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內戰與分裂(一)——紅衛兵糾察隊與周恩來
文化革命初的風雲變幻，用毛澤東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
曾經激動過他，給了他無法無天勇氣的中學生紅衛兵們並沒有真正理解紅太陽，他們理解的新長征不是幫偉大領袖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而是蘇修美帝和一切反動派，去解放“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勞苦大眾”。他們挑釁性地在蘇聯大使外狂呼“打倒蘇修”，並將原名揚威路的那條街，改為“反修路”，中國人本來就不善抽象思維，何況不諳世事的中學生了。
這一時期，毛澤東說過兩句流傳很廣的話，一句是“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另一句是“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裏。”前一句看似隔岸觀火，但更多的卻是對忙著到處滅火的國務院總理的幸災樂禍。後一句是表示了他對尚處於少數的造反派們支持，同時也向國人宣示了他在中央並沒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
1966 年8月到1967年這一年多裏，中國有一個特殊現象，就是周恩來和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以及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中央首長”到處講話，變得特別敏感的青年人，很快就發現周恩來與江青們對運動的態度迥然有別。周雖也喊萬歲，也鼓勵造反，但總會巧妙地勸孩子們守紀律、維持秩序。在紅衛兵瘋狂打砸搶抄的 “紅色恐怖”高潮的8月底，周恩來對紅衛兵代表講話時，還十分巧妙地說了掃除四舊中的政策問題：
1，有的紅衛兵的行動對生產不利，與他們對立起來。到工廠去可以找工廠革委會，不要到車間去。凡是生產的地方都不要影響，不僅水電，就是有些商品，生產少了就不利，要尊重工廠多數人的意見，不能拿我們放假革命的辦法要求他們，他們有更重要的尖端的生產，科研的中間性生產，不應耽擱，盡管裏麵有黑幫，把他揪出來，但生產的地方我們不要破壞它。
2，關於地、富、反、壞、右，一般在城裏已經落戶的不需要馬上趕走他們，已摘掉帽子的不能還算右派。
3，對資產階級，如他們守法就不要打倒、抄家，取消定息是個好建議，但要經中央討論，主席批準，人民代表大會討論。
4，對知名人士貼大字報還是文明的，如民主人士年紀大了。你們一天去幾次，他們就受不了。是否應該去，要商量一下。如果打，搜查，那就是法律製裁問題了。對一些知名人士超過大字報的範圍就要研究。你們從人家家裏搜出花名冊子，這些小冊子無非是通訊地址，就按此追蹤。這些人是在我們國家有地位的人。對待有地位的人是否都去搜查？如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孫中山在曆史上有功績。南京的同學一定要搞掉孫中山的銅象，這不好，地方不合適換個地方嘛！搞掉就是不聽毛主席的話了。到她家貼大字報不合適。有人說她生活資產階級化，她本來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者嘛！宋慶齡的地方不能去，有人說：我敢說、敢闖、就要去。我們無論如何要勸阻你們，因為她年紀大了，今年還要紀念孫中山誕生一百周年，她出來寫文章對世界的影響很大，她還在政府工作。
5，關於小商販你們建議變國營的問題，幾百萬小商販全部包下來，國家負擔很大，發工資、勞保福利、公費醫療等，什麽都享受，他們是高興的。
6，關於幹部家屬，有些家庭出身很好，如一個紅衛兵的父親是老幹部，母親出身是地主，外婆住在他家，是地主婆，你們去了就打，這就不好。
7，打擊流氓的麵太寬，如八月十三日審判流氓的會就是錯誤的，是北京市委批準的。那五個人剌傷了兩個人，也不需要開十萬人的公審大會，警察也參加了，這個大會以後就有影響。
8，文鬥和武鬥問題：你們說：“打幾個壯壯聲勢”。這反而失去了群眾的信任，打失了手還能打死人。他如果搞反革命暴動，我們還可以用解放軍、警察鎮壓他，在我們專政的情況下，何必用武鬥？戴高帽子越加越重，有二十斤重的鐵帽子，這就變成體罰了。
9，搜查問題，確實要搜查的，你們也查出了不少東西，但要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不然聽到一個情況緊跟就去，不可靠。如西城區聽說有地下軍，去了幾千人，但不知道在什麽地方。搜查暗藏的，逃亡的地、富、反、壞、右和反動的資本家時，徒手的解放軍、警察遠遠跟著幫助你們，這是從女十五中的同學被那個反動資本家行凶砍傷後我想到的。是否要沒收他們的金錢、東西？要事先和派出所，衛戍區研究。你們把錢交到銀行，把浮財交財政局。一般不沒收財富、存款，隻登記，今後要建立秩序，不然有個別鑽進來的壞分子，私自拿走了照象機、手表，即使查出來開除他，影響也不好。交了東西要有登記、有收條。發現武器可以沒收，但不要隻聽一個消息，“誰有一把菜刀要報複”，就把他的菜刀也沒收了，過幾天還是要還給他去做菜。
10，凡是國家要害部門，首腦機關，我們要保護，如黨中央、大會堂、解放軍、公安部門（壞的可以改組），專政工具不能癱瘓。交通警察維持秩序，不要影響他們執行任務。廣播電台、新華社等宣傳機構，不能隨便亂搞。還有機關重要檔案，如機關癱瘓了，由上級機關取走，不能隨便去弄亂了。
現在，一些人把周恩來在文革說過的一些違心話，當成他自保，以為周中庸，是個油滑的政客，甚至把他當成毛文革的幫凶，。其實，凡經曆過那個歲月的人，大都能感覺到當時中國若沒有這位“到處和稀泥”的總理苦力支撐，國家早就完了。的確，周恩來在毛澤東的威逼下也做了不少違心事，但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盡力將危害降低到可能程度。
但周也並非沒有反抗，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學的紅衛兵代表在北師大附中集合，發起成立了第一個跨校紅衛兵組織，命名為“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不久，海澱區、東城區紅衛兵也相繼成立了“東糾”、“海澱分隊”等跨校際的紅衛兵組織。西糾等紅衛兵組織的真實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澤東關於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糾察隊去糾正、控製某些紅衛兵組織無法無天的混亂局麵。
西糾等紅衛兵組織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周恩來通過當時的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周榮鑫，為紅衛兵糾察隊提供了房屋、電話、交通工具和印刷設施，甚至還包括紅衛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軍大衣。試圖把學生們的運動納入秩序。
這些由“紅五類”而且還大多為中央機關和北京市機關幹部子女組成的紅衛兵糾察隊，發出的《通令》像雪片般撒向北京城的每一個角落。在8月27日發出的西糾第三號《通令》中，明確提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權隨便宣布戒嚴，“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絕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攔截軍車！”“絕不允許任何人擅自查抄國家機關、查抄國家負責幹部的家！我們要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通令》還規定：“各商店現存的實用商品，若其商標不是反動的，不是黃色的，就可以繼續出售，任何人都不要進行阻止，不要讓壞人乘機破壞國家財產。”《通令》中還特別指出：“嚴禁圍追外賓、歸國觀光的華僑和港澳同胞，必須保證他們的安全和正當活動。” 9月3日，西糾發出第五號《通令》，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指出對於紅衛兵中違反政策、隨便打人者，“一定要進行嚴肅的批評和教育”，“嚴禁打人，嚴禁體罰和變相體罰，嚴禁侮辱人，嚴禁逼供訊”。
紅衛兵糾察隊的《通令》不徑而走，不僅震動了北京，而且流傳全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西糾等紅衛兵糾察隊還受周恩來的囑托，在運動中保護了諸如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程潛、蔣光鼐、蔡廷鍇、沙千裏、張奚若、李宗仁等民主愛國人士的宅第安全和人身安全。
在周恩來的到導和過問下，成立紅衛兵聯絡站，支持西糾等紅衛兵組織起來建立秩序，糾正無政府狀態並希翼以此來影響毛澤東。 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檢驗紅衛兵時，周恩來特意安排了西糾（西城區糾察隊）紅衛兵向毛澤東敬獻糾察隊袖章，想借此來樹西糾紅衛兵。但毛澤東已經敏感地意識到了個中的奧妙，毛澤東沒有接受西糾紅衛兵的袖章。
毛澤東要天下大亂，怎麽能對頻頻出動，專門與揪鬥各部、委領導幹部的大學紅衛兵少數派發生衝突，已經惹惱了中央文革的西糾紅衛兵表決支持。不久，江青就奉旨宣布：“糾察隊是保皇派！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保爹保媽，要揪他們的後台。”
忠於紅色政權的紅衛兵糾察隊被最高統帥的夫人判了死刑，隻能偃旗息鼓，趁早全身而退。但這些天生的紅色接班人不甘失敗，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他們變得瘋狂了，扛著大旗，集合人馬，驅車在大街上遊行，高喊：“西糾不倒！”
12月16日，中央文革策劃召開北京市中學紅衛兵“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重點批判了“鬼見愁”對聯，批評了“西糾”、“東糾”的過激行為，並決定解散各種紅衛兵糾察隊。江青在大會上發言。她點名批評了國務院正副秘書長周榮鑫、雍文濤，說他們是保守組織的後台，要他們低頭認罪。提到“血統論”時，江青輕蔑地說：“血統高貴？是什麽東西！”
周恩來也出現在主席台上，從不當眾抽煙的周恩來這天突然拿起一支香煙，點燃，默默吸著，神色十分嚴峻，他知道他試圖把學生運動納入秩序的嚐試失敗了。沒有人知道這位“八一起義”的領袖此時心裏在想什麽，但作為20世紀中國最傑出外交家，他肯定會想到，毛澤東不但早識破了他的借力使力，而且開始予以反擊了。
周恩來將如何應對毛澤東的反擊呢？
內戰與分裂（二）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到12月16日，距上次毛統帥檢閱已整20天，按以往規律，毛應再次登高一呼了，但人們迎來的卻是江青和中央文革對“勇敢的闖將”們的近乎死刑判決的嚴厲遣責。這是一個極其明確的信號，“小將們”與毛澤東的“蜜月”結束了，從11月26日以後，他再沒有登上天安門，毛拒絕再當不聽他話的中學生們的統帥了。
12 月16日會後，北京夜空被囚車警笛淒厲嘶鳴劃破，公安部長謝富治不再遵守他主持製定上報中央和毛澤東，不久前才批準下發的公安部文件中“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許逮捕人。”的規定，奉旨派出大批警力對紅衛兵糾察隊予以逮捕，紅衛兵不再是可以無法無天的孫猴子，尤其那些最早“造反”的“老紅衛兵”們，到這時才知道《十六條》所提倡的“獨立思考”的真正函義，也品味到了國家機器的厲害，它不是沒有力量維護秩序，當初是故意放縱而已。一旦你的“獨立思考”與偉大領袖的思考相悖，它便會無情的予以鎮壓。
但習慣了“光榮與驕傲”的“老紅衛兵們”一他們簡稱為“老兵”一並不甘心失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後來被稱為“聯動”的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他們直接向江青和中央文革開炮了。
1966年11月27日，也就是毛澤東最後一次接見紅衛兵的第二天，北大附中、清華附中、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工業大學附中、八一學校等海澱區十幾所中學紅衛兵組織的頭頭兒們，聚集在北大附中教學二樓的一間會議室裏，醞釀成立了這個後來被宣染的和惡魔一樣的紅衛兵組織。 “聯動”的會刊《準備！》，鮮紅的封皮上寫著血淋淋的“準備”二字，“準備”後邊巨大的驚歎號，像顆炸彈似地“準備”可能爆炸。
與會者大多是革幹、軍幹子弟，會議主持人是北大附中高三學生牛皖平，會議議題是研究當前運動中出現的一係列問題。牛皖平是北京大學附中一位品學兼優的學生預備黨員，破四舊後，開始大串聯。他約了幾個同學去外地開開眼界。這位天真的中學生，在串聯途中，還和戰友在一起商議過，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東北或內蒙古，搞成半工半讀、半牧半讀的學校呢？很快，殘酷的現實就讓這位天真的理想主義者困惑起來。在他所到之地，“炮轟” 不斷升級，省委、市委的各級領導班子基本癱瘓，黨委和黨委負責人紛紛落馬成了黑幫。回到北京之後，他們又親眼看見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造反帶來的災難已經降落到了他們自己的頭上，他們原先“紅色貴族”的地位正在動搖，甚至還有可能墜入社會的最底層，成為新的“狗崽子”。他們猛地清醒過來，共和國的危機和自身的危機，使他們開始了新的思考和決定，存在決定意識，他們不能容忍共和國被顛覆，更不能容忍為他們打下了這個紅色江山的父輩受此淩辱。他們要造造反者的反了。
他們並不象被妖魔化的那樣，隻會打打殺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須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高中生政治素質比本世紀初的大學生還高，他們即使在憤怒中也要審時度勢地研討形勢以確定鬥爭策略。他們從各種途徑已經聽出了中央有兩種不太一樣的聲音。
周恩來總理和幾個老帥們顯然與江青、康生和中央文革調子不一樣。他們必須選擇其中的一個聲音。如果與中央兩個聲音都不諧音，那無異於以卵擊石。
周恩來說：“懷疑一切是不科學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懷疑。懷疑是允許的，但總要有點根據。”“是不是所有的領導機關都是黑幫呢？我們，你們，沒有一個人是這樣看的。對於任何一個問題都要一分為二。犯了路線性錯誤而沒有實際的反黨行為，這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對一般犯錯誤的人不能采取無情打擊、殘酷鬥爭的態度。” 陳毅大聲疾呼：“有人要搞垮我們黨，我們要警惕他們的陰謀詭計。”葉劍英說：“有的幹部心髒病發了，倒下了，還要抓人家鬥，還不讓人家走。我對這件事很憤恨！這些人沒有無產階級感情，不是無產階級的軍人。” 徐向前說：“我們解放軍、海軍、陸軍、空軍，隨時保持戰鬥狀態，一聲令下，就要開得動。”
周恩來和老帥們的話，堅定了他們的信心，鼓舞了他們的勇氣。盡管他們很清楚，江青是毛澤東夫人，中央文革其實就是毛澤東的辦事機構，但他們還是選擇周恩來和老帥們。
關於組織的名稱，有提議叫“紅衛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與蒯大富的“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議叫“造反兵團”，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窩蜂出現的造反派的反。經過協商，大多數人讚成用“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名字，並且在前麵加上“首都中學紅衛兵”的字樣，和大學紅衛兵有所區別。
會議還決定，“聯動”的組織機構采用集體協商的辦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聯絡員主持常務工作，總部設在北大附中，總聯絡員由北京工業大學附中紅衛兵於增壽擔任，組織工作由北京石油學院附中負責，並委托北大附中紅衛兵宮小吉起草《“聯動”宣言》。
經過幾天的籌備，12月5日，“聯動”宣告正式成立。當天夜裏，“聯動”成員冒著刺骨寒風傾巢出動，四處張貼標語和《“聯動”宣言》。北京工業大學附中鄒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幾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紙刷成了一條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聯動”宣言
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員會誓死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為了粉碎一切違反毛澤東思想的行為，時刻準備施行必要的行動。
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出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形式乃是對當前運動的最大威脅，它威脅著革命群眾血汗換來的勝利果實，它將使群眾重新回到被專政、被壓迫的地位，它將奪取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權利。它將使千百萬人頭落地，它將使曆史車輪倒轉。
它，威脅著我們！
隻有一條道路：拉起隊伍來，幹！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實需要自己去保衛，自己革命的權利必須掌握在自己手裏，保衛十六條，保衛我們的總司令部黨中央，保衛我們的偉大統帥毛主席！
我們宣誓：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保衛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永不變色！
清華附中紅衛兵領袖彭小蒙說“毛主席樹北大附中《紅旗》為一麵紅旗，不能倒。”還說：“我不參加聯動，並不是我不反中央文革，因為聯動反的不是點兒，隻知道亂衝，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比聯動還反動。”
12月26日，由李單綢、項東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宮小吉（北大附中）張路寧（人大附中）馬小軍（石油附中）等人在北京展覽館劇場籌備召開“破私立公”大會。彭小蒙對清華附中張新月說：“你們反不反？你們不反我反”。宮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首都《紅後代》李鐵兵等七個人跳上台，領喊：“堅決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為首的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文革某些領導人不要太狂了”把大會引向高潮，人們發狂似的跳上椅子，拚命鼓掌叫好！鞋子，帽子，頭巾，傳單滿天飛舞，嚎叫聲，炮竹聲，震耳欲聾。道出了壓抑在他們內心的憤懣。自己的心裏話。
會後演了兩部電影：一部是毛主席8.18接見紅衛兵。當鏡頭出現到賀龍時，便使勁鼓掌。當出現江青、陳伯達時，就一片叫罵聲。
顯而易見，“聯動”還是策略地將他們深惡痛絕的江青們和毛澤東區別開，他們用“中央文革的所作所為都是背著毛主席幹的，是企圖搞政變”，“我們認為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林副主席，更不是黨中央，為什麽反不得？”“中央文革破壞大民主。隨便動用國家機器，逮捕紅衛兵，這是方向路線的錯誤。”把毛澤東拉到為自己的陣線，希望能得到他老人家的理解、認可和支持。
關於聯動，由於它被妖魔化太久，尤其是1967年在江青、陳伯達授意下，舉辦的那個所謂聯動罪惡展的影響下，至今仍有相當多的人把它當成血統論的產物，成員都是些草營人命的惡棍暴徒，姑不論那個展出搞了多少假，隻要人們想想這之前四川“大地主劉文彩罪惡展”之造假典故，就可以想見其中奧秘了。
所謂“聯動分子”到底是些什麽樣的人，我想用當時“聯動罪行展”展出的一位“聯動分子”的“一封惡毒攻擊中央文革、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黑信”來讓後人評判吧：
“爸爸、媽媽，你們好！
北京市內白色恐怖，三司亂抓人，許多無辜同學因和三司觀點不
一致而入獄，公安局也拘留人，我們成立了聯合行動委員會，主要成
員是八8226;一八前老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被群眾認為是反革命組織，
在馬路上凡戴聯合行動委員會袖章的，隨時都有被抓的可能。28號若
不去天津，可能也隻得被公安局拘留。
聯合行動委員會明起來是跟三司幹，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實際上
是跟中央文革幹。我很懷疑江青，她幹了些令人不理解的事。現陶鑄
被江青陳伯達等人點了名，北京開始炮轟陶鑄，要知陶是4號人物，而
現在一點陶的事都指不出來。
江青水平太低，她現在的錯誤往輕點說是資產階級思想沒改造好，
對無產階級東西還不理解；往嚴重了點說，就是懷疑她有野心。在信上
不便於一一細說。
現在大街上炮轟陳老總又轟葉劍英，文革現又把陶鑄、王任重、劉
誌堅、周榮鑫拋了出來，我懷疑文革把責任錯誤都攤在一個人身上，保
住自己。北京現文化大革命方向不對，文革很不勝任。
我是個有抱負的人，願幹出點東西來，不過現在形勢所迫，走為上
策。
女兒 1.7晚”
今天，我們再回頭看文革時，不能不驚訝地發現，正是當年這些真城的不能再真誠，純結的不能再純潔，天真的近乎無知的青年人們，用這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活著幹、死了算”的大無畏“政治自殺”行動，向七億還沉睡在“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偉大夢中的國人，展現了衝破黎明前黑暗的第一絲曙光。
如果，沒有這些天真青年的殊死抗爭，能有後來導至文革派垮台的1976年“四五運動”的“秦皇時代已一去不複返了” 嗎？當然，由於曆史局限，聯動雖意識到了毛澤東的部分錯誤.並表示“我要學會全部馬、恩、列、斯著作，來駁倒毛澤東思想。”“我現在懷疑有一個人，非常殘暴，想把所有的老幹部都踩下去”。“我擔心會出現斯大林時代的大瘋狂”。（清華附中卜大華），“不是文化大革命方向錯了，就是毛主席領導不得力。”（北大附中牛皖平），也敢懷疑“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以後看。”，但還沒有勇氣公開與毛抗爭，基本還停留在“保爹保媽”這一低層次，但當局背信棄義的無情鎮壓，卻使他們無意中用悲壯的失敗，在那個無聲的中國吼出一聲足以發人深省悲愴！
對此，當年的“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摧毀“聯動”》展覽會編輯部”對聯動這樣評說道：
“聯動一出籠，就明火執杖，赤臂上陣，充當了十二月黑風的反革命急先鋒，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的決戰階段，成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借以，憲兵隊，對黨對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聯動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會基礎和思想根源，它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為首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十七年來陰謀複辟資本主義，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所孕育的一個鬼胎。“聯動”千條罪，萬條罪，“劉鄧”是罪魁禍首；千筆帳，萬筆帳，要統統記在劉鄧的頭上！”
“在革命的大批判、大鬥爭的戰鼓聲中，中央文革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向廣大革命小將發出戰鬥號召：徹底批判“聯動”反動思潮！革命造反派緊跟毛主席，堅跟中央文革，以筆作刀槍，掀起對“聯動”反動思潮的大批判高潮，向劉鄧反動路線猛烈開火！”
今天我們用40年的反省再來讀這些討伐文字，可以說它從反麵反映了曆史真實：第一段聯動被定性了“拚死同革命勢力鬥爭的禦用工具”，去掉“禦用工具”，反其義而讀之，就是“同反革命勢力拚死鬥爭”。第二段，隻要去掉政治貶義部分，就可以了。第三段，證明了剿滅聯動乃毛澤東之意，無意中說了句真話。
文化革命初的風雲變幻，用毛澤東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
曾經激動過他，給了他無法無天勇氣的中學生紅衛兵們並沒有真正理解紅太陽，他們理解的新長征不是幫偉大領袖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而是蘇修美帝和一切反動派，去解放“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勞苦大眾”。他們挑釁性地在蘇聯大使外狂呼“打倒蘇修”，並將原名揚威路的那條街，改為“反修路”，中國人本來就不善抽象思維，何況不諳世事的中學生了。
這一時期，毛澤東說過兩句流傳很廣的話，一句是“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另一句是“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裏。”前一句看似隔岸觀火，但更多的卻是對忙著到處滅火的國務院總理的幸災樂禍。後一句是表示了他對尚處於少數的造反派們支持，同時也向國人宣示了他在中央並沒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
1966 年8月到1967年這一年多裏，中國有一個特殊現象，就是周恩來和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以及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中央首長”到處講話，變得特別敏感的青年人，很快就發現周恩來與江青們對運動的態度迥然有別。周雖也喊萬歲，也鼓勵造反，但總會巧妙地勸孩子們守紀律、維持秩序。在紅衛兵瘋狂打砸搶抄的 “紅色恐怖”高潮的8月底，周恩來對紅衛兵代表講話時，還十分巧妙地說了掃除四舊中的政策問題：
1，有的紅衛兵的行動對生產不利，與他們對立起來。到工廠去可以找工廠革委會，不要到車間去。凡是生產的地方都不要影響，不僅水電，就是有些商品，生產少了就不利，要尊重工廠多數人的意見，不能拿我們放假革命的辦法要求他們，他們有更重要的尖端的生產，科研的中間性生產，不應耽擱，盡管裏麵有黑幫，把他揪出來，但生產的地方我們不要破壞它。
2，關於地、富、反、壞、右，一般在城裏已經落戶的不需要馬上趕走他們，已摘掉帽子的不能還算右派。
3，對資產階級，如他們守法就不要打倒、抄家，取消定息是個好建議，但要經中央討論，主席批準，人民代表大會討論。
4，對知名人士貼大字報還是文明的，如民主人士年紀大了。你們一天去幾次，他們就受不了。是否應該去，要商量一下。如果打，搜查，那就是法律製裁問題了。對一些知名人士超過大字報的範圍就要研究。你們從人家家裏搜出花名冊子，這些小冊子無非是通訊地址，就按此追蹤。這些人是在我們國家有地位的人。對待有地位的人是否都去搜查？如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孫中山在曆史上有功績。南京的同學一定要搞掉孫中山的銅象，這不好，地方不合適換個地方嘛！搞掉就是不聽毛主席的話了。到她家貼大字報不合適。有人說她生活資產階級化，她本來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者嘛！宋慶齡的地方不能去，有人說：我敢說、敢闖、就要去。我們無論如何要勸阻你們，因為她年紀大了，今年還要紀念孫中山誕生一百周年，她出來寫文章對世界的影響很大，她還在政府工作。
5，關於小商販你們建議變國營的問題，幾百萬小商販全部包下來，國家負擔很大，發工資、勞保福利、公費醫療等，什麽都享受，他們是高興的。
6，關於幹部家屬，有些家庭出身很好，如一個紅衛兵的父親是老幹部，母親出身是地主，外婆住在他家，是地主婆，你們去了就打，這就不好。
7，打擊流氓的麵太寬，如八月十三日審判流氓的會就是錯誤的，是北京市委批準的。那五個人剌傷了兩個人，也不需要開十萬人的公審大會，警察也參加了，這個大會以後就有影響。
8，文鬥和武鬥問題：你們說：“打幾個壯壯聲勢”。這反而失去了群眾的信任，打失了手還能打死人。他如果搞反革命暴動，我們還可以用解放軍、警察鎮壓他，在我們專政的情況下，何必用武鬥？戴高帽子越加越重，有二十斤重的鐵帽子，這就變成體罰了。
9，搜查問題，確實要搜查的，你們也查出了不少東西，但要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不然聽到一個情況緊跟就去，不可靠。如西城區聽說有地下軍，去了幾千人，但不知道在什麽地方。搜查暗藏的，逃亡的地、富、反、壞、右和反動的資本家時，徒手的解放軍、警察遠遠跟著幫助你們，這是從女十五中的同學被那個反動資本家行凶砍傷後我想到的。是否要沒收他們的金錢、東西？要事先和派出所，衛戍區研究。你們把錢交到銀行，把浮財交財政局。一般不沒收財富、存款，隻登記，今後要建立秩序，不然有個別鑽進來的壞分子，私自拿走了照象機、手表，即使查出來開除他，影響也不好。交了東西要有登記、有收條。發現武器可以沒收，但不要隻聽一個消息，“誰有一把菜刀要報複”，就把他的菜刀也沒收了，過幾天還是要還給他去做菜。
10，凡是國家要害部門，首腦機關，我們要保護，如黨中央、大會堂、解放軍、公安部門（壞的可以改組），專政工具不能癱瘓。交通警察維持秩序，不要影響他們執行任務。廣播電台、新華社等宣傳機構，不能隨便亂搞。還有機關重要檔案，如機關癱瘓了，由上級機關取走，不能隨便去弄亂了。
現在，一些人把周恩來在文革說過的一些違心話，當成他自保，以為周中庸，是個油滑的政客，甚至把他當成毛文革的幫凶，。其實，凡經曆過那個歲月的人，大都能感覺到當時中國若沒有這位“到處和稀泥”的總理苦力支撐，國家早就完了。的確，周恩來在毛澤東的威逼下也做了不少違心事，但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盡力將危害降低到可能程度。
但周也並非沒有反抗，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學的紅衛兵代表在北師大附中集合，發起成立了第一個跨校紅衛兵組織，命名為“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不久，海澱區、東城區紅衛兵也相繼成立了“東糾”、“海澱分隊”等跨校際的紅衛兵組織。西糾等紅衛兵組織的真實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澤東關於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糾察隊去糾正、控製某些紅衛兵組織無法無天的混亂局麵。
西糾等紅衛兵組織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周恩來通過當時的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周榮鑫，為紅衛兵糾察隊提供了房屋、電話、交通工具和印刷設施，甚至還包括紅衛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軍大衣。試圖把學生們的運動納入秩序。
這些由“紅五類”而且還大多為中央機關和北京市機關幹部子女組成的紅衛兵糾察隊，發出的《通令》像雪片般撒向北京城的每一個角落。在8月27日發出的西糾第三號《通令》中，明確提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權隨便宣布戒嚴，“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絕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攔截軍車！”“絕不允許任何人擅自查抄國家機關、查抄國家負責幹部的家！我們要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通令》還規定：“各商店現存的實用商品，若其商標不是反動的，不是黃色的，就可以繼續出售，任何人都不要進行阻止，不要讓壞人乘機破壞國家財產。”《通令》中還特別指出：“嚴禁圍追外賓、歸國觀光的華僑和港澳同胞，必須保證他們的安全和正當活動。” 9月3日，西糾發出第五號《通令》，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指出對於紅衛兵中違反政策、隨便打人者，“一定要進行嚴肅的批評和教育”，“嚴禁打人，嚴禁體罰和變相體罰，嚴禁侮辱人，嚴禁逼供訊”。
紅衛兵糾察隊的《通令》不徑而走，不僅震動了北京，而且流傳全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西糾等紅衛兵糾察隊還受周恩來的囑托，在運動中保護了諸如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程潛、蔣光鼐、蔡廷鍇、沙千裏、張奚若、李宗仁等民主愛國人士的宅第安全和人身安全。
在周恩來的到導和過問下，成立紅衛兵聯絡站，支持西糾等紅衛兵組織起來建立秩序，糾正無政府狀態並希翼以此來影響毛澤東。 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檢驗紅衛兵時，周恩來特意安排了西糾（西城區糾察隊）紅衛兵向毛澤東敬獻糾察隊袖章，想借此來樹西糾紅衛兵。但毛澤東已經敏感地意識到了個中的奧妙，毛澤東沒有接受西糾紅衛兵的袖章。
毛澤東要天下大亂，怎麽能對頻頻出動，專門與揪鬥各部、委領導幹部的大學紅衛兵少數派發生衝突，已經惹惱了中央文革的西糾紅衛兵表決支持。不久，江青就奉旨宣布：“糾察隊是保皇派！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保爹保媽，要揪他們的後台。”
忠於紅色政權的紅衛兵糾察隊被最高統帥的夫人判了死刑，隻能偃旗息鼓，趁早全身而退。但這些天生的紅色接班人不甘失敗，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他們變得瘋狂了，扛著大旗，集合人馬，驅車在大街上遊行，高喊：“西糾不倒！”
12月16日，中央文革策劃召開北京市中學紅衛兵“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重點批判了“鬼見愁”對聯，批評了“西糾”、“東糾”的過激行為，並決定解散各種紅衛兵糾察隊。江青在大會上發言。她點名批評了國務院正副秘書長周榮鑫、雍文濤，說他們是保守組織的後台，要他們低頭認罪。提到“血統論”時，江青輕蔑地說：“血統高貴？是什麽東西！”
周恩來也出現在主席台上，從不當眾抽煙的周恩來這天突然拿起一支香煙，點燃，默默吸著，神色十分嚴峻，他知道他試圖把學生運動納入秩序的嚐試失敗了。沒有人知道這位“八一起義”的領袖此時心裏在想什麽，但作為20世紀中國最傑出外交家，他肯定會想到，毛澤東不但早識破了他的借力使力，而且開始予以反擊了。
周恩來將如何應對毛澤東的反擊呢？
內戰與分裂（二）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到12月16日，距上次毛統帥檢閱已整20天，按以往規律，毛應再次登高一呼了，但人們迎來的卻是江青和中央文革對“勇敢的闖將”們的近乎死刑判決的嚴厲遣責。這是一個極其明確的信號，“小將們”與毛澤東的“蜜月”結束了，從11月26日以後，他再沒有登上天安門，毛拒絕再當不聽他話的中學生們的統帥了。
12 月16日會後，北京夜空被囚車警笛淒厲嘶鳴劃破，公安部長謝富治不再遵守他主持製定上報中央和毛澤東，不久前才批準下發的公安部文件中“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許逮捕人。”的規定，奉旨派出大批警力對紅衛兵糾察隊予以逮捕，紅衛兵不再是可以無法無天的孫猴子，尤其那些最早“造反”的“老紅衛兵”們，到這時才知道《十六條》所提倡的“獨立思考”的真正函義，也品味到了國家機器的厲害，它不是沒有力量維護秩序，當初是故意放縱而已。一旦你的“獨立思考”與偉大領袖的思考相悖，它便會無情的予以鎮壓。
但習慣了“光榮與驕傲”的“老紅衛兵們”一他們簡稱為“老兵”一並不甘心失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後來被稱為“聯動”的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他們直接向江青和中央文革開炮了。
1966年11月27日，也就是毛澤東最後一次接見紅衛兵的第二天，北大附中、清華附中、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工業大學附中、八一學校等海澱區十幾所中學紅衛兵組織的頭頭兒們，聚集在北大附中教學二樓的一間會議室裏，醞釀成立了這個後來被宣染的和惡魔一樣的紅衛兵組織。 “聯動”的會刊《準備！》，鮮紅的封皮上寫著血淋淋的“準備”二字，“準備”後邊巨大的驚歎號，像顆炸彈似地“準備”可能爆炸。
與會者大多是革幹、軍幹子弟，會議主持人是北大附中高三學生牛皖平，會議議題是研究當前運動中出現的一係列問題。牛皖平是北京大學附中一位品學兼優的學生預備黨員，破四舊後，開始大串聯。他約了幾個同學去外地開開眼界。這位天真的中學生，在串聯途中，還和戰友在一起商議過，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東北或內蒙古，搞成半工半讀、半牧半讀的學校呢？很快，殘酷的現實就讓這位天真的理想主義者困惑起來。在他所到之地，“炮轟” 不斷升級，省委、市委的各級領導班子基本癱瘓，黨委和黨委負責人紛紛落馬成了黑幫。回到北京之後，他們又親眼看見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造反帶來的災難已經降落到了他們自己的頭上，他們原先“紅色貴族”的地位正在動搖，甚至還有可能墜入社會的最底層，成為新的“狗崽子”。他們猛地清醒過來，共和國的危機和自身的危機，使他們開始了新的思考和決定，存在決定意識，他們不能容忍共和國被顛覆，更不能容忍為他們打下了這個紅色江山的父輩受此淩辱。他們要造造反者的反了。
他們並不象被妖魔化的那樣，隻會打打殺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須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高中生政治素質比本世紀初的大學生還高，他們即使在憤怒中也要審時度勢地研討形勢以確定鬥爭策略。他們從各種途徑已經聽出了中央有兩種不太一樣的聲音。
周恩來總理和幾個老帥們顯然與江青、康生和中央文革調子不一樣。他們必須選擇其中的一個聲音。如果與中央兩個聲音都不諧音，那無異於以卵擊石。
周恩來說：“懷疑一切是不科學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懷疑。懷疑是允許的，但總要有點根據。”“是不是所有的領導機關都是黑幫呢？我們，你們，沒有一個人是這樣看的。對於任何一個問題都要一分為二。犯了路線性錯誤而沒有實際的反黨行為，這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對一般犯錯誤的人不能采取無情打擊、殘酷鬥爭的態度。” 陳毅大聲疾呼：“有人要搞垮我們黨，我們要警惕他們的陰謀詭計。”葉劍英說：“有的幹部心髒病發了，倒下了，還要抓人家鬥，還不讓人家走。我對這件事很憤恨！這些人沒有無產階級感情，不是無產階級的軍人。” 徐向前說：“我們解放軍、海軍、陸軍、空軍，隨時保持戰鬥狀態，一聲令下，就要開得動。”
周恩來和老帥們的話，堅定了他們的信心，鼓舞了他們的勇氣。盡管他們很清楚，江青是毛澤東夫人，中央文革其實就是毛澤東的辦事機構，但他們還是選擇周恩來和老帥們。
關於組織的名稱，有提議叫“紅衛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與蒯大富的“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議叫“造反兵團”，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窩蜂出現的造反派的反。經過協商，大多數人讚成用“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名字，並且在前麵加上“首都中學紅衛兵”的字樣，和大學紅衛兵有所區別。
會議還決定，“聯動”的組織機構采用集體協商的辦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聯絡員主持常務工作，總部設在北大附中，總聯絡員由北京工業大學附中紅衛兵於增壽擔任，組織工作由北京石油學院附中負責，並委托北大附中紅衛兵宮小吉起草《“聯動”宣言》。
經過幾天的籌備，12月5日，“聯動”宣告正式成立。當天夜裏，“聯動”成員冒著刺骨寒風傾巢出動，四處張貼標語和《“聯動”宣言》。北京工業大學附中鄒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幾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紙刷成了一條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聯動”宣言
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員會誓死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為了粉碎一切違反毛澤東思想的行為，時刻準備施行必要的行動。
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出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形式乃是對當前運動的最大威脅，它威脅著革命群眾血汗換來的勝利果實，它將使群眾重新回到被專政、被壓迫的地位，它將奪取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權利。它將使千百萬人頭落地，它將使曆史車輪倒轉。
它，威脅著我們！
隻有一條道路：拉起隊伍來，幹！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實需要自己去保衛，自己革命的權利必須掌握在自己手裏，保衛十六條，保衛我們的總司令部黨中央，保衛我們的偉大統帥毛主席！
我們宣誓：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保衛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永不變色！
清華附中紅衛兵領袖彭小蒙說“毛主席樹北大附中《紅旗》為一麵紅旗，不能倒。”還說：“我不參加聯動，並不是我不反中央文革，因為聯動反的不是點兒，隻知道亂衝，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比聯動還反動。”
12月26日，由李單綢、項東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宮小吉（北大附中）張路寧（人大附中）馬小軍（石油附中）等人在北京展覽館劇場籌備召開“破私立公”大會。彭小蒙對清華附中張新月說：“你們反不反？你們不反我反”。宮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首都《紅後代》李鐵兵等七個人跳上台，領喊：“堅決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為首的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文革某些領導人不要太狂了”把大會引向高潮，人們發狂似的跳上椅子，拚命鼓掌叫好！鞋子，帽子，頭巾，傳單滿天飛舞，嚎叫聲，炮竹聲，震耳欲聾。道出了壓抑在他們內心的憤懣。自己的心裏話。
會後演了兩部電影：一部是毛主席8.18接見紅衛兵。當鏡頭出現到賀龍時，便使勁鼓掌。當出現江青、陳伯達時，就一片叫罵聲。
顯而易見，“聯動”還是策略地將他們深惡痛絕的江青們和毛澤東區別開，他們用“中央文革的所作所為都是背著毛主席幹的，是企圖搞政變”，“我們認為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林副主席，更不是黨中央，為什麽反不得？”“中央文革破壞大民主。隨便動用國家機器，逮捕紅衛兵，這是方向路線的錯誤。”把毛澤東拉到為自己的陣線，希望能得到他老人家的理解、認可和支持。
關於聯動，由於它被妖魔化太久，尤其是1967年在江青、陳伯達授意下，舉辦的那個所謂聯動罪惡展的影響下，至今仍有相當多的人把它當成血統論的產物，成員都是些草營人命的惡棍暴徒，姑不論那個展出搞了多少假，隻要人們想想這之前四川“大地主劉文彩罪惡展”之造假典故，就可以想見其中奧秘了。
所謂“聯動分子”到底是些什麽樣的人，我想用當時“聯動罪行展”展出的一位“聯動分子”的“一封惡毒攻擊中央文革、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黑信”來讓後人評判吧：
“爸爸、媽媽，你們好！
北京市內白色恐怖，三司亂抓人，許多無辜同學因和三司觀點不
一致而入獄，公安局也拘留人，我們成立了聯合行動委員會，主要成
員是八8226;一八前老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被群眾認為是反革命組織，
在馬路上凡戴聯合行動委員會袖章的，隨時都有被抓的可能。28號若
不去天津，可能也隻得被公安局拘留。
聯合行動委員會明起來是跟三司幹，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實際上
是跟中央文革幹。我很懷疑江青，她幹了些令人不理解的事。現陶鑄
被江青陳伯達等人點了名，北京開始炮轟陶鑄，要知陶是4號人物，而
現在一點陶的事都指不出來。
江青水平太低，她現在的錯誤往輕點說是資產階級思想沒改造好，
對無產階級東西還不理解；往嚴重了點說，就是懷疑她有野心。在信上
不便於一一細說。
現在大街上炮轟陳老總又轟葉劍英，文革現又把陶鑄、王任重、劉
誌堅、周榮鑫拋了出來，我懷疑文革把責任錯誤都攤在一個人身上，保
住自己。北京現文化大革命方向不對，文革很不勝任。
我是個有抱負的人，願幹出點東西來，不過現在形勢所迫，走為上
策。
女兒 1.7晚”
今天，我們再回頭看文革時，不能不驚訝地發現，正是當年這些真城的不能再真誠，純結的不能再純潔，天真的近乎無知的青年人們，用這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活著幹、死了算”的大無畏“政治自殺”行動，向七億還沉睡在“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偉大夢中的國人，展現了衝破黎明前黑暗的第一絲曙光。
如果，沒有這些天真青年的殊死抗爭，能有後來導至文革派垮台的1976年“四五運動”的“秦皇時代已一去不複返了” 嗎？當然，由於曆史局限，聯動雖意識到了毛澤東的部分錯誤.並表示“我要學會全部馬、恩、列、斯著作，來駁倒毛澤東思想。”“我現在懷疑有一個人，非常殘暴，想把所有的老幹部都踩下去”。“我擔心會出現斯大林時代的大瘋狂”。（清華附中卜大華），“不是文化大革命方向錯了，就是毛主席領導不得力。”（北大附中牛皖平），也敢懷疑“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以後看。”，但還沒有勇氣公開與毛抗爭，基本還停留在“保爹保媽”這一低層次，但當局背信棄義的無情鎮壓，卻使他們無意中用悲壯的失敗，在那個無聲的中國吼出一聲足以發人深省悲愴！
對此，當年的“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摧毀“聯動”》展覽會編輯部”對聯動這樣評說道：
“聯動一出籠，就明火執杖，赤臂上陣，充當了十二月黑風的反革命急先鋒，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的決戰階段，成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借以，憲兵隊，對黨對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聯動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會基礎和思想根源，它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為首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十七年來陰謀複辟資本主義，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所孕育的一個鬼胎。“聯動”千條罪，萬條罪，“劉鄧”是罪魁禍首；千筆帳，萬筆帳，要統統記在劉鄧的頭上！”
“在革命的大批判、大鬥爭的戰鼓聲中，中央文革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向廣大革命小將發出戰鬥號召：徹底批判“聯動”反動思潮！革命造反派緊跟毛主席，堅跟中央文革，以筆作刀槍，掀起對“聯動”反動思潮的大批判高潮，向劉鄧反動路線猛烈開火！”
今天我們用40年的反省再來讀這些討伐文字，可以說它從反麵反映了曆史真實：第一段聯動被定性了“拚死同革命勢力鬥爭的禦用工具”，去掉“禦用工具”，反其義而讀之，就是“同反革命勢力拚死鬥爭”。第二段，隻要去掉政治貶義部分，就可以了。第三段，證明了剿滅聯動乃毛澤東之意，無意中說了句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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