主義的標準，但求實這一點，卻是他們的基本原則，正因這一點，中國曆史才在華夏文化中始終居於顯學之尊。
春秋筆法，曆四千年而不衰，其間雖屢遭磨難，但直到民元革命止，它貫穿了整個封建時代。民元後，由於政權未一統，加之革命黨之政治需要，春秋大義不符合新權力的利益，史學從求實淪落為當政者的宣傳工具，孫中山開其先河，毛澤東發展到極致。以至於中國近現代史，被寫得與政治講義差不多，你在教科書中根本理不清這近百年的曆史過程，隻能從蔡東藩之類的演義中，看個端倪。
可以這樣說，斯大林署名《聯共（布）簡史》是延安時，毛澤東編撰黨書的藍本，他簡潔地用“古為今用”四個字，厘定了中共對史學的定位。建國前夕，他就批評明史專家吳唅“似尚未完全接受曆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曆史的方法論”要求吳，對朱元璋“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麽壞”。從此，中國史學界便遵命地把毛的“農民起義都程度不同地推動了曆史的進步”的定式，當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完全否定了春秋筆法。
在這種所謂的唯物史觀指導下，所有的農民暴動（唯一例外的是民初的白朗起義未含在內）都被當成了“革命”，而與之相對立的人物，不管他們對國家民族做出過多大貢獻，統統成了“反革命”。清中興名將曾左李，自不必提，不是劊子手，就是賣國賊，就連因虎門焚煙而被當作愛國主義典範的林則徐，也因晚年奉旨平亂，而被質疑。至於對起義領袖，則隱其惡，楊之善，極盡誇大編造之能事，似乎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場接一場的亂民暴動書寫成的。（這種隱喻中共革命的史論，不幸地把中共的革命，混同於了農民起義）。
最荒誕地是，這種唯物史觀居然把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國抗日戰爭寫成了是“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八年抗戰”。好了，打住，再說下去該犯忌了。總之，民元以後的曆史，實不成其為史，不是推倒重來，而是要從頭作起。
我們還是回到林彪這個人吧。
我不知道網友們看到這份“反革命政變的罪證”會怎樣，但我再讀它時，仍有一種抑製不住的震撼感。我能從中看到“陰謀”（所有的革命似乎都是從陰謀開始的，包括農民起義在內，成功了就是革命，失敗了就是叛亂。亙古至今，無一例外。所以，百姓才說：成者王侯敗者賊），看到反毛反張春橋等文革派，但看不到反革命。相反，倒使我想起當初批林時，把林的一句話“壯誌堅信馬列”批為假話，現在看來是冤枉他了。（我並不認為林是個合挌馬克思主義者，正如我不相信毛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但我相信林確如他講的“堅信馬列”，即是個中國化的列寧主義者。注：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並非一回事。）我從中看到了權力之爭，但並非革命與反革命，而是對毛極左政策的無情否定。而且，經過30年的曆史洗練，再回頭來品味這些“反革命”思想，以為確如李慎之先生所言，莫說37年前，就是今天能有這樣認識的人也不多。（我又想到了聯動，當然《紀要》對社會與文革的認識遠遠高於聯動思想，但基調與聯動很相似。所以，我才在沒有任何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推測是林彪通過林立果支持的聯動。以印證江青懷疑林彪為聯動後台的說法。另外，通過這些年的反複研討，我發現當年江青們公開指責過的事，幾乎沒有一件是空穴來風，大都有一定根據，不過是誇大或扭曲了而已，比如“二月兵變”，比如“賀龍謀刺毛澤東”等，均是“事出有因”。聯動一事大約也是如此，林彪未必親自插手，但江青們發現林立果混跡其中，而聯動又大多軍隊子女，因此指責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為聯動後台，影射林彪）。
1972 年，也就是36年前，我已25歲，從兵團設計院被“放逐”到塔裏木一個農場勞動。與我同宿舍有個鶴發童顏，氣宇軒昂的老先生，從他那一身黑衣黑褲就可以看出他是個剛從勞改隊出來不久的“新生人員”。通過交流，知其姓王，四川人，北大法學院畢業。乃“曆史反革命”，解放前，曾任國民黨青島市黨部書記，鎮反時被捕，判無期徒刑，服刑20年後，才被假釋，留場就業，月工資32塊2角（當時兵團庫爾勒地區1級農工工資）。因與家人失去聯係多年，工資又低，無力換裝。天熱了，就將棉衣的棉花掏出，當單衣穿。沒錢買衣服，卻少不了買書訂報，還愛寫大字。我和他成為朋友的起因是，我從石河子過來時，他幫我搬行李（別看他年近70，耳不聾、眼不花，腰扳挺直，幹起活兒來，我都不如他），發現我有不少書，大多是書店買不到的，便把我當成了圖書館。後來，我出於對老年人的同情，送了他一頂舊蚊帳，還給了他一些布票，湊了點錢，幫他脫掉了那身黑皮。老先生甚是感激，其對我的回報，是在完成了自己的勞動定額後，過來幫我幹（慚愧不？）。但我們成為無話不談的文友，還是因我那本馬迪厄著的《法國大革命》。我是羅伯斯庇爾的“紛絲”，他卻認為正是羅伯斯庇爾的恐怖主義，毀掉了那場革命。我們爭了個臉紅脖子粗，結果成了忘年交。
《五七一工程紀要》傳達後，老先生開會發言時（那時開會，每個人都必須發言），從法律角度講得頭頭是道，結論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罪”萬惡不赦。私下裏卻對我說：“沒想到你們共產黨這麽快走我們的老路了。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呀！”當時，我特恨林彪，說：“林禿子死了，國家就有救了”老先生笑笑，憋了半天才說：“我真佩服毛主席，這麽罵他的東西都敢公布，偉大偉大，太偉大了！”經他這麽一說，我才又專門到連部，找來文件又認真地看了一遍，感覺與聽報告就完全不同了。不過，我沒有像那位“反革命”的王老先生那樣以為偉大，反而像吃了個蒼蠅似的直想吐，林彪這家夥也能講真話？（這就是典型的先入為主。把把林定為壞蛋，所以無論他說什麽，都是反動，是胡說。一旦發現他講與自己想的一樣，就會有這種奇怪感覺。用在作史，則必定以論代史，不是據實而論，而是去找符合自己主觀臆想的史。幸好，當年沒網絡，否則以我當時之偏激與膚淺，肯定會貽笑大方。）總之，當時我非常震驚，覺得林彪講得是真話，但以為不該出自他之口。
老先生聽了我的看法，沉吟片刻隻講了八個字：“千秋功罪、史自有論。”
可惜，那時我沒聽懂老先生的話，仍抱著對林的“仇恨”以為其“兩麵派”“打著紅旗反紅旗”，卻不曾想過他何以做兩麵派，為什麽要打著紅旗反紅旗？認為其罪該萬死。
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我回京探親，驚異地發現家中的毛主席畫像被取下，換上了周恩來畫像。養父是個做實際工作的幹部，在我印象中很少有自己的傾向和觀點，屬那種有話寧可爛在肚子裏的人。對我的異議，他隻說了一句話：“沒事別亂跑，在家多看點書。”並給了我一堆油印材料。其中有不少天安門事件“反革命罪證”，令我吃驚地是其中不少是《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翻版，比如“假馬列主義”“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我們信仰馬列主義，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我驚愕了，這是在悼念周總理呀！怎麽會成了反革命鬧事？按我當時的“政治覺悟”，雖對中央定性，持懷疑態度，但還以為引用林彪用過的語言，就難逃反動之嫌（本人不久前用了句“魚死網破”就被開會批判為“林彪分子”。我感到特委屈，因為羞於與林為伍）。不久，朱德元帥逝世，養父並沒換下周的畫像。我問過他一次，他仍未正麵回答，隻說了一句：“總司令是善終。”之後，在我準備離京時，大地震來了。我是家中在京唯一的壯勞力，要領物資，搭地震棚，就沒走。這期間人都從樓上下來，住進幾乎連為一體的地震棚，彼此距離近了，交流也多了。我閑著沒事，除打理家務外，常與過去難得見麵的叔叔阿姨輩們聊天，我發現他們大多與養父一樣，對周總理充滿景仰與感情，印象較深的是後來當過中國農學會副會長的蘇平阿姨。我們兩家50年代就是鄰居，我與她家老二是育英同班同學，本來兩家關係很好。但文革中，卻在保譚（震霖）與反譚上，鬧成了冤家。不知什麽深仇大恨，母親至死也不原諒蘇阿姨，而且不願我們與蘇接觸，理由就一個：蘇是造反派。不過，蘇平對我卻與小時一樣友好，我去她家玩，她經常主動問我家情況，一次我問起她與我母親的事，她坦白地說：怪我。我太左。那時聽了中央文革的話，其實我也不想打倒譚震霖同誌，被人利用，怪我。我問她天安門事件為什麽成了反革命鬧事了？她說：鬧事也隻是一小撮，我和你爸爸都去了，你說阿姨和你爸爸是反革命嗎？她見我搖頭，又說：孩子，文化革命十年了，你們長大了，我們老了。毛主席不是說，世界是你們的嗎。要學會用腦子想問題，不能再聽風就是雨了。
那年我29歲，我開始搜集資料，學會用腦子，而不是骨子想問題了。
我扯了這麽多閑人小事，似乎與主題無幹，其實我想通過我的“成長”過程，來說明兩個問題，一個是兩個文化革命在同時並行進行著，一個是上層大人物們的權力之爭，一個是下層百姓的恩怨之爭。上層權力之爭在借助下層民眾的積怨，下層百姓則打著上層革命的旗幟，以達到自身願望的實現。但運動主持者的目的與下層民眾企盼的願望，毫無相通之處，碰了壁的百姓們在失望之餘，開始了思考。而恰在此時，林彪這個“反麵教材”給了人們重重一擊，從某種意義上講，林彪之死，標誌了毛澤東神話的破產。雖然，人們在表麵上仍在喊“萬歲”，但與這之前，比如1966年7月29日的發自內心的真誠，有了質的區別，那時是由衷的發泄，這之後卻是不得不喊，或者為了表現自己才喊。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時，我在河南省新鄉市武裝部長武巍叔叔家，他挺嚴肅地叫我們4點聽廣播，說有重要消息。當時，我立刻就想到了，是不是老頭子死了（當時，北京幹部子弟，私下裏都這樣稱呼毛）？並說出了口。武叔並未回答，拍了我腦袋一下，就走了。
因為關於毛病入膏肓，社會上早有傳言。甚至還有毛已死，江青等秘不發喪，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說，因此，我們哥兒幾個並不感意外，一邊磕瓜籽，一邊聊著毛死後，誰會接班。當然沒人會想到華國鋒，以為江青會把王洪文推到前台當主席，過渡一段時間，再自己上台。也有認為毛遠新是太子爺的。但都覺得中國又要天下大亂了。
武巍是個1937年的老紅軍，對毛的感情很深，但對“那個老妖婆”則恨之入骨，公開告訴幾個孩子，“恐怕又要打仗了”。並要我先不急回新疆，“看看情況再說”。
總之，三個偉人的死，在我來講，感情並不相同。周恩來去世，我悲痛地好像失去了親人，多少天茶飯不思，感到一種前途渺茫；朱德去世，或者是因為還沒從對周去世的痛苦中出來，震動不大，那天我戴了黑紗，在老總遺象前，躹了三個躬；毛澤東去世，不敢說是有種解脫感，但確沒多少悲痛，多是對未來時局的擔憂與惶恐。
後來，華國鋒順利接班，我才回新疆。
回到塔裏木不久，王老先生的家人為他辦好了回鄉手續（1975年，他作為特赦之列，去除“終身剝奪政治權利”之尾巴），他臨走前，專門請我到團部招待食堂吃了頓飯。這時他已壽高73，仍紅光滿麵，我們爺兒倆整整喝了兩斤老白幹。那天，老先生特別健談，說到周恩來，說到毛澤東，也說到蔣介石和蔣經國，最後，他還專門說到林彪。
他對周的評價是，沒有周恩來，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對毛的評價是，創業容易守業難。對老蔣的評價是，缺乏毛澤東的雄才大略。對小蔣的評價是，比他老子強。對林彪他則隻說了六個字：十足的兩麵派。
我當時對林彪沒一點好感，所以並沒往深了想。以至在我送老先生到庫爾勒訣別時，老先生說到，生活中，每個人都是兩麵派，都不止一副麵孔，你我全一樣，問題要看哪麵是真哪麵是假。我也沒當回事。
現在想起來，老先生那六個字：“十足的兩麵派”確實是對林彪準確的定論。
這就要還原到那個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個吃五穀雜糧、有七情六欲的林彪來研讀、分析了。換句話講，林彪這次不想再裝神扮鬼了。他決心當一次人！
同周恩來曾公開表白過的那樣：我是個共產黨員，但我首先是個中國人。林彪骨子裏也是個中國人，而且是個驕傲的中國軍人。我們在林們簡曆中看到，他這一生，除了學生就是當兵。他作為中共發動武裝鬥爭以後的第一代士兵，對無數戰友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這個共和國，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感情。以前，他無能為力，隻能稱病隱居，如今位高名重，再這麽任由毛澤東無休無止的折騰下去，對得起人民，對得起國家嗎？堂堂大中國，居然沒有國家元首，豈不是笑話！這並非筆者憑空杜撰，這種想法在他所有“罪狀”中，永難翻案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裏寫的明明白白。（另文祥述）
林彪是個小知識分子出身的軍人，雖談不上孔孟弟子，但從小深受儒家禮教影響，後來在他家裏搜出許多孔孟語錄，便是明證。他肯定從禮義法理方麵研究過這個問題，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即規定設置國家主席。毛澤東被選為第一屆國家主席，1959年開始劉少奇連任兩屆國家主席。“文革”中劉被打倒後，需要國家主席的場合由董必武以“代主席”身份出麵。中共九大後，召開四屆全國人大提上日程。選舉新一屆國家主席，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毛不同意設國家主席，不僅名不正，言不順，也是毫無道理的。
林彪的講話，打亂了會議進程，從8月23日到26日，委員們從各自不同理解與立場，群情洶洶，矛頭直接張春橋為代表的文革派。從已有資料看，林彪這次可謂是布置周密，戰術得當，而且親自指揮，確是一個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的“政治戰役”。一下就把江青、張春橋給打懵了。（當時，稱這是林“搶班奪權”。後來，又把這說成是林與紅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狗咬狗”。現在看來，這兩種說法都不能成立。如果，還以忠於不忠於毛澤東，為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林隻能算反革命了）。
毛澤東在張春橋惶恐不安的神情中，嗅出了火藥味兒。盡管事先他也想到了會“亂”，也和林彪打過招呼，叫他注意別點康生的名字（毛對康如此嗬護有加，實在讓人難以理解，難道他不知道這個人，給他找了多少麻煩？如果，他真不知道，我甚至要懷疑的他智商了！）可人都跟他跑了，那可真得“重回井岡山”了。江青把陳伯達“投靠”林彪，汪東興也“一仆二主”靠不住的懷疑告訴了丈夫，毛還不相信，訓這個女人說：“你怎麽和誰也搞不到一起呢？汪東興跟我這麽久了他還會反對我嗎？你不要疑神疑鬼。”可是當他看到“六號簡報”上汪東興的慷慨陳詞後，他怒了，派人找到汪，聲色俱厲地訓斥道：“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都已經來過了。他們說六號簡報的影響很大，把人們的思想都搞亂了，這裏有你的一份功勞。不過我不給你記，讓別人給你記吧。這麽一來，你們都成了英雄，而我成了孤家寡人，是不是？你們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們的當。你在我的身邊，為什麽有事不跟我講，你想改換門庭就給我滾！” （毛汪關係可見一斑，同誌乎？主奴乎？不再往深說了。）
堂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聽了這話腿肚子一軟，“撲通”跪了下來：“主席，我錯了。我不了解情況，我上了人家的當。主席，我向您檢討。”他把責任全推到陳伯達的身上：“我聽了陳伯達發言說，有人聽到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就高興得手舞足蹈，我很氣憤，就發了言。”
毛厲聲追問：“難道就再沒有人給你布置任務？我看還是沒有把問題的真實情況說出來。”
汪嚇傻了，立刻把他和林彪、葉群的談話和盤端出。（此人後來因反了江青，助華葉“粉碎四人邦”有功，還當了幾年中共副主席，可見奴才是最靠不住的。亦可見一生以用人見長的毛，晚年用人是如何糊塗。）
毛恨恨地說：“什麽反革命聽說不當國家主席他們高興，是有人當不上國家主席而不高興！這完全是陰謀詭計嘛。你作了人家的工具了。”
汪很快就寫出檢查，才算逃過一刼。
毛澤東決心阻止這場災難，他要拿陳伯達當雞殺，震懾那些不聽話的猴子。他與周恩來、康生一起約林麵談。
毛開門見山地說：“林彪同誌，這次會議，我一上山就打招呼，要把這次會開成一個團結的會，勝利的會，不要開成分裂的會，失敗的會。可是，這兩天的氣氛很不對頭嘛！”
林彪一臉疑惑地問：“出現什麽問題了？”
毛拋出了該殺的雞：“陳伯達帶頭鬧事，一是堅持設國家主席，二是堅持天才論。鼓動一些人，蒙騙一些人起哄，大有把廬山炸平、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有那麽嚴重嗎？”林彪還是一臉茫然。
毛怒吼道：“我看陳伯達是一個居心不良的可疑分子。我今天先給你打個招呼，我還會和政治局其他同誌打招呼。你要同陳伯達保持距離，劃清界限。”
林彪這才附合說：“好，我向軍隊裏的幾個中央委員打個招呼。”
毛重重地又說了句：“廬山是炸不平的。我也不當國家主席，我勸你也不要當。”
林辯解道：“我原來主張設國家主席的目的是讓主席當，並不是我想當。也許是我在開幕那天的講話，引起了這場風波。”
毛還沒想動林，聽了這句話，又轉而撫慰說：“也沒有那麽嚴重，軍隊的一些人，像吳法憲，跟在陳伯達的後麵跑，上了大當。”
是晚，毛澤東對到會的政治局委員們宣布：“剛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認為小組討論的問題不符合全會原定的三項議程，決定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同誌在開幕式的講話；收回六號簡報；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是違背九大方針的。”還是有人不理解，小聲議論著。毛火了，厲聲叱道：“你們繼續這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
8月26日，各組傳達關於暫停開小組會的決定。
5天後，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印發全會，（下發前，毛還專門給林彪看過）。全文如下：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誌搞的，欺騙了不少同誌。第一，這裏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隻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裏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誌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 30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希望同誌們同我們一道采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毛的這個《意見》（應說是命令），又一次使風雲突變，原來的“群情憤慨”地揭發張春橋如何之左，變成了“自我檢查” 自己如何之右，又如何之傻。這不禁令人想起11年前，毛澤東在7月23日的講話。那次整得是第二元帥。毛原來估計，彭德懷的《意見書》印發後，委員們會按他的暗示，對彭群起攻之，但實際情況卻與之估計相反，同情和支持彭的聲音,明此起彼伏，他的“秀才們”（其中也包括陳伯達）也“不辯是非”地立場動搖。從中央到地方都不斷傳來對“三麵紅旗”的尖銳批評，尤其是曾是他頂頭上司的張聞天的發言，使他不能不認真對待，（僅舉張發言中兩點：“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舍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麵，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麵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其二“現在有些人把供給製、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社會主義不一定要采取供給製、公共食堂這種辦法。”“對於窮和富的觀念要慢慢轉變。勞動好、對國家貢獻大，所得報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於勞動好。由於不愛勞動、好吃懶做而生活窮苦，是活該、是可恥的。”便可以明白，毛為什麽會“龍顏震怒”了，全是紮他肺管子的東西嗎！）毛在講話裏就火藥味兒十足地甩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把彭的問題，推向了對立麵。開了中共建政後，毛一個人說了算的先河，留下了一樁必被後人清算的政治奇案，毛也因此而不得安生。
但這次毛澤東沒有再犯上一次的錯誤（那次毛66歲，這次已77歲，也沒力氣了）。隻懲家奴，不論大臣。應當講，毛給林留足了麵子。很多資料都可以佐證，毛期待著他這位“好學生”能接受教訓，再一次向自己表忠心。
然而，毛澤東又想錯了，林彪可不像彭德懷那麽好哄，他才不相信那個什麽“全黨大局”的說教，他不願再違心屈從，他要讓世人看看他這個“副統帥”的“廬山真麵目”。
元帥恩怨（五）林彪這個人
林彪的“廬山真麵目”是什麽呢？
雖然，沒有更多證據證明林彪是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直接組織者（隻有一個“照老虎說得辦”的手令，很難做為直接證據），但我們從公審“林彪反革命集團”案前後，公開的資料看，可以認為林至少是知情，而且並未反對。否則，以林立果一個空軍作戰部副部長的身份，是不可能調動王維國、江騰蛟這樣的軍級主管的。總之，如果還是以忠於還是反對毛澤東為有罪無罪標準，其反革命陰謀叛亂罪是板上釘釘的鐵案，一萬年也翻不了。
這與二戰後期，軍人謀殺希特勒案有些相似，盡管，史家在承認謀殺事實的基礎上，多從積極方麵評價，但其案犯家屬在上世紀下半葉，訴諸法律，布圖為親人平反時，卻以敗訴告終。理由就是，其量刑之取證與事實均準確無誤，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去否定以前的判決。
但這並不防礙媒體和輿論，從曆史進步還是倒退的角度，把昨天的叛徒，評判為民族英雄。
已故大學者李慎之曾直言不諱地稱：“到現在為止對毛的認識沒有超過《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也就是說，使林彪永世不得翻身的“鐵案”，也恰恰是他留給後人的最有價值的思想遺產。那麽，李教授所言是否不虛？讓我們再回顧一下其“罪證”原文吧：
五七一工程紀要（1971年3月22——24）
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
（一）可能性
◇ ９２（指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
⑴ 一場政治危機正在蘊釀。
⑵ 奪權正在進行。
⑶ 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
⑷ 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逐漸地和平演變式的政變。
⑸ 這種政變形式是他們慣用手法。
⑹ 他們“故計重演”。
⑺ 政變正朝著有利於筆杆子，而不利於槍杆子方向發展。
⑻ 因此，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反之，如果我們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變，一旦他們得逞，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中國革命不知要推遲多少年。
⑼ 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
◇ 我方力量
經過幾年準備，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的水平都有相當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質基礎。
在全國，隻有我們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氣勃勃。
革命的領導權落在誰的頭上，未來政權就落在誰的頭上，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就取得了未來的政權。
革命領導權曆史地落在我們艦隊頭上。
和國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們的準備和力量比他們充份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們比當時蘇維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餘地大，空軍機動能力強。比較起來，空軍搞五七一比較容易得到全國政權，軍區搞地方割據。
◇ 兩種可能性：奪取全國政權，割據局麵。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澤東）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後發製人，軍事行動上先發製人。
我國社會主義製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筆杆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
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
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
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
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家長製生活。
當然，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曆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曆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曆史地走向反麵。
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為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中國曆史負責，我們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條件
◇ 有利條件：
國內政治矛盾激化，危機四伏。
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
軍隊受壓軍心不穩 高級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並且握有兵權。
一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麵樹敵 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
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
農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製變成了替罪羔羊。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國外矛盾激化，中蘇對立。整蘇聯。
我們行動會得到蘇聯支持。
最重要的條件：我們有首長（指林彪）威信名望、權力和聯合艦隊的力量。
從自然條件上講，國土遼闊、回旋餘地大，加之空軍機動性強，有利於突襲、串聯、轉移，甚至於撤退。
◇ 困難
△ 目前我們力量準備還不足。
△ 群眾對Ｂ－５２的個人迷信很深。
△ 由於Ｂ－５２分而治之，軍隊內矛盾相當複雜，很難形成被我們掌握的統一的力量。
△ Ｂ－５２身居簡出，行動神秘，戒備森嚴，給我們行動帶來一定困難。
（四）時機
敵我雙方騎虎難下。
目前表麵上的暫時平衡維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
是一場你死我活鬥爭！隻要他們上台，我們就要下台，進監獄、衛戍區。或者我們把他們吃掉，或者他們把我們吃掉。
◇ 戰略上兩種時機：
一種我們準備好了，能吃掉他們的時候；一種是發現敵人張開嘴巴要把我們吃掉時候，我們受到嚴重危險的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和沒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
◇ 戰術上時機和手段
△ Ｂ－５２在我手中，敵主力艦（指毛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屬於自投羅網式。
△ 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
△ 先斬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實，逼迫Ｂ－５２就範，逼宮形式。
△ 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５４３、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 基本力量
△ 聯合艦隊和各分艦隊（上海、北京、廣州）
△ 王、陳、江，四、五軍骨幹力量（指王維國、陳勵耘、江騰蛟以及空四軍，空五軍）
△ 九師、十八師
△ 二十一坦克團
△ 民航（文革時民航由空軍接管）
△ 三十四師
◇ 借用力量
國內：
△ 二十軍
△ 三十八軍
△ 黃（指黃永勝）軍委辦事處
△ 國防科委
△ 廣州、成都、武漢、江西、濟南、新疆、西安
△ 社會力量、農民、紅衛兵青年學生、機關幹部、工人
國外：
蘇聯（秘密談判）
美國（中美談判）
借蘇力量（箝）製國內外其他各種力量。
暫時核保護傘。
（六）動員群眾口號、綱領
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
全黨團結起來！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打倒當代的秦始皇——Ｂ－５２，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
對外：
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聯合起來！
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
我們對外政策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承認現有的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保護使館人員的安全。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
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Ｂ－５２的封建專製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
全國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各行各業要堅守崗位，努力生產，保護國家財富和檔案，遵守和維護社會秩序。
因此，各地區、各單位、各部門之間，不準串聯。全國武裝力量要服從統率部的集中統一指揮，堅決嚴厲鎮壓反革命叛亂和一切反革命破壞活動！
（七）實施要點
三個階段
◇ 第一、準備階段
⑴ 計劃
⑵ 力量
△ 指揮班子 江、王、陳
△ 兩套警衛處 公開的李鬆亭。秘密的上海小組負責。新華一村教導隊
△ 四、五軍部隊訓練（地麵訓練）
△ 南空（指南京軍區空軍）直屬師工作（十師）周建平負責。爭取二十軍（江、王、陳）
擴大艦隊
加速根據地建設 京、滬、杭、蜀、穗
⑶ 物質準備
武器 領 自造
通訊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設計的一種收發報機）
車輛
掌握他們倉庫地點、隻要軍械庫
⑷ 情報保障
掌握三個環節 搜集 分析 上報
◇ 第二階段 實施階段
奇襲式 一個先聯後斬，上麵串聯好，然後奇襲。一個先斬後聯。一個上下同時進行。
一定要把張（指張春橋）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總的兩條：一是奇襲，二是一旦進行開始、堅持到底。
◇ 第三階段 鞏固陣地，擴大戰果，奪取全部政權
⑴ 軍事上首先固守陣地
△ 盡力堅守上海，占領電台、電信局、交通，把上海與外地聯係卡斷
△ 力爭南京方麵中立，但做好防禦
△ 固守浙江、江西
△ 掌握空降、空運
⑵ 政治上采取進攻
△ 上麵攤牌
△ 掌握輿論工具 開展政治攻勢
⑶ 組織上擴大
△ 迅速擴軍
△ 四方串聯
（八）政策和策略
打著Ｂ－５２旗號打擊Ｂ－５２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緩和群眾的輿論。
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數，集中打擊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獨裁者。我們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數），保護（團結）一大片。
打擊一小撮獨裁者及其身邊的人。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保護一大批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派，各個擊破。
他們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
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
從幾十年的曆史看，究竟有哪一個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生兒子也被他逼瘋。
他是一個懷疑狂、瘧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
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過去，對Ｂ－５２宣傳，有的是出於曆史需要；有的顧全民族統一、團結大局；有的出於抵禦外來侵敵；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壓力之下；對廣大群眾來說，主要是不了解他的內情。
對於這些同誌，我們都給予曆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予以諒解和保護。
對過去Ｂ－５２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於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紀律
此工程屬特級絕密，不經批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堅決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發揚“江田島”精神（江田島，日本海軍學校所在地）。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責者、動搖者、背叛者嚴厲製裁。
這是1971年3月21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同空軍的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在上海密謀策劃，3月23日至24日，由於新野執筆起草的《“571工程”紀要》全文。
林彪死後，中共中央經毛批準在縣團級以上的黨員幹部中，以林之“罪證”名義傳達《紀要》。由於紀要對毛的形象極具殺傷力。當時，有傳言說，政治局對是否下發這個紀要有不同意見；認為即使下發，也應當隻公布部分內容。但毛不顧周恩來等人的勸阻，執意公布全文。（毛為何要執意？為什麽又是周“勸阻”？耐人尋味）。
《紀要》在1972年下半年，已在國內全部公開。它掀起了一輪批林高潮，也引發了一陣思索的暗潮。批林高潮可謂“義憤填膺”，絕少涉及文件內容，憤怒大多定位在“當麵喊萬歲，背後下毒手”，竟敢企圖“謀殺偉大領袖”，談不上思想性。但生活在“廣闊天地”，飽受貧困之苦的小知識分子（知青），卻從中找到了一種共嗚，那都是他們困惑，卻理不出頭緒的現實問題，或者是敢想卻不敢說，總之，死林彪雖棄屍異邦，卻在神州大地灑下了“異端”思考的火種，這個真真切切的事實，國內史學界在近40年裏卻一直對此諱莫如深、足見既使在鄧小平時代，國內史家仍未掙脫《聯共（布）簡史》之桎梏，依舊沿續著延安整風之“一個領袖，兩條路線”的定式，從政治需要出發，還是把曆史當成一個可以任權力者隨意打扮的小姑娘。凡觸及這事引起的波動，雖不像毛在世時，說成是林彪死黨的惶恐或垂死掙紮，“進步”為群眾對“接班人”之死“難以理解”，就是不願正視其真正的曆史作用：使人們開始對文革、對毛澤東重新審視與思考這個事實。不能反映曆史真實，實在是有幾千年春秋傳統的中國史家之大不幸。何為春秋傳統呢？
元帥恩怨（六）林彪這個人
春秋傳統，也稱春秋筆法、春秋大義。其典出於春秋時代。有這樣一個故事：齊國權臣崔杼殺了國君莊公。史官秉筆直書：崔杼弑莊公。崔杼將史官殺掉。第二個史官又寫：崔杼弑莊公。又被殺掉。第三個史官仍寫：崔杼弑莊公。仍被殺掉。第四個史官還是寫：崔杼弑莊公。崔杼正準備殺他時，聽說一位“南史氏”聽說他連殺三個史官，正捧著簡冊，日夜兼程趕來，準備做第五個刀下史官，這才無奈地不再殺史官了。
其實，崔杼也並非濫殺無辜，實在是莊公找死，竟與迎立他為公的大功臣崔杼的妻子私通。私通就私通吧，還到處炫耀，崔杼當然不能容忍，設計把到他家來行淫的莊公殺了。說起來崔杼還占理，既便算不上為民除害，也是殺的昏君。但春秋筆法有嚴挌規矩，無論有理無理，臣殺君則為弑。論可辯理，弑則不可變。
中國史家曆史，大概可追朔到四千多年前，商朝不大清楚，周朝便有史官設置。因古時，識字人不多，又沒有紙，書寫工具少的可憐，到蔡倫造紙之前，較有品位的文字記載，基本都是用竹片（竹簡），所謂“學富五車”就便源於此時期。史官在漢時，稱太史令，是個可以傳子傳孫的爵位（崔杼殺的三個史官，便是三個親兄弟，他們隻有哥兒四個，所以才有南史氏趕來之說。司馬遷就是子承父業當的太史令），代代相傳，傳統也就保持了下來。
因為是家天下，史家傳統中糟粕很多，基本是帝王將相的傳記，英雄史觀為主，其道德評判也是封建主義的標準，但求實這一點，卻是他們的基本原則，正因這一點，中國曆史才在華夏文化中始終居於顯學之尊。
春秋筆法，曆四千年而不衰，其間雖屢遭磨難，但直到民元革命止，它貫穿了整個封建時代。民元後，由於政權未一統，加之革命黨之政治需要，春秋大義不符合新權力的利益，史學從求實淪落為當政者的宣傳工具，孫中山開其先河，毛澤東發展到極致。以至於中國近現代史，被寫得與政治講義差不多，你在教科書中根本理不清這近百年的曆史過程，隻能從蔡東藩之類的演義中，看個端倪。
可以這樣說，斯大林署名《聯共（布）簡史》是延安時，毛澤東編撰黨書的藍本，他簡潔地用“古為今用”四個字，厘定了中共對史學的定位。建國前夕，他就批評明史專家吳唅“似尚未完全接受曆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曆史的方法論”要求吳，對朱元璋“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麽壞”。從此，中國史學界便遵命地把毛的“農民起義都程度不同地推動了曆史的進步”的定式，當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完全否定了春秋筆法。
在這種所謂的唯物史觀指導下，所有的農民暴動（唯一例外的是民初的白朗起義未含在內）都被當成了“革命”，而與之相對立的人物，不管他們對國家民族做出過多大貢獻，統統成了“反革命”。清中興名將曾左李，自不必提，不是劊子手，就是賣國賊，就連因虎門焚煙而被當作愛國主義典範的林則徐，也因晚年奉旨平亂，而被質疑。至於對起義領袖，則隱其惡，楊之善，極盡誇大編造之能事，似乎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場接一場的亂民暴動書寫成的。（這種隱喻中共革命的史論，不幸地把中共的革命，混同於了農民起義）。
最荒誕地是，這種唯物史觀居然把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國抗日戰爭寫成了是“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八年抗戰”。好了，打住，再說下去該犯忌了。總之，民元以後的曆史，實不成其為史，不是推倒重來，而是要從頭作起。
我們還是回到林彪這個人吧。
我不知道網友們看到這份“反革命政變的罪證”會怎樣，但我再讀它時，仍有一種抑製不住的震撼感。我能從中看到“陰謀”（所有的革命似乎都是從陰謀開始的，包括農民起義在內，成功了就是革命，失敗了就是叛亂。亙古至今，無一例外。所以，百姓才說：成者王侯敗者賊），看到反毛反張春橋等文革派，但看不到反革命。相反，倒使我想起當初批林時，把林的一句話“壯誌堅信馬列”批為假話，現在看來是冤枉他了。（我並不認為林是個合挌馬克思主義者，正如我不相信毛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但我相信林確如他講的“堅信馬列”，即是個中國化的列寧主義者。注：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並非一回事。）我從中看到了權力之爭，但並非革命與反革命，而是對毛極左政策的無情否定。而且，經過30年的曆史洗練，再回頭來品味這些“反革命”思想，以為確如李慎之先生所言，莫說37年前，就是今天能有這樣認識的人也不多。（我又想到了聯動，當然《紀要》對社會與文革的認識遠遠高於聯動思想，但基調與聯動很相似。所以，我才在沒有任何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推測是林彪通過林立果支持的聯動。以印證江青懷疑林彪為聯動後台的說法。另外，通過這些年的反複研討，我發現當年江青們公開指責過的事，幾乎沒有一件是空穴來風，大都有一定根據，不過是誇大或扭曲了而已，比如“二月兵變”，比如“賀龍謀刺毛澤東”等，均是“事出有因”。聯動一事大約也是如此，林彪未必親自插手，但江青們發現林立果混跡其中，而聯動又大多軍隊子女，因此指責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為聯動後台，影射林彪）。
1972 年，也就是36年前，我已25歲，從兵團設計院被“放逐”到塔裏木一個農場勞動。與我同宿舍有個鶴發童顏，氣宇軒昂的老先生，從他那一身黑衣黑褲就可以看出他是個剛從勞改隊出來不久的“新生人員”。通過交流，知其姓王，四川人，北大法學院畢業。乃“曆史反革命”，解放前，曾任國民黨青島市黨部書記，鎮反時被捕，判無期徒刑，服刑20年後，才被假釋，留場就業，月工資32塊2角（當時兵團庫爾勒地區1級農工工資）。因與家人失去聯係多年，工資又低，無力換裝。天熱了，就將棉衣的棉花掏出，當單衣穿。沒錢買衣服，卻少不了買書訂報，還愛寫大字。我和他成為朋友的起因是，我從石河子過來時，他幫我搬行李（別看他年近70，耳不聾、眼不花，腰扳挺直，幹起活兒來，我都不如他），發現我有不少書，大多是書店買不到的，便把我當成了圖書館。後來，我出於對老年人的同情，送了他一頂舊蚊帳，還給了他一些布票，湊了點錢，幫他脫掉了那身黑皮。老先生甚是感激，其對我的回報，是在完成了自己的勞動定額後，過來幫我幹（慚愧不？）。但我們成為無話不談的文友，還是因我那本馬迪厄著的《法國大革命》。我是羅伯斯庇爾的“紛絲”，他卻認為正是羅伯斯庇爾的恐怖主義，毀掉了那場革命。我們爭了個臉紅脖子粗，結果成了忘年交。
《五七一工程紀要》傳達後，老先生開會發言時（那時開會，每個人都必須發言），從法律角度講得頭頭是道，結論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罪”萬惡不赦。私下裏卻對我說：“沒想到你們共產黨這麽快走我們的老路了。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呀！”當時，我特恨林彪，說：“林禿子死了，國家就有救了”老先生笑笑，憋了半天才說：“我真佩服毛主席，這麽罵他的東西都敢公布，偉大偉大，太偉大了！”經他這麽一說，我才又專門到連部，找來文件又認真地看了一遍，感覺與聽報告就完全不同了。不過，我沒有像那位“反革命”的王老先生那樣以為偉大，反而像吃了個蒼蠅似的直想吐，林彪這家夥也能講真話？（這就是典型的先入為主。把把林定為壞蛋，所以無論他說什麽，都是反動，是胡說。一旦發現他講與自己想的一樣，就會有這種奇怪感覺。用在作史，則必定以論代史，不是據實而論，而是去找符合自己主觀臆想的史。幸好，當年沒網絡，否則以我當時之偏激與膚淺，肯定會貽笑大方。）總之，當時我非常震驚，覺得林彪講得是真話，但以為不該出自他之口。
老先生聽了我的看法，沉吟片刻隻講了八個字：“千秋功罪、史自有論。”
可惜，那時我沒聽懂老先生的話，仍抱著對林的“仇恨”以為其“兩麵派”“打著紅旗反紅旗”，卻不曾想過他何以做兩麵派，為什麽要打著紅旗反紅旗？認為其罪該萬死。
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我回京探親，驚異地發現家中的毛主席畫像被取下，換上了周恩來畫像。養父是個做實際工作的幹部，在我印象中很少有自己的傾向和觀點，屬那種有話寧可爛在肚子裏的人。對我的異議，他隻說了一句話：“沒事別亂跑，在家多看點書。”並給了我一堆油印材料。其中有不少天安門事件“反革命罪證”，令我吃驚地是其中不少是《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翻版，比如“假馬列主義”“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我們信仰馬列主義，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我驚愕了，這是在悼念周總理呀！怎麽會成了反革命鬧事？按我當時的“政治覺悟”，雖對中央定性，持懷疑態度，但還以為引用林彪用過的語言，就難逃反動之嫌（本人不久前用了句“魚死網破”就被開會批判為“林彪分子”。我感到特委屈，因為羞於與林為伍）。不久，朱德元帥逝世，養父並沒換下周的畫像。我問過他一次，他仍未正麵回答，隻說了一句：“總司令是善終。”之後，在我準備離京時，大地震來了。我是家中在京唯一的壯勞力，要領物資，搭地震棚，就沒走。這期間人都從樓上下來，住進幾乎連為一體的地震棚，彼此距離近了，交流也多了。我閑著沒事，除打理家務外，常與過去難得見麵的叔叔阿姨輩們聊天，我發現他們大多與養父一樣，對周總理充滿景仰與感情，印象較深的是後來當過中國農學會副會長的蘇平阿姨。我們兩家50年代就是鄰居，我與她家老二是育英同班同學，本來兩家關係很好。但文革中，卻在保譚（震霖）與反譚上，鬧成了冤家。不知什麽深仇大恨，母親至死也不原諒蘇阿姨，而且不願我們與蘇接觸，理由就一個：蘇是造反派。不過，蘇平對我卻與小時一樣友好，我去她家玩，她經常主動問我家情況，一次我問起她與我母親的事，她坦白地說：怪我。我太左。那時聽了中央文革的話，其實我也不想打倒譚震霖同誌，被人利用，怪我。我問她天安門事件為什麽成了反革命鬧事了？她說：鬧事也隻是一小撮，我和你爸爸都去了，你說阿姨和你爸爸是反革命嗎？她見我搖頭，又說：孩子，文化革命十年了，你們長大了，我們老了。毛主席不是說，世界是你們的嗎。要學會用腦子想問題，不能再聽風就是雨了。
那年我29歲，我開始搜集資料，學會用腦子，而不是骨子想問題了。
我扯了這麽多閑人小事，似乎與主題無幹，其實我想通過我的“成長”過程，來說明兩個問題，一個是兩個文化革命在同時並行進行著，一個是上層大人物們的權力之爭，一個是下層百姓的恩怨之爭。上層權力之爭在借助下層民眾的積怨，下層百姓則打著上層革命的旗幟，以達到自身願望的實現。但運動主持者的目的與下層民眾企盼的願望，毫無相通之處，碰了壁的百姓們在失望之餘，開始了思考。而恰在此時，林彪這個“反麵教材”給了人們重重一擊，從某種意義上講，林彪之死，標誌了毛澤東神話的破產。雖然，人們在表麵上仍在喊“萬歲”，但與這之前，比如1966年7月29日的發自內心的真誠，有了質的區別，那時是由衷的發泄，這之後卻是不得不喊，或者為了表現自己才喊。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時，我在河南省新鄉市武裝部長武巍叔叔家，他挺嚴肅地叫我們4點聽廣播，說有重要消息。當時，我立刻就想到了，是不是老頭子死了（當時，北京幹部子弟，私下裏都這樣稱呼毛）？並說出了口。武叔並未回答，拍了我腦袋一下，就走了。
因為關於毛病入膏肓，社會上早有傳言。甚至還有毛已死，江青等秘不發喪，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說，因此，我們哥兒幾個並不感意外，一邊磕瓜籽，一邊聊著毛死後，誰會接班。當然沒人會想到華國鋒，以為江青會把王洪文推到前台當主席，過渡一段時間，再自己上台。也有認為毛遠新是太子爺的。但都覺得中國又要天下大亂了。
武巍是個1937年的老紅軍，對毛的感情很深，但對“那個老妖婆”則恨之入骨，公開告訴幾個孩子，“恐怕又要打仗了”。並要我先不急回新疆，“看看情況再說”。
總之，三個偉人的死，在我來講，感情並不相同。周恩來去世，我悲痛地好像失去了親人，多少天茶飯不思，感到一種前途渺茫；朱德去世，或者是因為還沒從對周去世的痛苦中出來，震動不大，那天我戴了黑紗，在老總遺象前，躹了三個躬；毛澤東去世，不敢說是有種解脫感，但確沒多少悲痛，多是對未來時局的擔憂與惶恐。
後來，華國鋒順利接班，我才回新疆。
回到塔裏木不久，王老先生的家人為他辦好了回鄉手續（1975年，他作為特赦之列，去除“終身剝奪政治權利”之尾巴），他臨走前，專門請我到團部招待食堂吃了頓飯。這時他已壽高73，仍紅光滿麵，我們爺兒倆整整喝了兩斤老白幹。那天，老先生特別健談，說到周恩來，說到毛澤東，也說到蔣介石和蔣經國，最後，他還專門說到林彪。
他對周的評價是，沒有周恩來，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對毛的評價是，創業容易守業難。對老蔣的評價是，缺乏毛澤東的雄才大略。對小蔣的評價是，比他老子強。對林彪他則隻說了六個字：十足的兩麵派。
我當時對林彪沒一點好感，所以並沒往深了想。以至在我送老先生到庫爾勒訣別時，老先生說到，生活中，每個人都是兩麵派，都不止一副麵孔，你我全一樣，問題要看哪麵是真哪麵是假。我也沒當回事。
現在想起來，老先生那六個字：“十足的兩麵派”確實是對林彪準確的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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