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有所思，有所感，從曆史的時空中來，再回到曆史的時空中去。
石歧鄭壽康辦理侄兒侄女在澳經商記錄
——澳檔中山籍華商企業個案
鄭壽康(Jang So Hong，或Jang Hong)是香山縣石歧鎮南區人，生於一八八五年。當其年方十四歲(一八九九年)時，他便滿懷夢想，跟隨鄉人與族親，遠渡重洋，去到澳大利亞發展。他從昆士蘭省(Queensland)首府庇厘士彬(Brisbane)登陸入境，然後去到鳥修威省(New South Wales)內陸的北部重鎮堅嗹彌士埠(Glen Innes)，在當地華人經營的商鋪中打工，長達十三年，在此獲得了在澳大利亞的永久居留權。[1]當地有兩間由香山人在十九世紀末便已開設的商行“廣生隆號”和“廣生號”，吸納了許多在此前後來到這裏的香山人做工及入股，成就了許多華商。[2]鄭壽康在該埠打工經商的企業，便是上述廣生隆號和廣生號。
一九一三年底，當他結束在中國的探親回到澳洲後，就去到鳥修威省更為北部靠近昆士蘭省的天地非埠(Tenterfield)，尋找進一步發展的機會。約在一九一六年前後，他得以在這裏開設了屬於自己的商鋪，名為“合生號”(Hop Sing & Co.)，後來也叫“合生公司”，並且以一千五百鎊的代價，將店鋪的物業和地盤也給買了下來。[3]但在一九二九年，他出於利益考慮，便將合生公司賣給他人，這個人是在緊靠近鳥修威省的昆士蘭省邊界小鎮沃倫加拉(Wallangarra)的華商唐泗(Samuel See)。唐泗也是香山人，名下店鋪眾多，在買了鄭壽康的店鋪後，過戶後卻不自己經營，仍然保持該公司原有的名字，即依舊沿用舊名合生號，也依舊並聘請原東主鄭壽康代為經營管理。二年後，鄭壽康得以將太太從中山家鄉申請前來探親[4]。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該公司又由鄭壽康太太全盤收購，名稱仍然不變，並以業主的名義聘任丈夫充當經理，繼續經營。更重要的是，鄭太太不僅僅是將生意買回，而且也將該公司原先所用的店鋪物業也一並買下，顯示出其在買賣上的大手筆。也就是說，這間商鋪由鄭壽康開辦，曾三易其手，但管理者仍然是他本人。可以說，鄭壽康夫婦倆的財務狀況良好，資金雄厚，財大氣粗。
在家鄉，鄭壽康有一兄弟，一九三五年夫婦二人病故。其膝下有一雙兒女，女兒年長名鄭綺蘭(Elun Hong)，生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兒子次之，名鄭鑒恒(Cheng Kam Hoon，或Chiang Kam Hoon)，一九二四年四月四日出生。鄭壽康因沒有子女，平時也將侄女鄭綺蘭和侄兒鄭鑒恒視為己出，遂決定先將鄭綺蘭辦理到澳大利亞留學，並希望她的未來由此能有一個較好的發展。而侄兒鄭鑒恒此時尚小，鄭壽康便暫不考慮將其也辦理來澳，決定先將其托付親友照管，計劃留待日後他長大一些，再視情而申請來澳。於是，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鄭壽康以監護人的身份具結財政擔保書，填寫申請表格，向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申領侄女鄭綺蘭的赴澳留學護照和簽證。他以自己的合生公司作保，允諾每年提供膏火五十二鎊，作為鄭綺蘭在澳留學期間的學費和生活費等各項費用，要將她送入天地非埠的天主教幹墳學校(St Joseph’s Convent School)念書，並且在填寫上述申請表之前，就已從該校校長那裏拿到了錄取信。考慮到侄女日漸長大，時不我待，鄭壽康在遞交申請時，希望能盡快審理和批複。
鑒於此時鄭綺蘭已滿十四歲，按規定，她必須提供具備基礎英語學識能力的證明，可是她此前並未學過英語。在這種情況下，鄭壽康在提交申請時就特別向中國總領事館說明這個情況。他表示，因鄭綺蘭目前由祖母撫養，但祖母年歲太大，難以照顧，他們夫婦則視這個侄女為己出，願意代為照顧，希望給予她最好的教育。因此前她所在村較為落後，沒有英語教學的條件，因而她也就無法接受英語教育，到這個年齡也不具備任何英語能力。因此，他希望中國總領事館能特別為此向內務部長陳情，希望他將此作為特例批複，以便這位中國少女得以前來澳洲讀書，學習英語。
中國總領事陳維屏接到申請後，對鄭壽康的陳述深表同情，決定盡力為其爭取。八月八日，陳總領事便將上述申請材料匯總，備函寄送內務部秘書，將此詳情一一告知，希望能認真考慮鄭綺蘭所處之環境以及年齡，盡快特批這位中國女學生赴澳留學。
內務部秘書接到上述申請後，根據流程，不需要去查找監護人和財政擔保人的出入境記錄，但需要確認其財政狀況以及最終內務部長是否對鄭綺蘭不具備英語能力的問題給予特別通融。由是，海關稅務部門便責成天地非埠的警察派出所盡快提供報告。九月三日，天地非埠派出所所長將合生公司的情況報告給了上級部門。報告顯示，盡管鄭壽康的財務狀況很好，但問題在於現在合生公司的所有權屬於其太太。鄭壽康在三年多前結婚，就設法把太太申請到澳洲探親。盡管鄭太太將合生公司買了下來，但問題是她所持的是探親簽證，已經連續展簽了三年，到今年十一月就到期。根據上一次展簽時給予的條件，這是她獲得的最後一次展簽，也就是說，簽證到期後她就必須離澳回國。如果說鄭綺蘭來留學需由鄭壽康夫婦照顧，那鄭太太即將回國，可就近照顧這位侄女，顯然她就不必前來澳洲讀書了，何況她此前還一點兒英語基礎都沒有呢。如此，內務部秘書自然覺得無法批複上述申請。九月下旬，中國總領事陳維屏來函，催促盡快批複，以便鄭壽康一位目前正在國內探親的老友，近期就要返回澳洲時可以將鄭綺蘭一並帶上前來。因此時還在等待內務部長的最後決定，內務部秘書便於十月一日複函，向陳維屏總領事解釋此案尚在審理之中，還需要一些時間才有結果。
一個星期後，天地非埠警察派出所所長再次向內務部秘書提交了一份報告，涉及截止到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的上一個財政年度合生公司的營業額等相關情況。會計師為該公司決算的結果顯示，上一個財政年度，合生公司年營業額達到九千零五十五鎊；同時，海關統計也顯示該公司直接從事海外貿易，去年貿易額達到五百鎊，今年的訂單已經有二百鎊了。兩周後，海關稅務部門也報告說，合生公司去年的進口貨品價值為二百三十四鎊多，繳納的稅款為一百八十八鎊有奇，在稅收上有較大的貢獻。十一月十四日，海關進一步報告，剛剛從香港抵埠雪梨的一艘客貨船，載有合生公司進口的酒類和日用品價值為一百二十鎊，這些物品預計將要繳稅一百鎊左右。所有這些信息表明，合生公司經營得法，不僅利稅多，而且還符合條件可以增添更多職員，特別是可以從海外聘任。
現在問題的焦點在於鄭太太的身份。鄭太太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來到澳大利亞探親，但從次年開始，他便將合生公司買了下來，按正常程序計，她的簽證最多是三年，但因其購買了本地公司並參與經營，故準允額外再多展簽一年，到本年十一月八日到期。可是合生公司生意越做越好，鄭太太也申請進一步的展簽。鑒於鄭壽康本人具有澳大利亞永久居留資格，目前合生公司的營業狀況使得其具備了聘請兩名海外員工的條件與資格，以保證公司的正常運營，而這也是海關最為關注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準允鄭太太繼續留下來參與經營的條件就已具備；如此，她作為合生公司東主，亦即鄭綺蘭財政擔保人的資格也就毋庸置疑。
內務部長根據上述對鄭太太的利好條件，也接受了鄭綺蘭相當於鄭壽康夫婦家庭成員(亦即他們夫婦倆的繼女)的說法，因而破例免除了她的英語能力證明，亦即勿需考慮其英語能力。於是，就在十二月十二日批複了鄭太太的居留展延，也在當天批複了鄭綺蘭的入境簽證。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陳維屏給鄭綺蘭簽發了中國學生護照，號碼是223940；四月一日，內務部在該護照上鈐蓋了入境簽證章，標誌著此項長達八個月的申請完美結束。當年九月六日，十五歲的鄭綺蘭搭乘從香港啟航的“彰德”(Changte)號輪船抵達雪梨。
從九月下旬第三學期開始，鄭綺蘭就正式注冊入讀天主教幹墳學校。到年底時，校長嬤嬤在提交給內務部的例行報告中，顯示這位中國女學生在校表現和學業成績令人滿意。此後的三年時間裏，鄭綺蘭基本上保持了全勤上學，且各科成績和參與在校的各項活動都令人滿意，因而每年都很順利地獲得展簽。
時間很快就到了一九四一年。自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開始了全麵抗戰，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投入到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當中。廣東省也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因日軍攻占省城廣州，成為了抗日前線，形勢嚴峻。到一九四一年，中國進入抗戰以來最為艱難困苦的一年；而與此同時，日本也加快了南侵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地區的步伐。雖然此時已經年滿十七歲的鄭鑒恒早已被伯父鄭壽康安排族人送到了香港讀書，但日本南侵跡象越來越明顯，已經成為孤島的香港也日益感覺到了日軍兵臨城下的危險。為此，鄭壽康擔心著侄兒鄭鑒恒的學業，希望將其辦理來澳留學，以脫離那兵荒馬亂的環境，在澳大利亞完成學業，並在日後擇機繼承其產業，接續經營。
於是，鄭壽康立即采取行動。當年六月十九日，他出具財政擔保書，填寫申請表格，遞交給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申領侄兒鄭鑒恒的赴澳留學護照和簽證。他仍然是以自己經營的合生公司作保，承諾每年供給膏火卅六鎊，以充作侄兒在澳留學期間所需之各項開銷，要將其辦理來到昆士蘭省首府庇厘士彬埠(Brisbane)的中央培訓學院(Central Training College)讀書，也為此拿到了該學院的錄取信。
因其已滿十七歲，如果要來澳大利亞留學，勢必需要提供具備英語學識能力的證明，為此，鄭鑒恒於六月初就手書一封英文信給伯父鄭壽康，表達其赴澳留學之願望，並希望他能與中國總領事館切取聯絡，為其申請赴澳提供方便；與此同時，他也請中山縣石歧鎮上的聖這士英文學校(St Jessie’s College)院長開具了一封證明信，特別說明他在該學校讀了兩個學期的英語課程，已具備初步的英語能力，希望澳洲相關部門準允這位中國學生前來留學，進一步提高英語能力。上述兩份材料正好在鄭壽康填表的當天抵達，因而他得以將其附在申請材料中一並寄送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
在接到上述申請的當天，中國總領事保君建便初審完畢，然後備文將其轉寄給內務部秘書，為鄭鑒恒申請簽證。他在信中表示，鑒於目前中國內陸及香港的形勢嚴峻，而鄭鑒恒的留學條件也已具備，尤其是其英語具備一定能力，希望盡快核發其簽證，以便其能盡早赴澳留學讀書。即便對其英語學識能力有疑問，也可在其入境時再當場測試。對此，內務部秘書也深覺有理，遂於六月底行文海關，請其就鄭壽康的財務狀況提交一份報告，以便作為是否批複此項申請的依據。
海關仍然像以前審理鄭綺蘭的申請一樣，完全依賴天地非埠警察派出所的合作。後者因對鄭壽康的情況比較熟悉，因而在七月中旬便提交了報告。報告顯示，合生公司已經在天地非埠經營達二十四年之久；目前該公司的東主仍然是鄭太太，但經理則是其先生鄭壽康，而東主本人則在店鋪中充當助手，協助經商。近年來，鄭壽康夫婦將生意也拓展到了庇厘士彬埠，在這裏開有一間商鋪，仍然是叫做“合生公司”，由鄭壽康在一九三二年從家鄉申請出來在天地非埠幫他經營店鋪的弟弟Ny Hong(鄭伍康，譯音[有時也寫作Ng Hong，或Arthur Hong])在此坐鎮，兄弟倆各占一半股份[5]。該公司不僅銷售日用商品，同時也從事海外貿易，由是，鄭伍康便得以繼續留下來，與兄長一起經營生意。很顯然，之所以將侄兒鄭鑒恒安排到庇厘士彬讀書，一方麵這裏是大埠，學校多，方便；另一方麵，鄭伍康作為其叔父，也可以多照應，兩全其美。由此可見，鄭壽康的生意是越做越好，財務狀況比較自由，擔任財政擔保人自然沒有任何疑問。而鄭壽康夫婦在天地非埠也是頗有地位的華商，沒有任何不良記錄，即便是在庇厘士彬，他們夫婦也在圈中頗受尊重。
接到上述報告，顯示出鄭壽康的財務狀況較之幾年前更上一層樓，完全符合監護人和財政擔保人的要求。為此，七月三十一日，內務部秘書通過了鄭鑒恒的簽證預評估。接獲批複通知後，保君建總領事在八月五日給這位中國留學生簽發了號碼為1014215的中國學生護照；八月十四日，內務部秘書在寄來的上述護照上鈐蓋了入境簽證印章，再將其退還給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由後者負責將其寄送在香港的鄭鑒恒接收，以便其盡快安排赴澳行程。然而，此後澳洲再未能發現與其名字相關的任何信息。[6]很有可能，此時人在香港的鄭鑒恒已經在那裏的一間學校注冊入讀，他也許是希望讀完下半年的課程便在年底赴澳。但事與願違。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迅即被日軍占領，海路遮斷，所有的計劃都成了泡影。鄭鑒恒也有可能是因其它的事情耽擱而將赴澳行程推後，也是因為戰爭爆發而使之無法成行。無論是什麽原因，結果是他未能抵達澳大利亞，無法開啟其伯父為他安排的留學之旅。
而鄭綺蘭在讀完一九四一年的課程後，也因戰爭原因而停學。而此時她也二十歲了，便加入到伯父經營的合生公司中工作。因戰時澳大利亞政府給予滯留在澳的盟國公民三年臨時居留簽證，有效期至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屆時如果戰爭仍在繼續，則該簽證自動延期二年。鄭綺蘭自然也享受此項簽證帶來的紅利。甚至在一九四七年因合生公司當年的年營業額達到一萬零四百七十七鎊，人手不夠，得以再展簽一年。
到了一九四八年，鄭伍康因其兄長鄭壽康轉讓股份，而在前一年便已成為庇厘士彬合生公司的獨家股東，並且從事海外貿易，在上一個財政年度裏其海外貿易的價值已達六百二十二鎊，達到了澳大利亞政府規定的海外貿易價值超五百鎊的要求，由是得以長期居留在澳大利亞，繼續經營其生意；而鄭太太也因在過去十餘年間獨家擁有生意，且經營得法，已在一九四七年不再需要每年申請展簽，而是獲得一次性簽證五年的好處，這就意味著她由此可以長期居留在澳大利亞。事實上，鄭太太此後便隨著澳大利亞移民政策的變化，最終申請歸化澳籍，於一九六一年獲得批複[7]。鄭綺蘭雖然再次獲得展簽一年，但移民部表示，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其簽證到期後，將不再接受其申請展簽，而要求她屆時離開澳大利亞返回中國。
到一九四九年簽證有效期截止前，為了讓鄭綺蘭繼續留下來，鄭壽康便通過其朋友也是香山同鄉雷妙輝(Harry Fay)出麵幫忙。雷妙輝是在澳大利亞出生的第二代華人[8]，成年後便主要活躍於鳥修威省北部地區，早期就是前述廣生號的股東，也在一九三十年代成為中國國民黨雪梨總支部的重要成員[9]；更主要的是，他是鳥修威省煙化爐埠(Inverell)著名的“逢源公司”(Hong Yuen & Co.)的大股東[10]，而到一九二十年代末，其公司除了總部仍然位於煙化爐埠之外，已經將業務拓展到雪梨、磨厘(Moree)，甚至是昆士蘭省[11]，可見其生意興隆，關係廣泛。為此，四月二日，雷妙輝聯係其擔任聯邦國會議員的好友威廉·史克利(William James Scully)，告知鄭綺蘭一事，請其幫忙爭取展簽。史克利議員是由鳥修威省北部地區選舉出來的國會議員，非常資深，對於選區裏選民的事宜總是給予積極回應。他立即就此事與移民部長聯絡，希望後者給予通融。然而，五月二十日，移民部長亞瑟·卡維爾(Arthur Calwell)拒絕了史克利議員的說情。因簽證到期後鄭綺蘭仍然沒有離境，八月十四日，移民部長下令，讓其盡快離開澳大利亞。
眼見僑界名人及政客的說情都無法奏效，鄭太太便背水一戰，向死求生。她通過律師行作為代理，申請侄女留下來擔任合生公司的助理經理。其申請的主要理由是：因鄭壽康年事已高，而鄭綺蘭對該公司熟悉，且具有十年的管理經驗，是該公司運營的實際操作人。雖然此前澳大利亞從未給予外僑女性進入管理職位，但經過鄭太太的多方努力以及律師團隊一年多的不斷申請，鄭綺蘭得以留下來，其簽證被展延到一九五二年九月三十日。到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移民部再次批複她的簽證展簽五年。[12]這也就意味著，在該項簽證到期後，她便可以申請永久居民，直至歸化入籍。由是，鄭壽康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把兄弟和侄女申請來澳，一起經營，並讓其留居下來。
一九一三年鄭壽康申請的回頭紙。
一九二○年鄭壽康申請回頭紙時提供的照片。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鄭壽康填寫申請表格，向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申領侄女鄭綺蘭的赴澳留學護照和簽證。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九日，鄭壽康填表，遞交給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申領侄兒鄭鑒恒的赴澳留學護照和簽證。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陳維屏給鄭綺蘭簽發的中國學生護照；右邊是四月一日澳洲內務部在護照內頁鈐蓋的入境簽證章。
[1] 鄭壽康赴澳經曆與在堅嗹彌士埠經商的同邑隆都鄉親關洪裕(Harry Hong Yee，或Harry Way Yee)類似。關洪裕在十一歲(一八九四年)時跟隨族人赴澳，也是來到堅嗹彌士埠，先是在在當地華人商鋪中打工，長成後成為該埠“廣生隆號”(Kwong Sing Long & Co.)及“廣生號”(Kwong Sing & Co.)的股東之一。與關洪裕相關的檔案，詳見：H Way Yee [Henry or Harry Hong Yee, includes photograph], NAA: SP42/1, C1915/3553。
[2] 廣生隆號與廣生號在鳥沙威省工商局正式注冊記錄見鳥沙威省檔案館[NSW State Archives & Records]的相關檔案記載：https://records-primo.hosted.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f/1ebnd1l/INDEX1808874)，以及：https://records-primo.hosted.exlibrisgroup.com/permalink/f/1ebnd1l/INDEX1808885)。上述兩個商行後來又合並，叫做“新廣生號”(S Kwong Sing & Co.)。
[3] Jang Hong [includes 4 photographs showing front and side views] [box 116], NAA: SP42/1, C1920/4116。
[4] Mary Jang Hong [Chinese - arrived Sydney per CHANGTE, 8 Dec 1932. Box 26], NAA: SP11/2, CHINESE/HONG M J。
[5] 早在一九二三年，鄭壽康便開始申請其兄弟來天地非埠協助其經營，但直到一九三二年才成功獲批。詳見：Ny Hong [also known as Arthur Hong] [application by the Consul-General of China for permission of Ny Hong, to re-enter the Commonwealth] [includes left and right thumb prints and Certificates of Exemption] [box 281], NAA: SP42/1, C1932/8863。
[6] Cheng Kam Hoon - Student exemption, NAA: A433, 1941/2/1803。
[7] Mrs Jang Hong [naturalisation file], NAA: SP1122/1, N1959/4920。
[8] 雷妙輝的具體出生年份不詳，但據一份與其相關的檔案，他可能出生於一八九三年。見：Fay Harry: SERN N/A: POB Thursday Island QLD: POE Lismore NSW: NOK M Fay Amelia, NAA: B2455, FAY H。
[9] Mei-Fen Kuo & Judith Brett, 百年回顧：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歷史文物彙編Unlocking the History of The Australasian Kuo Min Tang 1911–2013, Australian Scholarly Publishing Pty Ltd, 2013, p. 104。
[10] 逢源公司早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年便已開設於煙化爐。當地報紙報道顯示，至少在一九○○年上半年，該公司便已在煙化爐埠開業。可見，至少在此前一年，該公司已在該埠選址並籌辦商鋪的運行事宜。詳見：“HONG YUEN & CO.”, in The Inverell Times, Saturday 22 December 1900, page 2。雖然一九○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才正式在鳥修威省工商局注冊，當時該公司股東名單裏未見雷妙輝名列其中(見鳥修威省檔案館(NSW State Archives & Records)記錄：https://search.records.nsw.gov.au/permalink/f/1ebnd1l/INDEX1803025)，但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重新注冊時，該公司就已完全由雷妙輝與其兄長雷妙炳(Harry Kee)二人控股(同上，見：https://search.records.nsw.gov.au/permalink/f/1ebnd1l/INDEX1803024)。
[11] “逢源公司雪梨枝行新張廣告”，載雪梨《東華報》(Tung Wah Times)，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八日，第八版。亦見：Correspondence and residential status of Chinese employees of Hong Yuen and Company [Box 8], NAA: SP11/6, C26/8740; Hong Yuen and Co - [Admission of] assistants under exemption, NAA: A433, 1941/2/387; Hong Yuen Company Limited [0.25cm], NAA: A1379, EPJ1487; Hong Yuen and Company Pty Ltd, AA: BP210/9, 48。
[12] Elun Hong - Student, NAA: A2998, 1952/4217。
在那個白澳政策橫行華人連居留下來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的時代，華人能經常下來繼續發展，確是十分不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