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新思維 - 第二章 理性的發展

第二章 理性的發展


要思考人生，我們必需從省視人性開始。人之所以是人，不是因為我們比其它動物更高尚，不是因為我們能分辨是非、識別善惡，也不是因為我們感情豐富。道德品行並非人性之根本，而情緒與感受也不是人所獨有。人之所以是人，是因為我們會思考，由思考而至理性。從生物的進化來看，人的思維是一個非常近期的事件，大約發生在幾萬年前。這與幾億年的地球生物進化相比可說是瞬息一瞥。思維帶給人全新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這與傳統的進化演變的方法截然不同。思維可以使我們迅速地適應環境、解決問題。這使我們在生物竟爭中獨占螯頭。更奇妙的是思維使我們發展出一套對周圍事物的說法和解釋,這就是理性。理性一方麵給我們一個有力的工具去改造征服自然，另一方麵也給我們帶來迷惑與彷徨。這是因為我們尚不自洽的解釋帶給我們自身很多矛盾與迷茫。可以說理性對我們來說仍然太新。麵對這一新的能力我們還沒有完全適應過來。而理性思維與上百萬年、上億年進化發展出來的人的其它習性經常出現矛盾的地方。我們的理性並沒有被整理清楚，還處在不斷的發展之中。解決這些矛盾、減少迷惑與彷徨、理清理性的思路是我們走向人類幸福的第一步。要做到這一步，我們必需首先了解理性，了解理性的發展。

本書的宗旨之一，就是用理性的方法，解釋周邊的事情，包括我們思想上的迷惑，也包括我們的感性。人們往往把理性和感性對立起來，認為感性不能用理性的方法來理解和表述。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道理。感性可以用更直接的，感情的方法來表現。這往往體現在不同的文藝作品之中。但我們在此要做的，不是喚起人們感情的共鳴，相反，我們要達到的是理性的理解。我們常說以理服人，這裏的理當然是指理性。如果我們想要了解周圍的事物，那麽了解也隻能以理性為基礎。什麽是人的理性呢？人的理性，是指人的思維過程，也指以它為基礎發展出的一套對周圍事物的說法和解釋。我們的思維過程，從大腦的活動來說，對應著神經元的激發。它是一種相對快速的活動。它所對應的時間在微秒之間。 所以我們會有一閃而過的念頭。相反，感性或者說感情，對應於大腦中的一種生物化學過程。往往我們的感受與大腦中生化物質的釋放, 荷爾蒙的多少有關。它所對應的時間尺度，在幾秒甚至幾分鍾之間。所以我們往往會有陷入情感之中而不能自拔的感覺。如果理性的思考是一種快速的活動，那麽感性對於這種活動提供了一種大的環境和背境。在第十一章中我們會對思維與感受的生理基礎作進一步的討論。在這裏，我們將理性作為我們論述的主線，這並非是想用理性來代替感性。我們隻是想用理性去說明感性。有人說，感情的東西是說不清楚的，我們根本不應該用理性去了解闡述它。這種觀點可以說是不講”道理”。因為如果要講道理，我們就必須講理性。畢竟想要了解一件事情，唯一的渠道就是我們的思考，也就是運用理性的方法。感性，可以用來感受心情，但不能用來理解事物，也不能用來解釋感性本身。而理性可以用來理解和分析感性。就本書來講，之所以我們將理性的發展作為開頭，是因為了解理性和思維的發展，可以幫助我們解開很多疑團，比如說宗教，比如說不同的哲學派別。如果沒有站在人類理性發展的這一高度，我們就不可能清楚地了解不同的宗教、哲學產生的原因，也不可能知道它們在幹些什麽。隻有將它們放在人類理性發展的這個大的框架之下，我們才可以看到宗教哲學的意義。而了解了人類理性發展的過程，也就是了解了人類知識發展的過程，這包括它的曆史以及它的發展規律。

從人類大腦的發展來看，感性有很長的曆史，而理性隻是人類近期獲得的一種能力。大多數高級的哺乳動物，都與我們人一樣，有感受(feeling)的功能。感性在進化當中，有幾千萬年的曆史，它幫助過我們人類，也幫助過大多數的高級哺乳動物生存下來。在大腦當中，感受起源於一塊處在古老的運動皮質與新皮質之間的邊沿皮質地帶(limbic system)。古老的運動皮質控製著我們肌肉的收縮，調節著我們血液中血糖的多少，也控製著我們的性欲。邊沿皮質區控製著很多生化物質、荷爾蒙的釋放，從而左右著我們的感受。比如dopamine的釋放，它會使我們感到高興和快樂。另一些生化物質的釋放，或釋放在不同的皮質部位，會帶給我們壓抑和沉重。還有一些生化物質使我們感到激動或恐懼。所有這些感情的因素，都對應著不同生化物質在邊沿皮質係統中不同部位的釋放。而這個邊沿係統，雖然沒有起源於爬蟲類的運動皮質那麽古老，但估計也有幾千萬年的曆史，並且存在於不同的高級哺乳動物之中。正因為如此的古老，它帶給我們的感受也就十分的強烈，可以叫我們終生難忘。但另一方麵，如果我們認為感情是人作為萬物之靈的標誌，那無疑是對人類的嘲諷。從豬到狗，它們都與我們一樣擁有感受的功能。當然，人類的感情要比其它動物來得複雜。這是因為人的感情，總是與人的思維糾纏在一起。而思維才是人真正成為人的標誌。

人類的思考，起源於人的前額皮質。人的這一皮質，要比其它的哺乳動物大得多，比最接近我們的其它靈長類，如黑猩猩、大猩猩等都要大很多。這是我們人獨特的生理特征，是我們之所以成為人的生理基礎。從人的發展來看，人獲得這種思考的能力，也許隻有幾萬年的時間。這是一個非常近期的事件。類人猿有兩次走出非洲的經曆。第一次，是在一百萬年之前，第二次是在大致十萬年前。而後一次走出非洲的人猿(homo sapiens)，才是我們現代的人類。在十萬年前，這支人猿的腦部骨格己與我們現代人相差無幾。當這一支現代的人移居到歐洲的時候，他們遇到一支已經在那裏生活的類人猿，叫作Neanderthon。這支Neanderthon離我們現代的人類非常接近。它們的體格比我們現代人要強壯。它們居住在山洞裏麵，也以打獵為生。在幾萬年的曆史當中，現代人類與Neanderthon共同生活在歐洲大陸。但到了三萬年前，Neanderthon突然在地球上滅絕了。它們的滅絕，是由於現代人在領土上的推進，是現代人與Neanderthon競爭的結果。而現代人之所以在競爭中獲勝，是因為現代人比Neanderthon更聰明。所謂的更聰明，也就是說現代人的思維比Neanderthon更快捷、更周全、更高級。與Neanderthon在岩洞中居住相反，我們現代人往往居住在山坡之上。這樣更便於觀察被獵逐的牛群或羊群的活動。現代人發明了石器，利用石器的尖角可以製出很多不同的矛，成為打獵的利器。現代人的語言能力，使他們可以在打獵過程當中互相配合。所有這些，都是他們與Neanderthon在競爭中取勝的重要原因。而所有這些，也都是他們思維發展的結果。在一九二九年，有人在法國的一個岩洞當中發現了許多古老的壁畫。後經驗證，這是人類在一、二萬年前所作。從壁畫的風格，以及他們對於打獵過程的描述來看，那個時候的人已經有非常發達的感知(conscious)。這裏所指的感知是指人在大腦中對於外部世界的一個圖象，或者一個動態的圖象過程。以打獵為例，打獵本身是一個外部的活動。動物也有打獵的時候，它們也經曆同樣的活動。但人與它們不同的是，當他在岩洞中休息的時候，他可以把打獵的過程回想一遍，在他的大腦中演一遍”電影”，這就是感知。而這種感知在其他的動物身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是很初級的。它們有打獵的時候，但不會有回想的時候。而這種回想的能力，就是感知的能力，也是我們理性思維的基礎。正是基於這種回想，古人在法國的岩洞中將打獵的過程重新繪畫出來。這種可以在沒有直接外部刺激的時候自身存在的大腦感知活動，也就是我們思維的活動。現在的研究證明，一些很基本的感知活動也許可以存在於一些高級的動物當中，比如說大猩猩，甚至老虎等等。但它們的感知思維活動特別的簡單和初淺。

對於人來講，他的思維活動之所以得到飛躍還得益於語言的發展。現在有一個理論，認為人的思維的飛躍，是他的感知能力加上他的語言能力綜合的結果。這個飛躍發生在二、三萬年前。在那個時候，經過長期的進化積累，人已經有了發生這種飛躍的生理前提。他的大腦前額皮質已經非常寬大，他的語言發音聲道也已十分成熟。但真正將這兩方麵能力綜合起來，發展出一種新的思維過程，仍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人的這兩個方麵(感知和發音)能力的發展，本身隻是獨立的事件，並非專門為了發展理性而來。可以說理性思維的產生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幾個偶然的前提湊在一起，發展出預想不到的結果，這往往是新生事物發展的規律。人聲道的發展，本身是一件偶然的事情。由於氣候的變暖和幹燥，在幾百萬年前，非洲的森林變成了草原。人猿從樹叢裏下到了地上。為了看清遠處的東西，他們學會了直立行走。而站起來直立行走，卻拉長了他們的喉結和音腔。這使我們人類有比其它哺乳動物都要大的音腔和音域。這成為我們語言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麵，人前額皮質的發展，是由於我們選擇了以聰明作為生存競爭手段的結果。聰明有許多形式，並不一定非得需要語言，更不一定需要講道理(理性)。比如大猩猩，小的大猩猩可以模仿它母親做事的過程，而學會做這件事情，比如用石頭砸開果子，或者在不同的情形下發出不同的聲音，以便交流。所有這些，都會促進大腦皮質的發展，進而使我們產生感知。而將感知與語言的發音能力結合起來，使我們產生出一種理性的思考，這是一次巨大的飛躍。有一種理論認為，這種飛躍，有可能發生在一兩個非常聰明的人的身上，正可謂是當初的牛頓和愛因斯坦。當初的這一兩個聰明人，突然發現可以利用平時簡單的語言發音將感知的過程串聯起來，作為感知的代號，從而將感知表達出來，互相進行交流。這是一種新的行為方式。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已經具有這種潛在的能力，隻是沒有意識到這種新行為的可能。但一旦這種新行為被發明出來，它很快就在人類當中流行開來，並在一兩千年內傳遍了整個世界，從歐洲傳到了非洲和亞洲，使世界各地的現代人都具備了這個能力。這情形尤如當今世界的科技發明。隻是現代社會一個發明出來之後，一兩年內就可以傳遍世界，用不著一兩千年。當全世界的現代人都具備了這種理性的思維能力之後，類人猿的另外一支，Neanderthon，也就很快地在地球上消失了。 Neanderthon沒有學會這種思維的能力，那是因為它們的前提條件並不成熟。 它們的前額皮質以及音域，都沒有現代人這樣發達。從那個時候起，也就是二、三萬年前起，人類就真正掌握了思維、理性的能力。這也是我們從此區別於其它動物的真正特征。這便是思維理性的起源和曆史。當然這裏說的隻是一個極端簡化的故事，真正的曆史恐怕要比這複雜得多。

那麽人自從有了這種思維、理性的能力之後，從二、三萬年前到今天，整個思維、理性的發展，有什麽大的規律和方向麽？這正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首先這種思維、理性的能力也就是一種在大腦當中表現外部世界的能力。人自從有理性思維以來，一直試圖將外部世界理出一個頭緒來(make sense)，或者說一直在尋找一種對外部世界的說法、解釋、或理論。我們可以將它們統稱為:”語言體係”(language)。這裏說的語言體係，不單是指我們日常生活中說話的語言，而是指一種更廣義的，對外界世界的一種描述(比如理論，比如科學上的學科)。對這一套語言體係的不斷改進和發展，正是人類理性發展的方向。更進一步講，這些所謂的說法，或者理論，就是要在我們思維的過程中，尋找或者構造出一些規則來，使我們的思維過程與外麵的世界相符合，也使我們的思維可以更有效地運用到外部世界去。所以這個語言體係的發展，其實也正是我們思維結構的發展，語言規則的發展。所以人類理性的發展，也就是在不斷地尋找更適當的語言來描述外麵的世界。而這個語言本身是對我們思維過程的一種規範。這裏有一個最基本的假設，這就是：這個外部的世界是存在的。外麵存在著一個世界，我們人，其實也是外麵世界的一部分。我們尋找的語言，是為了用來描述外麵這個已經存在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語言，是用來規範大腦中思維的過程，而不能直接作用到外麵世界中去。雖然這個思維的過程，可以對應著這個外麵的世界，但它畢竟不是外麵的世界。所以這個語言本身也不是屬於外麵的世界。換句話說，我們所尋找到的理論，是對外麵世界的說法和描述，但它並不能取代外部世界，也就是說它並非所謂的真理 (truth)。當人們談到真理的時候，有一個潛在的假設，認為這個真理就是外麵世界的一部份，外麵的世界必須就是這個樣子。這樣的真理永遠不會存在。如果真理真的是外麵的世界的一部份，而我們的語言隻對應著我們大腦的思維（所以這個語言和外麵的世界完全是兩碼事，永遠也不可以等同），這樣我們永遠都不可能掌握真理。我們的描述可以非常的精確，可以很好地對應著外麵的世界。但另一方麵我們往往會發現，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描述和說法，它同樣可以精確地對應著外麵的世界。那麽哪一種說法才是真理呢？兩者都不是。我們必須放棄這種黑格爾意義下的真理的追求，甚至真理的概念。我們應該改而追求一種有效的、精確的對外部世界的描述，而不應過份強求它就是外部世界本身。打個比方，現代的計算機可以通過編輯程序的方法來模擬很多外麵世界的過程。但同樣一個物質過程，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來描述。首先可以用不同的計算機的語言，其次可以寫不同結構的程序。所有這些程序得到的結果可以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說，它們對外部世界的描述，都同樣的精確。但是你如果看一看這些程序本身，它們可以是非常的不一樣。我們這裏所說的語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對應於這個程序。不同的程序，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結構。我們很難說這個程序本身就是外麵的世界。程序本身有很多的特點，而這些特點，也許和外麵的世界沒有任何的關係。但當我們說它是真理的時候，這些特點也變成了真理，這往往是爭端的開始。

既然語言本身隻是對外麵世界的一個說法，並非絕對的直理，那麽就很難說哪一種語言是絕對的錯誤，哪一種語言是絕對的正確。也許更好的評判方法是：一種語言可以比另外一種語言更有效地描述外麵的世界。意識到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不同的哲學派別和體係。因為不同的哲學說法，就對應著不同的語言體係，也就是對外麵世界的不同描述方法。也許我們會發現有的描述非常的愚蠢，而另外的描述卻非常的精辟和貼切。同樣的標準，也可以運用在看待宗教和現代科學上麵。可以說宗教也是一種對世界的描述，但隻是相對於現代的科學來說，它失去了當初的光環和有效性。回顧人類理性和知識的發明，讓人驚歎的是，我們人最終找到了一些非常有效的語言來描述這個世界。也許你會問，為什麽我們可以找到一些這麽有效的語言呢？或者換一句話說，為什麽這個世界是如此地有規律。當然這裏所說的規律，並非真說是外麵世界的規律(真理)，其實是對思維方法的規律或者規範，然後它的結果就可以與外麵世界相符合。所以規律，其實是我們語言中的規律，運用在我們思維當中。為什麽我們可以找到這些有效的規律呢？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自身思考的過程、大腦內部的活動也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它與外麵的世界享有一致的運行方法。正因為這個一致性，隻要我們找到了正確的思考方法，我們的思考就可以很有效地模仿外麵的世界。而所謂的正確思考方法，就是我們所要尋找的語言。

接下來讓我們討論一下語言本身有一些怎樣的特性。第一個特性就是所謂的:自洽性。我們中國人說自圓其說，就是自洽性。 如果我們要對外部世界找一個說法，那麽，我們必須要使這個說法沒有自身矛盾的地方。另一個方麵，在我們的思維過程中，不能有任何的阻礙。或者說從東想，從西想，都可以想得通。不能有人為的阻礙，告訴你不能這樣說，不能這麽想。各方麵想都應該得到同樣的結論，這就是自洽性。怎樣才能夠保證一個語言內部的自洽性呢？在這一點上，邏輯變得非常的重要。邏輯學是一套工具，用來幫助語言達到它的自洽性的。我們可以用邏輯的推論來規範我們思維的過程。邏輯學的發展，起源於古希臘。在兩千多年前，在希臘各種派別的爭辯過程中，人們發現邏輯是一種有力的辨論方法。這一套辨論方法被亞裏斯多德總結出來，成為邏輯學的開始。由此很多人將邏輯學的起源歸功於亞裏斯多德。

語言的第二個特征，就是它的開放性。對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講一下哥德爾定理。 哥德爾是二十世紀初的一個德國邏輯學家。他在代數推導中發現了一個驚人的定理。這個定理說:所有的理論體係，都不可能是封閉的。什麽叫封閉和開放呢？讓我們用例子來說明。比如我們研究一個代數的體係，那麽在這個體係當中，我們可以問很多問題，我們不知道這些問題是對或者是錯。比如說費馬定理，需要通過證明才知道它的對錯。那麽這些證明從何入手呢？一般來說，我們首先假定幾條公理。從邏輯上說，這些所謂的公理並不是不證自明的定理，其實它們是一些最基本的假定(或者說是選擇)。比如在歐基理德的平麵幾何學裏，兩條平行線永不相交，而在黎曼幾何裏，這樣的不相交的平行線是不存在的。從這些公理(假定)出發，我們可以運用邏輯學的方法推導出其他的很多定理。現在讓我們將幾條有限的公理放在一起，形成一套係統。那麽這裏有一個問題：是不是我們可以從這幾條公理出發，推導證明出我們所有可以問的問題。在這個體係當中，我們可以問很多的問題，是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有答案，都可以從那幾條公理出發得到證明或被推翻？如果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得到它對錯的證明，那麽這個體係就是封閉的。如果總有問題不能得到回答，那麽這個體係就是開放的。哥德爾定理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個封閉的體係。任何體係，任何一個有限公理係統，總可以提出證明不了的問題。要證明它們，你必須提出新的公理。並且在整個係統中，公理的數量是無限的，所以體係總是開放的。哥德爾定理在二十世紀初有非常大的影響。在二十世紀之初，很多大的數學家、邏輯學家，包括希爾伯特、羅素，他們都試圖尋找一套完整的公理體係。其想法是，如果有這麽一套體係，那麽整個數學中的所有問題都可以從這一套公理體係中得到證明，那麽這一套體係就是整個數學的基礎。但是哥德爾定理粉碎了這種夢想，因為這樣的公理體係是不存在的。對於我們這裏所說的語言的構造來講，這當然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這說明我們對外麵世界的認識，不可能是封閉的、有限的，而必須不斷地開放，認識必須一步步地加大範圍。在這裏我們的公理對應著對外部世界的觀察和結論，而定理的證明對應著我們的邏輯思考。所以想要不斷地回答所有的問題，我們就必須對外界進行不斷的觀察。這也是與黑格爾的想法背道而馳的。黑格爾憧憬一套絕對的真理係統。他想如果有一套完整的體係，體係內部完全地自洽，那麽你不需要觀察外麵的世界，就知道它和外麵的世界相一致，因為這樣完美自洽的體係全宇宙中隻會有一個。一個版本存在於外部世界本身，而另一個版本就在你心中。黑格爾倡導可以通過完全邏輯推導的方法來得到這一體係，而不必觀察外部世界。但哥德爾定理指出，這種自洽封閉的完整體係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係統都必須是無限的開放係統，並且這種邏輯上互相自洽的無限開放係統也不隻一個(公理是一種選擇)。到底哪一個是與外部世界相一致的隻能通過實驗觀察來決定，而不能隻是通過純粹的邏輯思辯。

接下來再說另一個語言的特征，或說是語言發展的原則，這就是：奧克漢的剪刀(Ockham’s Razor)。這是一個關於語言效率的原則。如果有兩個語言體係，它們對所有可以與外界比較的問題都給出同樣的答案。那麽，如果其中一個語言體係比另外一個更複雜，比如多一些額外的假定，那麽我們就應該用奧克漢的剪刀剪去這些額外臃腫的假定，而選擇更簡單的那一個語言體係。這裏我們得到一個衡量語言體係好壞的方法。最簡單而且給出正確答案的理論，就是真正最好的理論。這一方法在我們以後對不同的宗教或哲學的派別討論中非常的有用。這裏所說的正確是指理論對外部世界的預測與我們的感官對外部世界所做的觀察相一致。這裏所說的簡單是指用在我們的思維上簡單、快捷、有效。當然無論是怎樣笨拙的理論，隻要你不斷地在它上麵增加公理，增加不同的附屬條件，增加補丁，它都可以對外麵世界說得通，答案正確，也可以說是自洽的。比如說，當你發現理論預測與實際不相符合的時候，你總可以說這是一個例外，再將正確的答案作為補丁補上。這樣你可以將你的理論變得永遠正確，但它卻變得臃腫累贅，幾乎失去理論的預測性和實用性。所以我們不能隻從理論的正確與否來評判理論。這往往使各方爭議不休，都說自己理論正確，是真理。我們必須從正確性和簡單性兩個方麵來評價理論的好壞。不同的理論，也許我們不能說誰正確誰不正確，也不能說誰是真理誰不是真理，但我們可以說誰好誰壞，誰是有效的，有威力的，有預測性的，誰不是。就當今人類的知識水平來講，我們已經具有的最簡單、最有效的描述外部世界的語言就是科學。科學的成就和威力是我們有目共睹的。

我們說語言和理論不會是絕對的真理，我們在比較它們的時候不能說誰正確、誰不正確，隻能說誰有效、誰更好。在這裏，我們可以對語言之間的比較作一個說明。當比較兩種不同的語言體係時，有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兩種語言是等價的，或者說基本等價的。所謂等價的，就是說，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翻譯過程，將一種語言完完全全的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對於這種情況，往往兩種語言的結構是完全一致的，它們的不同隻存在於它們的表象與符號上麵。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說話所用的自然語言，像中文與英文，就可以說是等價的。很難說一種語言比另外一種語言好。它們都同樣的有效，同樣可以用來描述生活的各個方麵。再舉一個物理上的例子。在量子力學的發展初期，海生伯發明了一套用矩陣來描述電子運動的方程，稱之為量子力學的海生伯表述。後來薛定厄將電子的運動描述成波函數。從表麵上看，矩陣與波函數是兩個完全不相同的圖象，搞不好就會引起誰是真理的爭論。但後來人們發現，隻要是與外界測量有關的東西，兩套理論的結論都完全一樣。再後來人們又發現它們是同一個理論的不同表象，也就是說它們是完全等價的。這個例子告訴我們，識別一個理論的重要之點是看它對可測量的外部世界的預測，而不是看它內部的圖像和表述方式。兩種語言比較的另外一種情形，就是這兩種語言完全的不等價。它們給出的結論不一樣，它們自身內部的結構也不一樣。這樣的例子有很多。舉大的方麵，在哲學當中有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分，在認識論上有宗教與科學之分。舉小的例子，在物理學中，有亞裏斯多德的動力學與牛頓動力學的區別，也有牛頓萬有引力定律與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區別。這樣的兩種語言，完全不可以從一種翻譯到另外一種。他們是對外部世界不同的描述。不過對這種不等價的語言還可以區分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一種理論是另一種理論在局域的近似。這經常發生在科學的發展當中。比如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可以被看成是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在弱引力場下的近似，雖然從萬有引力到廣義相對論，時空觀念上己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第二種情形是兩種理論處在互相對立的位置，根本不能調和，比如上麵提到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對於兩種不等價的語言，我們往往會發現一種描述比另外一種描述要有效得多，方便得多。而這最終會導致有效的理論取代無效的理論，這種過程是一種革命。相形之下，對於兩個等價的語言來說，它們很可能同時存在，取決於使用人的背境和習慣，比如屮文與英文。對於兩個對立的語言來講，兩者之間的有效性可說有天壤之別，在數學上我們稱它們有指數性的(exponential)不同。比如，要用上帝來說明電燈泡為什麽要發光，或者說今天我的心情為什麽不好，可想而知要加入怎樣的古古怪怪的假設。這些假設不僅累贅，也很難自圓其說，並且它們也不帶來任何的預測性。與現代科學相比誰好誰壞就不證自明了。總的來說，比較兩種不等價的語言孰好孰壞可以看三個方麵。第一是這個理論自身的自洽性。自洽的理論是可以讓思路自由通暢的理論，而不是處處設防的理論。第二是這個理論運行的有效性。這是看它描述以及預測外部世界時是不是很簡單、很方便。第三個是它的精確及預測性。它對於外部世界應該有所預測，並且這種預測應該精確。如果沒有預測就沒有給出有用的信息，就隻能是瞎扯。這三個方麵其實是相通的。我們往往會發現，兩種對立的理論或說法，它們在遇到具體的問題時，在所有這三個方麵，好的理論比壞的理論都會有指數性的不同。用新的、好的語言取代舊的、過時的語言，正是我們人類理性發展的曆史。不過我們並不能說這種新的語言就代表了真理。因為畢竟它隻是對於我們自身內部思維的一個規範和方法，並且在將來也會有更新的語言來取代它。

在二十世紀初，有一個哲學學派，叫做語言結構學。他們認為，哲學的所有問題都出在語言的不清楚上麵。所以隻要把語言規範清楚，所有的哲學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我們很讚同這一觀點。隻可惜他們所說的語言，局限在我們的日常自然語言上麵，而不是我們這裏所說的語言。我們這裏所說的語言，是對外麵世界的整個說法，它已經包括哲學、科學、數學等等。 不過呢這個語言結構學說也有它很有道理的地方。他們指出很多哲學上的爭論，都是由於自然語言的不清楚所引起的。比如，我們經常問：生活的目的是什麽？在這個問題當中，就蘊藏了一個假設，認為我們生活是有目的的，隻要我們找出這一目的就行。而目的這個詞有一個隱含的詞意，那就是認為一個東西或一件事情A的存在，是為了另外一個東西B。B和A是一個主從關係。A存在的目的是對於B來講的，因為B要拿A來派什麽用場。比如說，板凳是人製造出來的。對於這個製造者來說，造這個板凳是有目的的，是為了在上麵坐人。對板凳本身恐怕它並沒有什麽目的，它隻是存在在那裏而己。當我們問我們人生的目的的時候，這就隱含一個假設，認為我們人是被製造出來的。所以如果人是上帝製造出來的，那麽我們人對於上帝來說，是有一個目的。我們可以問：他為什麽要把我們製造出來？但如果我們人是進化而來的，是自生自長的，那麽，它本身也許就沒有什麽目的可言。隻是曆史的進程讓它達到了這一步。所以問這句話：人生的目的是什麽？或者說，生命的目的是什麽？本身就是錯誤的。我們不應該這麽問。也許我們應該換一個問問題的方法。如果問：怎樣的生命才更有意義，才更好，那麽也許我們可以有所答案，起碼在我們弄清楚意義與好的定義之後。

接下來，讓我們簡述一下科學的發展曆史。當今的科學是人類理性發展的頂峰，它的發展曆史是人類理性發展曆史的一個縮影。科學發展的過程，也是人類思維發展的過程。人在最遠古的時候，並不認為自己可以真正的了解這個世界。那個時候的人認為，自己說的話，並不是由他們自己做主說出來的，而是出於神的意誌。他們說話，其實隻是神在借用他們的口。因為人自己太渺小，不可能想清楚周圍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什麽想法，也不是自己想出來的，而是神加給他們的。一切榮耀屬於神。這種自己一切都沒有責任的態度倒可以使人十分輕鬆。另一方麵，這本身也是一種解釋周邊事物的說法和語言，並且帶來與之相對應的文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人們不必去深思周圍事情的發展。任何不能解釋的東西都可以歸功於神的意誌。所以可以說這是一種很方便、簡潔的解釋問題的方法。隻是它對事物的預測性要差了些。到了古希臘的時候，人們漸漸地發現，其實可以用自己的思維去想問題，去解釋周圍的現象。這不能不說是一場思想上的解放和革命。由於這個解放，人們開始對周圍的事物感興趣，並且深加討論和研究。在這種新思潮下，古希臘產生出很多傑出的哲學家，也產生出科學的萌芽。古希臘的幾何、天文、邏輯，都達到了非常高深的程度。我們今天的科學傳統，很多都源於古希臘時期的發展。但是，到了羅馬後期，基督教盛行，並漸漸在人們的生活中占據了統治地位。這種情形在中世紀得到了加劇。因為宗教致高無尚的地位，人們再次認為，他們所能夠做的事情，就是解釋宗教的理論，背頌舊約和新約。自然地，在這種想法下麵，人們沒有自己獨立思考的必要，甚至不應該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在這上下一千年的歐洲黑暗時期，科學幾乎沒有任何的發展。古希臘時期的文化成就也幾乎被遺忘貽盡了。相反倒是中東的國家，比如波斯及阿拉伯，因為與東羅馬拜占庭帝國的聯係，使他們有機會保留一些古希臘的著作，尤其是亞理士多德的作品。到了文藝複興的時候，當大家將古希臘的作品從中東發掘出來之後，人們再一次意識到，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思考，並且可以通過這個思考來達到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和了解。古希臘時期的科學傳統在這時又被繼承下來了。從那個時候到今天，科學有了巨大的發展。最近一兩百年人類積累的知識遠遠超出了以往幾千年知識的總和。在所有這些科學的發展當中，物理學的發展最為顯著。它可以說是現代科學的代表，也是人類知識的皇冠。

物理學是一門應用的學科，它不僅需要數學作為它的基礎，也需要與外麵的世界作定量的比較。在希臘時期已經對物理學有所研究，比如說阿基米德定理，拱杆原理等。所有這些，在古希臘時期都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但那個時候，並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認為可以有定量的描述。比如亞理士多德認為：石頭之所以會掉到地上，是因為石頭比較喜歡地麵。在希臘的思想體係中，所有的事物都有一個擬人的願望，都有一個靈魂。這正是遠古時代以神為中心的思想體係的遺產。比如說，石頭有個靈魂。石頭的靈魂是喜歡地下的，所以它要往地下跑。而羽毛的靈魂是喜歡天上的，所以要往天上飛。在這樣的體係下麵，很多事物都被加上了擬人的色彩。雖然他們可以用來解釋很多現象，但是對於這些現象的解釋是不定量的。一直到了文藝複興之後，人們才發現，很多以前認為不可以描述的東西，其實是可以定量描述的，隻是以前沒有找到它的規律。比如，石頭往地下跑，是因為有一個地心的引力。而並非是石頭喜歡地下。在文藝複興時期，對於科學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的，是天體物理。天體物理在古希臘時期，有泊托密(Ptolemy)的地心學說。他用不同的圓圈，以地球為中心來解釋各種行星的運轉。行星，是行走之星。與天空中位置不變的其它恒星相比，這些行星的軌跡雜亂無章。要解釋它們，可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泊托密的地心學圓圈儀，到了文藝複興的時候，已被改進得非常的複雜，有二十幾個大小不同的圓圈。更糟糕的是歐洲大陸與英國的圓圈儀還各不相同，並且都同樣地精確(或說不精確)地描述了行星的運行，所以很難說誰好誰壞。從神學來看，不管是神，還是上帝，都生活在天上。所以對天體的研究，無疑非常的重要。通過這些研究，也許我們人可以得到神的旨意。這也是占星學在當初特別時興的原因。因為這些，天體物理的研究一直受到教會的支持。以至在文藝複興的時候，不管是哥白尼，還是牛頓，他們對天體的研究，都是為了證明上帝的存在。但是，恰恰是哥白尼，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發現：與其用二十幾個圓圈的地心學說來解釋行星的運行，還不如用一個很簡單的日心學說。這就是說所有的行星，包括我們地球，都在圍繞著太陽運轉。不僅這個模型比地心學簡單，並且它所預測的結果遠比地心學說準確。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語言比較的例子。有兩種理論或者語言，他們都對行星的運轉做出了解釋。但是一種要比另外一種更簡單，並且更精確。所以它是一個更完美的理論。但因為哥白尼是一個很虔誠的教徒，他在有生之年並沒有發表他的發現。並且他自已一直認為，日心學隻是一個方便的數學模型，而並不代表行星真正的運行軌道，而事物的真相(或說真理)還必須是地心學。但對年輕一代的開普列來說，日心學就不再隻是一個數學模型，而是真理。他對行星的軌跡作了長期觀察和測量。在總結他自己、以及大量的Tycho de Brahe的測量數據基礎上，開普列得到著名的開普列三大定理。受這些開普列定理的鼓舞，牛頓利用他在數學上的天才，發明了微積分的方法，推導出行星在引力下的運動軌跡，並發現它們與開普列定理相符合，從而證明了萬有引力的存在。這是科學的一次偉大勝利，也是人類理性發展的一次飛躍。以定量為基礎的科學理性的解釋，戰勝了以神聖為基礎的宗教的解釋。這裏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牛頓發明了微積分，用這種方法他推導出行星的軌跡是橢園，與開普列定理符合。但要證明這種引力是萬有引力，而不隻是存在於太陽與行星之間，他必須證明蘋果掉到地上也是因為同一種力。這需要地球的質量與半徑。可惜他當初所用的參數不對，這使他以為萬有引力的模型並不正確。結果他將結果鎖在了抽屜裏。這樣一鎖就是十年。直到有一天，其它的幾個人也想證明萬有引力，但苦於解不出方程，來請教數學家牛頓。這時牛頓才將手稿從抽屜裏拿出，並且說這問題我十年前就解出來了。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不僅解決了行星的軌跡問題，也同時解決了石頭往下掉的問題。這樣的解釋當然比亞裏斯多德的理論先進得多，並且將兩種看似不同的事情聯係起來，從而加深了我們的認識。這往往是新的理論的特征：有更大的使用範圍，統一不同的領域。

到了二十世紀初，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又被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取代，而萬有引力定理隻是在有限的情況之下，對於廣義相對論的一種近似。所以我們不能說，萬有引力就是一個絕對的真理。我們不能像亞裏斯多德那樣擬人化，在這裏憑空胡思亂想，認為兩個物質之間會互相吸引，必定有什麽更深的原因。其實在廣義相對論看來，他們並沒有互相吸引。看起來互相吸引的現象隻是空間彎曲的結果。到現在，人們又試圖將廣義相對論與量子場論統一起來。不過這還是一個正在進行的過程。比如說超弦理論(superstring theory)，想把它們在十維空間中結合起來，然後將六維卷曲起來，剩下我們的四維時空(三維空間加一維時間)。現在不僅有超弦理論，更有超膜理論（brane theory），認為物體的運動可以用一種膜的運動來描述，而這種膜存在於一個十一維的空間當中。我們十維空間的世界正是這個十一維空間的一個切麵，切下來的膜也變成了一條弦。在物理學當中，一種更高級完善的理論，取代一種更低級，近似的理論，己經是家常便飯，數不勝數。它不僅表現在我們剛才說到的萬有引力、廣義相對論這一條線上，也表現在經典力學和量子力學這一條線上。在經典力學看來，每一個物體的位置都可以精確的測量，存在於空間的一點上。對於常人來說，這似乎是天經地義，沒什麽好說的。但量子力學不這麽看。在量子力學看來，一個物體的位置沒有精確的描述。它不能用一個點來描述，而隻能用一個波來描述。它的位置，其實是在一個波的函數之中。但在超弦理論當中，它的位置又不僅是一個點的波函數，而是一條弦的波函數。一條弦就象一條琴絲一樣在空中擺動。將不同擺動的方式給出一個機率函數，這就是超弦的波函數。

從上麵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科學乃至理性發展的過程，就是更高級的理論取代以前粗糙近似理論的過程。所謂高級，是指它覆蓋的麵積更廣，給出的預測更精確，而在這更廣的範圍內更簡單自洽。我們理論描述的範圍，往往從我們身邊觀察到的事物開始，然後隨著我們實驗觀察能力的增加而擴展開去。當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理論之後，我們往往將它應用到極限，直到它的預測與實驗觀察到的結果相矛盾。這時我們就知道這己經超出了這套理論的適用範圍，我們需要新的理論。當然對於以前那些近似的理論，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它們仍然可以用來描述事物的運動過程。但是如果我們想要走出這個範圍，將理論用到更廣的範圍的時候，往往我們就需要新的理論。這種新的理論不僅是精度上的改進，往往還需要我們在觀念上的根本變化。所以如果我們認為這個外麵物質世界真的就是照著我們的理論和觀念在運行，或者說我們的理論和觀念有真理似的神聖光環，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當我們改進這個近似的理論，走向另一個更高級的理論的時候，我們的整個的觀念，看事情的方法往往都需要改變。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不敢說我們現有的理論觀念就是外麵世界的真理（客觀真理是不應該隨著我們人的認識的深入而改變的）。我們隻能說我們的理論在一定範圍內所做的預測與外麵世界相符合。在很多宗教哲學的爭議中，問題往往出在我們將理論用到完全超出它適用範圍之外的地方，並且還仍然堅持這套理論和觀念的正確性，這是因為我們常常將這些理論看成是不需要改變的真理，而不隻是一套描述方法。每當我們將一種觀念應用到它不該應用的地方的時候，我們就會犯錯，但這樣的錯我們時常犯。比如我們問：人生的目的是什麽，而忘掉了目的一詞適用的範圍。又比如，當我們把身邊熟習的三維空間概念應用到很小很小的尺度上的時候，我們也可能出錯。在小尺度上麵，時空的概念可能與我們熟知的概念大不一樣。那裏空間也許是十維而不是三維。所以並非我們熟知的觀念就一定是真理，就一定能夠放之四海而皆準。

你也許會發現：新的理論在有限的範圍之內，也許比舊的理論更複雜。比如說，牛頓萬有引力，大家都認為很簡單，也就是質量除一個距離。相反，對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大多數人都會認為十分的複雜。這是否意味著新的理論還沒有舊的理論簡單有效呢？其實不然。從更高的角度來看，從更廣的範圍來看，從需要描述更多現象的事實來看(比如說描述黑洞，描述宇宙大爆炸)，廣義相對論要比萬有引力定律更簡單，更優美。從觀念上看，廣義相對論統一了加速度與引力的兩種不同的質量，並解決了引力在真空中傳播的難題。從數學上看，隻要應用正確的數學理論，它的基本公式十分的優美，並且念意深刻：空間彎曲的量度等於在那一點上的物質能量矩陣。大多數物理學家都認為廣義相對論是至今為止最優美的理論。這裏的優美指它的完整、簡單、和自洽。所以新的理論不僅比舊的理論更精確，描述的範圍更廣闊，並且往往它更簡單、更優美。再舉個例子，如果用上帝來描述一切世上的現象，就像亞裏斯多德用這個石頭的願望來描述它的運動一樣，說起來很簡單，好像很容易。但是，如果你問上帝為什麽讓石頭掉下來，而讓羽毛飛上去？上帝管這麽多石頭和羽毛會不會累？上帝在什麽地方？這麽遠怎麽看得到我們？等等等等，你會發現上帝引出的問題遠比他解決的要多。當我們把自洽性與有效性考慮在內時，這種利用上帝的解釋方法就顯得既不優美也不簡單了。

用新的理論來取代舊的理論，這不僅是科學發展的過程，也是整個人類理性發展的過程。從宗教到科學，也正是這樣一個過程。在粗淺的層麵上來看，就我們日常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來講，用神和上帝來說明一些事情其實是一個不錯的方法。隻是當我們的認識與觀察深入之後，我們發現用科學的方法能更好地解釋這些現象。因為科學與神學的觀念大相徑庭，為了保持我們理論的自洽性，我們最好完全放棄神學宗教的那一套粗略近似的描述世界的方法和觀念，而用科學的方法與態度取而代之。這也正是本書的宗旨。雖然我們並不能說當今的科學就能解釋一切現象，但是回顧科學的成就，可以讓人感到是非常的驕傲和自豪。這也讓我們感到人的偉大。現代的科學，可以從整個宇宙爆炸的那一瞬間開始，描述到我們現在。它可以描述宇宙的擴展，星座的產生，星係的命運，地球的曆史，以及宇宙的將來。同樣地，它可以用來描述我們身邊物質的運動和性質，從青銅器到現代的納米材料，從控製我們大腦的化學分子到我們人的感情活動，從火箭導彈到人造衛星，科學無處不在，無處不在控製和改變著我們的生活。

近一二百年的物理學發展曆史，可以被歸結成一個理論的還原論(reductionism)曆史。這種還原論就是不斷地尋找更基礎、更底層的描述事物的公式和方法，並且對各種的現有理論進行整合和統一。比如電場和磁場，這兩種以前認為完全分開的事情，被得到統一，形成了法拉第和Maxwell的電磁場理論。電磁場理論後來又與弱相互理論進行統一，得到了標準統一場理論(standard theory)。而統一場理論又與強互相作用得到統一，形成一個大的統一場理論(Grand unification theory)。而現在的傾向是要把量子力學與廣義相對論結合起來。在這上麵，人們還在做進一步的工作，比如說超弦理論，超對稱性理論等等。所有這些的目的，都是為了尋找更基本的公式和更基本的對稱性，以及更簡單、更優美的方程式。這裏人們學到一個事實，就是越是基礎深層次的理論它應用的範圍也越廣。通過這一二百年的努力，我們人類已經找到了非常基礎，也非常優美的方程式。從理論上說，可以從它們出發，推導出其他一切的物質現象。當然實際上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代的物理學，特別是材料科學的一個傾向，就是從基本的方程出發來推導和描述複雜的物理現象和體係。這是一個與還原論相反的過程。比如說高溫超導的現象，雖然主導它的基本方程式是知道的，但這並不能說明我們就了解了高溫超導的理論，可以對它進行預測。還比如說生物體的現象，它們十分複雜。雖然我們知道生物體中分子原子的運動方程，但並不能就說我們了解了生物體。與還原論相反，這裏我們試圖從最原始的基礎方程出發，而希望在一些特定的範圍內作出一些更有效而簡單的近似。這就尤如知道了廣義相對論之後，試圖推導出萬有引力定律。

在這一章的最後，讓我們再次討論一下真理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值得澄清，是因為它經常是引發爭議的焦點。如前麵所說，我們人類理性的發展，是尋找一個更好的語言來規範我們自身的思維。這些尋找到的語言、或者說規律，是不是可以被當作真理呢？我想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真理的定義。當大多數人提到真理的時候，總隱喻它就是客觀事實，也就是說它是外部世界的一部份。這正是讓有的唯心主義者不能讚同的地方。他們認為我們想的、知道的隻能是主觀事實，而不能是客觀事實。筆者雖然不是唯心主義者，但對這個問題卻抱同情的態度。我們前麵提到，這些規律其實是對我們自身思維的一種規範。它確實應該存在於我們自己的思維當中，而不是存在於外麵的世界當中。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說真理就是客觀事實，那麽這些規律並非絕對的真理。但另一方麵，這些規律肯定是與外麵的客觀世界有關係的，否則我們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與唯心主義不同，筆者認為外部世界是可觀察的，我們的感官是可以信任的。畢盡我們思維本身也是大腦器官活動的結果。如果對感官的信息都不信任，我們對大腦的思維也不能信任，最後大家隻能當白癡。我們有對外部世界進行觀察的能力。也就是說，通過感官觀察，我們可以判斷一件東西是否存在(比如眼前有沒有一張桌子)，一件事情有沒有發生過(比如眼前的狗是坐著的，還是在跑)。這又被稱作事實真理，或叫事實真象。這種觀察判斷的能力，或者說事實真理的可知性，是我們將內部的大腦思維和語言與外部的客觀世界聯係起來的橋梁。但將兩者聯係起來，並非說兩者就等同。其實我們隻能知道我們所做出的預測是否與外界符合，但卻無法知道做出這些預測所基於的規律本身是否存在於外部世界當中。我們可以問兩個問題，一個是：這些規律有用嗎？當然是有用的，因為它們幫助我們思考，幫助我們得到正確的答案。另一個問題是：這些規律存在於外部世界當中嗎？對這個問題，恐怕回答是否定的。這些規律，隻存在於我們人類思維當中。 這些規律是我們人製造出來的，幫助我們思考的。它們並非存在於外部世界當中。它們隻是我們自身思維的一部分，也就是我們語言的一部分。如果它們存在於外部世界當中，那麽它們應該是一層不變的，不以我們人的發展而轉移。但從我們理性的發展曆史來看，它們在不斷地變化，並且有可能要永遠地變化下去。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不管是數學上的定理，還是物理上的定律，都不是真正外部世界的所謂的真理，因為它們不存在於外部世界當中。舉個例子來說，在柏拉圖的學說當中，他把一種所謂的形式(form)提到了很高的地位。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東西，比如說狗，有很多不同的個體，每一條狗和另外一條狗都不一樣。在柏拉圖看來，這些個體的狗隻是那個超然的形式上的狗的具體表現。什麽是更真的狗呢？是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個體實在的狗，還是那一隻高高在上的(形而上的)超然的形式上的狗？柏拉圖認為是那隻形式上的狗。換句話說你製造出來的知識比外麵的世界更真實，更成其為真理。我們語言中的規律正好象柏拉圖的形式，要說它是真理就與柏拉圖的態度沒什麽兩樣。然而這一套形而上學的態度，在亞裏斯多德那裏被糾正了過來。在亞裏斯多德看來，具體的每一條狗， 要比我們狗的概念更真實。他認為： 這個狗的概念，隻是我們對於具體的狗的一種歸納。這些概念作為這種歸納的結果，隻能存在於我們人的大腦之中，而不是存在於外部的世界裏。同樣的道理適合於我們所說的規律。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說的”存在”這兩個字，一般是指它處在一個空間當中。嚴格地講，如果一件東西存在，那麽它就必須存在於一個空間裏麵。那麽”規律”存在於一個什麽樣的空間裏麵呢? 當然它不會存在於一個三維的物質空間裏麵。那麽是否說除了我們物質的空間之外還有一個思維的空間呢? 或者說一個像靈魂一樣的空間呢? 如果這個空間存在，並且與我們人有關係，那麽我們人是怎樣與這個空間相互作用的呢？人們曾經認為我們的思維活動就是我們與這一思維空間相作用的方式，正如我們的感覺器官是我們與外麵的三維物質世界相作用的方式一樣。但是現代的科學己經可以將思維解釋成三維物質世界活動的一部份，這使得它沒有與另外一維空間相作用的可能。所以說這樣想來，這個額外的思維空間是不存在的。那麽我們的規律也不可能是一個客觀的存在。這裏客觀的存在是指可以獨立於人(或者宇宙中的其它智能生物)的存在。

不過不難想象，如果宇宙中有其他的智慧生物，它們發展出來的理論和定律與我們的理論和定律可以非常相似。這是否意味著這些理論和定律可以獨立於人而存在，或者說它們是外在的、現實存在的真理呢？事實並非這樣。我們的語言(理論和定律)是用來描述外部世界的，它是外部世界在大腦中的一個反映，一個印象。當然，這種印象，是通過了思維處理，歸納、總結之後的一個印象，而不是對外部世界的一個直接反映。所以，可以說牛頓的萬有引力定理，愛因思坦的廣義相對論，都隻是外部世界在我們人類思維當中的一個反映和印象。正因為它隻是一個印象，所以，它是依賴於外部世界的，隨著外部世界的存在而存在。但它同時也依賴於我們人的思維。我們人的大腦，就象一個相機一樣，將外部世界照在思維的相片之上。但我們不能說相片本身是一個可以獨立於我們而存在的外部實在。外部世界才是最真實的。相片的存在，有賴於外部世界的存在，也有賴於相機的存在。由於外部世界的一致性，它在不同智慧生物中所產生的印象可以十分相同，這就沒有什麽好奇怪的了。並且我們人與其他智慧生物的大腦都由同樣的生物物質所組成，所以大家的思維功能的也十分類似。也就是說，不僅外麵的景象是相同的，而且所用的相機也十分相同，所以我們所得到的相片也毫不奇怪的是十分類似了。

不過，這件事情還不能到此結束。因為人，總是在追求永恒，而對真理的幻想總是那麽充滿誘惑。有一個方法也許可以挽救我們對真理的執著。這是一個假設。這個假設認為：在人類思維過程當中，我們可以尋找到一個最終的語言，或者說理論體係。那麽我們可以把這個最終極的語言體係，定義為真理。與其他不等價的、對立的語言體係相比，這個終極的語言會無限的更有效、更自洽、也更精確。如果這個終極的語言被找到了，那麽我們就可以把它叫作真理。不過哥德爾定德指出，這個終極的語言不可能是封閉的。所以它必需一步一步擴展，並且是無窮的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最多可以期望的，是在知識的發展當中，現有的語言正在一步一步的迫近這個最終的語言。要達到這種平穩的漸近形式，在新、舊的語言的交替過程當中，舊的語言必須與新的語言相匹配，也就是說，舊的語言是在一定的範圍中對於新的語言的近似。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舊的語言(或說我們現有的語言)也就代表了一種近似的真理。這整個的假設有一個要點，就是認為，在走向最終的語言的過程當中，我們隻有一種選擇。也就是說沒有兩種互相不匹配的語言，它們對外部世界的描述同樣的有效。從現代科學的經驗來看，似乎我們確實隻有一種語言可以對外麵的世界進行很好的描述。那麽往往我們就把這種語言叫做當時的真理。但另一方麵，人類理性發展的曆史又告訴我們，在新舊語言的交替過程中，既有相互匹配的例子，也有觀念上的飛躍和轉變的例子。在後一種情形下，當舊的觀念完全不能與新的觀念相融合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將舊的觀念拋棄。在人類曆史中，這樣被拋棄的觀念數不勝數（比如嚴格從觀念上講，這包括：從亞裏斯多德的石頭願望學說到牛頓力學，從宗教到科學，從經典力學到量子力學（機率描述），從萬有引力到廣義相對論（時空觀念）等等）。所以這個漸近趨向終極語言的人類理性發展過程，並不象我們期望的那樣平穩。我們也不能保證我們今天的觀念就不會在明天被拋棄，得到180度的改變。這並非說今天的語言沒用，隻是說明天的語言更有效，並又需要我們完全改變今天的觀念。想到這一點我們就再也不敢說我們今天的語言及其觀念係統是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