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內戰與分裂（二十八）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其實，在此之前，也就是武漢“720事件”之後，毛澤東就按董必武的說法，通過楊成武等人說“四個偉大討嫌”“一個導師”就行了。當時，他的意思是借此敲打林彪，警告這位“副統帥”手別伸得太長，借機培植自己的軍內實力，同時也收買一下對林不滿的老幹部們，並非表現的以示謙虛。問題在這話讓老進士講在頭裏，毛當然不高興（毛文革講過一句話：真理早講一天，就變成了繆論。可以佐證毛的心情）。更何況，董還是和朱德在一塊，這一老總一老進士，搞到一塊可非兒戲。
毛知道垂垂老矣的前清進士，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但忌憚他巨大“軟實力”，尤其在解決劉少奇問題，他這個老法學家，如果堅持“依法治國”，豈不難堪。（曾經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向劉少奇、鄧小平要求“說話權力”的毛澤東，並非不知道，打倒國家元首是違憲的，但他也知道，群眾和黨內大多數人，因為習慣了萬歲傳統，根本不知憲法在今天有什麽用處）。而這位老進士，向來不喜歡揣摩人心，看人臉子，這麽大歲數了，萬一來個死怕什麽，還真不好收場。（平心而論，毛對董還是心悅誠服，比較尊重的），凡此種種，毛對董都不可不防。
毛深諳打蛇七寸之道，知董晚年得子，愛之深切，便拿董最疼愛的小兒子“開涮玩”。老三箽良翮年輕氣盛，犯了江青之忌。1967年初，已被抓了一次（其實是“中央通知”董必武讓他兒子去“自首”的），這次還有個“聯動”罪名可說。4月隨聯動一起釋放後，1968年3 月，良翮與家人在廣州已聯係好，準備參軍了，在回京列車上又一次被抓。這次更玄乎，是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向董必武轉達的“中央要逮捕董良翮歸案”，一關又是小半年。1968年10月又放出來，居然連什麽罪名也不知道。
據菫良翬回憶說：弟弟從監獄裏疲憊地回來了。我把他從門口接進來，媽媽在過廳見到他。弟弟對媽媽的激動和我的欣喜顯出意外的冷淡，他把東西放在過廳角落，就匆匆忙忙地踏進爸爸的辦公室，站在爸爸的躺椅前叫了聲“爸爸”，便什麽也說不出來了。爸爸放下手頭的文件，意外地瞪大眼上下端詳著他。過了好大一會，爸爸才指著對麵的沙發，含著一絲苦澀的微笑說：“回來了？！坐吧。”弟弟不做聲，走到沙發那裏坐下來。爸爸站起來，在屋裏慢慢地走了個來回。後來爸爸站在弟弟的麵前，嚴峻地問：“究竟為什麽抓你呢？”弟弟倏地站起來，驚愕地直視著爸爸：“怎麽，你不知道？！”爸爸顯然奇怪弟弟的反問，說：“我怎麽會知道？”弟弟感到不可名狀的委屈，淚水順著麵頰流下來，他像小時那樣，用手掌在嘴角抹了一下，抽噎著說：“我一直在問他們，我犯了什麽罪？直到放我時，他們才說：‘回去問你的爸爸。’我還以為你知道，結果你也不知道！”爸爸無言地望著眼前的小兒子久久說不出話來。他雙手叉在後腰上，然後慢慢轉過身，仰起頭，看著南窗外黑色的夜空。夜啊，真黑！
弟弟為什麽突然被捕呢？事情發生後不久的一天，我推開爸爸辦公室的門，看見我親愛的爸爸在沙發裏仰臥著，雙手擱在扶手上。這種不拿書的情況是少見的。爸爸見了我，便長長地舒了口氣，說：“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
看了這段樸實的沒有任何修飾的文字，你又會有何感想？用最無法的手段，對待黨內最權威的法學家，這不分明是貓逗老鼠玩的把戲嗎？我想，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以中央名義去抓一個還沒工作的學生，這種怪事，也就是文革中才可能發生。曆經蒼桑的老進士，明白毛的意思，那句“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中包含了多少委屈與憤懣呀！
其實，文革中這類“質子”的事例還很多，比如葉劍英“大鬧懷仁堂”以後，毛不想整倒他（因為他是十個元帥，唯一沒帶過兵的“文元帥”，形不成軍內山頭）借葉向真一事，把他的兒子、女婿都抓起來了。
有資料證明，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之前，主要攻擊目標一直是劉少奇，他利用上海問題，因勢力導把原先中央通過的“鬥、批、改”升級為“全麵奪權”，曾打算借“奪權”徹底清除劉少奇勢力（張春橋所謂“改朝換代”是也。其中也包括周恩來勢力），再造一個“新中國”（亦即當時青年人常叫喊的“紅彤彤的新世界”）。但運動並沒按照他們意誌順利進行，北京學生運動的分裂，及老家夥們的公然反抗，已夠他煩了，外省的武鬥升級，其戰鬥等級並不遜於民國初，各地軍閥之間的內戰。煩人的是對陣雙方都拿著他的小紅書，唸著他的“語錄”，喊著他萬歲，都自稱在“誓死捍衛”他的“革命路線”。這種一個毛澤東打另一個毛澤民的情景，不能不讓老人家在感動之餘感到困惑，尤其在武漢時，他從軍人的憤恕中，看到了一個山頭正在借力崛起：與他一起密謀策劃了這場“大革命”的林彪，在借力使力，打著他的旗號，在軍中培植著他個人的“山頭”。（有資料佐證，林確實企圖借武漢“720事件”，消除紅四方麵軍在湖北勢力。但說他插手並挑動了這次事變，則缺乏有力證據。當時流傳的林調東海艦隊，駛人長江“勤王”，有實無據。因文革初，毛已明確，林這個副統帥，無個人調兵權，若無毛簽署命令，林連一個排的兵權都沒有，更何況調東海艦隊了。合乎邏輯的推論，應是毛與周合署的命令）。以軍隊起家，篤信“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的毛，怎能不防林“尾大不掉”？所以，他在借“四個偉大”敲打林的同時，意味深長地說到了，要防範那些“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兩麵派。並在周恩來請求他改變政策未果，提出請辭總理職務以後，調整了“改朝換代”的政策，開始有選擇地“團結”老幹部，暫時緩和了軍隊和黨內的過度緊張氣氛。
這一政策改變的信號是，被人稱為“小爬蟲”的王力、關鋒、戚本禹，被拋出當了替罪羊。
而促成毛這一改變的是周恩來。
周恩來！又是周恩來。
周恩來是在被逼到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以死相諫的。
1967年初，由於毛澤東說了句：他去給周陪鬥。中央文革周恩來問題上，態度有所收歛。1967年4月的一次紅衛兵代表大會還發出特別通令：“周恩來總理是毛澤東主席的親密戰友，不應對他有任何懷疑。張貼攻擊周總理的大字報，將被視作反革命行為。”
但由於毛並沒從根本上改變他“改朝換代”的政策，針對周的攻擊並沒停止。尤其在1967年春天反擊“二月逆流”以後，周被視為“二月逆流”黑幹將的保護人和總後台。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師範大學貼出了一張《給周總理貼大字報》的，公開反對周恩來。
3月31日，北京鋼鐵學院因“炮轟周恩來”受到批判的學生張建旗，公開發表聲明，堅持“炮轟周恩來”的立場，並表示他沒有錯，要“三個月後再見”。
5月初，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以張光武為首的幾個人，公開發表針對周恩來的“開炮聲明”；北京商學院出現了一個“火線縱隊”，矛頭直指周恩來。在此前後，北京農業大學出現了一個稱為“五·一六兵團”的組織。
5月16日，北京外國語學院“6·16兵團”貼出大字報，誣蔑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麵派”。
5月底，以張建旗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
6月2日，張建旗將他3月31日寫的《給周恩來的一封公開信》拋了出來，又以“鋼院五·一六兵團”的名義，貼出《23個為什麽？》的大字報，責問周恩來。
對“五·一六兵團”反周行為，許多紅衛兵組織表示憤怒。每當“五·一六兵團”的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貼出來之後，不到一兩天時間，就被另一批新的“迎頭痛擊反周逆流”的大字報所覆蓋。“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還發表聲明：“炮打周總理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誰要是惡毒攻擊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就打倒誰！”
張建旗等在6月4日，發表了一個《嚴正聲明》，擺出一付偃旗息鼓的姿態，轉入到地下活動。並於 6月14日，與北京外國語學院“6·16兵團”劉令凱等策劃成立了“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
“五·一六兵團”成立後，對周的攻擊越來越肆無忌憚。他們在夜深人靜之時，張貼出各種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諸如《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周恩來！》、《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徹底搗毀資產階級司令部！──質問周恩來》、《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周恩來還我戰友！》、《周恩來，你在農林口究竟要幹什麽？》等。在每張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的最後，都署名“五·一六” 三個醒目的阿拉伯數字，其中的“1”字寫成一個熊熊燃燒的火炬形狀。 ,
在社會上圍繞著周恩來的問題趨於升級之際，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出麵表態：“周恩來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對周總理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使反周浪潮受挫一時。有人認為這是毛澤東的意思，雖然，沒有這方麵的佐證文件，但我認可這種說法。毛還沒解決劉鄧問題，他不希望在這種時候，紅衛兵因周而再次分裂，另外，毛的“鬥爭策略”從來是“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拉一派、打一派）。他深知周可不是劉少奇，在黨內外均有著極其雄厚的政治實力，而國家政府這一厐大機器，還離不開這個總理。
但周恩來的日子，並沒因此而好過，他不僅要睜大眼睛，防備毛澤東江青的突然襲擊，還要竭盡全力保證政府職能正常工作，政治上他無能為力，但生產絕不能停滯。此外，他還必須想盡辦法，避免造成太惡劣的國際影響，以維護國家形象。
1967年5月初，九龍人造花廠發生罷工。港英當局出動警察彈壓，向人群投擲催淚彈，並用石塊貼著地麵橫掃示威者的腳跟。受內地紅衛兵造反的影響，在香港左派精心策劃鼓動下，社會中下階層很快起而響應左派號召，學內地紅衛兵，揮舞紅寶書，高呼革命口號，前往政府大廈示威抗議，參與各種抗爭活動。有資料指證，江青和中央文革介入了此事，紅衛兵過境去煽風點火，指導香港日益高漲的示威活動。在香港左派幫助下，把學校、商店和工廠的偏僻房間改造成生產自製手榴彈和其他簡易武器的場所，使示威向暴力方向發展。鑒於澳門教訓，港英政府從一開始就采取強而有力的鎮壓，流血衝突終於爆發。
5月15日，中國正式表態：在抗議軍隊和警察向“手無寸鐵的工人”和學生開火的同時，還指責香港的英國當局“對他們又怕又恨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敵對姿態，這是徒勞的。要求立即釋放包括工人、學生、新聞工作者和攝影記者在內的所有被捕人員。還警告說：如果要求得不到滿足，其一切後果將由英方承擔。
但英國政府的態度強硬。在中國新華社播發了強烈抗議的照會後不久，英國政府即宣布支持港英當局，並逮捕了許多參加示威的人，強製實行宵禁。
英國政府宣布支持港英當局後不久，張春橋、王洪文掌攔上海革命委員會發布命令，宣布立即關閉駐上海領事館，並限領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時內離境。離開領事館彼得·休伊特領事在前往飛機場的途中，遭到紅衛兵的粗暴對待。他們不停地踢他的胃部、腿部，把貼大字報用的漿糊倒在他的身上。幾乎在同一個時間，葡屬殖民地澳門的紅衛兵強迫那裏的英國領事在炎熱的太陽下站立數小時，並不斷地進行辱罵和圍攻。
8月初，香港《夜報》、《田豐報》、《新年報》刊登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消息，號召香港民眾群起造港英當局及資本家的反，作香港的主人。港英當局查封三家報社；逮捕了十九名新聞記者和三家報社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員。（後據港府統計，七個月的暴動死了五十多人，傷八百多人，近五千人被捕。）
8月4日，首都新聞界集會，“支持香港人民的抗暴鬥爭”。關鋒、戚本禹，以及“紅色外交戰士”姚登山等親臨現場助威。幾天後，廣州地區的紅衛兵和工人糾察隊摸過尖沙嘴港穗分界，繳了港英當局邊防警察的槍。
8月16日，在王力支持下，姚登山奪了外交部的權，出任新的“外交部長”。
8月20日，姚登山的外交部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抗議港英當局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要求香港當局在48 小時內撤消對“三報”的停刊令，釋放被捕的新聞記者與報社工作人員。接著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工人體育場主持召開了有數萬人參加的聲討大會。22日晚，外交通牒的48小時時間到。10點30分，數千紅衛兵衝進使館，開始了打、砸、搶、燒的“革命行動”。這個史稱“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騷亂，直到周恩來親自出麵下令讓其撤走，才在次日清晨逐漸平息下來。然而，王力控製下的《人民日報》8月23日卻報道說：“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萬多人昨晚湧到英國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召開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的大會，並激於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采取了強烈行動。”
這期間發生了，外交部造反派以對話為名，圍攻周恩來從半夜到第二天淩晨，至使這位年近古稀的共和國總理心髒病發作的惡性事件。但也正是這一連串的涉外事件，使周意識到，這是一個精心策劃企圖置他於死地的陰謀，用這種辦法殺人，既不用擔責任，又沒有負麵影響，死了還照樣舉行國葬。仔細卙酌後，這位“經驗主義”老祖宗決心孤注一擲、絕地反擊，與其這樣讓人用軟刀子慢慢殺死，不如幹脆和毛攤牌，置之死地或可而後重生。
可不要小看周恩來這“孤注一擲”，他這一賭，雖未能改變文革極左的本質，卻迫使毛從原來的立場後退，改變了毛對黨政軍大清洗的方略。可以說是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周恩來，自運動以來打得第一場勝仗。而且是一場關鍵性的翻身仗，為什麽這麽講呢？
內戰與分裂（二十九）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1967年7、8月，是“文化大革命”風雲變幻詭秘的兩個月。
7月是武漢“720事件”。毛澤東從中真切地感到了群眾分裂的原因，乃是對中央文革的不滿。也就是對他文革方略的不滿，他在事發前兩天，對不滿他的“百萬雄師”還充滿仇恨（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提出：“中央文革有威信，解決武漢問題希望中央文革能講話。”毛澤東說：“這要看什麽人，我看百萬雄師就不一定聽中央文革的。”並要武裝左派“為什麽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但事發後他卻比較正確地認為 “看來，他們是想以王力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也就是說，毛終於明白“兩個毛澤東在打架”的結症所在，開始修正自己的原來政策，佐證是他不讚成把“720”打成反革命暴亂，說，要是反革命暴亂，我還能活著出來嗎？
另外，就是毛開始對林彪有了戒心，疑林有自立山頭的打算，林彪卻渾然不知地把武漢事件，當成了他清洗軍內異己的由頭，公開支持了中央文革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印證毛的懷疑。由兼任總政副主任關鋒起草的“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在《紅旗》發表後，造反派衝擊軍區、搶奪槍枝彈藥、揪“小陳再道”的惡性事件在全國範圍內愈演愈烈。有些地省市，派性與軍隊的對立演變成了軍隊與軍隊之間的對立，甚至野戰軍也參加了兩派之間的衝突。
8 月則是“外交部奪權”以及“火燒英國代辦處”。周恩來意識到中央文革正式向他開戰了（中央文革誰當家？江青！江青代表了誰？毛澤東嘛。），奪外交部的權，明是打陳毅，實是對著他這個“國家名片”來的，用愛國為號召，製造國際事端，來羞辱激恕分管外交的老總理，想不露聲地借造反群眾的手置他於死地。迫使周不得不應戰，並作好了“這是最後的鬥爭”之思想準備。
總而言之，毛與周都在現實麵前，重新審視著國家、民族與個人，並調整著自己的鬥爭策略。
“火燒英國代辦處”使周恩來站在了政治“三叉口”。正在他左右徬徨，不知該向何處去時，在接見外交部以姚登山為首的造反派時代表，周恩來本意是想勸他們別再犯這種低級錯誤，但對方卻死纏爛打，無休無止。周恩來心髒隱隱作痛，連服了兩次藥，仍不見好轉。保健醫生焦灼不安，寫紙條給造反派代表姚登山。姚登山看看紙條，揉成一團，扔進了廢紙簍。他微閉著眼睛任憑他的戰友繼續不停地質問周。
周明白他們的用意了，直接了當地說：“你們是不是要跟我開辯論會？你們整我就是了！你們采取車輪戰術，從12點到現在，18個鍾頭了，我還沒有睡覺，我的身體不能忍受了……” （讀到這裏，我禁不住老淚橫流！）
在吳德回憶回有這樣一段記載：“外交部鬧得很厲害，姚登山奪了外交部的權，他曾是中國駐印度尼西亞的代辦。外交部的會我們不參加，聽說周總理給他們開了一夜的會，姚登山操縱這個人講完那個人講，就是不散會。我聽當時周總理的秘書周家鼎告訴我，周總理的心髒病發作了。周家鼎找姚登山說：如果周總理要發生問題，你負責任。最後，把姚登山監視起來了，姚登山沒有辦法才宣布散會。姚登山與中央文革小組有一定的關係，過了幾天，他就成了外交部的大紅人物。不過他也曇花一現。”（網上很多貼子都把周家鼎誤當成“保健醫生”。這裏當以吳德說為準。）
周恩來已被逼得再無路可退，生存還是死亡？春秋已高，老病上身，死不足惜，但他深知，在這個時候，他怎麽打熬著也不能死，他放不下他為之奮鬥了一生的中國呀。他也深知說服毛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須有能說服毛的理由，他開始小心翼翼的尋找炮彈。
此時，在王力“八七講話”和外交部奪權刺激下，一度陷於瓦解的“五·一六兵團”又活躍起來，他們在打周的同時，還公開宣揚廢除貨幣，支持世界革命，做著環球大一統的烏托邦之夢。而這種偏激的思想在紅衛兵中迅速泛濫。甚至有消息稱，一些頗有影響的紅衛兵司令正在籌備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組織，並且宣稱要“建立自己的電台”。
周深信，這些言行是與毛澤東的文革設想格格不入，所以在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親王，向他抱怨，他在北京，人身安全難於保障時，他敏銳地抓住這個曆史契機。
1967年8月底，周恩來乘飛機南下，在上海見到了心事忡忡的毛澤東。
他向毛澤東進諫，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但是，當毛澤東不以為然地繼續用劉少奇和其他走資派依然存在，不可轉移鬥爭的大方向，來搪塞他時，周再也忍不住了。他神情嚴肅地告訴毛，他已經勞累過度，常常出現難以勝任的症狀。而且，他一方麵得處理各種事務，另一方麵還得應付 “五·一六兵團”的攻擊。這對一個70歲的老人是難以承受的。稍停片刻後，他聲音悲涼低沉地說出了他此行之目的：請主席考慮，讓我退出政治局常委會並辭去總理職務。
毛澤東驚呆了，沉默良久才說，給幾天時間，讓我認真考慮一下。
周恩來走了。毛澤東陷入了深思。
我們不知道毛到底想了些什麽，但從他的講話和幾天後對王關戚的處理上看，武漢肯定是他思考的中心。“720事件”時，林彪根據王力等人提供的“武漢有發生兵變的危險”們的材料，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派邱會作飛往武漢，讓毛迅速離開武漢。
毛離開武漢後，越想越不對頭，認為陳再道不是搞兵變。王力這樣激化矛盾，其動機是什麽？再聯係到外交部奪權後，沒幾天就捅了那麽大漏子，逼得周恩來都要撂挑子了！與周恩來、陳毅、陳再道相比，作為一個大國實際上的“大皇帝”，孰輕孰重，取誰舍誰，當非難事。何況江青、張春橋等也表示過對王的質欵和不滿。總而言之，毛不得不用右手砍自己的左手了。
關於毛處置王關戚一事，網上有兩種說法，一種是：
8月25日，楊成武受周恩來之托，飛赴上海，向毛澤東報告了周的意見，並把王力8月7日的講話記錄稿交給毛澤東看。 8月26日上午，毛把楊找來讓他：“你馬上準備飛機回北京，準備好了再來。”楊成武安排好飛機後，回到毛處。毛說：“我考慮好了，我說你記。王(力)、關 (鋒)、戚(本禹)是破壞文革的，不是好人，你隻向總理一人報告。”說完，把楊的記錄拿過來過目後說：“就這樣，你回去請總理馬上辦。”楊走出客廳，毛又把他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
8月26日，楊飛到北京後，立即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的決定。周聽後表示：事不宜遲，馬上開會。他當時的考慮：王、關、戚還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深受江青、康生、陳伯達的信任，如果由自己單獨抓王、關、戚，擔心江、康、陳鬧事。通過開會，把毛的指示說清楚，才能動手抓王、關二人，並讓戚停職檢查。周預先在釣魚台單獨和陳伯達談了毛澤東的指示。陳表示擁護毛的決策。這樣，就把江、康、陳三人分化出一個，處理王、關、戚就會順利一些。
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頭會在釣魚台召開，周主持會議。陳、康、江、張、姚、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都被通知參會。會議開始後，周照楊成武記錄的毛的指示，逐字逐句宣讀後，宣布：把王力、關鋒隔離起來，“請假檢討”，戚本禹停職寫檢查。“請假檢討”，是周經過考慮之後發明的一個詞。周考慮了各方麵的關係，特別是王、關，戚的特殊身份，用這個詞來代替“隔離審查”。周宣布之後，王、關、戚臉色大變，江青、康生的臉色也大變。他們都好半天說不出話來。但由於周宣布的是毛的指示，他們誰也不敢反對。此時，在會場外的中央警衛局的戰士走進屋子，把王力、關鋒帶到他們“請假檢討”的地方去了。
另一種說法是：周恩來會見毛澤東後，毛考慮幾天後，派楊成武回京向周轉達了對於王力等人的處理決定。下麵的情節與前一種說法基本相同。
但當事人陳伯達卻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他在出獄後接受釆訪時是這樣說的：“真正把關鋒、王力和戚本禹送進監獄的，不是總理，更不是楊成武。他們和揪出這三個人壓根就沒有半點關係。王力和姚登山的談話就沒有什麽記錄，是他們把王力的談話發表在紅衛兵小報上了。江青看到小報後，搜集了幾份並附上她給毛澤東的信交給張春橋。張春橋早就對王力和關鋒不滿了，他曾經對我說：‘關鋒驕傲得很，王力和他搞在一起經常把我們搞得被動極了，應該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批評批評他們。他們在學生中挑撥離間，製造分裂，還挑動一些人到上海來造我們的反。這樣下去可是不得了。現在王力又在打陳毅這些人的主意。現在不是搞他們的時候嘛。’ 張春橋把王力談話的報紙交給了主席，並反映了關鋒和王力的許多問題。反映前張春橋是報告了江青的，江青回答說：‘你轉告主席，我也是這樣的意見。’周總理聽到要整關鋒和王力的消息後，吃驚地問我：‘這樣傳到紅衛兵中去會引起很大的風波呀，這兩個人在造反派中是很有影響的嘛。’怎麽可能是周總理讓楊成武向毛澤東報告的呢。不可能！但是，批判和解決王力、關鋒的會議的確是周總理主持和參加的。那時，中央文革小組的任何會議對總理已經不保密了。再說，當時並沒有把他們抓起來，而是叫他們請假檢查。當然是限製了他們的自由。而且，當時並沒有動戚本禹，一直到了第二年才動的戚本禹。現在有些紀實作品和當事人的回憶連起碼的事實都沒有搞準，有的人幾乎是貪天之功據為己有，好事都千方百計地往自己身上拉。這不好！我現在給你講的，完全是事實，我可以用我的人格來作保。”
綜合各種說法，我認為陳伯達講得應更可信。但這隻是指抓王關戚一事，毛周談話的重大政策修正並非這一樁，而且幾乎全是應周恩來之情做出的：毛澤東回到北京，對《紅旗》雜誌“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親筆批道：“大大大毒草！”“還我長城！”。隨後，毛又在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進了這樣幾句話“請同誌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用貌似極‘左’ 而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渾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5·16’組織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以徹底揭露。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到現在還不太清楚。”
行文至此，本文總算貼了題。
雖然，毛澤東要揪“516”非張建旗搞得那個“516”，而是先包括了王關戚和姚登山，以後又擴大到林彪集團的一個政治上打擊的耙子，但在當時對“亂”所達到的“治”的作用，卻是極大的。而且，從組織層麵上講，再也沒有針對周恩來的反對派了。使年屆70的老總理，有了比較從容處理政務的政治環境。至於後來，“516”從挨打的耙子，變成打人的“棒子”，那已與本文主題的“516兵團”毫無關係了。
但細心的讀者，大概可以悟出我所以這樣命題的隠喻，文革到1967年8月為止，周恩來一直生活在那個叫“516兵團”的陰影中。周為擺脫這一危機，付出了巨大努力，從引導中學生建立跨校的紅衛生聯絡站，到扶持紅衛兵成立糾察隊，支持組建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紅一司），無不是在力求把造反運動納入秩序和理性。但在這艱難的一年多裏，毛澤東不僅沒對反周的“516”講過一句硬話，反而取締了紅衛兵糾察隊，摧毀了 “聯動”，使周處於“不設防”的挨打境況。後來，經過“二月逆流”，毛在周的遊說下，釋放了被抓的“聯動分子”。這次經過武漢“720事件”和“火燒英國代辦處”，毛又是在周的“攤牌”前，抓了王關戚，否決了“揪軍內一小撮”，並把反周的“516”宣判為“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這個過程究竟說明了什麽，難道還不明白嗎！
內戰與分裂（三十）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516”是什麽？是毛澤東搞這場“大革命”的綱領和宣言書。
毛不講“516兵團”，隻講“516”，絕非為簡略，他在將其定性為“反革命集團”之後，又進一步擴大為“反革命組織”，並明確了他對其的定義“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渾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
這分明是又退回到了“516通知”之前，運動的實際也證實了，原來不分三七二十一的打擊走資派，變為著重打擊紅衛兵與造反派中的“壞人”。從某種意義上與1957年“反右運動”時的“收”相似。
那次是因民主黨派提出“輪流坐莊”，動搖了中共一黨專政，毛始在黨內壓力下由放變收；而這次則是因考慮加上民心向背，擔心林彪亂中得勢，始在周恩來離他而去的冒死相諫下變進為退。所不同的是，1957年國內局勢完全在掌控之中，若沒有東歐事變的影響，結果可能就不一樣了。1967年則亂得個一塌糊塗，尤其“奪權”以後，局勢不僅沒好轉，反而更分裂了，連軍隊都鬧開派了，若不借機收束，隻怕真要變成內戰了。（平心而論，毛並不希望群眾分裂、武鬥。他所謂“亂了敵人”之類的鼓動亂的話，實在無奈為之。因為他不甚了解社會上發生的事，而他所能聽到的“情況”，大都是些投其所好的不實之情。若親臨武漢事變之中，周說破天也未必有用）。
所有資料都可以證明，毛在1967年7、8、9三月裏的逍遙遊中，確實在考慮收。
當年北京盛傳9月1日，學校要恢複正常教學。尤其是一些出身不好的市民家庭，對此議論頗多。我當時在一個父親出身 “舊軍官”朋友家玩，他們以為我有內部消息，纏著我問“運動是不是真要結束了？”，我哪兒有這麽神通呀，為讓他的高興，把看到的聽到的，找他們愛聽的，添油加醋地胡侃一氣，樂得那從來不理我的老爺子，還非要留我吃仮。不知政治為何物的老太太還高興的喊了聲“毛主席萬歲”。
問題是怎麽收？
有資料證明，奪權運動是毛為收做得準備，上海是毛奪權的嚐試。相對講，上海奪權還是成功的。毛以為用上海辦法可以很快“達到天下大治”，徹底鏟除劉少奇的舊班底，沒想到奪了權之後，不但沒治，反而更亂了，武漢事件使他感到軍隊也跟著亂了。一生視槍杆子為生命的毛澤東，最怕得就是“重上井岡山”（有據可查的毛曾兩次以“重上井岡山”為由，以攻擊威脅到到他權威的人，一次是1959年，廬山會議聽人講“人都讓彭德懷拉過去了”，決定批彭時，講過這句話。另一次文革初，在中央委員會上，怕委員們不舉他的手，說過一次，原話大概是，我和林彪同誌準備重上井岡山打遊擊。一般人都把這句話與他的詩句“久有淩雲誌”相聯，但我以為那既是他用於嚇別人，也是他內心最害怕的，否則他不會在那種情況下講。但人們習慣了對毛的神化，放到毛身上，什麽都神光閃閃，連他詞裏用“不須放屁”都成了絕妙佳句），在這種時候，周恩來以辭官“逼宮”，迫使毛不得不在如何“收”的問題上，加入了“保周” （即打“516”及“外交部不許奪權”）的內容。因為毛知道周在黨內軍內，甚至民間的巨大影響和威望（而這也正是毛忌憚的），在發現林彪有異心的情況下，再失去周恩來，毛還有可用之人嗎？（毛忌憚周的是雄厚的革命資曆與崇高的群眾威望，以及他卓越的組織才幹，但從不懷疑周的忠誠，也就是認為周可能反對他的政策，但絕不會造反）。
總之，由於毛的“收”，在9月以後，毛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紅衛兵不再搞串連活動，一律留在原單位；用政治鬥爭代替武鬥作為革國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命的主要手段；革命派被告知要停止“打、砸、燒、抄家和阻塞交通”；駐外使館奉命停止製造革命；嚴禁在外交部搞奪權活動，進而擴大為中央部委均不許奪權。
盡管毛並沒改變他極左的“革命路線”（實質上也有所改變，在這之前，所謂毛的“革命路線”與劉少奇的“反動路線”之區別就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與“鎮壓革命群眾運動”。毛之打“516”，改變了他原來的定義，變泛泛的“依靠群眾”為依靠特定的群眾，都軍宣隊和工宣隊，變自下而上為自上而下的專政運動），但他的“收”還是極幹脆，9月14日，通過《人民日報》社論“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進革命的大聯合”中，傳達了他對運動的希望“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9月16日，通過周恩來向內戰正甛的大專院校紅衛兵們，宣布了他的新政策：“告訴小將們，現在輪到他們犯錯誤的時候了”要求他們立刻實現“革命大聯合”。9月25日，他又通過《人民日報》更具體地闡述了新政策操作辦法：“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隻是極少數，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毛要打倒的對象從“四清”時的“三分之一”，“五一六通知”時的“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變為“極少數”顯然可以用“從量變到質變”來形容）“要擁軍愛民，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充分表達了他要結束這場運動的意圖，而且還有意地安撫了周林這一文一武（可以證實，毛盡管對林有所懷疑，但並沒有想整他的打算。對周則盡力攏絡，似也有讓他們團結的意思），表示了打倒劉少奇，運動就結束，隻是沒有明說而已。
由於，毛澤東政策的急轉彎，尤其處理了王關戚這幾個民憤極大的“小爬蟲”後，江青的激進派影響與權力都有所下降，周恩來的穩健派影響與權力大大增強。在公開打擊“516”分子之後，周在相當一段時間裏，是中樞權力的實際掌控人（當然是在毛認可的前提下），周在努力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以保證工農業生產秩序的同時，還必須適應毛“革命路線”之要求，不得不違心地為之犧牲了一些“局部利益”，比如他對賀龍（另文專議），他那一句“我沒保護好你呀”便足以說明問題。因此，這也成為人們非議他的重要原因。
不管怎麽看，毛的這一政策急轉變，雖然又引起了新的矛盾和更大混亂，大專院校造反組織更加分裂，清華園一度也變成戰場，許多地方武鬥更加猖獗，並發了很多惡性事件。但相比之前中央文革一家獨大時的情形，局勢開始向好的方麵發展，其標誌就是中樞權力分成為“左右”兩端，互相製約，周恩來的部分意圖可以以權力形式得到實現。其中最重要的在10月中，以中央通知的形式，宣布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等於把從“魔瓶”裏放出來的“魔鬼”收了回去。雖然，所謂“複課”的內容仍然是“以鬥私批修為綱”“狠抓校內的鬥批改，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是主課。”但自此之後，學生在社會上造反的事，幾乎絕跡，偶有鬧事者，也再形不成氣候。
我在研究中發現，到1967年9月，可以算是：庶民造反（或曰革命）時期，有些類從18世紀法國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獄到雅各賓黨專政，那一段的“平民暴動” 階段。其主要特征是中央權力失控，各階層、階級、利益集團，以及個人的恩怨、利害、欲求得以肆意渲泄，基本處於無政府狀態。（現在有些人大肆吹捧的“大民主”或許可以在這一年裏找到一些最原始的影子）這也是毛澤東政策“後退”的主因，因為他發現群眾不但沒有按他的意誌運動，他反到成了被群眾運動著的一尊泥塑。
與法國大革命不同的就是“革命”不是發自民眾，而是響應擁有最高權力的“偉大領袖”號召興起的。這一不同，是質上的不同，甚至可用真假來說明，已經過去200年了，法國大革命仍被認是資產階級革命之先聲，我想再過1000年這個評價也不會變，因為它符合曆史發展規律，確實使處於第四等級的資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改變了法國曆史，甚至改變了世界。而毛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除了破壞還是破壞，挖了孔墳，砸了瞿秋白的墓，死了那麽多無辜者，把3000年文化毀了個麵目皆非，又立了些什麽呢？無非是新官僚取代了舊官吏，這不用革命也照樣要發生。弄到頭來，除了弄出一個“永遠不落的紅太陽”外，無產階級依舊是一無所有，百姓更加貧窮，這能算革命嗎！
我曾用“數典忘宗”和“挖祖墳運動”來形容文革。在想來，既使不能概括其全部，至少可以概括這“革命”的“文化”部分。人們可以想想，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出過一個夠得上“師”的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嗎？就是上個時代留下的幾個“師”級大家，如矛盾、巴金、成仿吾、丁玲、肖軍，也被整得隻有其名，而無其實了。鄧小平時代，文化複蘇，但由於低蘊不行，實在也難說有個“師”級人物，王蒙大概能算一個，人家當過文化部長嘛。但前些日子他在一個什麽會上公開說，他知道有人“嫉妒”他，自我感覺也太好點了吧？除了那篇讓您當了右派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之外，做為 “大文豪”您還有什麽東西能讓人記住的？
離題了。就此打住。到這裏《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就算結束了。
在下一專題《元帥恩怨》開篇之前，我想簡單地總結一下。
以住的寫文革的文章書籍，大都是編年史式的敘述，多是已披露的資料與官方定論之羅列與印證，缺乏史學之基本要素：客觀事實之研析。且因政治避諱，往往用領袖的定論來描述史實，不能據實而論，都沒有把1967年的這一決定性政策轉變講清楚，更勿講其曆史意義了。導至文革至今仍在雲霧中，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後來人，因對現實不滿，而把文革當成了“激情歲月”，掀起一股為文革翻案叫好的浪潮，這不能不說是鄧小平改革中的一大遺憾。
我其實也是不久前才在這個問題上縷清思想，其“鑰匙”就是林彪與周恩來在文革中的關係。在此之前，我對林沒任何好感，但始終不明白，他要設國家主席有什麽不對。（毛澤東英明了一世，可給林找得這個罪名，卻太蠢了。連當時才20浪當歲的我全騙不了，又能讓幾個人相信呢？）但因有一個“五七一工程”的“陰謀叛亂”，加之於他的文革中，表現太壞，所以以為他死了活該。但當我從其“罪證”中發現，他本來就是個兩麵派時，就開始研究他哪一麵是真，哪一麵是假，發現他除了1966年初，參予了毛的調兵陰謀外，再未與毛合作過。但當時囿於評判好壞忠奸的標準，是以忠不忠於毛為標準，所以難以為繼（在毛熱之前，我對毛的評價還是九一開），後來研究“二月逆流”對毛說，那是反林彪的。我才發現，事實與毛講的正相反，林雖未參予，但沒有林的支持，也就不會有“二月抗爭”。反正是越往深了找，問題就越多，後來一篇《皇權下的道德評價是蒼白的》使我茅塞頓開，在文革那種情況下（進而也可以說，在個人專製下），忠誠應打引號，好聽點叫“愚忠”，說白了叫“傻瓜”，說穿了叫“助紂為虐”。相反，耿直之士，固然可敬，但他拍案而起的結果，隻能自取其辱（如大鬧懷仁堂的三老四帥們），甚至自取滅亡（如蔡鐵根、張誌新們），抑或都有“喚醒民眾”的美諡，但於時世無補。再想想，我們這些小百姓又何嚐不是“兩麵派”，背後牢騷滿腹，當麵卻萬歲不離口。（要說這是罪，那麽當時中國至少有一半是這種“陰謀家”）。小百姓可以，為什麽到林彪就不行了？悟到這一點，我豁然開朗，頗有“柳暗花明”之感，於是我終於認清了，作為一個人，而不是神也不是鬼的林彪。
但要撥開瑩繞在曆史真相上的迷霧，還必須弄清林彪是否有野心，已位居法定接班人寶座，為什麽還要“搶班奪權”？
其實，在此之前，也就是武漢“720事件”之後，毛澤東就按董必武的說法，通過楊成武等人說“四個偉大討嫌”“一個導師”就行了。當時，他的意思是借此敲打林彪，警告這位“副統帥”手別伸得太長，借機培植自己的軍內實力，同時也收買一下對林不滿的老幹部們，並非表現的以示謙虛。問題在這話讓老進士講在頭裏，毛當然不高興（毛文革講過一句話：真理早講一天，就變成了繆論。可以佐證毛的心情）。更何況，董還是和朱德在一塊，這一老總一老進士，搞到一塊可非兒戲。
毛知道垂垂老矣的前清進士，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但忌憚他巨大“軟實力”，尤其在解決劉少奇問題，他這個老法學家，如果堅持“依法治國”，豈不難堪。（曾經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向劉少奇、鄧小平要求“說話權力”的毛澤東，並非不知道，打倒國家元首是違憲的，但他也知道，群眾和黨內大多數人，因為習慣了萬歲傳統，根本不知憲法在今天有什麽用處）。而這位老進士，向來不喜歡揣摩人心，看人臉子，這麽大歲數了，萬一來個死怕什麽，還真不好收場。（平心而論，毛對董還是心悅誠服，比較尊重的），凡此種種，毛對董都不可不防。
毛深諳打蛇七寸之道，知董晚年得子，愛之深切，便拿董最疼愛的小兒子“開涮玩”。老三箽良翮年輕氣盛，犯了江青之忌。1967年初，已被抓了一次（其實是“中央通知”董必武讓他兒子去“自首”的），這次還有個“聯動”罪名可說。4月隨聯動一起釋放後，1968年3 月，良翮與家人在廣州已聯係好，準備參軍了，在回京列車上又一次被抓。這次更玄乎，是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向董必武轉達的“中央要逮捕董良翮歸案”，一關又是小半年。1968年10月又放出來，居然連什麽罪名也不知道。
據菫良翬回憶說：弟弟從監獄裏疲憊地回來了。我把他從門口接進來，媽媽在過廳見到他。弟弟對媽媽的激動和我的欣喜顯出意外的冷淡，他把東西放在過廳角落，就匆匆忙忙地踏進爸爸的辦公室，站在爸爸的躺椅前叫了聲“爸爸”，便什麽也說不出來了。爸爸放下手頭的文件，意外地瞪大眼上下端詳著他。過了好大一會，爸爸才指著對麵的沙發，含著一絲苦澀的微笑說：“回來了？！坐吧。”弟弟不做聲，走到沙發那裏坐下來。爸爸站起來，在屋裏慢慢地走了個來回。後來爸爸站在弟弟的麵前，嚴峻地問：“究竟為什麽抓你呢？”弟弟倏地站起來，驚愕地直視著爸爸：“怎麽，你不知道？！”爸爸顯然奇怪弟弟的反問，說：“我怎麽會知道？”弟弟感到不可名狀的委屈，淚水順著麵頰流下來，他像小時那樣，用手掌在嘴角抹了一下，抽噎著說：“我一直在問他們，我犯了什麽罪？直到放我時，他們才說：‘回去問你的爸爸。’我還以為你知道，結果你也不知道！”爸爸無言地望著眼前的小兒子久久說不出話來。他雙手叉在後腰上，然後慢慢轉過身，仰起頭，看著南窗外黑色的夜空。夜啊，真黑！
弟弟為什麽突然被捕呢？事情發生後不久的一天，我推開爸爸辦公室的門，看見我親愛的爸爸在沙發裏仰臥著，雙手擱在扶手上。這種不拿書的情況是少見的。爸爸見了我，便長長地舒了口氣，說：“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
看了這段樸實的沒有任何修飾的文字，你又會有何感想？用最無法的手段，對待黨內最權威的法學家，這不分明是貓逗老鼠玩的把戲嗎？我想，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以中央名義去抓一個還沒工作的學生，這種怪事，也就是文革中才可能發生。曆經蒼桑的老進士，明白毛的意思，那句“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中包含了多少委屈與憤懣呀！
其實，文革中這類“質子”的事例還很多，比如葉劍英“大鬧懷仁堂”以後，毛不想整倒他（因為他是十個元帥，唯一沒帶過兵的“文元帥”，形不成軍內山頭）借葉向真一事，把他的兒子、女婿都抓起來了。
有資料證明，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之前，主要攻擊目標一直是劉少奇，他利用上海問題，因勢力導把原先中央通過的“鬥、批、改”升級為“全麵奪權”，曾打算借“奪權”徹底清除劉少奇勢力（張春橋所謂“改朝換代”是也。其中也包括周恩來勢力），再造一個“新中國”（亦即當時青年人常叫喊的“紅彤彤的新世界”）。但運動並沒按照他們意誌順利進行，北京學生運動的分裂，及老家夥們的公然反抗，已夠他煩了，外省的武鬥升級，其戰鬥等級並不遜於民國初，各地軍閥之間的內戰。煩人的是對陣雙方都拿著他的小紅書，唸著他的“語錄”，喊著他萬歲，都自稱在“誓死捍衛”他的“革命路線”。這種一個毛澤東打另一個毛澤民的情景，不能不讓老人家在感動之餘感到困惑，尤其在武漢時，他從軍人的憤恕中，看到了一個山頭正在借力崛起：與他一起密謀策劃了這場“大革命”的林彪，在借力使力，打著他的旗號，在軍中培植著他個人的“山頭”。（有資料佐證，林確實企圖借武漢“720事件”，消除紅四方麵軍在湖北勢力。但說他插手並挑動了這次事變，則缺乏有力證據。當時流傳的林調東海艦隊，駛人長江“勤王”，有實無據。因文革初，毛已明確，林這個副統帥，無個人調兵權，若無毛簽署命令，林連一個排的兵權都沒有，更何況調東海艦隊了。合乎邏輯的推論，應是毛與周合署的命令）。以軍隊起家，篤信“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的毛，怎能不防林“尾大不掉”？所以，他在借“四個偉大”敲打林的同時，意味深長地說到了，要防範那些“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兩麵派。並在周恩來請求他改變政策未果，提出請辭總理職務以後，調整了“改朝換代”的政策，開始有選擇地“團結”老幹部，暫時緩和了軍隊和黨內的過度緊張氣氛。
這一政策改變的信號是，被人稱為“小爬蟲”的王力、關鋒、戚本禹，被拋出當了替罪羊。
而促成毛這一改變的是周恩來。
周恩來！又是周恩來。
周恩來是在被逼到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以死相諫的。
1967年初，由於毛澤東說了句：他去給周陪鬥。中央文革周恩來問題上，態度有所收歛。1967年4月的一次紅衛兵代表大會還發出特別通令：“周恩來總理是毛澤東主席的親密戰友，不應對他有任何懷疑。張貼攻擊周總理的大字報，將被視作反革命行為。”
但由於毛並沒從根本上改變他“改朝換代”的政策，針對周的攻擊並沒停止。尤其在1967年春天反擊“二月逆流”以後，周被視為“二月逆流”黑幹將的保護人和總後台。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師範大學貼出了一張《給周總理貼大字報》的，公開反對周恩來。
3月31日，北京鋼鐵學院因“炮轟周恩來”受到批判的學生張建旗，公開發表聲明，堅持“炮轟周恩來”的立場，並表示他沒有錯，要“三個月後再見”。
5月初，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以張光武為首的幾個人，公開發表針對周恩來的“開炮聲明”；北京商學院出現了一個“火線縱隊”，矛頭直指周恩來。在此前後，北京農業大學出現了一個稱為“五·一六兵團”的組織。
5月16日，北京外國語學院“6·16兵團”貼出大字報，誣蔑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麵派”。
5月底，以張建旗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
6月2日，張建旗將他3月31日寫的《給周恩來的一封公開信》拋了出來，又以“鋼院五·一六兵團”的名義，貼出《23個為什麽？》的大字報，責問周恩來。
對“五·一六兵團”反周行為，許多紅衛兵組織表示憤怒。每當“五·一六兵團”的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貼出來之後，不到一兩天時間，就被另一批新的“迎頭痛擊反周逆流”的大字報所覆蓋。“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還發表聲明：“炮打周總理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誰要是惡毒攻擊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就打倒誰！”
張建旗等在6月4日，發表了一個《嚴正聲明》，擺出一付偃旗息鼓的姿態，轉入到地下活動。並於 6月14日，與北京外國語學院“6·16兵團”劉令凱等策劃成立了“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
“五·一六兵團”成立後，對周的攻擊越來越肆無忌憚。他們在夜深人靜之時，張貼出各種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諸如《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周恩來！》、《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徹底搗毀資產階級司令部！──質問周恩來》、《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周恩來還我戰友！》、《周恩來，你在農林口究竟要幹什麽？》等。在每張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的最後，都署名“五·一六” 三個醒目的阿拉伯數字，其中的“1”字寫成一個熊熊燃燒的火炬形狀。 ,
在社會上圍繞著周恩來的問題趨於升級之際，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出麵表態：“周恩來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對周總理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使反周浪潮受挫一時。有人認為這是毛澤東的意思，雖然，沒有這方麵的佐證文件，但我認可這種說法。毛還沒解決劉鄧問題，他不希望在這種時候，紅衛兵因周而再次分裂，另外，毛的“鬥爭策略”從來是“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拉一派、打一派）。他深知周可不是劉少奇，在黨內外均有著極其雄厚的政治實力，而國家政府這一厐大機器，還離不開這個總理。
但周恩來的日子，並沒因此而好過，他不僅要睜大眼睛，防備毛澤東江青的突然襲擊，還要竭盡全力保證政府職能正常工作，政治上他無能為力，但生產絕不能停滯。此外，他還必須想盡辦法，避免造成太惡劣的國際影響，以維護國家形象。
1967年5月初，九龍人造花廠發生罷工。港英當局出動警察彈壓，向人群投擲催淚彈，並用石塊貼著地麵橫掃示威者的腳跟。受內地紅衛兵造反的影響，在香港左派精心策劃鼓動下，社會中下階層很快起而響應左派號召，學內地紅衛兵，揮舞紅寶書，高呼革命口號，前往政府大廈示威抗議，參與各種抗爭活動。有資料指證，江青和中央文革介入了此事，紅衛兵過境去煽風點火，指導香港日益高漲的示威活動。在香港左派幫助下，把學校、商店和工廠的偏僻房間改造成生產自製手榴彈和其他簡易武器的場所，使示威向暴力方向發展。鑒於澳門教訓，港英政府從一開始就采取強而有力的鎮壓，流血衝突終於爆發。
5月15日，中國正式表態：在抗議軍隊和警察向“手無寸鐵的工人”和學生開火的同時，還指責香港的英國當局“對他們又怕又恨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敵對姿態，這是徒勞的。要求立即釋放包括工人、學生、新聞工作者和攝影記者在內的所有被捕人員。還警告說：如果要求得不到滿足，其一切後果將由英方承擔。
但英國政府的態度強硬。在中國新華社播發了強烈抗議的照會後不久，英國政府即宣布支持港英當局，並逮捕了許多參加示威的人，強製實行宵禁。
英國政府宣布支持港英當局後不久，張春橋、王洪文掌攔上海革命委員會發布命令，宣布立即關閉駐上海領事館，並限領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時內離境。離開領事館彼得·休伊特領事在前往飛機場的途中，遭到紅衛兵的粗暴對待。他們不停地踢他的胃部、腿部，把貼大字報用的漿糊倒在他的身上。幾乎在同一個時間，葡屬殖民地澳門的紅衛兵強迫那裏的英國領事在炎熱的太陽下站立數小時，並不斷地進行辱罵和圍攻。
8月初，香港《夜報》、《田豐報》、《新年報》刊登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消息，號召香港民眾群起造港英當局及資本家的反，作香港的主人。港英當局查封三家報社；逮捕了十九名新聞記者和三家報社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員。（後據港府統計，七個月的暴動死了五十多人，傷八百多人，近五千人被捕。）
8月4日，首都新聞界集會，“支持香港人民的抗暴鬥爭”。關鋒、戚本禹，以及“紅色外交戰士”姚登山等親臨現場助威。幾天後，廣州地區的紅衛兵和工人糾察隊摸過尖沙嘴港穗分界，繳了港英當局邊防警察的槍。
8月16日，在王力支持下，姚登山奪了外交部的權，出任新的“外交部長”。
8月20日，姚登山的外交部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抗議港英當局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要求香港當局在48 小時內撤消對“三報”的停刊令，釋放被捕的新聞記者與報社工作人員。接著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工人體育場主持召開了有數萬人參加的聲討大會。22日晚，外交通牒的48小時時間到。10點30分，數千紅衛兵衝進使館，開始了打、砸、搶、燒的“革命行動”。這個史稱“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騷亂，直到周恩來親自出麵下令讓其撤走，才在次日清晨逐漸平息下來。然而，王力控製下的《人民日報》8月23日卻報道說：“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萬多人昨晚湧到英國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召開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的大會，並激於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采取了強烈行動。”
這期間發生了，外交部造反派以對話為名，圍攻周恩來從半夜到第二天淩晨，至使這位年近古稀的共和國總理心髒病發作的惡性事件。但也正是這一連串的涉外事件，使周意識到，這是一個精心策劃企圖置他於死地的陰謀，用這種辦法殺人，既不用擔責任，又沒有負麵影響，死了還照樣舉行國葬。仔細卙酌後，這位“經驗主義”老祖宗決心孤注一擲、絕地反擊，與其這樣讓人用軟刀子慢慢殺死，不如幹脆和毛攤牌，置之死地或可而後重生。
可不要小看周恩來這“孤注一擲”，他這一賭，雖未能改變文革極左的本質，卻迫使毛從原來的立場後退，改變了毛對黨政軍大清洗的方略。可以說是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周恩來，自運動以來打得第一場勝仗。而且是一場關鍵性的翻身仗，為什麽這麽講呢？
內戰與分裂（二十九）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1967年7、8月，是“文化大革命”風雲變幻詭秘的兩個月。
7月是武漢“720事件”。毛澤東從中真切地感到了群眾分裂的原因，乃是對中央文革的不滿。也就是對他文革方略的不滿，他在事發前兩天，對不滿他的“百萬雄師”還充滿仇恨（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提出：“中央文革有威信，解決武漢問題希望中央文革能講話。”毛澤東說：“這要看什麽人，我看百萬雄師就不一定聽中央文革的。”並要武裝左派“為什麽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但事發後他卻比較正確地認為 “看來，他們是想以王力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也就是說，毛終於明白“兩個毛澤東在打架”的結症所在，開始修正自己的原來政策，佐證是他不讚成把“720”打成反革命暴亂，說，要是反革命暴亂，我還能活著出來嗎？
另外，就是毛開始對林彪有了戒心，疑林有自立山頭的打算，林彪卻渾然不知地把武漢事件，當成了他清洗軍內異己的由頭，公開支持了中央文革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印證毛的懷疑。由兼任總政副主任關鋒起草的“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在《紅旗》發表後，造反派衝擊軍區、搶奪槍枝彈藥、揪“小陳再道”的惡性事件在全國範圍內愈演愈烈。有些地省市，派性與軍隊的對立演變成了軍隊與軍隊之間的對立，甚至野戰軍也參加了兩派之間的衝突。
8 月則是“外交部奪權”以及“火燒英國代辦處”。周恩來意識到中央文革正式向他開戰了（中央文革誰當家？江青！江青代表了誰？毛澤東嘛。），奪外交部的權，明是打陳毅，實是對著他這個“國家名片”來的，用愛國為號召，製造國際事端，來羞辱激恕分管外交的老總理，想不露聲地借造反群眾的手置他於死地。迫使周不得不應戰，並作好了“這是最後的鬥爭”之思想準備。
總而言之，毛與周都在現實麵前，重新審視著國家、民族與個人，並調整著自己的鬥爭策略。
“火燒英國代辦處”使周恩來站在了政治“三叉口”。正在他左右徬徨，不知該向何處去時，在接見外交部以姚登山為首的造反派時代表，周恩來本意是想勸他們別再犯這種低級錯誤，但對方卻死纏爛打，無休無止。周恩來心髒隱隱作痛，連服了兩次藥，仍不見好轉。保健醫生焦灼不安，寫紙條給造反派代表姚登山。姚登山看看紙條，揉成一團，扔進了廢紙簍。他微閉著眼睛任憑他的戰友繼續不停地質問周。
周明白他們的用意了，直接了當地說：“你們是不是要跟我開辯論會？你們整我就是了！你們采取車輪戰術，從12點到現在，18個鍾頭了，我還沒有睡覺，我的身體不能忍受了……” （讀到這裏，我禁不住老淚橫流！）
在吳德回憶回有這樣一段記載：“外交部鬧得很厲害，姚登山奪了外交部的權，他曾是中國駐印度尼西亞的代辦。外交部的會我們不參加，聽說周總理給他們開了一夜的會，姚登山操縱這個人講完那個人講，就是不散會。我聽當時周總理的秘書周家鼎告訴我，周總理的心髒病發作了。周家鼎找姚登山說：如果周總理要發生問題，你負責任。最後，把姚登山監視起來了，姚登山沒有辦法才宣布散會。姚登山與中央文革小組有一定的關係，過了幾天，他就成了外交部的大紅人物。不過他也曇花一現。”（網上很多貼子都把周家鼎誤當成“保健醫生”。這裏當以吳德說為準。）
周恩來已被逼得再無路可退，生存還是死亡？春秋已高，老病上身，死不足惜，但他深知，在這個時候，他怎麽打熬著也不能死，他放不下他為之奮鬥了一生的中國呀。他也深知說服毛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須有能說服毛的理由，他開始小心翼翼的尋找炮彈。
此時，在王力“八七講話”和外交部奪權刺激下，一度陷於瓦解的“五·一六兵團”又活躍起來，他們在打周的同時，還公開宣揚廢除貨幣，支持世界革命，做著環球大一統的烏托邦之夢。而這種偏激的思想在紅衛兵中迅速泛濫。甚至有消息稱，一些頗有影響的紅衛兵司令正在籌備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組織，並且宣稱要“建立自己的電台”。
周深信，這些言行是與毛澤東的文革設想格格不入，所以在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親王，向他抱怨，他在北京，人身安全難於保障時，他敏銳地抓住這個曆史契機。
1967年8月底，周恩來乘飛機南下，在上海見到了心事忡忡的毛澤東。
他向毛澤東進諫，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但是，當毛澤東不以為然地繼續用劉少奇和其他走資派依然存在，不可轉移鬥爭的大方向，來搪塞他時，周再也忍不住了。他神情嚴肅地告訴毛，他已經勞累過度，常常出現難以勝任的症狀。而且，他一方麵得處理各種事務，另一方麵還得應付 “五·一六兵團”的攻擊。這對一個70歲的老人是難以承受的。稍停片刻後，他聲音悲涼低沉地說出了他此行之目的：請主席考慮，讓我退出政治局常委會並辭去總理職務。
毛澤東驚呆了，沉默良久才說，給幾天時間，讓我認真考慮一下。
周恩來走了。毛澤東陷入了深思。
我們不知道毛到底想了些什麽，但從他的講話和幾天後對王關戚的處理上看，武漢肯定是他思考的中心。“720事件”時，林彪根據王力等人提供的“武漢有發生兵變的危險”們的材料，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派邱會作飛往武漢，讓毛迅速離開武漢。
毛離開武漢後，越想越不對頭，認為陳再道不是搞兵變。王力這樣激化矛盾，其動機是什麽？再聯係到外交部奪權後，沒幾天就捅了那麽大漏子，逼得周恩來都要撂挑子了！與周恩來、陳毅、陳再道相比，作為一個大國實際上的“大皇帝”，孰輕孰重，取誰舍誰，當非難事。何況江青、張春橋等也表示過對王的質欵和不滿。總而言之，毛不得不用右手砍自己的左手了。
關於毛處置王關戚一事，網上有兩種說法，一種是：
8月25日，楊成武受周恩來之托，飛赴上海，向毛澤東報告了周的意見，並把王力8月7日的講話記錄稿交給毛澤東看。 8月26日上午，毛把楊找來讓他：“你馬上準備飛機回北京，準備好了再來。”楊成武安排好飛機後，回到毛處。毛說：“我考慮好了，我說你記。王(力)、關 (鋒)、戚(本禹)是破壞文革的，不是好人，你隻向總理一人報告。”說完，把楊的記錄拿過來過目後說：“就這樣，你回去請總理馬上辦。”楊走出客廳，毛又把他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
8月26日，楊飛到北京後，立即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的決定。周聽後表示：事不宜遲，馬上開會。他當時的考慮：王、關、戚還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深受江青、康生、陳伯達的信任，如果由自己單獨抓王、關、戚，擔心江、康、陳鬧事。通過開會，把毛的指示說清楚，才能動手抓王、關二人，並讓戚停職檢查。周預先在釣魚台單獨和陳伯達談了毛澤東的指示。陳表示擁護毛的決策。這樣，就把江、康、陳三人分化出一個，處理王、關、戚就會順利一些。
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頭會在釣魚台召開，周主持會議。陳、康、江、張、姚、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都被通知參會。會議開始後，周照楊成武記錄的毛的指示，逐字逐句宣讀後，宣布：把王力、關鋒隔離起來，“請假檢討”，戚本禹停職寫檢查。“請假檢討”，是周經過考慮之後發明的一個詞。周考慮了各方麵的關係，特別是王、關，戚的特殊身份，用這個詞來代替“隔離審查”。周宣布之後，王、關、戚臉色大變，江青、康生的臉色也大變。他們都好半天說不出話來。但由於周宣布的是毛的指示，他們誰也不敢反對。此時，在會場外的中央警衛局的戰士走進屋子，把王力、關鋒帶到他們“請假檢討”的地方去了。
另一種說法是：周恩來會見毛澤東後，毛考慮幾天後，派楊成武回京向周轉達了對於王力等人的處理決定。下麵的情節與前一種說法基本相同。
但當事人陳伯達卻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他在出獄後接受釆訪時是這樣說的：“真正把關鋒、王力和戚本禹送進監獄的，不是總理，更不是楊成武。他們和揪出這三個人壓根就沒有半點關係。王力和姚登山的談話就沒有什麽記錄，是他們把王力的談話發表在紅衛兵小報上了。江青看到小報後，搜集了幾份並附上她給毛澤東的信交給張春橋。張春橋早就對王力和關鋒不滿了，他曾經對我說：‘關鋒驕傲得很，王力和他搞在一起經常把我們搞得被動極了，應該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批評批評他們。他們在學生中挑撥離間，製造分裂，還挑動一些人到上海來造我們的反。這樣下去可是不得了。現在王力又在打陳毅這些人的主意。現在不是搞他們的時候嘛。’ 張春橋把王力談話的報紙交給了主席，並反映了關鋒和王力的許多問題。反映前張春橋是報告了江青的，江青回答說：‘你轉告主席，我也是這樣的意見。’周總理聽到要整關鋒和王力的消息後，吃驚地問我：‘這樣傳到紅衛兵中去會引起很大的風波呀，這兩個人在造反派中是很有影響的嘛。’怎麽可能是周總理讓楊成武向毛澤東報告的呢。不可能！但是，批判和解決王力、關鋒的會議的確是周總理主持和參加的。那時，中央文革小組的任何會議對總理已經不保密了。再說，當時並沒有把他們抓起來，而是叫他們請假檢查。當然是限製了他們的自由。而且，當時並沒有動戚本禹，一直到了第二年才動的戚本禹。現在有些紀實作品和當事人的回憶連起碼的事實都沒有搞準，有的人幾乎是貪天之功據為己有，好事都千方百計地往自己身上拉。這不好！我現在給你講的，完全是事實，我可以用我的人格來作保。”
綜合各種說法，我認為陳伯達講得應更可信。但這隻是指抓王關戚一事，毛周談話的重大政策修正並非這一樁，而且幾乎全是應周恩來之情做出的：毛澤東回到北京，對《紅旗》雜誌“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親筆批道：“大大大毒草！”“還我長城！”。隨後，毛又在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進了這樣幾句話“請同誌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用貌似極‘左’ 而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渾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5·16’組織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以徹底揭露。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到現在還不太清楚。”
行文至此，本文總算貼了題。
雖然，毛澤東要揪“516”非張建旗搞得那個“516”，而是先包括了王關戚和姚登山，以後又擴大到林彪集團的一個政治上打擊的耙子，但在當時對“亂”所達到的“治”的作用，卻是極大的。而且，從組織層麵上講，再也沒有針對周恩來的反對派了。使年屆70的老總理，有了比較從容處理政務的政治環境。至於後來，“516”從挨打的耙子，變成打人的“棒子”，那已與本文主題的“516兵團”毫無關係了。
但細心的讀者，大概可以悟出我所以這樣命題的隠喻，文革到1967年8月為止，周恩來一直生活在那個叫“516兵團”的陰影中。周為擺脫這一危機，付出了巨大努力，從引導中學生建立跨校的紅衛生聯絡站，到扶持紅衛兵成立糾察隊，支持組建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紅一司），無不是在力求把造反運動納入秩序和理性。但在這艱難的一年多裏，毛澤東不僅沒對反周的“516”講過一句硬話，反而取締了紅衛兵糾察隊，摧毀了 “聯動”，使周處於“不設防”的挨打境況。後來，經過“二月逆流”，毛在周的遊說下，釋放了被抓的“聯動分子”。這次經過武漢“720事件”和“火燒英國代辦處”，毛又是在周的“攤牌”前，抓了王關戚，否決了“揪軍內一小撮”，並把反周的“516”宣判為“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這個過程究竟說明了什麽，難道還不明白嗎！
內戰與分裂（三十）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516”是什麽？是毛澤東搞這場“大革命”的綱領和宣言書。
毛不講“516兵團”，隻講“516”，絕非為簡略，他在將其定性為“反革命集團”之後，又進一步擴大為“反革命組織”，並明確了他對其的定義“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渾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
這分明是又退回到了“516通知”之前，運動的實際也證實了，原來不分三七二十一的打擊走資派，變為著重打擊紅衛兵與造反派中的“壞人”。從某種意義上與1957年“反右運動”時的“收”相似。
那次是因民主黨派提出“輪流坐莊”，動搖了中共一黨專政，毛始在黨內壓力下由放變收；而這次則是因考慮加上民心向背，擔心林彪亂中得勢，始在周恩來離他而去的冒死相諫下變進為退。所不同的是，1957年國內局勢完全在掌控之中，若沒有東歐事變的影響，結果可能就不一樣了。1967年則亂得個一塌糊塗，尤其“奪權”以後，局勢不僅沒好轉，反而更分裂了，連軍隊都鬧開派了，若不借機收束，隻怕真要變成內戰了。（平心而論，毛並不希望群眾分裂、武鬥。他所謂“亂了敵人”之類的鼓動亂的話，實在無奈為之。因為他不甚了解社會上發生的事，而他所能聽到的“情況”，大都是些投其所好的不實之情。若親臨武漢事變之中，周說破天也未必有用）。
所有資料都可以證明，毛在1967年7、8、9三月裏的逍遙遊中，確實在考慮收。
當年北京盛傳9月1日，學校要恢複正常教學。尤其是一些出身不好的市民家庭，對此議論頗多。我當時在一個父親出身 “舊軍官”朋友家玩，他們以為我有內部消息，纏著我問“運動是不是真要結束了？”，我哪兒有這麽神通呀，為讓他的高興，把看到的聽到的，找他們愛聽的，添油加醋地胡侃一氣，樂得那從來不理我的老爺子，還非要留我吃仮。不知政治為何物的老太太還高興的喊了聲“毛主席萬歲”。
問題是怎麽收？
有資料證明，奪權運動是毛為收做得準備，上海是毛奪權的嚐試。相對講，上海奪權還是成功的。毛以為用上海辦法可以很快“達到天下大治”，徹底鏟除劉少奇的舊班底，沒想到奪了權之後，不但沒治，反而更亂了，武漢事件使他感到軍隊也跟著亂了。一生視槍杆子為生命的毛澤東，最怕得就是“重上井岡山”（有據可查的毛曾兩次以“重上井岡山”為由，以攻擊威脅到到他權威的人，一次是1959年，廬山會議聽人講“人都讓彭德懷拉過去了”，決定批彭時，講過這句話。另一次文革初，在中央委員會上，怕委員們不舉他的手，說過一次，原話大概是，我和林彪同誌準備重上井岡山打遊擊。一般人都把這句話與他的詩句“久有淩雲誌”相聯，但我以為那既是他用於嚇別人，也是他內心最害怕的，否則他不會在那種情況下講。但人們習慣了對毛的神化，放到毛身上，什麽都神光閃閃，連他詞裏用“不須放屁”都成了絕妙佳句），在這種時候，周恩來以辭官“逼宮”，迫使毛不得不在如何“收”的問題上，加入了“保周” （即打“516”及“外交部不許奪權”）的內容。因為毛知道周在黨內軍內，甚至民間的巨大影響和威望（而這也正是毛忌憚的），在發現林彪有異心的情況下，再失去周恩來，毛還有可用之人嗎？（毛忌憚周的是雄厚的革命資曆與崇高的群眾威望，以及他卓越的組織才幹，但從不懷疑周的忠誠，也就是認為周可能反對他的政策，但絕不會造反）。
總之，由於毛的“收”，在9月以後，毛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紅衛兵不再搞串連活動，一律留在原單位；用政治鬥爭代替武鬥作為革國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命的主要手段；革命派被告知要停止“打、砸、燒、抄家和阻塞交通”；駐外使館奉命停止製造革命；嚴禁在外交部搞奪權活動，進而擴大為中央部委均不許奪權。
盡管毛並沒改變他極左的“革命路線”（實質上也有所改變，在這之前，所謂毛的“革命路線”與劉少奇的“反動路線”之區別就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與“鎮壓革命群眾運動”。毛之打“516”，改變了他原來的定義，變泛泛的“依靠群眾”為依靠特定的群眾，都軍宣隊和工宣隊，變自下而上為自上而下的專政運動），但他的“收”還是極幹脆，9月14日，通過《人民日報》社論“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進革命的大聯合”中，傳達了他對運動的希望“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9月16日，通過周恩來向內戰正甛的大專院校紅衛兵們，宣布了他的新政策：“告訴小將們，現在輪到他們犯錯誤的時候了”要求他們立刻實現“革命大聯合”。9月25日，他又通過《人民日報》更具體地闡述了新政策操作辦法：“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隻是極少數，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毛要打倒的對象從“四清”時的“三分之一”，“五一六通知”時的“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變為“極少數”顯然可以用“從量變到質變”來形容）“要擁軍愛民，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充分表達了他要結束這場運動的意圖，而且還有意地安撫了周林這一文一武（可以證實，毛盡管對林有所懷疑，但並沒有想整他的打算。對周則盡力攏絡，似也有讓他們團結的意思），表示了打倒劉少奇，運動就結束，隻是沒有明說而已。
由於，毛澤東政策的急轉彎，尤其處理了王關戚這幾個民憤極大的“小爬蟲”後，江青的激進派影響與權力都有所下降，周恩來的穩健派影響與權力大大增強。在公開打擊“516”分子之後，周在相當一段時間裏，是中樞權力的實際掌控人（當然是在毛認可的前提下），周在努力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以保證工農業生產秩序的同時，還必須適應毛“革命路線”之要求，不得不違心地為之犧牲了一些“局部利益”，比如他對賀龍（另文專議），他那一句“我沒保護好你呀”便足以說明問題。因此，這也成為人們非議他的重要原因。
不管怎麽看，毛的這一政策急轉變，雖然又引起了新的矛盾和更大混亂，大專院校造反組織更加分裂，清華園一度也變成戰場，許多地方武鬥更加猖獗，並發了很多惡性事件。但相比之前中央文革一家獨大時的情形，局勢開始向好的方麵發展，其標誌就是中樞權力分成為“左右”兩端，互相製約，周恩來的部分意圖可以以權力形式得到實現。其中最重要的在10月中，以中央通知的形式，宣布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等於把從“魔瓶”裏放出來的“魔鬼”收了回去。雖然，所謂“複課”的內容仍然是“以鬥私批修為綱”“狠抓校內的鬥批改，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是主課。”但自此之後，學生在社會上造反的事，幾乎絕跡，偶有鬧事者，也再形不成氣候。
我在研究中發現，到1967年9月，可以算是：庶民造反（或曰革命）時期，有些類從18世紀法國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獄到雅各賓黨專政，那一段的“平民暴動” 階段。其主要特征是中央權力失控，各階層、階級、利益集團，以及個人的恩怨、利害、欲求得以肆意渲泄，基本處於無政府狀態。（現在有些人大肆吹捧的“大民主”或許可以在這一年裏找到一些最原始的影子）這也是毛澤東政策“後退”的主因，因為他發現群眾不但沒有按他的意誌運動，他反到成了被群眾運動著的一尊泥塑。
與法國大革命不同的就是“革命”不是發自民眾，而是響應擁有最高權力的“偉大領袖”號召興起的。這一不同，是質上的不同，甚至可用真假來說明，已經過去200年了，法國大革命仍被認是資產階級革命之先聲，我想再過1000年這個評價也不會變，因為它符合曆史發展規律，確實使處於第四等級的資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改變了法國曆史，甚至改變了世界。而毛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除了破壞還是破壞，挖了孔墳，砸了瞿秋白的墓，死了那麽多無辜者，把3000年文化毀了個麵目皆非，又立了些什麽呢？無非是新官僚取代了舊官吏，這不用革命也照樣要發生。弄到頭來，除了弄出一個“永遠不落的紅太陽”外，無產階級依舊是一無所有，百姓更加貧窮，這能算革命嗎！
我曾用“數典忘宗”和“挖祖墳運動”來形容文革。在想來，既使不能概括其全部，至少可以概括這“革命”的“文化”部分。人們可以想想，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出過一個夠得上“師”的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嗎？就是上個時代留下的幾個“師”級大家，如矛盾、巴金、成仿吾、丁玲、肖軍，也被整得隻有其名，而無其實了。鄧小平時代，文化複蘇，但由於低蘊不行，實在也難說有個“師”級人物，王蒙大概能算一個，人家當過文化部長嘛。但前些日子他在一個什麽會上公開說，他知道有人“嫉妒”他，自我感覺也太好點了吧？除了那篇讓您當了右派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之外，做為 “大文豪”您還有什麽東西能讓人記住的？
離題了。就此打住。到這裏《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就算結束了。
在下一專題《元帥恩怨》開篇之前，我想簡單地總結一下。
以住的寫文革的文章書籍，大都是編年史式的敘述，多是已披露的資料與官方定論之羅列與印證，缺乏史學之基本要素：客觀事實之研析。且因政治避諱，往往用領袖的定論來描述史實，不能據實而論，都沒有把1967年的這一決定性政策轉變講清楚，更勿講其曆史意義了。導至文革至今仍在雲霧中，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後來人，因對現實不滿，而把文革當成了“激情歲月”，掀起一股為文革翻案叫好的浪潮，這不能不說是鄧小平改革中的一大遺憾。
我其實也是不久前才在這個問題上縷清思想，其“鑰匙”就是林彪與周恩來在文革中的關係。在此之前，我對林沒任何好感，但始終不明白，他要設國家主席有什麽不對。（毛澤東英明了一世，可給林找得這個罪名，卻太蠢了。連當時才20浪當歲的我全騙不了，又能讓幾個人相信呢？）但因有一個“五七一工程”的“陰謀叛亂”，加之於他的文革中，表現太壞，所以以為他死了活該。但當我從其“罪證”中發現，他本來就是個兩麵派時，就開始研究他哪一麵是真，哪一麵是假，發現他除了1966年初，參予了毛的調兵陰謀外，再未與毛合作過。但當時囿於評判好壞忠奸的標準，是以忠不忠於毛為標準，所以難以為繼（在毛熱之前，我對毛的評價還是九一開），後來研究“二月逆流”對毛說，那是反林彪的。我才發現，事實與毛講的正相反，林雖未參予，但沒有林的支持，也就不會有“二月抗爭”。反正是越往深了找，問題就越多，後來一篇《皇權下的道德評價是蒼白的》使我茅塞頓開，在文革那種情況下（進而也可以說，在個人專製下），忠誠應打引號，好聽點叫“愚忠”，說白了叫“傻瓜”，說穿了叫“助紂為虐”。相反，耿直之士，固然可敬，但他拍案而起的結果，隻能自取其辱（如大鬧懷仁堂的三老四帥們），甚至自取滅亡（如蔡鐵根、張誌新們），抑或都有“喚醒民眾”的美諡，但於時世無補。再想想，我們這些小百姓又何嚐不是“兩麵派”，背後牢騷滿腹，當麵卻萬歲不離口。（要說這是罪，那麽當時中國至少有一半是這種“陰謀家”）。小百姓可以，為什麽到林彪就不行了？悟到這一點，我豁然開朗，頗有“柳暗花明”之感，於是我終於認清了，作為一個人，而不是神也不是鬼的林彪。
但要撥開瑩繞在曆史真相上的迷霧，還必須弄清林彪是否有野心，已位居法定接班人寶座，為什麽還要“搶班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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