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中國可以用外匯儲備做很多事，包括到歐美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如亞非和拉美，去購置很多戰略性資源。
特別是對這次受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打擊比較大的國家，中國政府可以向他們提供援助，去買資產或者證券，同時，要像巴菲特那樣跟這些國家的政府進行巧妙的談判，要求它們對中國的商品、對中國的企業進一步開放
這是全球經濟連續幾周內惟一的關鍵詞。當這場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進入一個危急時期，美國和歐洲各國政府開始頻頻重磅出手，以挽救本國脆弱的銀行機構和脆弱的市場信用。動用資金的力度，近乎一個國家大部分的GDP收入。資本主義莫非要走上國有化的社會主義道路了？這背後有什麽樣的根源？孕育著怎麽樣的風險？
當全世界眼巴巴望著中國來充當他們的“救市”主時，這對中國是天降大任呢，還是一個可怕的、更大的金融陷阱？在這個內憂外患的時期，麵臨出口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中國又將如何自救？
“長遠地說，這場危機對中國是個好事。”在回答本刊記者提出的這些問題時，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陳誌武表示了樂觀的態度。“如果中國政府處理得好、做出非常有遠見的決策的話，中國會是這次金融危機中的最大贏家。”
政府救市，
不是要把民間力量從行業中擠掉
人物周刊：現在，美國、英國等國政府紛紛出手救自己國內銀行等金融機構，動用巨額資金。這可能會引發什麽樣的新問題？
陳誌武：一定會出新問題。譬如，美國政府的公債約為GDP的71%，西歐國家的公債也都在60%左右。這些國家的政府給銀行提供全方麵的擔保，注資使之成為國有持股銀行，銀行存在的呆壞賬將轉變為國家財政赤字，最後有可能轉變為國家的財政危機。一旦財政危機出現，政府就沒有太多選擇了，或者大規模加稅，或者犧牲未來的經濟建設機會去供養財政赤字和國債。最後，這又反過來決定這些國家的經濟到底能不能繼續增長，失業率能不能夠降低等等這些經濟問題，會阻礙這些國家的進一步發展。
隻是現在到處都是火，先救火再說。
人物周刊：凱恩斯的國家幹預政策重新抬頭，金融等產業的國有化趨勢，會對歐美發達國家未來的經濟體製產生怎樣的後果?
陳誌武：對美國來說，入股銀行、救市隻是過渡性的安排。美國曆史上也多次這樣做過，最近的一次是1984年，當時美國的第7大銀行——“大陸伊力諾依銀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在德州等地呆壞賬太多，出現潛在的擠兌危機，結果，聯邦政府接手其80%的股份；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政府也接管過很多銀行，其中規模最大的要數1932年由聯邦政府成立的“國家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它不僅給處於危機中的金融公司提供貸款，而且花了13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2000億美元）買了近6000家私人銀行的股份。
但是，美國的救市或者由國家控股私人企業，有兩個特點：其一，隻是在危機出現並且其他補救方式都無效時，政府才出麵，目的不是要由政府接手並由政府經營企業、銀行，不是與民爭利，也不是通過政府經營來實現“均貧富”，隻是解決危機；其二，一旦危機過去，市場信心恢複並進入正常運行後，美國政府就從那些國家持股的銀行、金融機構或企業中淡出，將股份轉售給私人或私營企業。這種救市所引起的國家持股，跟當年中國和蘇聯進行國有化的出發點是完全不一樣的，不是由國家把民間力量從行業中擠掉，而是在危機時為民間市場力量提供援助。
我們今天看到美國、歐洲所盡力做的，隻是3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重現，沒有其他方麵的調整。
為什麽會如此呢？這是不是否定市場經濟的理念呢？肯定不是。沒有了解人之本性的人會認為這證明計劃經濟、國有經濟是人類的重新選擇，我們以前的教訓、前蘇聯的教訓都告訴了我們這一點。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沒有人會天真到以為今天還能像100年、200年前那樣能有一個沒有政府影子的絕對自由市場。在傳統社會以村、以局部地區為核心的市場中，由於各地市場相互影響小，一地市場出了問題，即使沒有政府幹預市場，後果再嚴重也危害不到全社會。現在，不管是一國之內，還是跨越國界，各地區市場都已被整合到一起，特別是隨著全球化的深化，金融市場已不是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分割市場，而是真正國際化了的市場。在這種時候，如果一個市場因信息過多地不對稱而引發信心危機，並全麵崩盤的話，它將對整個世界經濟和社會形成前所未有的震蕩，這涉及到太多的公眾利益。
國家在市場中必須承擔維護產權和契約權益的責任，必須建立和維護市場所需要的製度架構，此外，當意外市場事件威脅到太多公眾利益時，政府有責任出麵保護公眾利益。相比過去，政府介入恢複信心的必要性確實高了很多。
當然，如果政府幹預救市，會帶來很大的道德風險，這也是代價，也會很大。這就是為什麽現代社會裏政府的作用和角色大了很多，但權力增加很多的同時，對權力進行監督製約的必要性也大大增加，因此，就出現了現代憲政民主製度，這些同步發展不是偶然的。我們必須看到，在關鍵時候，政府不救市會有很大社會成本，但救市有好處、也有道德風險，兩害相權究竟誰重、誰輕？由誰來判斷？做出判斷的人是否公正客觀？是否有可靠的製度架構保證其公正客觀？所以，政府可以在市場關鍵時候起重要作用，但是必須在問責架構下幹預市場。
為何亞洲不能靠本國內需發展？
人物周刊：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風波對亞洲有多大影響？亞洲最大的受害者是誰？中、印等新興市場國家呢？對那些實行開放式金融市場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呢？
陳誌武：這次金融風暴對亞洲地區的金融體係總體影響有限，隻有少數銀行受到衝擊，包括日本受到的直接影響到目前還有限，香港金融市場是受影響最大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亞洲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是以銀行為主體的金融體係，銀行之外的資本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都不發達，像企業債券、金融公司發行的債券，不管是在香港地區還是在日本，在中國還是在新加坡，都不是很發達。企業融資仍然以銀行貸款為主，再就是股市。
正因為如此，不管是亞洲商業銀行還是其他金融機構，總體上很難獲得很高的借貸杠杆率，其金融交易結構也很簡單，金融交易複雜度非常有限。比如，中國的銀行業收入近90%是靠放、存款的利息差而得到，說明它們還基本停留在傳統的銀行存貸業務上。
人物周刊：這些年來，亞洲的新興市場國家一直在努力納入全球金融市場。這次危機的發生，是不是使得“金融開放”再次成為一個值得懷疑的命題？
陳誌武：我不這麽認為。首先，為什麽亞洲國家都隻能夠以製造業為主並且都靠出口市場，而不是靠本國的內需發展？這和金融行業不發達關係非常大。到目前為止，雖然日本、韓國的製造業上非常出色，但在製造業帶動經濟增長之後，都沒能實現從生產帶動型到消費帶動型經濟模式的轉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的金融體係都是以相對傳統的銀行業為主體，而不是更廣泛地涉及到個人消費借貸、個人住房借貸、企業借貸的債券市場，融資能力和金融交易的深度都沒有上升到足夠高的層麵。
其結果之一是亞洲國家普遍儲蓄率很高。個人和企業無法通過不同的金融交易把未來的不確定性、把未來的風險規避好，因此，個人、家庭和企業無法放心大膽地消費，而是更想到儲蓄。(
在金融市場、各種債券市場不發達的情況下，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是依賴非常高的儲蓄率從事製造業，為西方發達國家提供大量便宜的製造品和消費品，而自己本國的消費難以上去，這種靠出口、靠製造、靠生產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是亞洲最普遍的模式。
如果要降低對出口的依賴度，就必須鼓勵金融創新，包括金融開放。
這次金融危機
給中國下一波發展送了一份大禮
人物周刊：目前的“全球救市”會對中國近一兩年的經濟有多大的直接益處？
陳誌武：最直接的好處是，使這些國家接下來的經濟不會變成大蕭條。所以，盡管下麵兩年，我國的出口增長肯定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但是，因為各個國家政府聯合起來救市，就使得中國出口市場的增長速度不至於出現急刹車，這當然為中國經濟提供了支持。
人物周刊：中國該充當怎樣一個角色呢？有人認為，我們和美國是拴在一起的螞蚱，如果美國國債大跌，對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的中國一點好處都沒有，所以，我們要伸出援手，譬如買入更多美國國債。
陳誌武：很多人對這個問題存在誤解。在中國的2萬億左右外匯儲備中，6000億美元為美國政府的各種國債，4000億美元左右為“兩房”的住房按揭貸款債券。在美國政府接手“兩房”後，實際上，這些住房按揭貸款債券中相當多的都已經變成了跟政府公債信用度同樣高的債券。在過去三周裏，美國政府的公債和那些有政府直接擔保的按揭貸款債券普遍都在升值。因為在股市以及其他證券市場出現危機後，投資者都把政府公債看作避風港，把錢從股市等轉投政府公債市場，結果，美國政府公債價格不斷往上升，以至於三個月到期的、五六個月到期的公債利息幾乎等於零。
所以說，到目前為止，很多媒體擔憂的問題並不存在，中國投入美國政府公債的外匯儲備總體上沒有受到損失，反而還升值了不少。相比之下，如果外匯管理局從今年初把外匯儲備放到黃金、石油或者其他金屬和資源上麵，那麽，這幾個月就虧慘了，損失會很多，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價格都跌了一半以上。
當然，美國政府接下來財政赤字肯定會增加很多，要增發很多新的公債，這些債券的價格幾乎很難避免往下跌的趨勢。在這個時候，中國應該做一些外匯資產組合，從美國政府公債裏麵撤出一些錢，去買些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企業股權，現在很多公司的股票價格跌得很慘，有巨大的長久投資價值。另一方麵，可以去買些石油等大宗商品資源和礦產資源，這個時候價格非常合算，機會難得。
人物周刊：可是中國的金融機構現在謹慎多了。中國的主權投資基金在海外做的投資很失敗，中投就虧了不少。如果要“抄底”，我們需要特別警惕什麽？
陳誌武：我們看看巴菲特，他現在趁這個機會去買高盛、GE的股份，不僅價格低，而且還能提這個條件、那個條件。他的技巧就是——等你最需要錢的危急時刻去找他時，他能很快給你錢，但是給你的條件也非常苛刻，必須按他的要求來簽約。
在這個時候，中國可以用外匯儲備做很多事，包括到歐美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如亞非和拉美，去購置很多戰略性資源。特別是對這次受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打擊比較大的國家，中國政府可以向他們提供援助，去買資產或者證券，同時，要像巴菲特那樣跟這些國家的政府進行巧妙的談判，要求它們對中國的商品、對中國的企業進一步開放。
中國金融行業的朋友抱怨了好多年，說美國沒有給中國的銀行和金融企業同等待遇。但是，現在美國需要中國的外匯儲備支持。在這個時候，應該進行談判，提出新的條件，至少要求美國的能源行業和金融行業對中國企業進一步做實質性的開放。中國在這個時候不應該把外匯儲備隻做簡單意義上的財務投資，而應該同時要求美國和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商品、資本、資源有更多的讓步。
人物周刊：依您的分析，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而言，其實是個絕好的機會？
陳誌武：我覺得，如果中國政府處理得好、做出非常有遠見的決策的話，從長遠看，中國會是這次金融危機中的最大贏家。今年上半年以及前幾年，大家都抓破腦袋擔憂——中國以後的能源需求怎麽辦？進一步發展的資源需求怎麽辦？這次金融危機把各種大宗商品和資源的價格都往下拉了很多，跌了一多半，這就等於給中國下一波發展送了一份大禮，如果沒有這次金融危機的話，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怎麽會降得這麽快、幅度這麽大？
所以說，盡管中國的出口行業接下來的兩年裏可能受到非常大的衝擊，整個經濟也會因此受打擊，但是，總體上，第一，大宗商品和資源性商品價格下降，把中國接下來的經濟增長成本砍掉了很多；第二，從長遠來說，因為全球經濟的衰退，使得中國在經濟增長模式上必須從出口依賴型轉為內需驅動型，由國內消費來帶動未來的經濟增長。這次全球的經濟衰退在未來兩年肯定會給中國的改革帶來新的壓力。
從長遠看，這種迫使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壓力不是壞事，如果沒有壓力，就可能沒有根本的變革。如果政府能做出一係列關鍵性改革，兩三年後，中國經濟的內在結構可以得到一些良性調整。
中國經濟模式不得不改變了
人物周刊：現在，中國經濟麵臨著出口下降、股市大跌、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問題。我們該怎麽救自己的這個“市”？
陳誌武：過去，常采用的刺激經濟的做法都是由政府在基礎設施和大工業項目上麵做更多的投入，用這種方式刺激中國的經濟增長，但是，現在中國的基礎設施特別是工業產能已經嚴重過剩，再把很多錢砸到基礎設施和工業項目上，是得不償失的。
中國今年上半年財政贏餘有12000億，還有那麽多國有企業利潤，這麽大的國有資產升值，特別是這麽多國有土地出讓金，相當一部分都應該送給或者是退回給老百姓，特別是以各種方式補貼中低等收入者的醫療開支、教育開支和基本生活開支，這樣，中國的GDP增長在明年、後年全球經濟衰退的困境之下，也能持續下去。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講，推出土地使用權的流通等等這些改革是非常好的，中國經濟接下來應對全球經濟衰退的能力也會因為這項改革提升很多。同時，如果能夠把剩下的國有資產通過國民權益基金股份發給13億老百姓，那更加能夠使得中國的經濟從現在的這種出口導向型轉移到內需驅動型的軌道上。
人物周刊：刺激內需從來就是中國經濟的難題。在如今的形勢下，中國的老百姓更不敢消費了。
陳誌武：這個問題應該從相對的角度看。現在，老百姓的收入隻占中國整個社會收入的一小部分，包括財產性收入在內的更多收入都到了國家手裏，而財政稅收又在高速增長。在這樣的製度安排下，老百姓當然會覺得手頭的錢不夠。再想到未來的醫療、養老和意外事件的保障時，大家當然不敢花錢，消費意向肯定很低。
的確，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壞，老百姓更不敢消費了。但是，在這個基礎上，如果能增加1000塊或1萬塊錢的收入，那麽新增加的收入願意被花掉的百分比跟之前的收入比，會更高一點。所以，政府如果能給企業和個人減稅，同時拿一部分財政收入和國企利潤送給中低等收入家庭，給作為全民所有製下的老百姓所有者分紅，這樣的“雪中送炭”效果會很明顯，會帶動民間消費增長，既幫助中國經濟從下行中走出來，又能促進增長模式轉型。
人物周刊：涉及到土地改革，難度就更大，之前人們議論紛紛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最後對土地改革的決議並沒有達到人們的預期。
陳誌武：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意識形態，來自這類根深蒂固的障礙。這些意識形態不是依據真正的科學方法，不是依據曆史事實和其他國家的經曆。最簡單地說，全世界範圍內，有哪一個富有的國家是通過土地公有富起來的？有哪個內需旺盛的國家是以土地公有、以國有經濟為基礎的？
2001年加入WTO後，中國的外貿出口非常成功，使許多製造品的全球市場份額提升很多，以至於很難再增長了。現在這種WTO紅利快用完了，在全球製造品市場上，中國的市場份額會越來越難以持續上升。本來，這種靠出口帶動增長的模式到去年差不多已經到頭了，恰恰這個時候又碰上金融危機，全球消費需求會全麵下跌。所有因素糾結到一起，我國的經濟模式已經到不得不改變的時刻了。
人物周刊：轉型通常異常艱難，您對此如何保持樂觀？
陳誌武：某種意義上我還是比較樂觀，這次十七屆三中全會盡管最後出來的土地使用權改革版本也許和大家期望的不一樣，但是，不管怎麽說，這是往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這是積極的。這讓我們看到，中國決策層是很務實的。隻要有什麽改革舉措能讓中國經濟繼續增長10年、20年，我相信關鍵的決策者最終會做出那種改革選擇。
過去30年裏，中國的決策者總體上非常務實，我相信改革還會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