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完成《“由韓愈到王陽明”，經學史雜說》一文後，如過去一樣也有思考延續的情況，似乎“挖”出一段經學史對其前後“藕斷絲連”之兩端有不舍之意。還好《尚書》倒是這個“絲連”的明顯環節，不妨敘述一點它的坎坷算作一個後跋。
當代人不是不想閱讀《尚書》，而是其過於古老，用語恍若隔世，其次所敘之事都是枯草無味遠不如《左傳》或《史記》 來得有趣。比如《尚書 盤庚》：“迪高後丕乃崇降弗祥。”一句，每個字都認得但湊在一起就不知道啥意思！難怪“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也歎 “佶屈聱牙”，近代的梁啟超也認為《尚書》沒有注釋就看不懂。於是查詢注釋：“迪”是語氣助詞，沒有意義。“高後”是高祖、先祖的意思。“丕乃”是於是、就的意思。“崇”是重大的意思。“弗祥”是不祥、罪罰的意思。連在一起意思是說“先祖於是就會重重地降下災禍”。
《尚書》屬漢代稱呼，漢以前稱《書》，它是春秋時代完成的一部官方政事文獻檔案，《尚書》怎麽成了儒家經典筆者至今找不到確鑿理由，也許是司馬遷，班固兩位考證孔子曾編撰過《尚書》就和儒家有了聯係，其次唐代孔穎達《尚書正義》引《緯書》謂“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可是將三千二百四十餘篇精選出百二十篇可謂浩大工程，孔子當年又要主持殯葬業，又要教學三千又要周遊列國，哪有這些精力搞一部文獻檔案？存疑！孔子常言堯舜，也用夏商人物做例子，《論語》有多處引用了未名的《尚書》，但他仍嫌周之前缺乏文獻記載，當然《論語》和孔子到底有多大關係還需考證， 戰國中晚期的《孟子》《墨子》《左傳》等書中的引文《尚書》越來越多，總之諸子百家時代是選擇性引據《尚書》，到了漢朝則全盤“膜拜”。在著名的秦始皇“焚書坑儒”事件裏，丞相李斯是建議除了原秦國史書，所有諸子百家著書隻保留在朝廷圖書館，民間的一律焚毀，同時頒布“挾書律”即民間讀書人若私藏禁書將獲死罪，“挾書律”是到漢惠帝才廢除。筆者認為真正讓古書受滅頂之災的還有一把火，那就是項羽火燒阿房宮，預計這把火才徹底毀掉了大部分古書。當然天無絕人之路，濟南人伏生是秦朝博士，焚書令下他把《尚書》藏在牆壁之中。後來的戰亂中伏生四處流亡。直到漢初社會安定下來後，他回去找書，發現已經損壞十多篇隻剩二十九篇。能將《尚書》背下來實不容易，就算伏生這樣的學者離開文字，也無法讓全書複原，隻好用剩下的二十九篇在山東教書，漢代通行文字是隸書，伏生之前藏起來的書是用秦篆或者古籀文字寫的，因此伏生教書時，得把古文字翻譯成“今文”，後將伏生版《尚書》叫《今文尚書》。無獨有偶，漢武帝時期的魯恭王修宮殿，在拆除孔子的故居時發現牆壁裏有一批書籍，其中也有《尚書》，是秦代蝌蚪文記載，後人將其稱為《古文尚書》。這批書交在孔子的後人當年和董仲舒齊名的孔安國手裏，孔安國拿《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一對，發現多了十六篇。後來傳說孔安國或其弟子把此合訂本獻給了朝廷。而當時朝廷在懸賞收集古書，社會上確實出現了一批真假難辨的《尚書》，筆者認為孔安國這套合訂本的來曆也要存疑。
後漢董卓之亂後社會長期動蕩不安，《尚書》的傳承受到極大破壞，孔安國所獻給朝廷的合訂本《尚書》失傳，西晉永嘉之亂後，隻有鄭玄所注《尚書》還有流傳記錄，而到東晉時代豫章內史梅賾給朝廷獻上一部“據稱”孔安國所傳的《古文尚書》。此時晉元帝正打算振興朝綱，需要學術思想來作裝飾，梅賾的奉獻恰逢其時。於是，這部托名孔安國所傳，後人稱作《偽古文尚書》堂而皇之地被立為國家學術。這部《偽古文尚書》共計五十八篇，是將今文二十九篇擴充編輯為三十三篇，另外偽造了二十五篇充數。唐代盛世修文整理古籍，學者孔穎達領銜撰寫《五經正義》，其中的《尚書》選用的就是《偽古文尚書》。後來一路沿襲，成為十三經注疏之一影響後人一千餘年。
《偽古文尚書》出自誰手？無可奉告。後代學者認為是魏晉學者所編撰。這部書自唐代以後懷疑的人很多，原因正如本文開頭敘述的那樣，真《尚書》對於唐代學者已十分難讀，而《偽尚書》文從字順造假嫌疑極大。南宋朱熹也質疑，是伏生編撰的《尚書》都特別難讀，而和他不相幹的反而容易，難道伏生偏偏記住了難的，容易部分反而忘了？
以上關於《尚書》的陳述都借助清代學者卓越的文本研究功底，沒有清代學者我們至今麵對《尚書》依然是“一頭烏水”。首先提出質疑的是陽明學派傳人明末清初大學者黃宗羲，而真正在學術上為《尚書》正本清源的當屬大學者閻若璩qu2。閻若璩出生書香門第，二十歲讀《尚書》就發現古文尚書有可疑之處，後遂窮三十八年的研究考證，寫成《尚書古文疏證》八卷。
《尚書古文疏證》一書“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提出“八不合”，即《偽古文尚書》與古籍不合、與史例不合、與古史不合、與古代典禮不合、與古代曆法不合、與古代地理不合、與訓詁不合、與義理不合。此書列舉了一百二十八條證據，將孔安國傳古文《尚書》判定為偽書，認為《古文尚書》為東晉梅賾所偽。閻若璩首先依《漢書》〈儒林傳〉、〈藝文誌〉及〈楚元王傳〉的記載，確定古文尚書出自孔子故居牆壁，為魯恭王改建孔宅時所發現。並確定古文尚書的篇數即今文尚書篇數再加十六篇，接著閻若璩再確認真本《古文尚書》亡於永嘉之亂，到了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所獻《尚書》卻多出二十五篇，此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製迥然不類，而隻此篇數之不合，偽為可知也”。接下來，閻若璩透過各種實證法確立二十五篇古文為偽，包括使用實證法與虛會法，比如第31條提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前三句出自《荀子》所引《道經》，“允執厥中”則出自《論語 堯曰第二十》。第64條提到〈胤征〉有“玉石俱焚”之語為出自魏晉年間。另又指出《偽尚書》有與地理沿革不合者，第87條提到積石山在漢昭帝時才置金城郡，《偽尚書》卻說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第88條提到瀍水出穀城縣，到了晉朝才劃入河南，《偽尚書》說其出自河南北山等等。
要知道清代經學家高手如林，毛奇齡則作《古文尚書冤詞》與之駁辯。比如毛奇齡斷定《道經》是對《尚書》的尊稱，他援引漢代緯書《易通卦驗》雲：“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經》，以開三皇五帝之書。”此說過於遷強，不足以取信於一般學者。查閱文獻閻若璩讀罷《冤詞》後曾對《疏證》作了大幅度刪改。紀昀曾指出《疏證》編次欠條理，“支蔓”太多的缺點。但很多大學者如黃宗羲，紀昀，錢大昕，梁啟超，胡適等都認為說清《尚書》來龍去脈解決“千年疑案”當歸閻若璩，揚州學派代表汪中認為閻氏《尚書古文疏證》是“千餘年不傳之絕學”。2008年“清華簡”的整理從考古上部分還原了《尚書》的本來麵目。
關於清代學者對漢學的貢獻，筆者若有緣另辟一文詳記。此處引一個問題值得思考，為什麽清朝漢人學者受滿清文字獄影照下在文史哲還能有這麽高的學術成就？筆者淺見，從發展大勢上看，清代學術正處於“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文化轉變的時期”，其表現於漢學的複興、樸學的發展，以及經世致用風氣的高漲，今文經學的重整等方麵。借用王國維先生精辟概括：清學術在開國之初、乾嘉與道鹹以後三時代有“三變”，其特點分別是“大”、“精”、“新”：“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鹹以後之學新”。筆者覺得清朝二百餘年之學術其初，由於明清之際大師輩出，呈百家爭鳴之局麵。此時雖朝廷重視提倡理學，但民間反理學思潮始終不息。隨後到乾嘉時代，樸學興而理學不見重於世，於是乾嘉學派成為正統。同時與乾嘉學派並起的常州學派始於莊存與，至龔自珍、魏源出更與經世說相結合開清末公羊學大盛之先河。其次，明朝滅亡引起人們對宋明時代頗為發展的理學和心學難以致用而不滿到懷疑，滿清異族統治及其對政治文化的嚴密控製，尤其是文字獄使文人的學術遠離現實。還有明末以來西方傳教士來華讓中國學者一定程度上了解和接觸到西方的宗教，科學和文化。
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對空談心性的宋明理學的反思，懲於亡國之痛，清初學界出現了求實致用的學術傾向，而逐漸向“輕義理”，“重證據”，講客觀求真實的方向發展，直至乾嘉時代“漢學”再起，並成為學術界重要的時尚。漢學是作為理學的對立麵出現，清代漢學家所研究的主要對象是相傳由孔子整理和傳授的經書。他們研究的目的是要恢複東漢時代較為可信的古文經學家的解說。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是清代漢學中的兩大派別，，他們對東漢時古文經學大師的“傳”“注”非常尊崇，主張“墨守漢人家法”，“不讀漢以後書”。清漢學家與兩漢的古文經學派治經目的不同。他們要恢複的是古代經類真實麵貌，“實事求是”地揭示古代經類本來麵目，而不是重建信仰權威。這裏的“實事求是”雖與今人的理解並不完全一致，但所體現的重客觀，求真實的治學精神卻為後來的學術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特別是漢學家所用的“治經如剝筍”方法，更是從思想方法上為後代學人樹立了實證的榜樣。
科舉廢除和民國思想的興起對清代漢學的傳承有著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共產中國的建立直到上世紀八十年開始當學界重新想整理“國粹”時，才覺得自身的“功力”麵對清代漢學隻能“高山仰止”，難怪已故學者朱維錚先生感歎：今天整理的東西和觀點還不如《四庫全書》注釋的大而全。最後《偽尚書》也好，可能被篡改過的諸子百家經典也好，這些都是古人思考著書的結晶，哪怕是集體的智慧都值得後人好好整理和研究，今人麵對古人海量的注疏隻能印證今天的慚愧和需要百倍的努力。
我嚐懷疑，有才能去作《偽尚書》的人，古文字學、學識、和古文功底在那個時代當出類拔萃，不能像鄭玄那樣名利雙收，也不會差到哪去，何必有此一舉？這樣的人，是好古文呢，還是恨古文呢？心理得相當扭曲。若說出身寒門，功底哪來的？所以從常情看，不大可能。《尚書》篇章，如果體例一致，無郤可疑，反而可疑。用文字獄手法考察，少有文章能無疑。
錢穆講，清政府對文人忌憚，一邊兒收買，一邊兒用文字獄。文人為避禍，往往躲入考據，返古，從文字學得自由，同時也反禁錮（科舉和朱熹《四書》注）。但有人因此過分。如某某講，孔子見齊景公是偽造，齊景公不該說“吾老矣”，因為齊景公當時五十許，後來又執政二十年。錢穆辨之，說，齊景公當時並不知道還能活二十年。
這些經典，沒古史辨就已然難通。如今歧路亡羊又歧路，如何能收拾起？這或是很多辨古的人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