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新作《秋興八首補注》發表後，古文字學家何先生給我留言，“好久沒有見你寫考古文章了。”這句問候親切又突然，是啊，考古還有什麽新話題可寫？瀏覽各大網站的講座，發現無論是學者還是聽眾，對“夏”的熱情依然方興未艾。
“夏”還有什麽可說的？對滿足於當下“吃喝拉撒”的普羅大眾而言，它或許毫無意義，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夏”卻是安身立命的飯碗、獲取社會地位的階梯，乃至成為某些利益集團演講稿中宏大敘事之開篇 。2019年國家級二裏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在洛陽偃師落成，這似乎意在為“夏”的存在蓋棺定論 。作為從“夏商周斷代工程”到仍在進行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成果，國內學界之主流答案早已明確：二裏頭，就是夏。那片坐落於洛陽盆地遺址，宏大的宮殿基址、精美的青銅禮器、分工明確的手工業作坊，乃至指向夏代紀年的碳十四測年數據，這一切難道不正是“夏”之鐵證嗎？
然而有個致命的缺環橫亙其間，二裏頭沒有文字，也就是二裏頭自己沒有告訴今人他是誰，依照通行的國際考古標準，文字是文明的準生證，無文字難稱文明。既非文明，又如何能指認為史書中的“夏”？誰立下了這文字之規？其標準又如何而來？是否公允？是否暗含文化霸權？盡管文字至今闕如，多數國內學者仍堅信二裏頭就是夏都。這不禁令人追問：既未達標，何以執念如斯？為什麽一定要有夏？
最早執念於“一定要有夏”者，並非取夏而代之的商人，而是滅商建周的周人。在周公旦等人的世界觀裏，“以德配天”是其政治哲學之核心。“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天命並非一成不變，隻眷顧有德之君，反之，失德者必遭天棄。這無疑是一次石破天驚的理論創造，因為在前朝商人的觀念裏，統治合法性根植於血統：他們是天帝嫡裔，壟斷著通天之權。周人則將評判標準從“你是誰”之血統論，轉向了“你做了什麽”之德行論。但此論亦麵臨著一個內在之邏輯困境：周本為商的臣子，以下犯上豈非違背其日後極力推崇的“君君臣臣”之禮？如何自圓其說？於是“夏”便呼之而出。它成為邏輯鏈條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周人需要一則先例來證明天命轉移乃曆史常態，證明商之天下，亦是從無道之夏桀手中奪得。如此“武王伐紂”便如同“商湯滅夏”，皆是有道伐無道，周的統治也便同商一樣，名正言順地歸於天命。故一定要有夏。
翻檢史冊，夏桀與商紂竟是如此驚人地相似。桀寵妹喜，紂愛妲己，皆因女色而誤國。桀築瓊台，紂建肉林，同為奢靡而亡身。桀創酷刑，紂施炮烙，盡在折磨他人之痛苦中取樂。不僅如此，二人同樣武力超群，前者力能扛鼎，後者手格猛獸。難道這是曆史巧合？縱觀華夏數千年，何曾有過如此遙相呼應的暴君？答案不言自明，他們的相似是被講述的相似。夏桀，不過是商紂的一個鏡像，為了論證改朝換代的合法性，曆史上頗有作為的帝辛，被周人刻意汙名化為萬惡不赦的商紂王。這並不奇怪，沒有紂之無道，便無法凸顯周之有道。這正是周人政權合法性的敘事邏輯。以此為藍本，再塑造出一個夏桀，其目的昭然若揭，向天下宣告，商當年亦是如此奪取政權，故今日之周不過是曆史重演。於是夏必須存在，有了夏，周這隻“知了”方能攀上名為“傳統”的高枝，鳴唱自身承繼天命的強音。沒了夏，則周不過是曆史土壤中的一條“犯上”的毛蟲。他們甚至自稱“我有夏多方”，將周禮溯源於夏禮，宣稱周非篡逆，而是夏道之光榮複興。
於是乎是否可以斷言，夏純屬周人的政治杜撰？這樣結論或許過於絕對，世上的事本來就不是“非黑即白”，那麽拋開後世文獻的重重迷霧，考古學揭示的圖景是怎樣的？大約在一萬年前，人類完成了對亞歐大陸的遷移，大約在距今五千年前，即龍山文化時期前後，黃河與長江流域已是邦族林立，小型部落星羅棋布，他們之規模或類似於現在的村落，南種水稻，北種小米而依水生息。在這些燦若繁星的聚落中，或確實存在過一個姓“夏”的部落，然而它的疆域、規模、都邑究竟於何處，至今沒有遺存能夠出土自證其名的文字。至於後世文獻，誠然記載鑿鑿，但其敘述邏輯與周人如出一轍，不免帶有服務於當朝統治的烙印。因此在確鑿的考古實證出現之前，文獻中的“夏”，終究隻能是傳說而非信史。
其次據國際考古界的普遍觀點，大約在公元前2200年後的兩百多年，在歐亞大陸西部發生了嚴重的幹旱和降溫事件，這次氣候突變導致兩河流域如阿卡德帝國和尼羅河流域古埃及古王國時期等古代文明的衰落或瓦解。幹旱導致農業減產和社會動蕩，並加速了政治體係的崩潰，而對於歐亞大陸的東部，極可能引發了部分人群由西向東的遷移，這股遷徙浪潮，可能帶來了成熟的青銅冶金技術、馬車以及原始文字。這些先進要素對於當時剛脫離新石器時代的東亞土著而言，無疑是革命的顛覆性衝擊，並最終深刻地改變了華夏文明的進程。而商人是否就是這批東遷移民中的一支或後裔？目前的考古成果尚不能證得，但在商人自己留下的記錄中，為何對那個被他們取而代之的“夏”，表現出驚人的沉默？
現存商代十五萬片甲骨中，已被學界認定的甲骨文四千五百個單字，其中有約一千餘字已被辨識，而其中並未發現有關夏的描述。有學者判定有幾處字像夏，但似乎說的是季節，就如“美”字源於羊長得肥大稱為美，和今天的美國絕無掛鉤。甲骨文中倒是經常出現“西邑”，如“伐西邑”，“獲西邑人”等，可以判斷“西邑”大致是商人的敵對方，“清華簡”被發現後，人們在其中將西邑與夏連在一起，稱之為“西邑夏”，有些專家竟認為西邑就是夏。我認為這樣判斷顯然不成立，首先“清華簡”是戰國時期楚國之竹簡，在戰國時期夏存在這一概念已根深蒂固，所以不能排除這是戰國人對西邑這兩個字之解讀，再者大部分甲骨文都是反映商晚期以後占卜活動，按照周人描述，此時商滅夏已好幾百年，西邑不可能是我們要找的夏。我認為甲骨文的內容都是卜辭即占卜的內容，它記述的是何人何時為何事以及占卜之結果，既然問的是未來之事，那麽甲骨文的主要功能便非係統性地記述曆史，於是乎其中不言夏也就不足為奇。除非發現商初刻有“成湯欲伐夏”的卜骨，否則甲骨文的沉默，有其合理性。耐人尋味的是，在商人頻繁祭祀的先祖中，開國之君成湯與功臣伊尹備受尊崇。然而卜辭中隻記載了他們受祭，卻從未提及他們有“滅夏”這一不世之功。後世周人將“滅夏”的偉業歸於此二人，這究竟是曆史真相的還原，還是周人巧妙地將自身“革命”敘事，嫁接在商人最崇拜的偶像之上？抑或，我們應跳出傳統史觀的線性框架，大膽設想夏、商、周三代，或許並非如元、明、清那般界限分明、依次更替，而是在時空上相互交疊、並行發展的多個強勢文化實體，這倒可以將中科院爭議不休無法自圓其說的年代表，像元素周期表那樣展現得恍如鬼斧神工。這種對前朝曆史的驚人沉默，自然會引導我們去探究另一個問題：既然商人沒有選擇記錄他們眼中之“過去”，那麽他們最關切，並選擇用文字鄭重其事地留給未來的又是什麽？答案就藏在那些甲骨本身，它們並非為記史而生，而是商人溝通天地、決策未來的神聖媒介。要理解商人的沉默，必先理解他們的言說，一種完全圍繞占卜展開的獨特話語體係。
商人國事家事，事無巨細，皆決於占卜。此乃其最高決策模式，如同今人奉行開會來統一思想。龜甲獸骨因其難得，僅為王室貴族所用，卜者先於整治好的甲骨背麵鑿製鑽鑿，再由專職卜官“貞人”誦讀命辭，而後以熾熱銅棒灼燒凹穴，甲骨受熱後正麵迸裂出“卜”字形的兆紋，並發出“bo”的聲響，是為“卜兆”。貞人依據兆紋的走向、形態判斷吉凶。最後將占問之事、卜兆吉凶與日後應驗結果悉數契刻於甲骨之上，成為王室檔案，這些文字也因此穿越三千年得以示於今人。至於尋常庶民則與甲骨占卜無緣，多以蓍shi1草占筮。取五十根蓍草，依繁複儀軌分算，最終得出六爻卦象以問吉凶，此法亦是《周易》之前身。時至今日的網絡信息爆炸時代，占卜之術卻並未絕跡，行走於華人市井，算命看相的營生依然可見。在日常的婚喪嫁娶，購房出行中擇取吉日吉數，至今仍是普遍現象。而作為大眾化的文本占卜“黃曆”的社會影響力至近代才漸於式微。
今人在論及中華傳統文化時有意回避占卜，因為在今人的觀念裏這些都是迷信，不科學的，既然未來不可測，談何未來可期？秉持美好夢想？然而探求預知未來的渴望，並非華夏文明所獨有，如古埃及的“夢占”傳統源遠流長，現存於大英博物館的《夢之書》（The Dream Book），以切斯特·比蒂莎草紙寫就，其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十三世紀拉美西斯二世時期，至於它與敦煌遺書《周公解夢》有何關聯，則不得而知。此外古巴比倫人剖取羊肝以觀神意，古希臘德爾菲的女祭司藉由煙霧吐露玄奧神諭，凡此種種，皆顯示出人類對預知命運的渴望是共通的。這或許揭示了人類在麵對浩瀚未知時共同的脆弱與期盼。然命運長河自有其航道，真正的智慧或許不在於妄圖掌控一切，而在於明辨何者可變，何者不可變，並於此間尋得內心的平衡。然而，商人與鬼神世界的溝通，遠非隻有卜問吉凶這一麵。當他們確信獲得神諭之後，還需要獻上最貴重的祭品以確保神意的執行。這種溝通之渴望，在點燃文明之光同時，也毫不掩飾地將他們引向了“文明”最黑暗的深淵：人祭。商人的甲骨契文，既為我們留下了信史的曙光，也記錄了那個時代最為殘酷的遺存。
商人因占卜而為後世留下了甲骨契文，證實了華夏文明的悠遠，但他們同樣毫無掩飾地留下了“人祭”的殘酷遺存，展示了對“文明”的另一種詮釋。近年曆史學者李碩的《翦商》等著作，便揭示了這段被傳統文獻所掩蓋的血腥曆史。當我們親臨安陽殷墟，麵對成排的祭祀坑，便不得不直麵商王朝最黑暗的一麵，在那個祭壇的威嚴高於一切的時代，王權的根基並非立於典籍之上，而是築於累累白骨與血肉之中。
在前科學時代這種殘忍的祭祀邏輯源於一種普遍的觀念，生命力以血為載體。通常牲畜之血既可通神，但遠不如人血來得真誠與貴重，因此人祭便成了與天地溝通、安撫鬼神的最高獻祭。王朝建立之前，人祭或有零散發生，但隨著國家機器的成型，大規模製度化的人祭應運而生，甚至成為王朝誕生的標誌之一。因為它的背後必有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支撐，有等待獻祭的戰俘，有執行屠戮的吏員，有下達命令的君王貴胄，更有能夠組織起動輒上百人殉葬的強大權力。王朝正是將鮮血轉化為權力，將死亡熔鑄為秩序的機器。
然而，製度化人祭並非商朝獨有，而是世界早期文明的普遍現象。在埃及阿拜多斯的古墓旁，數百名仆從與侍衛整齊排列，被迫隨法老共赴來世。在蘇美爾烏爾王陵的後妃墓中，成群的樂師與侍女簇擁著主君，似乎要將生前的秩序帶入死後。事實上烏爾王陵一次性、集體性屠殺殉葬者的場景，與殷墟所見驚人地相似，考古學家李濟先生曾據此推斷，商的人殉製度或許同青銅技術一樣，自兩河流域輾轉傳入。當然，亦有學者主張這是不同地域的早期國家機器做出的相似選擇。但無論其源流如何，商人在人祭這一點上無疑做到了“青出於藍”。對於許多早期文明，大規模人祭或許隻是短暫的嚐試，但在殷商這並非一時瘋狂，而是日複一日、貫穿王朝始終之常態。於是乎引出一個沉重的問題，當我們自豪於“中華五千年文明未曾中斷”時，也必須正視這條長河並非始終清澈如玉，它同樣裹挾著泥沙、血腥與白骨。如果我們將城市、國家製度與文字視為文明的標誌，那麽人祭算什麽？是文明的代價？倘若文明必須以如此血腥為代價，它本身還配稱得上“文明”？或者說“文明”一詞究竟是人類走出愚昧之榮光，還是為殺戮欲望披上的華麗外衣？
< 待 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