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隻默默地為我的病人祈禱―――紀念“五四”
－醫生手記
你們關心國家的命運，我和你們一樣地關心。
你們要求言論自由，我盡可能地給你們言論自由。
你們要求平等，我也盡可能地讓你們和我一樣平等。
……
然而你們最後要奪走我的政權，這我絕不答應。
----------------沙皇尼古拉二世
以上的話，是一個多世紀前，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麵對逐漸蓬勃起來的革命高潮所發出的最後政治遺言。不久，隨著他政權的被顛覆，全家老小在一陣槍聲和刺刀中被殺害。
姑且先不談沙皇是否口是心非，是否罪有應得。然而他的悲哀和恐懼並沒有隨著他悲慘的死亡而死亡。對“奪取政權”的憂慮，象幽靈一樣始終在關注政治的人們心中彌漫。當權者把反對者看成“暴徒”，反對者把當權者看成“暴君”，而“政權”永遠是兩者之間不可缺少的矛盾因素。
對古代人物，我們也許會輕鬆地嘲笑那個流著眼淚將“權印”交給了司馬懿後還幻想能做一“富家翁”的糊塗蟲曹爽，然而對近代和現代的一些血腥的事實我們卻不得不觸目驚心。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可以說是轟轟烈烈了，然而每次幾經反複，隨著“政權”的轉移時候，就要牽連上一大批人，以“人民的公敵”為莫須有的罪名，在“自由民主”的斷頭台上糊裏糊塗地葬送了性命。激進的雅格賓派領袖羅伯斯比爾成功地用《人權宣言》開始對王室和貴族理所當然的“專政”，然而，當王室貴族被殺得差不多了時，他又對那些對自己有異議的“同誌”揮舞起了屠刀，人們在血光中痛罵“新暴君”的時候，似乎忘記了幾乎每一個得到了“政權”的革命領袖，都象著了魔一樣地由一個“自由”的暴徒，變成了“專政”的暴君。
這是一個多麽殘酷，又多麽戲劇性的循環。所以在斷頭台上，羅蘭夫人的一句：“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不得不地讓人們沉吟至今。
無獨有偶，幾乎在法國大革命的同一時間，同樣是一個破落的中國貴族子弟曹雪芹也發出了“…因嫌紗帽小，至使鎖枷抗，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是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悲音。這個文學家似乎已經把人性中的“野性”看破，然而又無可奈何。
從古到今，被“鎖鏈”禁錮的人們，在解開了“鎖鏈”以後，“鎖鏈”在他們手裏又成為了一條無情的“皮鞭”，帶著曾經對“鎖鏈”的仇恨，瘋狂地鞭打著任何和“鎖鏈”相似的東西，最終，又不得不陷入，為了自己的“自由”而去把別人“鎖住”的怪圈中。
人類在意識形態上就是這樣周而複始地從“禁忌”衝出到“開放”，然後又從 “開放”走入到“禁忌”，然而誰也不能把這兩者最終融合，為什麽呢，因為都渴望要去主宰對方。
所以，我一點不奇怪，為什麽有“政權”在，那麽政權的“監獄”也在。因為，你那為了“愛”而去“恨”的抗爭，讓人家聯想到了“你死我活”的恐怖。所以，人家不得不把你關起來，甚至消滅掉。尼古拉二世臨死前的陰影永遠籠罩在每一個去“抗爭”和“反抗爭”的人心底……
曆史發展到了今天，我走在街頭，依然看見有人給我發“政治傳單”，我扔掉了，依然聽見有人給我訴說某某政府的“罪惡”，我走開了，因為我從它們一個個紅紅的眼睛裏看到了的是“仇恨”和對“政權”的渴望。它們因此在“仇恨”中固步自封，作繭自縛，我知道這種帶有自虐性質的“自我禁忌”遲早有一天會歇斯底裏地爆發出來，既毀了它的敵人，也會毀了它自己。
我隻默默地為我的病人祈禱，希望他們的“發燒”是良性的病變造成，希望不要讓他們產生惡性的癌細胞，希望人類的免疫力最終給人類帶來真正的美好。
２００８年五四青年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