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批評國進民退導致了社會效率的損失。他說國有企業很多不是按照市場的邏輯做的,它的很多資源獲得不是因為他給別人帶來幸福,而是因為有某種特權,尤其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競爭當中是非常不平等。國有企業要把民營企業兼並掉,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效率損失。“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競爭好比皇帝和大臣下棋,大臣要贏很難,又不敢贏,贏了麻煩更大,每次都是皇帝贏了。”張維迎說道。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常務理事茅於軾認為,公有製產生不出合理的價格,無法避免效率低下的問題。國際上有一些公有製企業非常好,但隻有在私有製的汪洋大海中才能產生。國有企業管理的問題同樣難以解決。茅於軾看到了國企的矛盾,他說最早的時候國有企業的利潤百分之百上交了,但是企業沒有賺錢積極性,所以企業幹脆自己先花了,把成本擴大。後來因此改了說幹脆不上交,國企有了賺錢的積極性,但又不上交了。當然,國有企業並不是中國經濟問題的全部。慧聰網董事局主席郭凡生認為,民營企業也應該在自身反省和提升中發掘新的增長動力。民營企業早年的競爭對手是國有企業,很容易在市場競爭中獲勝,但是現在麵臨的環境已經不同了,對手主要是發達國家的私有企業,因此需要新的思維。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陳誌武認為,我國09年財政稅收相當於4到5億城鎮居民一年收入,政府機構掌握這麽多社會資源,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很大,對於錢如何花不能不有所約束。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認為,除了政府掌握太多資源之外,納稅人話語權也是問題。財政體製的對應關聯最重要的應該是老百姓和政府,但是我們現在的財政體製主要對應的關聯變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老百姓說不上話,監督不了財政體製。政府掌握太多資源並不一定是件好事。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薛兆豐認為,政府應該減肥,很多聲音呼籲政府要多介入社會和經濟領域,但是政府本身不是一個省油燈,這是由它的本質決定的。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建議對政府收支進行限製,設立兩條紅線:每年政府的全部收入不得超過GDP的30%,國家行政公務支出比例不超過20%。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認為,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現在60年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很多值得反思的問題基本上沒有變化,就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沒有把自己當成發展的目標,而是把國家發展或者去超過別人當成我們的目標。茅於軾則表示要追求有質量的GDP增長。同樣的GDP增速,分配是比較平均還是隻是平均給了富人?比較公平的分配就是比較好的GDP,GDP質量是好的。此外他也建議關注通貨膨脹造成的不同人群的利益分配問題。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給中國的建議中,都認為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根據陳誌武的測算,中國的銀行存款利息比應該有的利息水平大概低兩個百分點,企業貸款利率低了1.5個百分點。這樣所產生的效果等於老百姓一年幾十萬億儲蓄,每年少拿幾千億到一萬億利息收入,相當於把老百姓儲蓄應有收益轉移到國有銀行,再進一步轉移到國有企業、地方政府那些工業“鐵公基”項目更多投資。茅於軾建議開放金融業,因為中國的金融業沒有能力把低利息的錢變成高利息,所以大家的存款隻能享受2%的利率。而同時另外民營企業家很需要錢,著急得不得了,這就是目前中國金融業的狀態,茅於軾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國家壟斷。除了利率,資本市場中小股東利益得不到保護的頑疾仍深受嘉賓關注。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吳曉求表示,權重股東不創造價值的,也不承擔風險,通過各種關係要成為所謂的新股東,唯一的目的是獲取高額的製度回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曹鳳岐認為,如果中小投資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市場難以長遠發展。他說,如果把這個市場看成一個長期投資市場、給投資者回報的市場,這個市場就可以發展。“你要是完全向市場拿錢,而不管投資者,這個市場怎麽發展呢?”隨著房價越漲越高,宏觀調控一次次失敗,房產稅被輿論認為是能使房價有效下降的最後一隻靴子。但不少專家認為不宜對此期望過高。華遠集團董事長任誌強認為,在供求關係占主導的情況下,征收房產稅不會改變房價問題。“人們期待落下來一隻靴子,但實際上落下來的是一隻襪子,誰也打不著。”北京師範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董藩表示。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夏斌認為房地產調控需要耐心。夏斌表示,中國房地產市場不整治,中國經濟肯定要出事,整得狠了也要出事,必須花兩三年時間逐步去解決。調控的方向就是使房地產慢慢走向健康發展方向,所謂健康發展就是,放房子是為了住,而不是像炒股票一樣的投機。在2011年網易經濟學家年會(NAEC)上,來自全球的經濟學家針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業、通脹以及世界經濟增長前景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與會專家認為,世界經濟形勢仍不樂觀,而中國在經過過去兩年的投資膨脹之後,今明兩年將會收縮,中國也將麵對更大的麻煩。2011年剛剛來臨,在新的一年裏,中國應該保持怎樣的發展速度?與會經濟學家發表了精彩的觀點。“如果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是6%,相信日子會更加好過一點。”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張維迎(博客)在演講中這一觀點,引起了與會嘉賓的熱烈討論。對於中國GDP的增長,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指出,中國需要幸福的GDP,從這個角度看,GDP應該適當降下來。要保持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GDP不能再像前兩年那樣的兩位數增長,此前動輒兩位數的增長,不僅中國承受不了,世界經濟也承受不了。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博客專區)常務理事茅於軾(博客)認為,GDP有質量好壞的區別,公平分配財富的GDP就是比較好的GDP,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消耗資源的GDP是在借子孫後代的財富來發展。相對於GDP,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常務理事茅於軾更關心失業率的問題。他認為,中國和美國評價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是不同的,美國更側重於失業率,而中國更側重於GDP的增長。他表示,社會產生的財富如何分配就是評價GDP質量的一個指標,而失業率又是考慮財富分配是否公平的一個重要指標,但中國目前僅有登記失業率,並沒有真實的失業率指標。張維迎則對中國過度依賴政府創造就業的現狀表示擔憂。他表示,從曆史經驗看政府可以創造短期就業,但長期可能帶來更多的問題。“我懷疑今年到明年我們經濟會有比較大的麻煩,因為2009年和2010年我們想創造更多的就業,但卻可能給下一步增加就業機會帶來很大的障礙。”張維迎認為,政府應該考慮更長遠一些,就是讓企業家創造更好的就業機會,這比簡單依靠政府政策要好。對於中國目前熱議的通脹問題,中外經濟學家的看法各有不同。2010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克裏斯托弗·皮薩裏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表示,“如果說我是中國央行,我壓根不會擔心這個通脹率的問題。”在他看來,如果經濟不增長但同時通脹嚴重才會比較糟糕。而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在保持較高的水平,GDP增速實際上是通脹率的三倍左右,有很多的支出盈餘。所以說,中國即使通脹率達到5%都沒有問題。他強調,對於中國央行而言,真正問題在於支付盈餘,中國用這些錢借給美國,歐洲,支持美國和歐洲支付他們的財政赤字,這樣大量存錢再大量借貸出去是需要解決的。這也會導致通脹問題。在夏斌看來,中國的通脹隻是表麵問題,實際上它反映的是中國經濟長期不可持續增長的問題。如果中國增長方式不改,結構不調整,這個局麵仍然難以改變。在經過一係列的經濟刺激政策之後,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將會走向何方?2010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戴爾·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的看法比較悲觀。他認為,美國失業率還是在9.5%到10%之間,產品服務需求還沒有恢複,利率下降實際上是權宜之計,未來不確定性因素還很多,美國經濟不會在短期內明顯複蘇。在克裏斯托弗·皮薩裏德斯看來,目前的歐盟債務危機是值得警惕的。目前西班牙政府有很高的債務,如果不解決的話,可能在長期還會帶來更多問題。如果西班牙像希臘一樣垮台,很可能歐元區就垮台了,因此歐盟必須挽救西班牙。對於中國經濟的前景,張維迎認為,政府的很多行為都會加劇投資波動。中國在沒辦法維持過去兩年的投資膨脹後,今明兩年將會收縮,經濟會簫條,失業會增加。這是今明兩年中國可能麵臨的較大麻煩。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張維迎今天表示,他仍堅持建議將2.8萬億外匯儲備分給老百姓這個觀點。他表示,太多資產控製在政府手裏,不利於國有企業效率的提高。張維迎是在2011網易經濟學家年會(NAEC)上做出上述表示的。此前,張維迎曾說,“我們國家現在有太多的財富集中在政府手裏,應利用此次危機推動改革,將國有上市公司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給老百姓,給百姓一隻下蛋的母雞。現在國有資產是15萬億,如果拿出40%就是6萬億,財富效應非常明顯。”張維迎甚至還建議,這筆財富可以根據收入水平來分配,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農村人給兩份,城裏人給一份,或者富人給一份,窮人給兩份。他認為,國家將一部分財富分給老百姓,不僅短期來講可能引來財富效應,長期來講,還可以使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