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錄《暗處》之 自卑（2）

2

在親子關係的一端，父母親用自己的價值觀來對我的能力和前途進行宣判；在這個關係的另一端，我完全認同他們的宣判是世間唯一權威的宣判。父母從未想過我有權利或能力擁有自己獨立的判斷，我也從未想過我有權利或能力擁有自己獨立的判斷。

我把父母親的不滿看得很重，所以後來我每次在家裏見到成年人上門來訪就緊張。我努力去按照父母的意思去做，表示禮貌、叫他們叔叔、阿姨。但從沒覺得很自然，麵部肌肉大概也很僵硬，在打過招呼之後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交流 – 一方麵，我本來就與他們無話可說，情緒緊張時就更無話可說；另一方麵，父母親的客人們來訪是心裏有事，也沒有興致把自己的身段降低到孩子的水平來跟我說話。我每次在這樣的場合都為自己的拙劣表現而羞愧。

父母對我的修理因何如此成功、讓我那樣乖乖地做自己不想做的事，那已經在我的記憶能觸及的邊緣之外，我隻能從一些間接的跡象中來推測。一個相關的回憶是母親臉上總是陰沉的臉色。那時我很羨慕周圍別的孩子的媽媽們臉上那種放鬆的表情，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在母親那裏感到的威懾的佐證。另一個相關的回憶是，直到我已經四十多歲時，他們向我兜售他們的佛教信仰時仍然沒有任何質疑和討論的餘地。我隻要提出任何一點疑問或不同意見，母親的臉色馬上就變得極為難看。由這些回憶，我推想母親年輕時候也經常用這樣難看的臉色來對付她的這個一張白紙、剛剛開始有意識活動的嬰兒。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事情的表麵是父母親對我的修理，而事情的本質可能是我自己對自己的修理。用榮格的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的理論來解釋，跟成年人寒暄是我的內心深處不願意做的事，這個意願是我的第二人格的一部分，但驅使我的第一人格的是我的強大無比的求生欲，我的囁囁喏喏的第二人格根本不是它的對手。

我的第一人格中的一個重要成分就是好學生情結 – 不僅要在書本知識上當好學生，還要在父母對我的成為八麵玲瓏者的期望上當好學生。在任何一個科目上得不了一百分，我就會自責、自卑。

我的兩個人格的衝突持續了多年：強勢的第一人格完全不接受那個第二人格的合法存在，但我的第二人格雖然弱小、許多年中都找不到東南西北，卻並沒有因為被打壓而自行消失，因為它是我的生命中與我最親近的一部分。

我是個孩子，會不會給成年人打交道本來對我並不重要，但我不知道我有作出這樣的獨立判斷的權利，所以我真的認為自己在社會上沒有生存能力，這給本來就膽小的我的心頭又壓上了一塊巨石。我那時就已經背上了榮格所說的“父母親想過而沒有過上的生活” 的包袱，達到父母的期望成了我心目中人生的最高價值。問題也由此而生：我把父母親當成了英雄、上帝、宇宙間唯一真理，而我是他們眼中的弱者，我能感到他們看著我時的焦慮和憐憫的眼神。我的好學生情結驅使我每門課都想要考一百分，但我在達到父母親期望值的課上永遠是個不及格。

記得到了小學高年級後，我再聽到父母親誇我是聽話的好孩子時不再覺得自豪了。我從這誇獎中聽出了憐憫和焦慮。我知道他們更欣賞那些有野性、敢在規則的邊緣遊走的孩子，認為這樣的孩子才是地球的繼承者。

我感覺反駁他人其實也是一種與自己的交流：當我在把心中所想付諸言語時，我就開始把附體於自己身上的那些情緒和欲望拿到視野中端詳，我的困擾就有可能從附體的巨大邪靈縮小為我的視野中的一塊石頭。反駁的結果能否迫使對方退讓倒並非這個過程的最重要的結果。不知道反駁，就會被“邪靈”一直附體下去，這就是在我這裏發生的情景。

父母親到了中年時開始後悔自己一輩子吃衙門飯的職業選擇 – 但嚴格說來，他們並沒有做過選擇；他們隻是碰巧被命運的大浪卷到了那裏。他們開始羨慕那些靠技術吃飯的。我猜想，衙門裏的工作不過是處理繁文縟節和弄權，他們在這些事上看不到自己的生命意義。

假如他們走的是靠技術吃飯的路，我想象他們會生活在一個權力鬥爭沒那麽險惡、知識和專業能力受到尊重的環境中，這不僅會讓他們自己更如魚得水、沒有那麽嚴重的不如人的自卑，而且他們對我的書呆子氣可能會是另外一種態度。其結果，我可能就會沒有這樣自卑，就會在人生的各種岔路口處作出不一樣的選擇，而走上一條與現在不同的路。

在我的這些經曆中，自卑與焦慮似乎如影隨形，不可分割。但我感覺它們也有不同：焦慮隻是我一個人的事，或者說，是因我與我對自己的期望值之間的比較而生；自卑則是因我與他人的比較而生。焦慮是一種個人行為，自卑是一種社會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