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抵抗俄羅斯新近的侵略戰爭已逾一周年，在這個節點時間裏，歐美乃至於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態度已經明朗，那就是在反戰、反俄、反普的基礎上結成統一戰線，與之相比，附議俄羅斯、美化入侵的國家極其稀少。世界範圍的認知中，關於這場戰爭的公義若何、公理何存，已經有了再明顯不過的答案。
在這樣的全球形勢下，所謂中立原則難有立足之地，而宣揚中立，並且在聯合國關鍵投票中以棄權加以自證，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全球視線集中在澤連斯基身上，聚焦在這塊浴血奮戰的人民身上，其艱苦卓絕的境地、其向死而生的勇氣，無不令國人中的清醒者遙想抗日戰爭時英勇救國的中國軍民。
時至今日，聯合國在烏俄戰爭上手足無措，在不言自明的掣肘下，這一國際組織的止戰功能近乎為零。它徹底淪為戰爭之外，國際間合縱連橫的政治場所，殘存著為戰爭做一點旁白的零餘者角色，卻無法真正地站在世界公理這邊。聯合國對烏俄戰爭的無所作為，與抗戰時的無能的國聯不相伯仲。
烏克蘭人同仇敵愾，同赴國難，其情其景本應激發出有相同曆史的國家給予極大的尊重，並且以真切的表態和實際行動支持之。遺憾的是，在全球呼籲支援烏克蘭抗俄的聲浪中，我國作為被各方寄望有調停能力的大國，日前提出中國和平計劃，被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國家輕視，漸失斡旋其間的信任基礎。
烏俄戰爭重塑世界格局的作用已然顯現，一般人皆能明白此一常識事理。惟我國外交雖於國際形勢的運用，屢屢有在場的緊迫感，卻少有為各國稱道的建樹。每一外交行動，不但無益於增加本國話語的權重，反而日益損耗大國信用。外交無法折服五大洲諸國，此誠無聊之象征，單調之極致也。
尷尬被動的外交局麵，自執政黨於延安時期以來為最大。單說上世紀70年代、90年代以降，外交突破國際重圍、為國家引入新生力量，所取得的成績盡顯於國際貿易、全球美譽度及國民生活諸方麵。三十年之後，於烏俄戰爭的風雲際會之時局，外交勢成困局，萬一局麵突變，恐怕中國仍將遭殃。
外交與外患二者誠不可分。戰爭初始，國際件對烏克蘭抗俄多持悲觀論調，以為“特別行動”一開，普京坦克大炮克基輔、烏克蘭喪權辱國不過以小時計數。然烏克蘭軍民鏖戰一年，雖疲憊卻仍挺立，並以前所未有的正麵形象屹立於地表。烏克蘭令國際刮目相看，究其根本，在澤連斯基政府善用外交折衝外患。
烏克蘭以小國的專業經營，憑借其卓越的外交努力，贏得全球矚目，並以希臘戰神一般的死士風範迅速、顯著地扭轉戰局。如果誠實地評估烏克蘭抗俄的一年戰果，可以不誇張地講，烏克蘭必定會以弱國外交戰勝強國外患的最新案例，寫進世界曆史。烏克蘭已經終結的，是所謂弱國無外交的偏見。
烏克蘭將要終結的，還包括“外交無外乎國際利益交換”的功利主義假說。倘若外交建基於真理、人性與公義，則外患雖如泰山壓頂，猶有回旋餘地，並有望奪取終局的勝利，中國抗戰勝利無可爭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可假如外交行動建基於錯置的外患思維之上，不僅瞻望形勢有誤，現實也將進退適當。
烏克蘭外交的顯著特色是代入曆史，活化曆史，不僅合縱連橫擴展國際生存空間，且斷然立下死誓，若俄國淩逼過甚，則必死拚。於我國而言，烏俄戰爭絕不能成為中國與世界史、尤其是二戰史相割裂、相違和的事件。這應成為我國最小限度的立場，並檢視不適當的外患思維，重申依恃人格信用為外交的基石。
概言之，對待烏俄戰爭，我國最小限度的立場不該是已經左支右拙的中立立場，而是選擇並堅守人性、人道與公理的立場。中國之遠大前途，固然有國人絕對樂觀，然而在應對烏俄戰爭時屢屢被動的現象，應有基本判斷。烏俄戰爭已激起風起雲湧的巨潮，外患何在，外交何為，宜加重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