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翔
美國國會12月4日發表“冠狀病毒大流行”遴選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題為《COVID-19大流行的事後檢討：教訓及前路》（以下簡稱“報告”），長達520頁，其中溯源部分共146頁，占全部內容約28%，其餘72%都是提出應該吸收的教訓及今後萬一發生同類事件時政府應該如何應對。委員會花了兩年時間，進行了25次聽證、發出100封調查信件，檢閱了超過一百萬頁的文字資料，從而得出其結論，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認真、嚴謹、客觀的過程。
被委員會質疑的機構和人士，除了中共的武漢病毒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WIV）外，還包括美國的國家衛生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及其轄下的過敏及傳染性疾病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以及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這三個機構都要為2020年開始的武漢肺炎肆虐全球負責。本文先根據報告的內容，把三個機構的責任羅列出來，最後加入個人的分析。
甲，中共武漢病毒研究所（WIV）的責任
一， WIV 內部的幾名研究人員在2019年秋季，即發現第一例疫情病例之前就生病了，症狀與COVID-19疾病一致。 2023年6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Office of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 ODNI）發表題為“武漢病毒研究所與 COVID-19 大流行起源之間的潛在聯係的評估”證實了此點。
二， WIV有進行“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以下簡稱“增能”）的研究，以製造嵌合性病毒（chimeric viruses）。這種研究，既有積極的一麵（可以促進防疫工作及發展新疫苗），也有消極的一麵（可以用來製造傳染力特強的超級病毒，用於生化武器的製造）。 上述的ODNI指出，“WIV的科學家創造了嵌合體，或通過基因工程克隆 SARS 樣冠狀病毒，並在 SARS 樣冠狀病毒上使用反向基因克隆技術”。它說，“WIV 關於冠狀病毒的基因工程項目中，有一部分涉及可能難以檢測其用意的技術（involved techniques that could make it difficult to detect intentional changes）。簡言之，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擔心WIV進行的“增能研究”可能被用於消極方麵的目的（按：這一點是筆者個人對上述這句話的解讀）。
三， 盡管WIV聲稱是一個民間機構，但美國已經確定至少從2017年開始， WIV與中國軍方已經有秘密項目的合作。上述ODNI報告指出：“WIV人員與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科學家合作開展公共衛生相關專案，並在生物安全專案方麵進行合作”。此外，“一些 WIV 研究人員可能至少在大流行前的某些時候沒有采取足夠的生物安全預防措施來處理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這增加了意外接觸病毒的風險”（關於這點詳下文）。
四，從病毒的結構看，SARS2擁有一個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furin cleavage site），在其病毒家族的其他871個已知成員中都沒有發現，因此它不可能通過家族內遺傳物質的普通進化交換獲得這樣的位點。由於不存在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的自然進化，EcoHealth （美國一家同 WIV 合作的機構）和WIV試圖做自然界從未有的事情——將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插入SARS2病毒中。因此，當EcoHealth 和 WIV 向 美國“國防先進研究計劃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簡稱 DARPA） 申請撥款時被拒絕了（見下）。
五，麻省理工學院及哈佛大學合辦的Broad Institute的分子生物學家曾昱嘉（Alina Yujia Chan）提出5點理由，證明新冠病毒是實驗室泄露出來的：
1. COVID-19出現在武漢，是中國最重要的SARS樣病毒研究實驗室的所在地。其專家石正麗博士研究類似SARS的病毒已有十多年，她自己甚至最初懷疑疫情是否來自WIV.
2. 在 2018年，也就是疫情爆發前一年，EcoHealth與WIV合作，在向DARPA提交的撥款申請中，提議創造一種具有 SARS-CoV-2 定義特征的病毒。在向 DARPA 提交的申請中，EcoHealth 及其 WIV 合作夥伴表示，他們打算創造一種具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的類似 SARS 的病毒，這與使人類易感染 COVID-19 的特征完全相同。
3. WIV 有在低生物安全條件下從事此類病毒研究的記錄。在 WIV，中國研究人員隻根據 BSL-2 規範（生物安全等級第2級）進行了此類研究，但在美國，這種類型的研究將根據 BSL-3 規範進行，事實上，在向 DARPA提供資助的提案草案中，EcoHealth 總裁Daszak 博士承認，一些 SARS-CoV-2 研究將在 WIV 安全度較低的 BSL-2 進行。
4. 支持 COVID-19 來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動物的證據很薄弱。曾博士指出，“現有的遺傳和早期病例資料表明，所有已知的COVID-19病例可能源於SARS-CoV-2單次進入人類，而武漢市場的疫情可能發生在病毒已經在人類中傳播之後。此外，尚未在武漢市場或其供應鏈中找到受感染的動物。
5. 如果病毒是從野生動物貿易中出現的，那麽預期的關鍵證據仍然缺失。在之前的疫情中，例如2002年的SARS和 2012年的MERS，發現了受感染的動物，最早的病例發生在接觸活體動物的人群中，並在動物中發現了病毒的祖先變體， 但尚未發現COVID-19的這些證據。
除此之外，報告引述了2023年3月8日，美國疾控及預防中心雷德菲爾德（Dr. Robert Redfield, Director,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作證，他說：“從大流行的最初幾天開始，我的觀點是：關於 COVID-19 的起源的這兩種理論（筆者按：指“實驗室泄漏”和“自然衍生”）需要積極而徹底地進行檢查。根據我對資料的初步分析，我開始相信——並且今天仍然相信——這表明 COVID-19 由實驗室意外泄漏（lab leak）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自然溢出（natural spillover）的結果。這個結論主要基於病毒本身的生物學，包括其對人際傳播的快速高傳染性，新變種的快速進化”。
報告又引述2023 年4 月18日，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 Director,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證詞，他說：“在大流行的最初一年裏，我們的情報部門唯一可信、可支援的解釋是實驗室泄漏，這是基於科學和常識得出的結論。從情報界的角度看，支持實驗室泄漏的證據與自然起源的證據，前者不但多而且很有說服力，甚至壓倒性的，而後者則是脆弱的甚至幾乎是空的”。值得注意的是，連支持“自然起源說”的哥倫比亞大學流行病學專家利比堅教授（Ian Lipkin，John Snow Professor of Epidemiology ii Columbia University）都承認：“we have a nightmare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o assess （筆者按：指支援實驗室泄漏的環境證據多到令人害怕）”，報告頁33引述。
所以，雖然中共極力否認實驗室泄露的可能性，而且急不急待地消滅證據，但種種環境證據都反映了實驗室泄露的客觀事實。
乙，美國的國家衛生機構（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責任
一，NIH下屬機構“國家過敏及傳播性疾病中心（NIAID）協助散播病毒來自自然界的理論，藉以否定實驗室泄露說。
1. NIAID 主任弗契（Dr Anthony Fauci）授意一批專家在幾家科學雜誌上發表一篇題為“The Proximal Origin of SARS-COV-2”（SARS-COV-2病毒的近端起源）的論文，他們認為，從基因組學分析（genomic analysis），病毒是天然產生的。
2. 當其中一個作者Anderson向《自然》雜誌提交這篇論文時說，該文是由弗契主催的（prompted by Dr Fauci），目的是在推翻“實驗室泄漏”說（the goal of Proximal Origin was to disprove the lab leak theory，見報告頁58）。他在2月8日一封信件上說：“我們過去數星期的工作就是集中在推翻任何實驗室泄漏說，但我們處於一個十字路口，因為所得的科學證據不足以讓我們對任何理論抱有高信任度”（頁21）。
3. Anderson在為他的“近端起源說”辯護時，卻提到“很不幸，這一切都無助於推翻實驗室泄露說，所以，（實驗室泄露說）應該被視為一個認真的科學理論而不應該被視為陰謀論而隨意扔掉。雖然我們很願意（推翻實驗室泄露說），但很不幸，從所得的資料來看，我們無法做到”（頁24）
4.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首席科學官法拉（Jeremy Farrar, Chief Scientist, WHO and Director, Wellcome Trust）的證詞，“近端起源說”是為了有效終止有關病毒起源的討論（effectively put to bed the issue of the origin of the virus, 頁25）
這批專家為甚麽一定要否定“實驗室泄露”的說法？
報告認為否定“實驗室泄露”說的一個動機，是為了“袒護中國”（to defend China, 頁26）。“這個動機在幾個作者的無數交往中表達出來。 NIH負責人Dr. Collins也表達了對『國際和諧』（international harmony）的影響”。
例如：Andrew Rambaut說：“如果有人指摘中國意外地泄露病毒，我們就必須說：不存在證據說明病毒經過人工改造。鑒於我們無法辨別自然的或是泄露的，我們傾向於歸咎自然因素”。對此建議，Anderson回應：“這是一個合理的結論。雖然我討厭政治介入科學，但在目前情況下無法不如此做”。Ron Fouchier說：“進一步討論（指對中國泄露病毒的指摘）將會對科學，特別是中國的科學發展造成不必要的傷害”。Dr. Collins說：“陰謀論很快會主導，對科學及國際和諧都會造成重大的潛在傷害”（以上均見報告頁26）。
天啊！為了“袒護中國”，這班“科學家”竟涉嫌“造假”？
二，NIH用美國納稅人的錢間接支助中共研究病毒
報告發現，原來美國一直有間接支助WIV進行有關病毒的研究。美國的NIH是透過撥款給一家叫EcoHealth Alliance Inc 的科研機構，以便它和WIV合作進行病毒“增能”研究。它的總裁 Dr Daszak 與WIV 的石正麗有長期合作關係。
早在2016年7月7日，NIAID已經發現 EcoHealth 建議由WIV承擔一項有潛在危險性的“增能研究”，因而去信通知該EcoHealth總裁Dr. Daszak立即停止該研究，並交出相關資料（頁78），但他們沒有及時交代。
從2023年開始，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開始停止撥款給EcoHealth及Daszak，因為他們違反“合規”條款（compliance）。
報告還指出：
1. NIH及 NIAID沒有盡責監管EcoHealth如何使用納稅人的錢（頁123）。
2. Fauci在“增能研究”的定義問題上玩弄文字遊戲（played semantics with the definition of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頁133）。
3. NIH及NIAID利用美國納稅人的錢去支助中國人民解放軍（頁139）。
4. NIAID高層領導營造一個環境去回避“資訊自由法”（頁140，筆者按：疫情爆發後，很多人引用“資訊自由法”要求公開政府文件以便公眾了解真相，但報告指出有關當局盡量阻止人們憑此法去公布資料）。
5. NIAID也協助其他人回避“資訊自由法”（頁143）。
丙，世界衛生組織（WHO）“可恥的失敗”
委員會嚴厲地批判了WHO，對其在疫情期間的做法稱之為可恥的失敗（Abject failure）。它指出，人們對WHO有過度的依賴，卻想不到它隻聽命於中共。
一，對WHO的過度依賴（overreliance）
報告說：“雖然世衛組織應該支援全世界，但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它僅在乎於保護它與中共的關係。WHO被誤導，被拒絕進入中國，並被用來為中共的魯莽行動提供掩護。當全球都向WHO尋求領導和建議時，WHO的行動表明它並沒有平等地支持所有成員。人們所看到的是一個組織，它不是為全人類服務，而是受製於政治並陷入政治（頁171）”。又說：“WHO的存在是為了保護所有人。然而，在最嚴重的全球危機時期，它並沒有兌現承諾（頁173）”。
二，WHO的各種失德失責事件（頁 173 -180）
報告羅列了WHO七宗罪，計有：
1. 盡管台灣早在2019年12月初就發出了COVID-19的警告，但世衛組織卻忽視了它。
2. WHO僅憑中共宣傳就否認COVID-19的人對人傳播，從而弱化人們的警惕性。
3. 世衛組織延誤將COVID-19定性為 “國際性緊急公共衛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簡稱 PHEIC），隻因為中共堅稱傳播已得到控製，這種延誤造成疫情的國際性大規模傳播。
4. 由於中共的壓力，世衛組織推遲和淡化應有的嚴肅的對策，如旅行限製。
5. 盡管全球都知道中共的掩蓋行為，也知道中共的防疫措施失效，但世衛組織繼續讚揚和肯定中共的做法。
6. 世衛組織未能譴責中共對舉報人和記者的鎮壓。
7. WHO發布了從中共獲得的關於COVID19的起源和出現的通知，很多純屬虛假資訊。
結論
通過詳細閱讀這份報告的相關內容，筆者覺得有幾點值得總結一下。
第一，報告雖然無法提供很實錘的證據證明實驗室泄漏，卻提供了大量的“環境證供”證明隻有“實驗室泄漏”才是最大的可能性。由於中共從一開始即采取銷毀證據的措施，包括：① 即時對WIV實行軍管，作“安全化”處理，這就等於銷毀證據； ② 鎮壓吹哨人李文亮等醫生； ③ 清洗華南市場；④ 拖延及限製WHO實地考察，⑤ 向WHO提供不盡不實的資訊等等，使國際社會根本無法在案發現場即時獲取到“實錘性證據”（smoking gun evidence）。所以唯有依靠所謂“環境證供”。值得注意的是，就連主張“自然衍生說”的很多專家，都承認不能抹殺“實驗室泄漏”的說法。
第二，為證明“實驗室泄漏”是一種要打擊中共的政治陰謀論，NIAID主任弗契居然推動一批專家拋出所謂“近端起源論”，目的僅僅是為了推翻“實驗室泄漏論”。他這樣做的目的，是否因為NIH有資助WIV，不想“實驗室泄漏說”禍及NIH和NIAID兩個機構？我們無法推測他的想法，但必須指出，這種行為幾近“學術造假”，性質非常嚴重。參與創作“近端起源論”的學者們，可能真心不希望見到科學受到陰謀論衝擊，從而挺身出來嚐試找到非陰謀論的解釋，未必是存心造假，卻被一些存心要袒護中共的人所利用。
第三，今次事件敲起一個嚴重的警鍾：為甚麽美國政府會提供資金給中共軍方從事一項對病毒的“增能研究”而明知這種研究可以導致中共製造生化或基因武器？這純粹是“監管不力”？或是對“增能研究”的負麵作用認識不足？或是美國的領導人對中共這個當今人類社會最大的威脅來源認識不足，因而不知不覺接受其統戰而與之合作？
第四，目前美國國會正在審理“為COVID受害人討回民事公義”法案（Civil Justice for Victims of COVID Act）。委員會這份報告，很可能為民間索賠提供堅實的法律依據。一旦通過，並且首例成功的話，則它將開啟連串的索賠運動，使中共在未來疲於應付。
第五，筆者對報告的認真程度歎為觀止，這才是麵對災難的正確態度，單是這一點已經足以證明美國製度的開明性，例如《資訊自由法》就令到政府行為（用納稅人的錢資助中共研究有可能用來對付美國的生化武器）大白於天下。
- 程翔（中國問題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