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代華人在昆士蘭北部白馬河的淘金生涯
白馬河金礦的發現與淘金熱
昆士蘭(Queensland)在1859年從新南威爾士(New South Wales)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殖民地,成為當時英國在整個澳洲的六個殖民地之一,亦即華人通常所說的六省之一。在此之前,昆士蘭的發展較為緩慢,開發主要集中於其東南部地區;隨後才逐漸勘探中部和北部地區,以確定其整體的發展。北部地區雖然已經有部分被開發為牧場,但大部分區域,尤其是約克角(Cape York)半島上廣柔的熱帶叢林及其周邊地區,還基本上屬於未曾探明區域。換言之,就是白人殖民者尚未能踏足這個區域。由是,位於該半島之白馬河(Palmer River)金礦的發現以及由此引來的淘金浪潮,也帶動了昆士蘭北部的迅速開發。
1872年,昆士蘭政府資助的韓威廉(William Hann)考察團,經過在約克角半島半年左右的勘察,報告在白馬河發現有金礦。[1]次年中,馬立根(James Venture Mulligan)所率領的探寶團從白馬河帶回了可以獲取厚利的102盎司砂金,引起轟動,[2]由此掀起了在澳大利亞新一輪的淘金熱潮。
於是,一百年前發現澳洲的庫克船長(James Cook)曾在約克角半島的奮進河(Endeavour River)出海口停留處,就在當年10月下旬立即被辟為港口,成為進入白馬河金礦區的集散地和中轉點,被命名為Cooktown(庫克鎮,華人則稱之為穀當埠)。那些在1850和1860年代在維多利亞(Victoria)和新南威爾士的淘金熱中嚐到過甜頭以及未曾發過財而又心有不甘的老老少少,聞風而至,紛紛從澳大利亞的南邊乘船趕赴穀當埠;而世界各地的人士在聽聞白馬河遍地是黃金的消息後,也日夜兼程,趕往澳洲,向穀當埠進發,以便盡快進入礦區,實現發財致富的夢想。到1874年2月,白馬河礦區就已聚集有3000名左右的各色淘金人;已有60艘噸位不等的輪船進入了奮進河口。據報道,到1874年4月,在穀當埠及其周邊,就糜集了4000人,有的住在剛剛搭建起來的房子裏,有的則住在旁邊臨時搭建的帳篷裏;到這時,官府已經批出了65張酒吧執照,還有30張正在審理當中;穀當埠街上已經有20家飯鋪,12家大商店,20家小賣部,6間肉店,5間餅家,4家帳篷店,3家錫器店,7家鐵匠鎖鋪,6間理發店;此外,診所、藥鋪、裝飾品商店、表店、靴匠鋪、鞍具店等等,已經滿街滿巷。[3]
大批華人湧入
在湧往白馬河的淘金熱流裏,也有大批華人。最早趕到穀當埠的,是在前述維多利亞和新南威爾士金礦區曾經與那些白人並肩戰鬥過的華人淘金工。他們在此前拚死拚活沒有達成的夢想,自然也想在白馬河金礦場上實現。[4]然而,數量更多的華人,則是直接從中國前來。事實上,白馬河發現金礦的消息也在最快的時間內傳到了香港,這裏的商家馬上意識到機會來臨。香港的腹地是廣東省珠三角地區,包括四邑,二十年前因澳洲淘金熱而源源不絕地奔赴那些地方尋找機會的中國人,就是來自這裏。於是,香港的商家,在散布利好消息給廣東內地的同時,也立即備好貨品,訂好輪船,隨時出發。那些眼瞅著早前同輩或上一輩鄉人攜金而還榮歸故裏的鄉裏鄉親,顯然無法抗拒這賺錢翻身發財致富的機會,從東江、西江和珠江珠三角的各縣市匯聚而來到香港。於是,從1874年開始,這一群群帶著發財夢想的廣東珠三角和四邑鄉人,其中很多人是以賒單勞工的形式,[5]由香港的商家或各邑鄉黨(或宗族)首領帶著,[6]一船接一船地駛抵穀當埠。[7]
僅在1874年和1875年,就有40000中國人在穀當埠登陸。[8]由於他們大量湧現,穀當埠上到處充斥著腦後帶著一條豬尾巴辮子的中國人,而各種各樣的中國店鋪、客棧和鴉片煙館也已經成行成市。當時在穀當埠,這些為白馬河金礦區服務的各類中國人的數量有3000人左右,當地白人人口則隻有2000人;但這些人更多的是進入白馬河金礦區,有20000多人。[9]由於中國人實在太多,以致澳大利亞當地報紙用大標題觸目驚心地寫著:中國人大舉入侵![10]由此可見,當地白人對來此與他們爭搶財富的中國人的疑懼與排斥,也反映出中國人對財富的渴望所產生的巨大能量。
在金礦區的開采與所得
這大批的中國人湧入昆士蘭,目標自然是淘金。因白馬河金礦區主要是砂金,需要在河流的衝擊層篩選和尋找,這正好是設備簡陋的中國人所能充分發揮其才能的工作。他們中的小部分人在申請到必要的探礦執照後,便各自組織起一個個群體,分工合作,分片包幹淘金。此外,因可以拿到的探礦執照有限,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則經常跟在白人後麵,在後者快速淘完一片區域轉往下一個更加有前景的點開采後,迅速跟進,吃人家的殘羹剩飯;而往往在這些地方,砂金有多層,有時候這些華人淘金工也會有很好的收獲。他們就是這樣沿著白馬河以及周圍的溪流不斷尋找機會,反複淘金,以此實現夢想。
據相關的數據顯示,白馬河金礦區1877年到1880年度的黃金所得,分別是839000、120223、90000、65423盎司,顯示出黃金獲取量逐年下降。而這份統計表明,在白馬河發現黃金後的24年裏,該區域的黃金產量總共有1350685盎司。[11]資料顯示,當時從各地奔赴白馬河淘金的白人總計有二萬人之多,上述黃金產量,主要是按照這些白人淘金工上報的數據統計出來的,並不包括人數超過白人淘金工一倍的華人淘金工所得。
然而,官方沒有華人所得的數據。從當地的片段記錄中。也許可窺一斑而觀全豹。許多白人,尤其是在1870年代末期在白馬河管理采礦事務現場的官員希爾(Hill)的回憶就認為,許多華人淘金工獲利極大,他們至少將幾千上萬盎司的黃金通過走私的形式帶回了中國。一位在白馬河做生意的華商就曾經告訴過希爾,他在一個月內就通過自己的渠道將1000盎司的黃金送回國內。希爾以自己對中國人的了解,認為這位商人所說確屬事實,而許許多多的華商也都在做著同樣的事情。[12]對此,早在1876年,昆士蘭當局就已經意識到,有相當多的中國人偷偷地將到手的黃金走私出境回國,需要對此設法阻止。[13]
另外的零星記錄也很說明問題。1875年6月,幾個有所收獲的中國人就攜帶3000盎司的黃金在穀當埠乘船回國;[14]1877年2月9日,135名華人淘金工在穀當埠登船回國,攜帶黃金共計2000盎司;次日,又有80人結群登船離開穀當埠,隨船攜帶1000盎司的黃金;同年7月21日,有60人結隊離開穀當埠回國,隨身帶走了3000盎司的黃金;同年9月6日,另一組286人的華人淘金工群體也在穀當埠登船回國,他們隨身帶有2000鎊現金和6121盎司的黃金。除了利用穀當埠港口出境,那些有所收獲的中國人還在昆士蘭北部的其它港口登船回國。據統計,到1877年6月30日的前六個月裏,中國淘金工由這些港口帶出的黃金達13139盎司。[15]以1875年黃金每盎司3鎊17先令的價格來計,[16]上述中國人帶回國的財富還是相當可觀的。
在礦區麵對的挑戰
在白馬河礦區淘金,自然環境的惡劣與熱帶叢林疾病襲擾是華人淘金工所要麵臨的一大挑戰。
從穀當埠到白馬河金礦區,相距約為200多公裏。因其位於澳大利亞大分水嶺西部腹地,山高路遠,林深樹密,原先並無路相通,1873年底當局派遣的築路隊才根據此前勘探者的足跡,在崇山峻嶺中用刀辟出一條崎嶇的山道。四年後,才將這條山道修整為可以用馬車運輸物品的山間馬路,1880年正式通行,但路況亦不令人滿意,仍然十分崎嶇,常因大雨山洪遮斷。在老淘金工譚仕沛(Taam Sze Pui)留下的自傳中,對其1875年抵達穀當埠後前往白馬河礦區的路程有過較為詳細的描述,前後曆時三個月,屢遇險情,備極艱辛。[17]他的記述,可視為當時成千上萬奔赴礦區淘金華人的共同經曆。
而在熱帶叢林裏,各種蚊蟲防不勝防;漫長雨季的暴雨山洪泥石流等,也常常導致生命流逝;而不明疾病流行,也使很多人曝屍荒野。
另一大挑戰是隨時可能遭遇到的土人襲擊。
整個白馬河及周邊熱帶叢林地區是土著人的棲息地,當地土人遠較其它地區者好鬥與凶殘。在金礦發現之前,隻有一位白人探險家在1840年代抵達這裏,但他沒有能活著出去,被土人殺死。當大批淘金者開始進入這裏後,土人的生活受到幹擾,其固有領地受到侵襲,他們便對入侵者展開了瘋狂的襲擊。在1873年底穀當剛剛建埠,就有一批白人淘金者迫不及待地進入白馬河礦區,希望能先聲奪人,拔得頭籌,但他們很多人不久就狼狽地退出,部分是因熱帶雨季難以開采,部分則因受到土人不斷襲擊,有人為此喪命,還有一些人就此失去了蹤影。據報,有一夫婦帶著幼兒,在密林水邊宿營時被土人突襲,丈夫被殺,幼兒被摔死,腦漿濺灑在樹幹上,而妻子則被就地分屍烹食。真是駭人聽聞。[18]
人數眾多的中國人是土人的主要襲擊對象。前往白馬河礦區路途崎嶇,土人往往埋伏於險要處,待成群結隊帶著鬥笠挑著籮筐的華人抵近時突然襲擊,投擲長矛、發射毒箭,許多華人由此被殺死。在通往白馬河的小徑上有一險峻隘口,稱為鬼門關(Hell‘s Gates),華人常常在此被襲殺。原因是經長途跋涉,此處又是上坡,快到達隘口時人皆筋疲力盡,加上沒有十分有力的武器(隻有鳥銃、鐵鏟和長刀),難以抵禦土人以逸待勞、人多勢眾的突襲。據報道,1876年,華人淘金工一次就有30多人在此喪生。[19]而在淘金場,土人也經常襲擊華人,造成許多死傷。而那些人數稀少的菜園工人甚至行旅客商,也常常受到攻擊殘殺,有的人被擄走之後便再無蹤影。[20]
事實上,這些被土人擄走的華洋淘金工,大都成為土著食人族的美餐。早期,有白人被土人殺死吃掉的例子。[21]但據土人說法,他們更願意吃華人肉,將其稱為“Long pig”(長豬),因為白人肉吃起來太鹹了些,而華人肉吃起來就跟豬肉一個樣。[22]劉渭平教授在其早年研究澳洲華人史的著作中也披露,“在澳洲內陸某地近年發現穴洞多處,洞內白骨山積,疊疊者皆土人食餘之殘屑。細察之,則腿骨多折斷。亦有無足者,似皆刖刑之餘。初不解其故。及後,有一年老土人告雲,該地土人於擒獲華人後,慮其逃逸,輒先斷其足,棄置山穴中。華人痛楚哭號,然不得死。土人則逐日擇其一二,曳出宰割,以供大嚼。故華人之被擒而死者多無足。”[23]
中國淘金工麵臨的最大挑戰是遭受白人和政府歧視。
淘金需要申請探礦執照,但政府將執照大部分核發給了白人,隻有少數華人拿到了執照,這首先就使得華人在淘金場所方麵處於不利地位。前麵提到的許多人隻能跟在白人後麵吃白人的剩飯,即在他們丟棄的礦場和礦坑中繼續開采,就是沒有執照的結果。也正因為這個原因,許多白人在前往新的礦場淘金無果後再想回到原來丟棄的礦坑繼續開采時,已經無法如願,從而對中國人心生怨恨;加上前來淘金的中國人源源不斷進來,人數遠超白人,搶了他們發財致富的機會,他們便不斷造輿論,向政府施壓,要把這些中國人趕回去,並限製其他的中國人進來。於是,1877年9月1日昆士蘭殖民地政府立法通過中國人移民法,禁止中國人進入新的金礦場。[24]無論這一立法是否得到認真實施,但顯然是為日後昆士蘭白人不同階層的排華開了先河。[25]
在白馬河礦區,還有一大問題是華人淘金工的內卷。
這些淘金工雖然來自珠三角和四邑地區,但各個縣邑有差異,甚至還有許多小方言,從而形成了不同的團體和幫派,或者各種不同性質的堂口;加上在白馬河金礦發現之前幾年剛剛結束的在四邑和珠三角地區發生的曆經十餘年土客械鬥所帶來的發散效果,[26]其相互間的仇恨隔膜繼續在海外的淘金生涯中發生作用。由是,不同群體間的摩擦時有出現,尤其是在淘金的地盤爭奪上更是如此,甚至導致大規模的群毆械鬥,傷亡慘重。
如前所述,這些中國人都群體性地在不同的地段淘金,分工合作,但往往他們的地盤相連。如果相連地段沒有什麽金可淘,那自然相安無事;但如果該處金苗旺盛,就會成為雙方爭奪之處。如果這些群體的首領能夠協調好,則是幸事,大家利益均沾;但如果談不攏,那就會從底層互相找茬發展為群毆械鬥。早在1850-1860年代在維多利亞和新南威爾士的金礦場上,這種現象就已存在,比如金礦場上的堂口之爭而導致械鬥。[27]1857年6月,在維多利亞西北部靠近新南威爾士的沙溪金礦場(Sandy Creek goldfields),兩群中國人為爭奪發現金塊的場地大打出手,以竹竿、鐵鍬等相互攻擊,許多人頭破血流;而一旁的白人也加入弱勢一方,趁勢爭奪儲金場地。隨後,兩幫中國人次日又合力對白人出手,以期奪回這塊儲金場地。[28]同年8月,在坎貝爾溪(Campbell’s Creek)金礦場,一幫統稱為“廣府人”的群體,與另一撥則稱為“香港人”的群體,也為爭奪地盤大打出手,場麵駭人。[29]1861年新南威爾士蘭坪平原的排華暴亂,2000白人礦工驅趕毆打1500華人淘金工,後者毫無還手之力,死傷慘重;[30]但同時期裏在蘭坪平原上的索法拉鎮(Sofala)附近,中國人自己之間的幫派械鬥,就比對付白人礦工的攻擊要凶狠得多。此處的廣府人和香港人也是相互之間看不順眼,總是找茬挑釁,衝突鬥毆,甚至購買槍支,製造兵器,對幫內人員予以排兵布陣的訓練。此事經當地警察和白人團體多方幹預調解,最終沒有釀成大規模流血械鬥。[31]但在白馬河金礦區,這樣的幫派導致的嚴重流血衝突終於爆發。1878年8月,約4000名號稱是“澳門人”的群體與6000名的廣府人群體在白馬河礦區的中心地帶,因地盤和利益之爭,在營地附近以來複槍、木棍、鐵棒、鐵鍬、斧頭和長短刀具展開大規模混戰,殺得天昏地暗,總計死傷200多人。直到大隊警察趕到,強力介入,將雙方首領召集協商,才最終結束這場衝突。[32]
白馬河礦區,氣候炎熱,環境惡劣,也有一些中國人淘金運氣極差,沒有什麽收獲,甚至處於饑餓交迫之中。為此,他們就鋌而走險,不僅搶劫同胞,[33]也搶劫白人礦工(同樣也有白人礦工搶劫華工),甚至與白人礦工鬥毆,殺死白人店主搶劫財物事情發生。[34]因此,當地法庭經常為此審判這些華人淘金工。[35]
淘金熱消退後的出路
白馬河金礦的淘金熱隻是持續了幾年,到1882年後,砂金已經基本淘完,隻剩下一些岩層中的金礦脈可以開采,因此,大批人員因無以為繼而陸續離開。原先一度繁榮高峰期人口超過二萬的淘金中心區Maytown(梅鎮),剛剛通過了市鎮建設藍圖,因人口迅速降至千人左右,且人口還在萎縮,也就隻能停留在紙麵上。隻有少數的中國人繼續堅持在美鎮,直到1940年代該鎮最終廢棄。
其餘的那些華人淘金工,除了部分滿載而歸或者一無所獲而返回家鄉者之外,那些還留下來的華人,部分去往白馬河礦區周邊地區仍在開采的金礦和其它礦場,主要部分則向南麵發展,成為昆士蘭北部地區種植業如香蕉、甘蔗、玉米等大型種植業的開發者和種植者,同時在這一區域種植蔬菜,開設店鋪,是該地區農業和商業得以迅速發展的建設主力軍。[36]
簡言之,白馬河淘金熱是昆士蘭北部得以迅速開發的契機,也是中國人大舉湧入這個英國殖民地的時期。中國人不僅是白馬河淘金熱的主力,也是昆士蘭北部難以開發和商業網絡建設的先鋒和重要力量。
12-01-2022
地圖:白馬河礦區在昆士蘭的位置。
昆士蘭北部穀當埠(Cooktown)和堅時埠(Cairns)到白馬河金礦遺址(Palmer goldfields)梅鎮(Maytown)的地圖。
1880年代的穀當埠(Cooktown)一瞥。
卡通畫:1875年華人登陸穀當埠(COOKTOWN)情景。
卡通畫:1875年,大批華人淘金工在通往白馬河金礦區(Palmer River goldfields)的途中。
卡通畫:土著在通往白馬河金礦區途中的鬼門關(Hell’s Gates)準備伏擊華人。1876年。
卡通畫:昆士蘭土著在吉爾伯特河(Gilbert River)礦區攻擊淘金的華工,1873年。
[1] Peter Illingworth Taylor and Nicole Huxley, A re-examination of William Hann´s Northern Expedition of 1872 to Cape York Peninsula, Queensland, Historical Records of Australian Science, 2021, 32, 67–82 (Published online 27 November 2020). https://doi.org/10.1071/HR20014
[2] “The Miner”, The Queenslander (Brisbane, Qld.: 1866-1939), Saturday, 11 October 1873, Page 6.
[3] Bartle Frere, “Palmer Goldfield”, Townsville Daily Bulletin (Qld.: 1907-1954), Friday, 4 January 1946, page 2.
[4] 早在1874年3月,白人抵達穀當埠時,就發現已經有好幾家中國菜園在那裏為來到此間的各色人等提供上好生鮮蔬菜。這一事實顯示,他們至少是在1973年底穀當建埠時就已經來到這裏並租到了土地經營菜園。見:”News from the Palmer”, Northern Argus (Rockhampton, Qld.: 1865-1874), Saturday, 14 March 1874, Page 3.
[5] 賒單製華工,是指那些由船家或商家代為墊支船費,簽訂合同,到達目的地後一每月工錢分期還債的華工,亦屬於契約勞工。相關研究詳見:劉卓:“契紙公民”現象的種族主義根源. 《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6期(2009年11月),頁85-88。
[6] “Hongkong to Cooktown in a Chinese trader”, Warwick Argus and Tenterfield Chronicle (Qld.: 1866-1879), Thursday, 5 July 1877, Page 2.
[7] “Landing Chinese at Cooktown”, Illustrated Australian News for Home Readers (Melbourne, Vic.: 1867-1875), Monday, 17 May 1875, Page 74.
[8] Ivan Glenville, “Chinese hordes swept down on the North”, World’s News (Sydney, NSW: 1901-1955), Saturday, 27 June 1953, page 12.
[9] The Vagabond, “Chinese Sketches”, Argus (Melbourne, Vic.: 1848-1957), Saturday, 17 September 1881, page 4.
[10] “Chinese invasion at Cooktown”, The Australasian Sketcher with Pen and Pencil (Melbourne, Vic.: 1873-1889), Saturday 12 June 1875, Page 47.
[11] Bartle Frere, “Boom days at the Palmer (1873-1880)”, Townsville Daily Bulletin (Qld.: 1907-1954), Wednesday, 2 August 1950, page 4.
[12] 同上。
[13] “Chinese on the northern goldfields”, Queenslander (Brisbane, Qld.: 1866-1939), Saturday, 15 July 1876, page 27.
[14] “Chinese view of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Queenslander (Brisbane, Qld.: 1866-1939), Saturday, 19 June 1875, page 3.
[15] Bartle Frere, “Palmer Goldfield”, Townsville Daily Bulletin (Qld.: 1907-1954), Friday, 4 January 1946, page 2.
[16] “Price of gold at the mint”, Argus (Melbourne, Vic.: 1848-1957), Friday, 14 May 1875, page 7.
[17] My Life and Work. Taam Sze Pui, 1925, pp.11-24。
[18] “The Old Palmer Road”, Cairns Post (Qld.: 1909-1954), Saturday, 9 February 1946, page 7.
[19] Ivan Glenville, “Chinese hordes swept down on the North”, World’s News (Sydney, NSW: 1901-1955), Saturday, 27 June 1953, page 12.
[20] “Maytown”, Queenslander (Brisbane, Qld.: 1866-1939), Saturday, 7 January 1888, page 8.
[21] “The Old Palmer Road”, Cairns Post (Qld.: 1909-1954), Saturday, 9 February 1946, page 7.
[22] Ivan Glenville, “Chinese hordes swept down on the North”, World’s News (Sydney, NSW: 1901-1955), Saturday, 27 June 1953, page 12.
[23] 劉渭平:《澳洲華僑史》,香港:星島出版社印行,1989年,第81-82頁。
[24] “Chinese Immigration Bill”, The Capricornian (Rockhampton, Qld.: 1875-1929), Saturday, 1 September 1877, page 3.
[25] “Anti-Chinese Legislation”, The Capricornian (Rockhampton, Qld.: 1875-1929), Saturday, 15 December 1877, page 2.
[26] 關於1850至1860年代的股東土客大械鬥的詳細研究及其影響,參見鄭德華:《土客大械鬥:廣東土客事件研究1856-1867》,香港:中華書局,2021年。
[27] “The Chinese Tong Movement”, Northern Territory Times (Darwin, NT: 1927-1932), Friday, 12 April 1929, page 10.
[28] “The gold fields”, Portland Guardian and Normanby General Advertiser (Vic.: 1842-1843; 1854-1876), Wednesday, 8 July 1857, page 2.
[29] “Campbell’s Creek”, Mount Alexander Mail (Vic.: 1854-1917), Friday 14 August 1857, page 4.
[30] 詳見:Carrington, Derek Leonard. Riots at Lambing Flat-1860-1861. Canberra & District, 1969.
[31] Will Carter, “Gold-mining days: At old Sofala, the Chinese Fossicker”, Lithgow Mercury (NSW: 1898-1954), Friday, 23 July 1937, page 5.
[32] “Chinese riots.—Reckoning the dead”, Newcastle Morning Herald and Miners' Advocate (NSW: 1876-1954), Thursday 29 August 1878, page 2; Ivan Glenville, “Chinese hordes swept down on the North”, World’s News (Sydney, NSW: 1901-1955), Saturday, 27 June 1953, page 12.
[33] 例如,一位名叫譚瑞(Tam Sie)的華商,在其自傳中就提到他在1877年左右就在白馬河礦區遭遇同胞搶劫而逃脫。見:Tam Sie. Memories of Tam Sie, 1875-1925. Held at the Mitchell Library, ML doc. 1532.8.
[34] “Maytown, Robbery and Murderous Outrage by Chinese”, Telegraph (Brisbane, Qld.: 1872-1947), Tuesday, 14 August 1877, page 2.
[35] “Maytown, December 26”, Queenslander (Brisbane, Qld.: 1866-1939), Saturday 7 January 1888, page 8.
[36] 詳見:May C R. Topsawyers, the Chinese in Cairns, 1870-1920[M]. History Department, James Cook University,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