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渙
愛是永不止息
亨利·大衛·梭羅的祖先是法國人，從古恩西島遷到美國來，他是他的家族裏最後一個男性的後嗣。他的個性偶爾也顯示由這血統上得到的特性，很卓越地與一種非常強烈的撒克遜天才混合在一起。
他生在麻省康柯德鎮，1817年7月12日誕生。他1837年從哈佛大學畢業，但是並沒有在文學上有優異的成績。他在文學上是一個打破偶像崇拜的人。他難得感謝大學給他的益處，也很看不起大學，然而他實在得益於大學不淺。他離開大學以後，就和他的哥哥一同在一個私立學校裏教書，不久就脫離了。他父親製造鉛筆，亨利有一個時期也研究這行手藝，他相信他能夠造出一種鉛筆，比當時通用的更好。他完成他的實驗之後，將他的作品展覽給波士頓的化學家與藝術家看，取得他們的證書，保證它的優秀品質，與最好的倫敦出品相等，此後他就滿足地回家去了。他的朋友們向他道賀，因為他現在辟出了一條致富之道。但是他回答說，他以後再也不製造鉛筆了。"我為什麽要製造鉛筆呢？我已經做過一次的事情我決不再做。"他重新繼續他的漫長的散步與各種各樣的研究，每天都對於自然界有些新的認識，不過他從未說到動物學或是植物學，因為他對於自然界的事實雖然好學不倦，（但）對於專門科學與文字上的科學並沒有好奇心。
在這時候他是一個強壯健康的青年，剛從大學裏出來，他所有的友伴都在選擇他們的職業，或是急於要開始擔任某種報酬豐厚的職務，當然他也不免要想到這同一個問題；他這種能夠抗拒一切通常的道路，保存他孤獨自由的決心，實在是難得的——這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辜負他的家人期望；因為他完全正直，他要自己絕對自主，也要每一個人都絕對自主，所以他的處境隻有更艱難。但是梭羅從來沒有躊躇。他是一個天生的倡異議者。他不肯為了狹窄的技藝或是職業而放棄他在學問和行動上的大誌，他的目標是一種更廣博的使命，一種藝術，能使我們好好地生活。如果他蔑視而且公然反抗別人的意見，那隻是因為他一心一意要使他的行為與他自己的信仰協調。他從來不懶惰或是任性，他需要錢的時候，情願做些與他性情相近的體力勞動來賺錢 —— 如造一隻小船或是一道籬笆，種植，接技，測量，或是別的短期工作 —— 而不願長期地受雇。他有吃苦耐勞的習慣，生活上的需要又很少，又精通森林裏的知識，算術又非常好，他在世界上任何地域都可以謀生。他可以比別人費較少的功夫來供給他的需要。所以他可以保證有閑暇的時間。
他對於測量有一種天然的技巧，由於他的數學知識，並且他有一種習慣，總想深知他認為有興趣的物件的大小與距離，樹的大小，池塘與河流的深廣，山的高度，與他最愛的幾個峰頂的天際的距離 —— 再加上他對於康柯德附近地域知道得非常詳細， 所以他漸漸地成了個土地測量員。對於他，這職業有一個優點：它不斷地將他領到新的幽僻的地方，能夠幫助他研究自然界。他在這工作中的技巧與計算的精確，很快地贏得人們的讚許，他從來不愁找不到事做。
他可以很容易地解決關於土地測量的那些難題；但是他每天被較嚴重的問題困擾著——他勇敢地麵對這些問題。他質問每一種風俗習慣，他想把他的一切行為都安放在一個理想的基礎上。他是一個極端的新教徒，很少有人像他這樣，生平放棄這樣多的東西。他沒有學習任何職業；他沒有結過婚；他獨自一人居住；他從來不去教堂；他從來不選舉；他拒絕向政府納稅；他不吃肉，他不喝酒，他從來沒吸過煙；他雖然是個自然學家，從來不使用捕機或是槍。他寧願做思想上與肉體上的獨身漢——為他自己著想，這無疑是聰明的選擇。他沒有致富的才能，他知道怎樣能夠貧窮而絕對不汙穢或是粗鄙。也許他逐漸采取了他這種生活方式，而事先自己也不大知道，但是事後他智慧地讚成這種生活。“我常常想到，”他在他的劄記裏寫著，"如果我富敵王侯，我的目標一定也還是一樣，我的手段也是基本上相同的。"他用不著抵抗什麽誘惑——沒有欲望，沒有熱情，對於精美的瑣碎東西沒有嗜好。精致的房屋，衣服，有高級修養的人們的態度與談話，他都不欣賞。他寧可要一個好印第安人，他認為這些優雅的品質妨礙談話，他希望在最簡單的立場上與他的友伴會見。他拒絕參加晚宴，因為那種場合，每一個人都妨礙另一個人，（而）他遇見那些人，也無法從中得到任何益處。他說："他們因為他們的晚餐價昂而自傲；我因為我的晚餐價廉而自傲。"在餐桌上有人問他愛吃哪一樣菜，他回答，"離我最近的一碗。"他不喜歡酒的滋味，終身沒有一樣惡習。他說："我模糊地記得我未成年的時候吸幹百合花梗做的煙卷，似乎有點快感。這樣東西我那時候通常總預備著一些。我從來沒吸過比這更有害的東西。"
他寧願減少他日常的需要，並且自給自足——這也是一種富有。他旅行起來，除了有時候要穿過一帶與他當前的目標無關緊要的地區，那才利用鐵路以外，他經常步行幾百裏，避免住旅館，在農人與漁人家裏付費住宿，認為這比較便宜，而且在他覺得比較愉快，同時也因為在那裏他比較容易獲得他所要的人，打聽他所要知道的事。
他的言行都是真理，他天生如此，永遠為了這原因而陷入種種戲劇化的局麵中。在任何情形下，一切旁觀者都很想知道亨利將要持什麽態度，將要說什麽話；他並不使人失望， 每逢一個急變總運用一種別致的判斷力。在1845年他為自己造了一座小木房子，在華爾敦塘的岸上，在那裏住了兩年，過著勞動與學習的生活。這行為，在他是出於天性，於他也很適宜。任何認識他的人都不會責備他故意做作，他在思想上和別人不相像的程度不比行動上更甚。他利用完了這孤獨生活的優點，就立刻放棄了它。在1847年，他不讚成公款的某些開支，就拒絕向他的城市納稅，被關到監獄。一個朋友替他納了稅，他被釋放了。第二年他又被恐嚇著，可能遇到同樣的麻煩。但是，因為他的朋友不顧他的抗議，仍舊替他納了稅，我想他停止抵抗了。無論什麽反抗或是嘲笑、他都不拿它當回事。他冷冷地充分說出他的意見，並不假裝相信它也是大家共同的意見。如果在場的每一個人堅持相反的意見，也沒有關係。
據說普洛梯納斯覺得他的身體是可恥的，大概他這種態度是有 充分理由的——他的身體不聽指揮，他沒有應付這物質世界的技巧，抽象的理智性的人往往如此。但是梭羅生就一個最適合最有用的身體。他身材不高。很堅實，淺 色的皮膚，健壯的嚴肅的藍眼睛，莊重的態度——在晚年他臉上留著胡須，於他很相宜。他的五官都敏銳，他體格結實，能夠吃苦耐勞，他的手使用起工具來，是強壯敏捷的。而他的身體與精神配合得非常好，他能夠用腳步測量距離，比別人用尺量得還準些。他說他夜裏在樹林中尋找路徑，用腳比用眼睛強，他能夠用眼睛估計兩棵樹的高度，非常準確；他能夠像一個牲畜販子一樣地估計一頭牛或是一口豬的重量。一隻盒子裏裝著許多散置著的鉛筆，他可以迅速地用手將鉛筆一把一把抓出來，每次恰好抓出一打之數。他善於遊泳，賽跑，溜冰，劃船，在從早至晚的長途步行中，大概能夠壓倒任何鄉民。而他的身體與精神的關係比我們臆度的這些還要精妙。他說他的腿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他要走的。照例他路走得越長，所寫的作品也更長。如果把他關在家裏，他就完全不寫了。
他有一種堅強的常識。就像斯葛特所寫的浪漫故事中那織工的女兒羅絲·佛蘭莫克稱讚她父親的話，說他像一根尺，它量麻布與尿布，也照樣能量花氈與織錦緞。他永遠有一種新策略。我植樹的時候，買了一鬥橡樹子，他說隻有一小部分是好的．他開始檢驗它們，揀出好的。但是他發現這要費很多的時間，他說："我想你如果把它們都放在水裏，好的會沉下去。"我們試驗了之後，果然如此。他能夠計劃一個花園或是房屋或是馬廄；他一定能夠領導一個"太平洋探險隊"；在最嚴重的私人或大家的事件上都能給人賢明的忠告。
他為目前而生活，並沒有許多累贅的回憶使他感到苦痛。如果他昨天向你提出一種新的建議，他今天也會向你提出另一個，同樣地富於革命性。他是一個非常勤勞的人。一切有條不紊的人都珍視自己的時間，他也是如此；他仿佛是全城惟一的有閑階級；任何遠足旅行，隻要它看上去可能很愉快，他都願意參加；他永遠願意參加談話，一直談到深夜。他的謹慎有規律的日常生活從不影響到他尖刻的觀察力，無論什麽新局麵他都能應付。他說："你可以在鐵路旁邊睡覺，而從來不被吵醒；大自然很知道什麽聲音是值得注意的，它已經決定了不去聽那火車的汽笛聲。而一切事物都尊敬虔誠的心靈，從來不會有什麽東西打斷我們心境的神往。"他注意到他屢次遇到這種事情：從遠方收到一種稀有的植物之後，他不久就會在他自己常去的地方找到同樣的植物。有一種好運氣；隻有精於賭博的人才碰得到，他就常常交到這種好運。有一天，他與一個陌生人一同走著，那人問他在哪裏可以找到印第安箭簇，他回答"處處都有"，彎下腰去，就立刻從地下拾起一個。在華盛頓山上，在特克門的山穀裏，梭羅跌了一跤，跌得很重，一隻腳扭了筋。正當他從那裏爬起來的時候，他第一次看見一種稀有的菊科植物的葉子。
梭羅以全部的愛情將他的天才貢獻給他故鄉的田野與山水，因而使一切識字的美國人與海外的人都熟知它們，對它們感到興趣。他生在河岸上，也死在那裏；那條河，從它的發源處直到它與邁利麥克河交匯的地方，他都完全熟悉。他在夏季與冬季觀察了它許多年，日夜每一小時都觀察過它。麻省委派的水利委員最近去測量，而他幾年前早已由他私人的實驗得到同樣的結果。河床裏，河岸上，或是河上的空氣裏發生的每一件事；各種魚類，它們產卵，它們的巢，它們的態度，它們的食物；一年一次在某一個夜晚在空中紛飛著的地蠅，被魚類吞食，吃得太飽，有些魚竟脹死了；水淺處的圓錐形的一堆堆小石 頭，小魚的龐大的巢，有時候一隻貨車都裝它不下；常到溪上來的鳥，蒼鷺，野鴨，冠鴨，潛鳥，鶚；岸上的蛇，麝香鼠，水獺，山鼠與狐狸；在河岸上的龜， 鱉，蛤蟆，蟾蜍與蟋蟀——他全都熟悉，就像它們是城裏的居民，同類的生物；所以人們如果單獨敘述這些生物中的某一種，尤其是說出它的尺寸大小，或是展覽它的骨骼，或是將一隻鬆鼠或一隻鳥的標本浸在酒精裏，他都覺得荒誕可笑，或是認為這是一種暴行。他喜歡描寫那條河的作風，將它說成一個法定的生物，而他的敘述總是非常精確，永遠以他觀察到的事實作為根據，他對於這一個地段的池塘也和這條河一樣地熟悉。
他用來征服科學上的一切阻礙的另一工具，就是忍耐。他知道怎樣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成為他身下那塊石頭的一部分，一直等到那些躲避他的魚鳥爬蟲又都回來繼續做它們慣常做的事，甚至於由於好奇心，會到他眼前來凝視他。
與他一同散步是一件愉快的事，也是一種特權。他像一隻狐狸或是鳥一樣地徹底知道這地方，也像它們一樣。有他自己的小路，可以自由通過。他可以看出雪中或是地上的每一道足跡，知道哪一種生物在他之前走過這條路。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向導員必須絕對服從，而這是非常值得的。他夾著一本舊樂譜，可以把植物壓在書裏；他口袋裏帶著他的日記簿與鉛筆，一隻小望遠鏡預備看鳥，一隻顯微鏡，大型的折刀，麻線。他戴著一頂草帽，穿著堅固的皮鞋，結實的灰色褲子，可以冒險通過矮橡樹與牛尾菜，也可以爬到樹上去找鷹巢或是鬆鼠巢。他徒步涉過池塘去找水生植物，他強壯的腿也是他盔甲中重要的一部分。我所說的那一天，他去找龍膽花，看見它在那寬闊的池塘對過，他檢驗那小花以後，斷定它已經開了五天。他從胸前的口袋裏把日記簿掏出來，讀出一切應當在這一天開花的植物的名字，他記錄這些，就像一個銀行家記錄他的票據幾時到期。蘭花要到明天才開花，他想他如果從昏睡中醒來，在這沼澤裏，他可以從植物上看出是幾月幾日，不會等錯在兩天之外。紅尾鳥到處飛著；不久那優美的蠟嘴鳥也出現了，它那鮮豔的猩紅色非常刺眼，“使一個冒失地看它的人不得不拭眼睛”，它的聲音優美清脆，梭羅將它比做一隻醫好了沙啞喉嚨的鶯。不久他聽到一種啼聲，他稱那種鳥為“夜鳴鳥”，他始終不知道那些是什麽鳥，尋找了它十二年，每次他又看見它，它總是正在向一棵樹或是矮叢中鑽去，再也找不到它；隻有這種鳥白晝與夜間同樣地歌唱。我告訴他要當心，方一找到了它，把它記錄下來，生命也許沒有什麽別的東西可以給他看的了。他說："你半生一直尋找而找不到的東西，有一天你會和它迎麵相逢，得窺全豹。你尋它像尋夢一樣，而你一找到它，就成了它的俘虜。"
他決定研究自然史，純是出於天性。他承認他有時候覺得自己像一條獵犬或是一頭豹，如果他生在印第安人之間，一定是一個殘忍的獵人。但是他被他那麻省的文化所約束，因此他研究植物學與魚類學，用這溫和的方式打獵。他與動物接近，使人想起湯麥斯·福勒關於養蜂家柏特勒的記錄："不是他告訴蜜蜂許多話，就是蜜蜂告訴他許多 話。"蛇盤在他腿上；魚遊到他手中，他把它們從水裏拿出來；他抓住山投鼠的尾巴，把它從洞裏拉出來；他保護狐狸不被獵人傷害。我們這自然學家絕對慷慨，他什麽都不瞞人：他肯帶你到蒼鷺常去的地方，甚至於他最珍視的植物學的沼澤那裏——也許他知道你永遠不會再找到那地方，然而無論如何，他是願意冒這個險的。
他知道幻想的價值，它能夠提高人生，安慰人生；他喜歡每一個思想都化為一種象征。你所說的事實是沒有價值的，隻有它的印象有價值。因為這緣故，他的儀表是詩意的，永遠惹起別人的好奇心，要想更進一層知道他心靈的秘密。他在許多事上都是有保留的，有些事物，在他自己看來依舊是神聖的，他不願讓俗眼看到，他很會將他的經驗罩上一層詩意的紗幕。凡是讀到《華爾敦》（Walden）這本書的人，都曾記得他怎樣用一種神話的格式記錄他的失望——
"我很久以前失去一條獵犬，一匹栗色的馬與一隻斑鳩，至今仍舊在找尋它們。我向許多遊曆的人說到它們，描寫它們的足跡，怎樣喚它們，它們就會應聲而至。我遇見過一兩個人曾經聽到那獵犬的吠聲，與馬蹄聲，甚至於曾經看到那斑鳩在雲中消失；他們也急於要尋回它們，就像是他們自己失去的一樣。"
他的謎語是值得讀的。我說老實話，有時候我不懂他的辭句，然而那辭句仍舊是恰當的。他的真理這樣豐富，他犯不著去堆砌空洞的字句。他題為"同情"的一首詩顯露禁欲主義的重重鋼甲下的溫情，與它激發的理智的技巧。他古典式的詩“煙”使人想起西蒙尼地斯，而比西蒙尼地斯的任何一首詩都好。他的傳記就在他的詩裏。他慣常的思想使他所有的詩都成為讚美詩，頌揚一切原因的原因，頌揚將生命賦予他並且控製他的精神的聖靈——
我本來隻有耳朵，現在卻有了聽覺；
以前隻有眼睛；現在卻有了視力；
我隻活了若幹年，而現在每一刹那都生活；
以前隻知道學問，現在卻能辨別真理。
尤其是在這宗教性的詩裏
其實現在就是我誕生的時辰，
也隻有現在是我的壯年；
我決不懷疑那默默無言的愛情，
那不是我的身價或我的貧乏所買得來，
我年輕它向我追求，老了它還向我追求，
它領導我，把我帶到今天這夜間。
雖然他的作品裏說到教會與牧師有時候語氣很暴躁，（但）他是一個稀有的溫柔的絕對信奉宗教的人，無論在動作或是思想上，他都絕對不會褻瀆上帝。當然，他獨創一格的思想與生活使他孤立，與社會上的宗教形式隔離。我們不必批評他這一點，也不必認為遺憾。亞裏斯多德早已解釋過，說：“一個人的德性超過他那城市中其他的公民，他就不複是那城市的一部分了。他們的法律不是為他而設的，因為他對於他自己就是一種法律。”
梭羅是最真摯的；先知們深信道德的定律，他聖潔的生活可以證明他們這種信仰是有根據的。他的生活是一種肯定的經驗，我們無法忽視它。他說的話都是真理，他可以做最深奧最嚴格的談話；他是一個友人，他不但知道友誼的秘密，而且有幾個人幾乎崇拜他，向他坦白一切，將它奉為先知，知道他那性靈與偉大的心的深奧的價值。他認為沒有宗教或是某種信仰，永遠做不出任何偉大的事；他認為那些偏執的宗派信徒也應當牢記這一點。
他有種傾向，要放大這一刹那；眼前的一個物件或是幾個綜合的物件，他要在那裏麵看出一切自然界的定律。有些人沒有哲學家的觀察力，看不出一切事物的一致性；在他們眼光中，他這種傾向當然是可笑的。在他看來，根本無所謂大小。池塘是一個小海洋；大西洋是一個大的華爾敦池塘。每一件小事實，他都引證宇宙的定律。雖然他的原意是要公正，他似乎有一種思想縈繞於心，以為當代的科學自命它是完美的，而他剛好發現那些有名的科學家忽略了某一點，沒有鑒別某一種植物種類，沒有描寫它的種子，或是數它的花等。
他的天才如果僅隻是沉思性的，他是適於這種生活的；但是他這樣精力旺盛，又有實際的能力，他仿佛天生應當創造大事業，應當發號施令；他失去了他稀有的行動力，我覺得非常遺憾，因此我不得不認為他沒有壯誌是他的一個缺點。他因為缺少壯誌，他不為整個的美國設計一切，而做了一個采漿果遠足隊的首領。
植物學者知道有一種花——我們那種夏季植物，叫做"永生花"的，與它同是"菊科"——生在提樂爾山上的危崖上，幾乎連羚羊都不敢上去，獵人被它的美引誘著，又被他的愛情引誘著（因為瑞士姑娘們非常珍視這種花），爬上去采它，有時候被人發現他跌死在山腳下，手裏拿著這朵花。植物學家叫薄雪草，但是瑞士人叫它Edelweiss，它的意義就是"純潔"。我覺得梭羅仿佛一生都希望能采到這植物，它理應是他的。他進行的研究，規模非常大，需要有極長的壽命才能完成，所以我們完全沒想到他會忽然逝世。美國還沒有知道——至少不知道她失去了多麽偉大的一個國民。這似乎是一種罪惡，使他的工作沒有做完就離開了，而沒有人能替他完成；對於這樣高貴的靈魂，又仿佛是一種侮辱——他還沒有真正給他的同儕看到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就離開了人世。但至少他是滿足的。他的靈魂是應當和最高貴的靈魂做伴的；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學完了這世界上一切的才技；無論在什麽地方，隻要有學問。有道德的，愛美的人，一定都是他的忠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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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注：Edelweiss 就是《音樂之聲》中所唱到的“雪絨花”。括號中的單個字是我加的，這樣似乎顯得更通順一些。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是美國自然學家、散文家，愛默生的摯友。他的 Walden （在上文中譯為《華爾敦》，現在通常譯為《瓦爾登湖》）與 Civil Disobedience （中文譯名為《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是美國散文史上的重要篇章。Civil Disobedience 對後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有重大影響。以上這篇文章是愛默生在梭羅葬禮上的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