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需要“反”什麽？回謝盛友之帖
醫生手記
沒有誰不會需要知識，也沒有誰不需要知識分子。常言道：“物以稀為貴”，八十年代時期，由於剛剛文革結束，文化普及率低，因此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的知識分子（那時候的大學生，個個傲然不可一世），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今天的中國，大學生已經不是什麽稀罕之物了，那麽，他們還是“天之驕子”嗎？
我認為謝公拿“對權力說不”來衡量知識分子的“道德光環”是草率不通的。應該是對“權威說不”而不是“對權力說不”，雖然一字之差，但區別很大。為什麽呢？首先“對權力說不”不代表知識分子的道德是非性，要知道，反權力，反政府的最高思想就是“無政府主義”，而崇尚“無政府主義”的知識分子，最終會泯滅道德和人倫（無政府主義主要喜歡搞暗殺，破壞行為）1914年的薩拉熱窩事件，奧匈帝國皇儲菲迪南被塞爾維亞愛國學生刺殺，姑且不論這個學生的愛國熱情，但他在刺殺的時候對菲迪南的夫人也開了槍，正中腹部，而菲迪南夫人當時還懷有身孕……我們也許在讚揚這個學生“反權力”的同時，心裏是否在顫抖：“多麽殘忍！”
“權力”本是一個中性詞匯，“反權力”就一定是對的嗎？反權力的人就一定道德了嗎？我希望謝公三思。
我認為，一個先進的知識分子，他敢於做的是“反權威”，而不是“反權力”，因為“反權力”其實很簡單，一把手槍，一顆炸彈都可以用來“反”，而且也並非隻有知識分子所為，刺客，流氓，無賴，都可以“反權力”。而“反權威”則不同，因為，權威不是簡單的權力，而是一種思想模式，它統治的是精神。權威，是使人信從的力量和威望，權威本身就是知識分子集結了所有思想理論出來的，所以，“權威”是非沒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沒有一定的道德修養的人能“反”得了的。
馬克思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就敢與“反權威”，馬克思提出了大哲學家勒奈.笛卡爾（René Descartes)在《方法論》(Discours de la méthode)裏的 “懷疑一切”，也就是那個著名的“懷疑權威” -------------永遠不接受任何我自己不清楚的真理，就是說要盡量避免魯莽和偏見，隻能是根據自己的判斷非常清楚和確定，沒有任何值得懷疑的地方的真理。就是說隻要沒有經過自己切身體會的問題，不管有什麽權威的結論，都可以懷疑。
其實，在學府裏，做老師的也多半喜歡那些喜歡提出疑問的學生，喜歡思考的學生，讓學生敢於挑戰老師，我相信這是一個熱愛研究的老師和學生愉快之處，但是注意，這個挑戰，是從學術上挑戰，是為了完善學術討論的良性循環，而不是說學生“挑戰”老師就是挑戰老師的“權力”所在，就是打倒“老師”的本身“地位”。
然而讓我很遺憾的是，馬克思所引用的這個“懷疑一切”理論，在文革時期，完全被一種荒誕的“反權力”思想糟蹋了。文革時期，“奪權”現象到處如火如荼，學生一個個都紅了眼睛，成了蠻不講理的“無政府主義暴徒”。它們繞過了需要科學嚴謹的實際學術手段“反權威”，而是選擇了簡單粗暴地“反權力”手段，老師們是被學生們一個個打趴下了，做老師的一個個不但沒有了老師的“權力”甚至都沒有了一個老師應有的尊嚴，做老師的見了學生象老鼠見到貓，然而，誰又讓誰真正心服口服了？更糟糕的是，學術上的“權威”也被看成了“權力”了，“權力”和“權威”混淆成了一談，這個現象很多人到現在都還湖塗著，讓我失望的是老謝也如此。
常言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就是因為“反權威”是需要文化理論知識的，而“反權力”則兵痞足矣。
當然了，我相信謝公發此貼的初衷並不是要從學術角度上提倡“懷疑權威”，他不過是引經據典地要去從那個十幾年那場到現在都理不清，扯還亂的悲劇事件裏批判點什麽他想批判的，又歌頌點什麽他想歌頌的。似乎還想想把哥白尼，布魯諾的悲劇往上套。然而請謝公不要忘記，哥白尼和布魯諾在被迫害前就有了“反權威”的理論，馬克思也是在被迫害後開始撰寫“反權威”的理論，而當年的學生們除了一些空洞仇恨的口號，“反權威”的具體理論何在？到了現在也是一些空洞仇恨的口號，而我在今天也沒有看到當年的學生做了什麽任何足以在學術上服人的理論著作。
很遺憾，沒有。我看到的隻是在討價還價地喊著“討還血債”和苟且偷生的“牢騷滿腹”。
還是那句話，當年的大學生太以為自己了不起了，好像做了一個大學生就真的是天子驕子了，他們不肯，也不敢麵對“權威”，他們甚至與都不懂他們的缺點是什麽，以及不知道他們的無知領域又有多麽博大，他們自大，浮躁，亢奮，粗暴，吝嗇，膽小，虛偽，而這些缺點注定了他們無論是在“反權力”還是在“反權威”上都必然是個受害者，而最可悲的受害者就是拿著自己的傷口去祈求同情。
知識領域的“權威”大堂裏靜悄悄，堂外，中國的知識分子還在激昂地們在為“權力”圖勞爭吵，白駒過隙，時光又過了一年……
2008年６月９日
我們需要知識分子嗎？
作者：謝盛友
我們需要知識分子嗎？這個提問顯然是多餘的。多餘的問題被提出來，肯定是我們的社會缺乏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不是指那些具有高等學位、廣義上的讀過書的人，而是具有批判精神、能對權力說不、針砭時弊、積極參與社會變革的公共知識分子。
薩依德（Edward W. Said）曾說，“對權力說不”的角色，讓知識分子頭上閃爍著道德光環。正因為此，人們對於知識分子的標準和判斷，往往帶有強烈的道德期許和責任寄望。對政策的批評責任，人們也賦予在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上。然而，在缺乏資源支持的時候，知識分子往往必須依附於體製，形成雙重身份和雙重人格。法國學者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就曾描述過學術機製與政治機製的同源性，對知識分子而言，他們相對權力上的統治者來說，是被統治者，但是另一方麵，在學術體製範疇內他們又可能是文化統治者。
我非常敬仰張思之，他是打破沉默螺旋的中國第一人。
張思之，1927年生於鄭州。北京市吳欒趙閻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北京市義派律師事務所名譽理事長、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顧問、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
1947年，他被當時小有名氣的朝陽大學法律係錄取了，他的理想是學外語，將來當外交官。父親聽到消息，就早早把學費匯入朝陽，就這樣入了朝陽學院，開始了他和法律結緣的坎坷一生。 1948年，張思之入了地下黨，他自己稱“就這樣上了船”。1949年2月，參加接管北平地方法院。1950年7月，在中國人民大學以全優成績修完“莫斯科大學法律係主要課程”。1956年，受命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顧問處。一年後被劃為北京律師界第一個右派分子，開始了長達15年的勞改生涯。1972年結束勞改，入北京市垂楊柳二中教書。
改革開放後，他重返律師界，1980年11月12日和其助手朱華榮被指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特別審判案件中的辯護律師（江青要求自辯，拒絕了辯護律師），後來又擔任了李作鵬的辯護律師，長期以來，他擔任了很多重大案件的辯護律師，如1988年大興安嶺大火莊學義“玩忽職守”案； 1994年高瑜“泄露國家機密”案； 2003年鄭恩寵律師“泄密”案； 為中國的法製進程做出了貢獻，被稱為“中國律師界的良心”。
我同樣非常敬仰許良英，他是公開推動“寬容”普世價值的中國第一人。
許良英1920年生於浙江臨海。194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係，是中國核彈工程的奠基者之一王淦昌的學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做《科學通報》的編輯。1957年許被定為右派，發配家鄉農村改造。後回北京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長期從事科學史、物理學思想史和科學哲學的研究，特別是對愛因斯坦的思想、科學和社會的相互關係、科學史的分期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主持編譯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是迄今最全麵的愛因斯坦思想資料。是《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的主編之一。許良英先生一直致力於中國的自由民主進步事業，由於他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和活動，獲得2008年美國物理學會頒發的薩哈洛夫獎。
我同樣非常敬仰丁子霖，她至今仍然有勇氣為中國的人權而奔波。丁子霖1936年生於上海，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教授，天安門母親運動組織發起人。其丈夫為蔣培坤，二伯父為丁文江。丁子霖1947年考進景海女子師範大學附屬中學，195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1995年60歲前退休，現居北京。
1989年春北京發生以悼念胡耀邦、反官倒反腐敗為主要訴求的遊行，進而發展為絕食抗議運動。一部分學生留滯天安門廣場。5月19日，為控製局勢，中國政府頒布戒嚴令。6月3日夜戒嚴軍隊強行清場，遂成流血事件，後稱六四事件。丁子霖17歲未成年兒子蔣捷連跳窗離家經木樨地去天安門廣場，在複外大街29樓前長花壇後被子彈擊中喪生。
丁子霖極其悲痛，聯合其他死難者的家長，要求政府還其公道，並搜集到一個經過核實的六四死難者名單。北京政府則認定她為美國反華組織工作，並接受非法資助，因此對她進行了嚴密監控。
我們的社會的確太缺乏這樣的知識分子。
寫於2008年6月9日，德國班貝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