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如照鏡子。從三十歲開始的那幾年的閱讀中學到了幾個對我了解自己大有幫助的概念。第一個是在《習慣》中讀到的獨立,它馬上讓我想到,從有知覺開始,我就隻是父母親的一個附件、是周圍眾人的一個附件。我總想著要取悅於所有的人,不知道要為自己的城堡設防。我每天都是按照父母、學校、社會為我設立的價值標準生活,從未把這些價值擺在我的麵前比較、選擇、認可。
我想有兩個原因塑造了我這樣的認知模式:首先是我的恐懼、焦慮、不安全感。這讓我不敢與周圍那些比我更強大的人物和觀念對峙。其次是我壓根不知道人還可以有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的可能性。
上大學時,每次看到有人公開抗拒有權者 – 最震撼的一次是八九年天安門運動 – 我都覺得既興奮、又替他們緊張。我想這說明了那時我對自己在世界中的角色的定位:既不滿這種用權力來維持的秩序,又覺得反抗隻會招致自我毀滅。
第二個對我有幫助的概念是克裏希納穆提提到的拐杖 (crutch)。克氏年輕時即有智慧,被信眾們推舉為教主,但不久即解散其組織,稱自己不想再做大家的拐杖。拐杖的比方給我印象深刻,讓我想到:別人的價值標準對我的用途正如拐杖。我一直是靠拐杖來行走,以至於我自己的雙腿慢慢退化。拐杖一旦丟失,我就再也走不了路。在大學校園裏,我已經到了獨立生活的年齡,但我是靠著父母和老師對我的期望來前行,並不知道獨立意味著什麽。其實那時我的心中已經隱隱在懷疑自己學的這些東西到底對我有沒有意義,但從沒有鼓起過勇氣正麵麵對這些懷疑。我也幻想過去做一些與學術毫不相幹的事業,如開公司賺大錢 – 那時是1990年代,中國正處於全民下海經商的狂熱之中 – 但也從未鼓起過勇氣,想要把這些幻想從我那封得緊緊的瓶子裏拿出來接觸一下現實的空氣。
我那時的慢性焦慮,除了是小時候的恐懼留下來的後遺症,我想另一個原因就是我在做的事是別人給我指定的事,而非我自己想做的事。比如我在大學畢業時對未來前途的焦慮,看起來,我是在為飯碗沒有著落而焦慮,實際上,我是在大學校園裏習慣了用拐杖行走,不知道在離開校園後該如何自己行走。就像那時我在無法入睡的時候會覺得是周圍的各種響動吵到了自己,但這些響動都不是我睡不著的真正原因。
第三個概念是心理學中的自我 (ego) - 我的理解是隻屬於我自己的這樣一片領地、一座城堡。我想獨立就是知道自我的疆界在哪裏;知道要抵禦外部世界對它的侵擾;知道要自己為疆界之內的所有東西負起責任、作出決定、為這些決定承擔一切後果。
知道了自我的疆界在哪裏,就分辨出了內在與外在。人生在世,會接到許許多多的來自這條疆界之外的要求。我一路走來時努力做父母的好孩子、老師的好學生,盡了最大的努力來滿足來自外部世界的要求,卻完全沒有聽到來自這條疆界之內的許多要求。
回憶起這些事時,我開始羨慕我的兄長和兒時左鄰右舍的那些孩子:他們知道反抗父母,所以他們的自我沒有被損毀得那樣嚴重。我的兄長從小在外祖母家長大,與我小時候的成長環境很不一樣。據我所知,精明能幹而內心悲苦的外祖母在中年時與母親的繼父相識,二人情投意合,結為連理。有了新家庭後,外祖母後心中舒暢,而且繼父有文化、收入穩定,兩個人又對兄長視若掌上明珠。我從這些事情猜想兄長在十歲回到父母親身邊時已經有了一個堅固的自我。雖然母親想盡辦法軟硬兼施來馴化他,由此也引發了無數的衝突,但他的自我已經堅不可摧。
正常發展的兒童在開始說話時就在宣示自我的存在。母親要求他做什麽事時,他響亮地回答:不!在我的記憶中,我幾乎從來沒有過向父母說不的時候。
後來我在自己為人父之後,每次孩子們奮起挑戰我的權威,我不僅不會怒火上升,而且還會心生欣慰 – 我害怕他們找不到自我,跟我小時候那樣。
第四個概念是權利。權利的概念讓我想到,一個國家的獨立意味著她自己有權利決定自己疆界之內的事、有權利拒絕那些來自於疆界之外的要求,而一個人的獨立也該是如此:我有權利拒絕別人對我的要求、有權利活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想起曾經讀到的一些文章,說權利這個詞在中國古漢語中並不存在,所以清代學者在把這個詞翻譯成中文時費了許多躊躇。從我的經曆來解讀,古漢語中沒有權利這個詞是因為養育我的文化中從來沒有過權利這個概念。我的父母親不懂得他們自己有權利,這就是為什麽他們終生生活在恐懼中,並且為這樣的生活感到滿意。他們也不懂得我有權利。當我在他們這樣的影響之下長大時,我也不懂得自己有權利,這就是我的前三十年為什麽一直生活在恐懼中。
但是即使父母親知道了自己有權利,問題也沒有這麽簡單,因為掌握了他們命運的那些人不認為他們有這些權利,他們要想捍衛自己的權利就需要鼓起勇氣抗爭,而他們沒有這樣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