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全麵內戰

白水處士

全麵內戰（九十七）兩條路線

民心、軍心、黨心，朱德“紅軍之父”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而不是宣傳出來的。

在戰爭頻發的中國，英雄祟拜的傳統根深蒂固。尤其對那些勇猛善戰的武將，在民間常會被尊之為神。項羽敗亡烏江，死了一千多年，文人騷客還稱頌他“生當為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烏江。” 但勝利者劉邦卻名聲不好。類似這樣的還有關羽、秦瓊、楊六郎、嶽飛等。

朱德是中共黨內最早主張建立武裝，並最早專門從事軍隊建設的人。1925年，他在德國向中央要求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然後再學習軍事，表示：“歸國後即終身為黨服務，作軍事運動。”當時因國共合作，陳獨秀認為有了軍隊就成軍閥了。朱德則認為“軍隊是革命的主力”；離開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朱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從1930年任紅一軍團司令、中共軍委主席、工農紅軍總司令起，直到戰爭結束，他始終是一身戎裝的戰爭統帥，他在中共黨內、軍內和民間的形象就是一個勝利了的英雄，這其中固然有英雄祟拜這一文化現象的因素，但主要還是他人生追求的必然結果。

朱德在中共正式的軍事生涯源起1927年中共發動的南昌暴動。但此前1年朱便開始從事軍事工作了。1926年7月 12日，朱與歐陽欽、秦青川、章伯鈞、房師亮等人從蘇聯回國，陳獨秀應朱德要求，派朱去四川運動楊森參加北伐。8月1日（農曆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一），朱德和秦青川以廣東國民政府代表的名義前往楊森軍駐地萬縣。楊不久前，剛被吳佩孚任命為四川省長，在朱遊說下，口頭表示讚成北伐，卻又以兵餉為借口不願貿然脫離吳佩孚。後朱與剛從北京趕來的陳毅及中共重慶地委書記楊闇公（楊尚昆之兄）借英國太古公司輪船撞沉楊部運餉械的兵船一事，促楊扣留了肇事英輪。逐引發英艦連續炮轟萬縣達兩個多小時，致使軍民死傷千餘人的萬縣“九五慘案”。迫使楊森被轉向國民政府，委派朱德赴武漢接洽易幟事宜。9月24日，楊森被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20軍軍長兼川鄂邊防督辦，朱德為黨代表。後鄧演達又委朱代軍政治部主任。

但朱德回到萬縣，發現楊森派兵東下援吳。朱當麵質問楊森，楊表麵敷衍，但遲遲不肯下令撤軍。11月上旬，進犯武漢的楊森部被國民革命軍圍殲，前敵總指揮曾子唯被俘。才使楊森被迫派代表赴武漢“請罪”，並於11月21日，在宜昌通電就任國民革命軍第20軍軍長。

這一時期，朱德的黨內職務是以楊闇公為書記，劉伯承等為委員的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委員。12月初，他們發動了滬順起義，準備建立中共自己的革命武裝。楊森擔心自己的部隊被分化瓦解，要朱德以20軍軍事政治考察團名義赴武漢考察，實際就是逐客令。12月下旬，朱德率由80餘名中下級軍官組成的軍事政治考察團乘“永豐”號江輪離開萬縣，脫離了楊森的部隊。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指示前往江西南昌朱培德國民革命軍第三軍工作。在當時的南昌，朱德有著其他中共要員無法相比的特殊關係和便利條件。第三軍是雲南部隊。朱德與這支滇軍部隊的高級將帥都有很深的曆史關係。朱培德和師長王均、金漢鼎都是朱在雲南講武堂的同班同學，後又長期在滇軍共事，交誼很深。朱培德與朱德還同是講武堂總辦李根源最器重的“模範二朱”，當年每逢清朝官吏或外國駐昆明領事到講武堂參觀時總是指令二朱出來指揮隊列。因此，朱德一到南昌，朱培德立刻委任他擔任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不久，又委任他為第五方麵軍總參議。從曆史過程上看，甚至可以認為正因為朱在南昌豐厚的人脈，中共才決定在這裏冒險兵變。

關於南昌起義，公開的各種史料很多，但鮮有對中共何以偏選這麽一個地方舉事的研究，對這次起義方的主角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演義頗豐，但對撲滅起義一方的資料卻不多。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南昌這出戲可以說是雲南講武堂的“模範二朱”對手戲。

比朱德小2歲、名字隻多一個字的朱培德其實曆史上並不象我們宣傳的那麽反動，甚至正是他撲滅了真正的反共AB團。南昌當時的政治情勢，從1926年10月12日，經蔣介石報請國民黨黨中央成立的江西省臨時政治委員會名單便可知一斑，委員：朱培德、白崇禧、程潛、魯滌平、李宗仁、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張國燾、李仲公等，朱培德為代理主席兼南昌警正備司令。因朱培德左傾，蔣介石不久又調陳公博任省政務委員會主任，同時，成立了以俞飛鵬為主席的江西省財務委員會。政治、政務、財務三個委員會，構成江西全省臨時政權機關。以朱培德為首的江西省臨時政治委員會委員大都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員組成，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也以共產黨為主體。蔣對江西黨務實權“落入共產黨之手”很不滿，指使段錫朋等於年底秘密成立了AB團， 1927年1月，蔣在國民黨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用“圈選委員”的辦法，將段錫朋、周利生、羅時實、程天放等AB團分子圈定為執、監委員，方誌敏、羅石冰、李鬆風等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遭到排斥。AB團遂把持了省黨部領導權，與臨時政權機關在一些政治、經濟問題上糾纏，甚至對抗。2月12日，蔣在南昌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不經武漢國民政府同意，決定撤銷江西政治、政務、財務委員會，組建江西省政府，以李烈鈞為主席，楊賡笙、周雍能、程天放、徐元誥、薑濟寰分掌民政、財政、教育、司法、建設各廳，朱培德僅為省政府11個委員之一。蔣以“贛人治贛”為名，不但將林祖涵、李富春、朱克靖等共產黨人排斥在外，而且也將朱培德、程潛、魯滌平幾個攻克江西有功的軍人排斥在省政權核心之外。1927年3月19日漢口《民國日報》曾指責AB團，企圖“包辦黨部，操縱省政府及各種民眾運動”。“黨賊段錫朋在南昌之反動行為”。

3月30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決議改組江西省政府的，免去李烈鈞等人的職務，並於次日在漢口《民國日報》上載文稱：江西省政府之組織，因在軍事時期，一班反動分子遂乘機加入。自南潯事件發生而後，其中忠實同誌相繼離去。彼反動派更日益梟張，假省政府之威權，實行反動之事實。日來江西各級黨部及各人民團體，呈請中央改組省政府之文電，盈寸滿尺。昨日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特加討論，當議決改組。

改組後的江西省政府由朱培德、楊賡笙、薑濟寰、蕭炳章、黃實、劉芬、張國燾、劉一峰、李尚庸、李鬆風、王鈞等11人為政府委員，朱培德為省政府主席，楊賡笙、薑濟寰、蕭炳章、黃實、劉芬分別兼任民政、建設、教育、財政和司法廳長。這是基本上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掌握的政權。朱培德又推薦第三軍政治部主任、共產黨員朱克靖兼省政府秘書長。

4月2日，南昌的學生、工人、市民獲悉武漢國民黨中央改組省府的決議後，舉行了反對AB團的全市行動。朱德的軍官教育團也積極配合，身著便裝，分布在中山路一帶巡邏，以便暗中保護參加暴動的人員。暴動隊伍占領了AB團把持的省黨部、省政府和教育廳，解除了省黨部糾察隊的武裝，AB團首要除段錫朋、周利生逃亡南京外，程天放、羅時實、巫啟聖等30餘人先後被抓捕。3日，南昌市各界3萬餘人舉行“歡迎朱主席改組省政府暨中央特派員改組省黨部大會”。史謂此為“四二暴動”。三天裏，親蔣的AB團在成立三個月時便被一網打盡。

朱德親曆朱培德掃滅AB團的全過程，這也是他在三年後，對毛澤東打AB團持懷疑態度，富田事變時拒絕調兵剿殺的原因。因為他清楚AB團的來龍去脈。

5月20日，南昌重新舉行國民黨江西省第三次全省代表大會，國民黨中央特派員李鬆風、朱培德的代表朱克靖、中共江西區執行委員劉九峰、全省工農商學團體代表方誌敏等300餘人出席。會議決定組織人民審判委員會處理AB團反革命案件，提出“打倒屠殺革命民眾的蔣介石”、 “打倒封建勢力的餘孽李烈鈞”、“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合作萬歲”等口號。

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朱培德也關閉了《三民日報》。5月29日，也就是三次省代會閉幕的當天，朱培德把第三軍政工人員召集到第五方麵軍總指揮部，由已升任第三軍軍長的王鈞和總指揮部參謀長黃實傳達朱培德的命令說：“總指揮事忙不能出席，我代表他向大家說一下情況。近來，三軍的政治工作，由於少數人做得過火，在軍隊中造成了不良影響。因此，總指揮的意思，希望這少數人離開軍隊。”朱培德原意是請幾位與武裝軍人有意見的政工人員離開軍隊。但到會人員卻表示要走大家走，要留大家留，這實出乎朱培德之意料。據時任第九師政治部主任的趙濟回憶稱：王均提議不願走的舉手，“竟無一人舉手，這表明全部願意離開。但王鈞軍長認為這樣表示還是不夠真實。於是又舉了一次手，即：願意離開的舉手，結果幾乎全都舉了手。這樣，軍方已無話可說。於是我們要求他向我們明白宣示，如何處理，以便我們好作準備，收拾一下自己的行李。王鈞說：你們的行李已派人去收拾，也會送給你們，用不著你們擔心。接著他又說：總指揮決定按各人的職位送給旅費，發了旅費再送你們過江。他要我們按秩序領旅費。由此看來，發旅費這件事，軍方是早已準備好了的”。

5月31日，朱培德回答省黨部、省政府、市黨部中共產黨代表的質詢時說“實因本軍軍官與政治部人員發生感情上之衝突，於是軍官聯名辭職，政治人員相繼請假”，並認為“政治人員暫時離開江西一下也好”。

6月1日，南昌街頭出現了“打倒共產黨，歡迎蔣總司令”、“歡送共產黨”等標語

對朱培德禮送共產黨人出贛一事，中共和共產國際代表的態度也不一致。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希望朱培德在群眾壓力下會成為革命者”。國際代表羅易則建議：“發一反對朱培德、馮玉祥、許克祥的宣傳大綱，並提出要求免朱培德職及討伐朱培德的口號”。但鮑羅庭“聞之，氣得要死；彭述之聞之，到處宣傳中央與湖北省委‘荒唐’，‘竟喊出打倒朱培德、討伐朱培德的口號嗬！’譚平山聞之，臭罵羅易左傾幼稚病，不懂中國情形”。

遣送事件後，江西的右派勢力又組織了“清黨運動委員會”，王鈞設法查出他們的地址，逮捕了幾個“清黨”分子，將他們的氣焰“壓下去”。

朱德辭去南昌市公安局長職位後，朱培德沒有起用右派，而是委左派李尚庸繼任

6月13日，朱培德致電武漢國民政府，請辭江西特委會主席一職，同時下令恢複農工活動，撤走駐守省農會、工會的軍隊，並出席省農民協會擴大會議演講說：暫時停止農工運動，外間誤會者多，有切實聲明之必要。農工運動係本黨重要政策之一，暫時停止係欲於方法上有所改善，不久中央即有方針指示，仍當積極進行，切不可誤會為反對農工運動。本人絕對擁護中央，誓與武漢國民政府同生死，共存亡。蔣逆摧殘農工運動，非打倒不可。

朱培德恢複農工運動後，中共黨人又紛紛返贛。曆史上江西並非後來官方宣傳的那樣，自朱培德遣送共產黨人出境後便處於白色恐怖狀況。如果真是那樣，中共也不會選擇南昌來打響第一搶了。真實情況是南昌起義後，朱培德才開始武力“清共”，也才有了所謂的白色恐怖。

眾所周知，關於南昌起義在中共高層是有爭議，因為力主撤銷起義的中央代表是張國燾，而力主起義的人中又有周恩來，因此研究者到此都不肯再深究下去了。我從感情上講不願對這次失敗的兵變說三道四，但在理智上卻不得不承認這次兵變是不合時宜的。且不說它直接促成了寧漢合流，使國民黨幾派聯合到一起反共這個不爭史實。單就朱培德這樣的“在舊軍人中是個比較老實的人，他所部第三軍同我們比較接近”本可以成為中共的同路人的人，生生被逼著變禮送為屠刀，就說明了在政治上是極失策的。至於從軍事上講，失敗本身就說明一切。據中共元老包惠僧回憶說，事發時在廬山開會的朱培德、汪精衛、張發奎等得知葉、賀襲取南昌的報告，當即召集軍事會議，議決由張發奎督率黃琪翔、朱暉日兩軍進剿。朱培德、汪精衛、孫科則“即晚來漢口，報告中央處分一切”。2日，武漢政府下令褫奪賀龍、葉挺軍職，命張發奎督飭所部進剿，命朱培德指揮第三軍在贛南贛東兜剿，命唐生智抽調湘、鄂駐軍合力圍剿。8月5日。朱宣稱“擬由湘赴萍鄉”，入贛督師，“圍剿賀葉”。7日，葉賀軍撤出南昌，張發奎部入城。8日，江西省政府恢複辦公。9日，武漢國民政府令朱培德“督飭所屬，分別撫恤，餘交軍事委員會辦理”。

一場轟轟烈烈的起義，前後隻維係了一周，無論怎樣講，都很難說有什麽軍事意義。可以向曆史交待的不是葉挺下廣州搞的那個更糟糕的暴動，而是在這次起義中角色並不顯要的朱德帶領2000多敗兵堅持了下來，並使之成了中共武裝的中堅。
南昌起義的唯一勝利者就是朱德，這也是朱德所以為朱德的根本所在。




全麵內戰（九十八）兩條路線

南昌起義的曆史背景是：中共7月12日停止了總書記陳獨秀的所謂“右傾投降主義領導”後，新的中央領導在實施兩個月前，中共五大決議批評陳獨秀“隻注意於反帝國主義及反軍閥的鬥爭，而忽略了與資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的鬥爭”。五大議決把蔣介石的叛變當作整個資產階級的叛變，把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都當作革命的對象；把汪精衛、唐生智控製的武漢國民政府當作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議決案》反複強調土地革命的重大意義，強調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對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政府，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問題，沒有提出具體措施。最初，以瞿秋白、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等新中央，擬決定集合可以掌握和影響的部分國民革命軍，聯合以張發奎為總指揮的第二方麵軍南下廣東，實行土地革命，然後舉行新的北伐。7月底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聶榮臻、葉挺等在九江具體組織這一行動過，認為張發奎同汪精衛勾結很緊，李立三首先提出“實行在南昌暴動”，得到眾人同意。李立三回憶當時情形稱：覺到張發奎態度之猶豫與右傾，那麽依靠張為領袖之回粵運動，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為三、六、九軍所包圍而完全消滅。縱然回粵成功，我們亦必在張、汪協謀之中而犧牲，將與我們回粵去號召農民暴動，實現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們應該拋棄依張之政策，而決定一獨立的軍事行動。李維漢回憶說：汪精衛公開叛變後，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負責幹部前往九江，準備組織黨在北伐軍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廣東，繼續革命，反對新老軍閥。旋因軍事形勢變化，敵情緊急，李立三同誌等一致向中央建議，在南昌舉行起義，並征得當時在廬山休息的瞿秋白同誌的同意。7月24日中共在武漢召開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由張國燾主持通過了瞿的提案，讚成發動南昌起義，決定以周恩來為書記，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為委員組成前敵委員會，並作如下準備:一、經費的籌措；二、許多同誌及俄顧問陸續派往九江；三、實際讚助國民黨左派在九江的會議和結合。

會議結束後，周恩來立即偕陳賡趕赴九江。7月25日，周恩來在九江召集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等開會，報告中央意見，認為形勢既已如是，對在潯同誌的意見完全同意。並決定積極進行軍事之準備，由鄧中夏將詳細計劃帶回武漢報告中央，其他人即從各方麵加緊起義的準備。此時，中共收到了共產國際的複電，“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

7月27日，周恩來到達南昌。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前敵委員會。任命賀龍為代總指揮，葉挺為前敵總指揮，劉伯承為參謀長，決定7月30日晚舉行武裝起義。後因７月２９日張國燾從九江連發兩電致前敵委員會，說無論如何須等他到了南昌再做決定。 30日晨，張趕到南昌，在前委擴大會議上傳達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主張應該爭取張發奎參加。譚平山、周恩來、李立三等則認為，張深受汪精衛的影響，不會同意暴動計劃，雙方爭辯不下。次日，前委再次召集會議，最後，張國燾得知張發奎去廬山參加了汪靖衛分共會議，才表示服從多數人的意見，暴動時間逐推遲到8月 1日淩晨4時。其間又因朱德發現20軍一個副營長叛變，遂提前2小時發動起義。據劉伯承回憶“葉挺、賀龍等軍隊於八\8月1日午夜2時圍攻朱培德、程潛在南昌之隊伍約三千多人，拂曉即經繳械”亦即說在南昌城的“八一起義”實際戰鬥隻有4個小時。（亦有資料稱“全殲南昌城內的國民黨武裝力量一萬餘人”某以為乃誇大之詞，應以時任參謀長劉帥的回憶為準。）

當日上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推舉鄧演達、宋慶齡、何香凝、譚平山、吳玉章、賀龍、林祖涵(伯渠)、葉挺、周恩來、張國燾、李立三、惲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為委員。任命吳玉章為秘書長。並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組成參謀團，作為最高軍事指揮機關，劉伯承為參謀團參謀長，郭沫若為總政治部主任。決定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麵軍番號，賀龍為總指揮，葉挺為前敵總指揮。所屬第11軍(轄第 24、第25、第10師)，葉挺任軍長、聶榮臻任黨代表；第20軍(轄第1、第2師)，賀龍任軍長、廖乾吾任黨代表；第9軍，朱德任副軍長、朱克靖任黨代表。全軍共2萬餘人。

戰事如此順利，但從8月3日起，在沒有任何戰事的情況下，起義軍就開始分批撤出南昌，據劉伯承回憶披露：“及見汪精衛在九江拉攏了張發奎敵視我們，我們黨才決定離開張發奎，將部分軍隊在南昌暴動，單獨打到廣東去。”並稱：“打到廣東的計議：（1）工農力量在東江的厚，（2）東江地形較北江平易，且敵軍已集中於北江不能各個擊破它，（3）東江海口便利，可望蘇聯接濟，財政亦豐，（4）可以以福建為後方。因此，決定迅速的先取東江，充實力量，次取廣州。”顯而易見，中共從未想堅守南昌，隻是想在這個政治條件較好的地方以兵變形式組建一支黨軍，然後按原計劃南下廣東，在那裏建立政權。

問題是，南下廣東是建立在聯合張發奎的基礎上的（所以仍用第二方麵軍番號），但此時與張發奎合作已無望，仍按原計劃南下，而且如此倉促，顯然有悖兵家常識。

實際情況是，起義相當順利，在南昌未遭到任何軍事打擊，但由於撤離太過倉促，部隊未經整頓，葉挺11軍主力蔡廷鍇第10師在進賢即脫離起義軍。加上酷暑遠征，部隊減員較多，7日到達臨川時，近3萬人的起義軍隻剩1.萬3千人。

那麽有沒有不倉促撤離的可能呢？

所以如此倉促撤離，主要原因就是李立三所說的怕“為三、六、九軍所包圍而完全消滅”。

這完全是“不知彼”的自己嚇自己。當時能夠對南昌形成威脅的： 一是張發奎餘部；二是九江金漢鼎軍”；三是吉安之王鈞軍；四是撫州楊如軒部。這些部隊除了張發奎部，就是朱培德之滇軍，與中共都有較深的曆史淵源，一時半會兒不會與義軍兵戎相向。

實際上張發奎在暴動發生後次日，才被迫“分共”。盡管他8月1日去阻止25師兵變時，遭到義軍槍擊，還繳了他衛隊的械，但他仍然未對中共開殺戒，還宣布：“CP（共產黨）分子三天以內保護，三天以外，不負責任！”事實上在廣州起義之前，這位北伐名將從未對中共動過武。他在晚年的回憶錄裏回憶到南昌暴動時說：“他們仍然稱我為總指揮。他們很了解我，特別是葉挺。回想起來，因為我信任共產黨員，加倫等俄顧問及中共黨員都在我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共產黨希望利用我的名義去團結民眾、消除他們的顧慮，減輕他們的痛苦。民眾很清楚，我不是共產黨。那時他們最害怕‘共產共妻’這樣的口號。”對這次暴動的失策他分析道：“共產黨以為，如果我同意人夥，我的第二方麵軍會回到他們所稱的革命策源地廣東。我的部隊可以對付來自南京或武漢的攻擊。他們想不到南京會與武漢聯合起來剿共，因為他們估不到蔣先生會下野。”張將軍不是個政治家，但他的這一分析卻一針見血，倘無南昌暴動，蔣氏亦無此機會，用下野來消彌寧漢分裂。從史實看，正是八一的槍聲把汪靖衛逼到了反共一途。

至於那三位滇軍將領則都是朱德至交，朱德曾動員金漢鼎參加起義，金雖沒有響應，但也沒出賣朱德。後來還以楊如軒對打先鋒的朱德先遣隊睜隻眼閉隻眼地“安全禮讓”。金不打，王鈞也一直按兵不動。

史家對這一事件多從政治上研究，卻很少從細節與技術上展開談。所以對當時並不處於領導核心的朱德著墨不多，甚至還稱其為南昌公安局長，其實朱六月就辭職了。至於前委為何讓隻有幾百兵士，年過40的空頭軍長朱為義軍開路先鋒，則幾乎一字不提。

其實，朱是這個先鋒官唯一的，也是最佳的人選。若非朱打頭陣，那“三、六、九軍”恐怕就真是虎狼之師了。因為朱與金、楊、王同學戰友十餘年，用今天的話講，是過命的鐵哥們兒。朱出國留學的大部費用，都是金漢鼎資助。楊如軒原是朱護國軍時的部下，其成名之役就是 1916年1月27日，在第六支隊當連長時，被朱委為敢死隊長，連夜率80壯卡潛入敵陣。28日清晨，朱德發動全線反擊時，楊和80壯士突然揮舞大刀出現在敵群。袁軍猝不及防，四散逃跑，主力部隊乘勝追擊，取得了扭轉了護國軍的不利局麵的棉花坡戰役勝利。

這種關係怎麽可能“你死我活”呢？

也許有人會以為我這種用“哥們義氣”式的人際關係代替嚴肅的階級關係不妥，那麽我要問朱德與金楊都出身“貧苦農家 ”，又都出身於雲南講武堂，同是民元革命同誌，他們之間是什麽階級關係？因為朱加入了中共，就是無產階級，而金楊未加入中共就是地主資產階級了？這邏輯也太不講理了吧！

史實是“三、六、九軍”並未與起義軍發生過戰鬥，後來這支起義軍主力是在廣東境被桂粵軍消滅的。而這支義軍僅剩的800殘部卻正是在朱的好友滇軍範石生的庇護下才保存下來的！

事實比教科書裏的理論更具說服力。階級、民族、信仰、文化的差異固然是客觀存在，但它從來也不會教科書裏的教條那麽死板，它是由曆史及社會政治、經濟等各種具體條件組成，又由這些條件變化而變化，人類曆史上有一個民族通過暴力消滅一個民類的事例，但從來也不存在一個階級通過暴力消滅一個階級的事例。朱元璋是貧農，他建立了新王朝，地主階級被消滅了嗎？中共消滅了地主階級，但它卻成了唯一的地主。馬克思說，工人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快200年人，工人還是工人，廠主還廠主。因為有土地就必然有地主，同理有工業就必然有廠主和工人，你不能說國民黨當廠長就是資產階級，共產黨當廠長就是無產階級。把複雜的階級關係教條地規範為一個階級消滅一個階級，並捧之為金科玉律，正是20世紀平民革命所犯的一個致命錯誤。蘇俄是這樣，中國也是如此。

朱德在南昌暴動這出瀾壯闊的曆史大劇裏不是男一號，卻勝似男一號。

在研究這段曆史時，我總有一種抑製不住的衝動，覺得曆史似乎特別偏心，讓所有人都處於幼稚和錯誤中，獨獨讓朱德一個人占盡風光：前期的基礎工作一發現叛徒，使起義提前兩小時一撤離的開路先鋒一斷後的指揮官。當然朱更出彩的還是後來義軍主力潰敗後，他收拾殘軍東山再起，並把湘南鬧紅了半邊天的故事，但那已與南昌暴動不是一出戲了。

總之，隻有了解了這段曆史，才可能認識朱德，明白為什麽說他是：紅軍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