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宗清牧師：信仰與文化的再思

信仰與文化的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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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宗清牧師

 

      “信仰與文化”是一個老掉牙的題目，如今再提似乎毫無新鮮感。然而，麵對瞬息萬變的環境，身為二十一世紀的華人基督徒，若要有效地將信仰傳給這世代的人，我們不能不掌握時代的動脈，明白現今文化的語言。因此，「信仰與文化」的課題永遠不會過時。 

       一. 近代曆史的回顧
　　1951 年理查．尼布爾（Richard Niebuhr）出版了他的經典之作《基督與文化》，提出基督信仰與文化之間的五種關係：基督反乎文化、基督屬乎文化、基督超乎文化、基督與文化相成、基督為文化的改造者。尼氏嚐試從教會曆史中闡述他的立論。他雖然認為，文化應指人類活動過程的總成果，但他的講法不免偏向僅以社會風尚、世俗潮流、意識形態、或哲學概念來代表文化。尼氏的分法固然並不足以涵蓋信仰與文化之間全部可能的關係，然而他的書卻刺激了教會界，再次重視這個曆久彌新的課題。
　　不久之後，語言學家奈達（Eugene Nida）寫了《習俗與文化》（1954）、《信息與宣教》（1960）、《跨越文化的宗教》（1968）三本書，來探討文化和宣教的關係。第一屆世界洛桑會議於1974 年七月在瑞士的洛桑召開，會中阿根廷學生工作主任帕迪拉（Rene Padilla）批評某些宣教士所傳播的不是「純正的福音」，而是帶著濃厚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他的言論使與會者不能再漠視福音和文化的問題。三年半後，福音派的神學家、聖經學者、和宣教學者共三十三位聚集於百慕達的柳岸（Willowbank in Bermuda，1978），針對福音與文化的六大方麵課題再展開熱切的討論：啟示、釋經、傳福音、歸主、倫理、和教會。這次研討會的結果匯集成專書《基督教在文化中落實》（Down to Earth：Studie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於1980年出版。
　　1979 年，富勒神學院的教授克拉夫（Charles Kraft）完成钜著《在文化中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Culture），剖析信仰與文化之間種種微妙的關係。他的反省不僅綜合了福音派過去二十年的辯論，更加上他獨特的洞見，當然越過了尼布爾在五十年代初期的陳述。由於克拉夫深具人類學的背景，此書特別在語言、溝通、和啟示的主題上著墨，帶給傳統神學相當大的震撼。
　　1996 年，宣教學教授範恩根（Charles Van Engen）在《建構中的宣教》（Mission on the Way）一書中，也再次闡述信仰與文化巧妙互動的關連性。他的考量是以多元文化已成為今日社會不可避免的現象為前提，而「建構神學」是無法和周遭文化隔離的。故信仰與文化雖一直是教會曆史中一再被炒作的課題，但隨著時代的轉變，內容卻是推陳出新。
華人教會的反思
　　從十九世紀初，基督教藉馬理遜傳來中國以降，「信仰要如何融合在華人文化中」一直是個高度爭議性的問題。著名的英國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認為，從文化的層麵上來逐漸影響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十分具有策略性的。他自己費盡苦心，精通中國文化，並花了二十五年時間從事文字宣教工作。清末民初，也有不少華人基督徒學者努力調和信仰和傳統文化的關係，其中最出色的為吳雷川、張亦鏡、誠靜怡、王治心等人。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在這一方麵較有名氣的則為謝扶雅、趙紫宸、章力生、徐鬆石等，雖然他們的神學立場不一，但致力使中國文化和基督信仰有更多正麵銜接點的意圖卻是一樣的。
　　教會曆史學者林榮洪指出，以前華人教會領袖和學者處理信仰與文化的關係時，基本上采取五種不同的模式或立場：忠於兩種傳統且視為同等權威、文化的和諧、成全而非破壞、文化二元論、和基督教審判文化。其中後四種模式多少有聖經的根據。換言之，信仰與文化的關係常是單一模式無法完全描繪的。
　　過去這二十年來，文化似乎是中國知識份子最熱衷探討的課題。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大陸出現了「三信危機」，說穿了，就是文化的危機。這個文化的危機導致了許多知識份子試圖在基督教裏麵尋找答案。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末期也指出，中國正處於意識形態的十字路口，而他所強調的，正是文化認同的危機。其實，早在1958 年，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勱等人在香港就已發表宣言─「中國文化與世界」，指出這一個事實的嚴重性。但這個問題雖經過了許多年，始終沒有解決之道。
　　九十年代初期，香港沙田道風山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即計劃出版一係列的神學著作，以期和中國文化有更多的對話與交流。過去六、七年，加拿大「恩福協會」也出版了一係列有關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書，目的在探討中國文化如何能獲得更新。可見得，這是不少華人基督徒學者所共同看見的問題。梁燕城博士在1994 年成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其宗旨亦在乎此。1998年八月9至12日，大使命中心在德州營地舉行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更新研討會」，會中邀請了專家、學者和這方麵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共四、五十位，一起研思這個意義深遠的題目。主題信息包括了「文化與宣教」、「神學與文化」、與「文化學和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最後一天，會議的總結報告強調，中國文化基督化的重點是，使基督的救贖成為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二. 啟示與文化
　　綜觀整本聖經，我們明白，神是在文化中賜下啟示。啟示與情境是不可分的，而情境又是受文化所左右。新舊約的作者十分曉得如何處理信仰與文化的關係，他們不會完全否認人類文化的價值和貢獻，但也洞悉文化因人類罪性的汙染所有的危機。在舊約時代，聖殿的裝飾和聖約的概念，其實與鄰近的文化相當接近。祭司和王權的體製，也是當時其他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新約的作者也懂得借用神在一般啟示中的資產，來幫助基督徒了解神的屬性，並信仰中超越文化的要素。最常被探討的，即使徒約翰用希臘文化中的「洛格斯（logos）」來詮釋基督的本質（約一1）。保羅在雅典的證道，更引用了當時希臘人所流行詩句（徒十七28）。
　　神創造了人，而人創造了文化。在社會中，人藉著語言和符號來溝通，並且進一步在其中尋找意義。當無限的神向有限的人曉諭他自己時，他首先必須使用人在文化已有的概念來解說，否則人就無法體會。亞伯拉罕生長在偶像充斥的吾珥，當榮耀的神向他顯現時，他對神的認識產生了革命性的轉變，但這個改變乃是像他原有對神的觀念作 3 修正。因著神的啟示，原先語文的意義發生 3 改變，文化的內容也因而充實。克拉夫曾提出「起始點加上過程」（starting-point-plus-process）的模式，來說明啟示與文化之間複雜的關係。但無論如何，神總是藉著人當時的處境，開始他更新文化、改造文化、「救贖」文化的工作。

      三. 教會與文化
　　1949 年，卡爾．亨利（Carl Henry）出版了《現代基要派不安的良心》，他在書中鏗鏘有力地指出，傳統教會缺乏對社會的關懷。換言之，基督教會由於過份把自己孤立起來，結果對當代的文化毫無影響力。由於亨利博士的呼籲，不少基要派的領袖群起響應，結果產生福音派的運動，他的信念是鼓勵基督徒獻身於改造社會，並和世俗的思潮有更多的對話。經過了五十年，這一股福音派的勢力在美國產生了不少團體，熱衷於各種公眾生活。他們從保守的「流放」觀念解脫出來，而這流放觀念是基於「這世界非我家」的神學思維（參閱《校園雜誌》2001年1/2月「流放的過客」一文，作者為富勒神學院院長慕爾〔Richard Mouw〕）。但是如今，許多有識之士也指出，這種帶著早期自由派關懷社會的理念，逐漸暴露了它的神學問題，亦即忽略了「天上永久的家鄉」，與基督徒「客旅的角色」。維真大學(Regent University) 的教授寇克斯 (William Cox) 甚至慨道，福音派已經把重心放在今世的事務上，而忘了教會的使命──使萬人作基督的門徒。他認為，不少所謂「基督教大學」開始落入啟蒙運動時的危機，以人本取代神本。
　　當我們強調要「走出教會的圍牆」，與世俗的潮流對話時，必然要謹記，我們終極的盼望是在基督的救贖裏，而不是社會改造。慕爾銳利地指出，過去自由派一股勁兒投入社會與文化中，已經發現若幹死胡同，因而轉過來強調「客旅」的觀念。福音派的教會需要學習，如何在這兩個可能的極端中取得平衡，一方麵在社會及各種文化領域裏有我們的行動和聲音，另一方麵又謹記，我們真正的家鄉不是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