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暮色在山岡洇開一紙朱砂，岩隙間野草垂首數著風之年輪，溪流將最後的光斑含在卵石唇間，鷓鴣的啼叫碎成鬆針，隻有光的碎金在石苔間寸寸沉沒。遠處走來一群去太原趕考學子，他們要翻過山岡放抵達客棧，這其中就有尚未弱冠的元好問。說笑聲穿破了山岡寂靜，也偶遇上一位打獵下山的獵人，學子們打聽著扛在肩上的兩隻大雁，獵人說，白天破獲一隻殺了，另一隻脫網而逃的一直在空中盤旋鳴叫，最後竟紮頭直衝下來撞地而死，真是奇事，眾學子麵麵相覷。“雁有情死，可況人乎？”元好問走上一步，掏出銅錢將兩隻死雁買了下來，將它們合葬在汾河山岡上，眾人尋來石頭堆起一個小丘，還紛紛作詩留念。
以上是元好問作《雁丘詞》的緣起，他將這段經曆寫作序附在詞之前，原文：乙醜歲赴試並州，道逢捕雁者雲：“今旦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壘石為識，號曰“雁丘”。時同行者多為賦詩，予亦有《雁丘辭》。舊作無宮商，今改定之。
依序之意雁丘詞《摸魚兒 雁丘詞》是元好問早年作《雁丘辭》後數年改寫成有韻之詞。全詞以首句“問世間，情為何物？”而出名，因筆者寫《談詞》借用了遺山先生這句名言，發興為其作一小傳已還心願。
元好問為大雁以死相許喊出“情為何物？” ，他也為男女情人不如意雙雙投河殉情寫有姊妹篇《摸魚兒 問連根》。這首詞亦有序： 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兒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為蹤跡之，無見也。其後踏藕者得二屍水中，衣服仍可驗，其事乃白。是歲，此陂荷花開，無不並蒂者。沁水梁國用時為錄事判官，為李用章內翰言如此。
問蓮根、有絲多少，
蓮心知為誰苦？
雙花脈脈嬌相向，
隻是舊家兒女。
天已許，甚不教、
白頭生死鴛鴦浦？
夕陽無語，算謝客煙中，
湘妃江上，未是斷腸處。
香奩夢，好在靈芝瑞露，
人間俯仰今古。
海枯石爛情緣在，
幽恨不埋黃土。
相思樹，流年度，無端又被西風誤。
蘭舟少住。
怕載酒重來，紅衣半落，
狼藉臥風雨。
自古文人以蓮花起興作詩作詞甚多，追溯《詩經》亦可尋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屈子曰：“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南唐中主：“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北宋周敦頤道出真情：“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蓮花確有讓文人聯想到“君子之德”，而元好問所荷塘雙殉之事，無疑給詩人更特殊之感觸。較之《雁丘詞》，《問蓮根》尤顯婉轉深摯。尤其在典故運用上遊刃自然，“謝客煙中”“湘妃江上”未是斷腸處，借自稱“才高一鬥”謝靈運和湘妃斑竹，“海枯石爛情緣在，幽恨不埋黃土。相思樹，流年度，無端又被西風誤。”這一氣吟來如萬念俱灰，絕無淚水唯有長歎。元好問用同樣《摸魚兒》曲牌作兩首情感熾熱之詞，前者為伴侶“自投於地而死”，“天地孤憤”式之壯烈，神話般將動物之情升華於精神圖騰，“千秋萬古，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而後者“雙花脈脈嬌相向，隻是舊家兒女”之人間難容而隻求陰地苟處，“靜水流深”之哀婉，“海枯石爛情緣在。”字裏行間皆凝練著文人對生死命題之美學應答，從韓憑夫婦“相思樹”到梁祝化蝶，從《孔雀東南飛》之連理枝到《長恨歌》之比翼鳥，殉情者的血淚始終在文明褶皺之中緩慢結晶。元好問高明在於其未將“情”困於一時一地，而是以“海枯石爛”之個體悲劇拉伸至悠悠曆史，謝客眼裏之山水煙靄，湘妃竹上之斑斑淚痕，曆代文人都在熔鑄“情”之亙古光譜。
一代文豪元好問，號“遺山”，其才華並不因為所處金元這一特殊時代和地理而失弱或埋沒，清代大學者袁枚說得好，程朱將理學傳至南方，而蘇學在北方弘揚，在此說的便是一生以蘇辛為模的遺山先生。清代劉熙載著《藝概 詞曲概》道：“金元遺山詩兼杜、韓、蘇、黃之勝，儼有集大成之意。以詞而論，疏快之中，自饒深婉，亦可謂集兩宋之大成者矣。”遺山給後人留下詩詞作品尚屬完整，但被後人最為稱道的或許是《論詩絕句三十首》，這是遺山繼詩聖子美以七言絕句形式對曆代詩歌作評和闡述創作理論。詩原本用來抒情，而以詩之形式說三道四想必有些不適，遺山卻以獨特用字之高超，即準確無誤表達出作者的意思同時不乏金句，評陶淵明之“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可謂流芳百世。遺山極力推崇“建安詩風”，之後淵明，阮籍，子昂不予餘力之繼承方開啟大唐詩盛。其評杜子美用字準確精妙：
排比鋪張特一途，
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
爭奈微之識碔砆。
此為遺山依照元稹為子美作墓誌銘之評，元稹尤其推重子美晚年專攻長篇律詩，可謂“鋪陳始終，排比聲律。”當然杜詩追求言語嚴謹，工穩對仗以致“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誓不休。”為無誤，而正如遺山觀點其隻是一種表象，杜詩之好還是內在之精神，元稹將“排比鋪張”喻成不可逾越之藩籬，恰是將似玉的石塊當作城璧而已。遺山評詩既嚴肅又幽默，如評李商隱“獨恨無人作鄭箋”，義山好詩頗多，但其時代同仁未留下注疏，害得後人讀來不知何意？
《論詩絕句三十首》中亦留有後人爭議之處，比如第二十八首：
古雅難將子美親，
精純全失義山真。
論詩寧下涪翁拜，
未作江西社裏人。
在宋人眼裏李商隱得杜詩真傳，故學子美當先學義山。然江西詩派即沒有杜詩之古雅，亦無義山之精純。爭議出現在第三句“論詩寧下涪翁拜，”後人注釋“寧”字多作“豈能”，而近代錢鍾書先生在其《談藝錄》強調當解“寧可”之意，若以“豈能”解，全詩從頭到尾“難將”“全失”“未作”均為“反句”不合詩理。筆者認為先生注“寧”字正確，全篇《論詩絕句三十首》遺山無獨評黃庭堅詩，然錢先生指出了門道，在遺山為其父元德明《杜詩學》作序中：“近世唯山穀最知子美。”結合第二十八首全意，遺山認為雖山穀不如子美，但退而求其次，寧可學山穀也絕不和江西詩派合流。
遺山先祖為北魏拓跋氏，已漢族數代，自幼聰慧，精通漢文經學然仕途坎坷，值其力圖世進之年，戰亂中輾轉避禍，這一時代留有多篇江山國破悲憤之作。三十而立及第後因官場暗鬥奮而隱居，所以遺山詩論推崇建安風骨，推崇陶淵明蘇東坡與其身世不無關係。元滅金後，遺山親曆江山移改平民家園狼藉慘狀，回鄉生有厭世之感。晚年隱居生活中又積極編撰《金源君臣言行錄》《壬辰雜編》等已佚文獻，務求國亡而文史不可亡之大格局。
蒙元依靠強盛暴力征服歐亞大陸，崖山海戰標誌著一股非儒教傳統勢力徹底清除了漢人統治地盤，“四等人製”提法首現於清末屠寄《蒙兀兒史記 忽必烈汗本紀》，經民國學者錢穆，範文瀾之闡發廣為人知，然日本學者箭內亙、中國學者蕭啟慶等通過檢核《元典章》《通製條格》等原始文獻，證實其非法定製度。所謂“四等人製”即蒙元征服歐亞後，將勢力之內平民種族分為四等，第一等為“蒙古族”，以下按照征服次序，“色目人<Semu>”即今天亞洲西域大部分地區，“漢人”即金朝管轄和大理地區，而最後被滅的南宋臣民被視為“南人”，而元代對於“四等人種”是否在製度上嚴格實施，漢學界無考出具體實證，而元代存在基於征服時序之族群差別政策在“科舉分榜製”上還是存在的，元統治南宋後，漢民族地位低劣或許可以想象。
曆史固有“必然”而其中不缺“偶然”，遺山晚年有一事跡，史料雖不過二十來字，今讀來意義重大。筆者在此特述，元滅金後，1247年金朝降將張德輝接受忽必烈召見，明朝修《元史》，在《張德輝傳》有一行字：“壬子，德輝與裕之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
“壬子”為1252年，遺山六十三歲，“裕之”為遺山的字號，張德輝攜遺山北上覲見忽必烈，懇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欣然接受。清以後學界對這段經學史均持“恥笑”態度，一個對儒學無知之人何德何能成為“儒學大宗師”？而今細思，元好問覲見忽必烈，在敘述兩漢“獨尊儒術”治國，在並分離合之後才有唐宋之文化強盛，想比儒教的仁德治國適合在中原大地實施，讓忽必烈所接受，反之若元朝“舍儒取藏”治理中原，經學漢學將斷崖式滅跡。元雖統治中原漢地不足百年，以藏傳佛教為國教，而以儒教製度治理國家，在某種意義上保存了漢文化香火之延續，這其中遺山之功勳非幾首詩歌等文學創作所能抵，足以超越布魯姆《西方正典》所言“審美自主性”之範疇。當然忽必烈已有嚐試招中原學士籌建幕府，張、元之懇請契合其經略漢地之需求。遺山逝世二十年後南宋滅亡，又過了三十多年即1312年元仁宗開始以朱熹《四書集注》為教義實施科舉考試。遺山晚年修史之際依然北上請願闡述“儒教治國”亦是曆代文人“以夏變夷”傳統理念之延續，同時以“儒釋道大統”的構思為明清“文化中國”之概念成熟提供了初探。
正如筆者在《析清代治學及其對漢學之貢獻》一文指出的，明以前幾乎所有漢學之經史子集若沒有清代學者的校注整理，今人是看不到接近“真麵目”之漢學。遺山的事跡亦複如此，《四庫全書總目 遺山集》評其曰“好問才雄學贍，金元之際屹然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尚不盡精。至所自作，則興象深邃，風格遒上，無宋南渡宋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派生拗粗獷之失，至古文，繩尺嚴密，眾體悉備，而碑版誌銘諸作尤為具有法度。”
同樣當乾嘉學者在故紙堆中鉤沉索隱，或未曾意識到他們手中考據之刀筆，早在五百年前已被一位金元遺民淬煉出相似之鋒芒。遺山編《中州集》時“以詩存史”的苦心孤詣，暗合著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之實證精神，那些精心輯錄的詩家小傳，何嚐不是清代《碑傳集》的遙遠先聲？《中州集》的編纂範式，在乾嘉時代顯現出驚人的跨時空共振。遺山為每位詩人撰寫“小傳”，不僅記錄生平，更考辨作品真偽，梳理作品之背之史料，這種“詩文證史”的方法，較之顧炎武《日知錄》考訂曆代風俗早了四個世紀。更耐人尋味者，當戴震在《水經注》校勘中運用“以本書證本書”之方法論時，其思維路徑竟與遺山《杜詩學引》中“杜詩注杜詩”的闡釋如出一轍，這以超越時代之學術默契，揭示著漢學考據學傳統中精神血脈和學識共通。
遺山晚年修史時“國亡史作”之信念，在乾嘉學派理念中化為“實事求是”的治學圭臬。全祖望續修《宋元學案》時對學派源流的精細考辨，恰似遺山《壬辰雜編》中“網羅放失舊聞”的史學操守。乾嘉諸儒在文字獄陰影下“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之生存智慧，與遺山在金元易代之際“儒燈渡朔雲”之文化秉持，實為亂世學者在不同曆史維度上之人格疊影。王鳴盛著《十七史商榷》“學問之道，求於虛不如求於實”之感歎，恰是遺山《論詩絕句》中“眼處心生句自神”的考據學轉譯。當阮元在杭州創立詁經精舍，將實證學風注入書塾之時，他或許不曾意識到，“去虛務實”早在五百年前遺山書院裏，已由那位葬雁詩人躬身踐行。
今太原雁丘，石隙間斑駁之苔蘚，或掩藏著中國漢學史最動人的秘密，遺山以詞客之感性為雁丘覆上青苔，又以史家之理性在苔痕下刻下年輪，這種文史交融的學術基因，經過五個世紀的沉潛滋長，終在清代乾嘉學派之漢學巨著中結出果實。今人可以認為唐宋之夜空群星閃爍，六朝之夜空星星點點，而金元之夜空暗淡無比卻有孤星一盞。遺山卒於河北，後歸葬故鄉忻州。晚年編纂《中州集》《王辰雜編》為後世修撰《金史》存留火種，同時其文才和詩歌批評在漢文學史中尤其在金元黯淡年代光彩耀人，遺山人生先端是殉情雁羽滴落之露水，而末端是一介儒生手持孤燈，似將漢家月色悄然洇入塞北荒原。
雁殞問蓮根，
詩史淬文魂。
儒燈渡朔雲，
孤光劫後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