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龍之“經世致用”》

 

           寫陳子龍之念已大半年之久，起因還是當今中國對於陳子龍詩文和陳子龍事跡研究少得離奇，這和陳子龍在曆史上的成就地位極不相稱。筆者閱覽了近幾年高校文科研究生論文，除了07年華師大張亭立《陳子龍研究》外無任何相關條目。早年複旦明史專家朱東潤先生1984年著書《陳子龍及其時代》雖屬難得，但治史思想值得商榷，書中偏重事件敘述對陳的詩書價值及其背景整理輕描帶過，有些描述過於詳情細膩，無疑出於作者想象，正如民國陳寅恪先生觀點“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膚廓之論。”如果陳子龍近年來有點知名度也托陳寅恪先生的考證，陳先生在他的《柳如是別傳》中敘述陳子龍與柳如是有一度相戀關係，崇禎八年（1635年）陳與柳曾短暫同居鬆江南樓，兩人感情深摯。後因陳子龍妻張氏相容不下，終不得諧連理柳揮袖而去。而柳如是和錢謙益的故事甚至掩蓋了《柳如是別傳》的原本價值，於是陳子龍成了之中的“幸運者”。
 

          在朝廷黨爭宦官當權和遼事告急的晚明時代，陳子龍在他的時代沒有相應的影響力，清軍入關和南明政權的摧枯拉朽般崩潰，換來的是多爾袞政權對明朝政吏文的全麵禁殺，陳子龍的詩和文也在其中。乾隆年間清政權統治已趨穩定，乾隆著手整理《明史》雖出於為滿族統治華夏歸為正統，但《明史》尚且尊實，在捍衛明朝的烈士諡號立傳中陳子龍被諡“忠裕”，嘉慶初年王昶等輯為《陳忠裕公全集》，雖後來遺落甚多但這是後人研究陳子龍唯一的版本。後人提得最多的是他詩詞駢賦之才華和抵禦外侵保家衛國之氣節，其實這兩方麵有其共通之處，隻有常年深受經義教理的熏陶，對前古曆史的熟讀和加之自身文采的融貫才會對所處地域的愛惜和感悟，在朝廷地緣大廈將傾之時會有振臂高呼舍我其誰之風骨。如嶽飛，辛棄疾，史可法，鄭成功等英烈。而那些非一國之精英隻求過一畝三分地的人才會做引路，告密等苟且偷生之臭事。
 

           崇禎年代陳子龍攜領一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對王陽明及其後人推崇的“陽明心學”作尖銳地唾棄批判，他是繼徐光啟之後“經世致用”的倡導者，陳子龍時代是關外清軍壓力與關內饑民起義使得本已衰朽的明王朝已危在旦夕的時代，統治階層和知識界還靠“陽明心學”是解決不了當時內憂外患的矛盾。陳子龍雖是崇禎十年進士，但沒有仕途履曆和顯赫地位，即在官場絕無話語權，所以提倡“經世致用”隻是流落在民間。所謂“經世”即治理國家和社會事務，所謂“致用”即發揮實際效用，這是從根本上放棄了自南宋朱熹以來的靠扭曲的“儒教”思想治理國政，筆者始終認為明代徐光啟才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是萬曆進士，官至崇禎禮部尚書，具有紮實地古代文化人功底，但他從事的是天文學，數學，農學，水利等“百科全書”式西方近代科學研究和推廣，明朝靠徐光啟推行水稻和番薯的農業耕作解決了常年的饑荒，人口數才攀上“億”級單位。在“經世致用”方麵陳子龍要比徐光啟遜色很多，但他也著實地做了兩件大事，筆者認為在今天已經擺脫過去“政權階級史觀”回歸“以人為本”的普世曆史觀下，重視陳子龍在“經世致用”對中國曆史的貢獻尤為重要。
 

           崇禎十一年(1638年)夏，陳子龍以“君子之學，貴於識時;時之所急，務之恐後”的緊迫感，與徐孚遠、宋徵璧一起，取明朝名卿大臣“有涉世務、國政”之文，“擷其精英”，“又旁采以助高深”，“誌在征實”，輯成《皇明經世文編》，凡五百零四卷，又補遺四卷。是書選文以明治亂、存異同、詳軍事、重經濟為原則，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政治、軍事、賦役、財經、農田、水利、學校文化、典章製度等等，並根據當時接觸到的許多現實問題，對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注，表達了編者的政治主張。陳子龍等人編輯此書的動機和目的，是為了“上以備一代之典則，下以資後學之師法”，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扭轉“俗儒是古而非今，擷華而舍實”，不務實際的治國惡習。它是一部“從曆史實際出發，總結了明朝兩百多年統治經驗，企圖從中得出教訓，用以改變當前現實裂痕之書。《皇明經世文編》煌煌五百餘卷，刊成至今已近四百年 ， 唯其所收偶有違礙滿清統治者文字，在清初被列為禁書；同時因篇幅過大翻刻不易，難為流傳 。 至於具體內容，近代史學家吳晗先生評價為：“明治亂”以清朝政，“重經濟”以充財用，“詳軍事”以強國防 。 其實此僅就其犖犖大者而言 ，《皇明經世文編》立足於經世與實用，其中不乏對周邊勢力之矛盾調和分析，戰爭評估等第一手資料，為研究明代遼事，澳門史，海洋朝貢、糧政、水利漕運重要參考文獻。筆者認為稱其為“一代之鴻章，千秋之偉業”實不為過。
 

           繼後，陳子龍整理了徐光啟的農學巨著《農政全書》。徐光啟負經世之誌，“其生平所學，博究天人，而皆主於實用。至於農事，尤所用心。蓋以為生民率育之源，國家富強之本”。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徐光啟完成與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前6卷和《測量法義》以後，將精力轉向農作物引種和耕作試驗的筆記整理，期間所作筆記《甘薯疏》、《蕪菁疏》、《吉貝疏》、《種棉花法》和《代園種竹圖說》成了他晚年總編《農政全書》的重要原本，全書總結了中國古代許多農業生產經驗和技術，引用了古代著作和文獻三百多種。該書涉及氣候、地理、優種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介紹了農業生產技術，對屯興水利、三項農業措施作了詳細闡述。其卷二十七詳細記述了番薯的種植、貯藏、加工法，並提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莖分種、扡插、窖藏幹藏等技術，是最早係統介紹番薯種植法的著作。對於徐光啟為人和學問陳子龍始終敬佩，早年曾到北京拜訪徐光啟“問當世之務”。徐光啟謝世後，陳子龍從其次孫徐爾爵處得《農書》草稿數十卷，日夜抄錄整理。“慨然以富國化民之本在是，遂刪其繁蕪，補其缺略”。燦然成《農政全書》六十卷，後由徐光啟之子徐驥將此書推介給崇禎帝，於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正式出版發行。但是不得不說，這樣一部締造社稷造福於民的曠世巨作其誕生和處時代格格不入，二年後大明迎來走向滅亡的開端，清康雍乾三朝重臣張廷玉在編纂《明史》中道“明之亡，實於萬曆”，其實筆者認為整個明朝徹底陷入土崩魚爛境地的還是崇禎十四年，民變張獻忠李自成攻陷洛陽和開封，朱姓皇族之命運劇下時中原地區發生蝗災和鼠疫天災連連，加上遼事鬆錦大戰潰敗，明亡開始以滑梯式氣絕。《農政全書》真正造福於民還是到了滿清時代，從康熙時代日本農學家宮崎安貞參考該書完成日文版《農業全書》可見其對周邊國家的影響。
 

 

             編輯《皇明經世文編》和整理《農政全書》，是陳子龍一生中在經世實用方麵兩項最主要的貢獻。當後人回首晚明破爛不堪時局，袁崇煥淩遲，崇禎煤山自盡，多爾袞親政和揚州十日等吸住多少人眼球時，已很少有人再關注陳子龍所做的實事，曆史就是這樣，在同一時刻絢麗刺激的如同煙花總能湮滅默默無聞而卻能改寫曆史長河的一葉小舟。清初“經世致用”思想成了主流文人共識，顧炎武撰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黃宗羲則寫成《明夷待訪錄》評論政治製度，顏李學派也主張實用主義。雖雍正期間“禁教”導致禁止西學輸入，和思想家戴震，國學大師錢大昕主張“儒學亦能經世”導致“經世致學” 出現衰退期，進入十九世紀後內外因尤其是鴉片貿易衝突都讓國人重新喚起“經世致用”，並成了後來洋務運動興起的先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