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升號事件:黃海上的三國演義(3)
懸掛著大英帝國國旗的高升號(Kowshing),被日本驅逐艦浪速號(Naniwa)擊中後迅速下沉,高升號所運載的1116名中國官兵及74名國際船員中,不少人跳入大海求生。此時,這一著名國際事件中另一撲朔迷離的羅生門般的細節開始了:日本海軍是否對落水的中國官兵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中國最有權威的戚其章所著《甲午戰爭史》中,指出日艦為“報複”高升號官兵的寧死不降,而 “用快炮來向水裏遊的人射擊”,其後,在中國的絕大多數甲午戰爭文本中,都沿用了這個說法,並加了大量的諸如慘無人道等的修飾語。戚著中所引用的,是高升號上唯一的“普通乘客”、實際上是中國軍隊顧問的德國退役軍官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的證詞。(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那麽,其它幸存者的證詞是如何說的呢?高升號船長高惠悌(Galsworthy)說,當他跳入水中後,“彈如雨下,因有高升號船身遮蔽著,浪速艦上所發的彈絕不能擊落到我的附近。我轉過身來,看見中國兵正從船的甲板上及兩甲板當中的縫裏對我開槍。我盡可能以救命圈保護我頭的後麵,並盡力在水下遊”(Knowing that shot from the Naniwa could not strike near me, owing to being sheltered by the hull of the Kowshing, I turned on my back, and saw the Chinese soldiers firing at me from the deck and the 'tween deck ports. As far as possible I protected the back of my head with the lifebelt, and swam as low in the water as I could.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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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我所收藏的《日清戰爭實錄》第二編中,日本外務省法製局局長末鬆謙澄向外務大臣提交的調查報告中,幹脆根據他所收集的歐洲幸存者的證詞,一口咬定是中國兵自己射殺了落水者,如他所收集的大副證詞:“我為了避開中國軍隊的暴舉(Shel注:即證詞中說的,‘中國將官把彈藥和步槍發給士兵,並命令士兵,若我們有跟著浪速艦走或棄船的征候,立即予以擊斃’),於此時跳入水中。當我浮出水麵時,受到了中國兵的射擊”,“從中國人對跳入水中的歐洲人開槍的次數來看,在歐洲人到達陸地以前,恐必定有人被射殺”,“我在水中遊泳離開高升”號時,船中的中國人向我開槍。這從浪速、高升二船對於我的相對位置來看,是顯然的。(從位置來看,浪速艦的子彈隻會從頭頂上掠過)而且我確實看到了中國人從上甲板或下甲板的舷窗開槍。”船長陳述書:“從浪速艦的位置,以及其艦上人員以步槍射擊不到我們的情況來看,在水中,雨點般射向我們周圍的彈丸是船中的中國人發射的。而且實際上我已經看到了中國兵對我們開槍。從對我們發射的彈丸數量來看,我不得不認為,我們的一部分駕駛人員、輪機人員、舵工,已經被中國兵發射的槍彈殺死了。這是極為接近事實的。”舵工陳述書:“我以為甲板上的消防水桶足能保住我的生命,我立即抱著水桶跳入水中。此時,中國人以五、六支步槍同時從舷窗對我射擊。我勉強地避開了可能的死亡。後來一發子彈擊穿了我的頸部,我立即昏迷過去。我一恢複知覺就大叫:我是西班牙人,我是西班牙人,救救我,救救我!”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Fred T. Jane (全名John Fredrick Thomas Jane,
其實,在戚其章所引用的漢納根證詞中,還有很重要的另一段信息:“事實是,遊水的人們不但被日軍艦、亦被垂沉的船上的人射擊。後者可能有一種野蠻的想法,即倘使他們一定要死,他們的兄弟們亦不許活著。”令讀史者十分困惑的是,為什麽在我們的史著中,回避了這一段?為什麽沒有完整地引用漢納根證詞?
其實,正如我在上一篇中表明的觀點一樣,對於曆史的研究,固然要重視細節的考證,但如果過度地去依賴一些局部的細節,很有可能幹擾曆史線索的串聯。如果為了某種政治的需要——無論這種需要被認為如何高尚和重要——對於曆史細節進行選擇性的引用,再根據這一片麵的細節得出預設結論,這一結論的說服力可想而知。新聞界有所謂的“客觀鏡頭、主觀剪輯”,雖然每一個鏡頭都的確來自實況,但不同的剪裁和拚接卻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導向。中國著名的對〈無極〉進行所謂“解構”而引發的“饅頭事件”,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如果對曆史進行饅頭式的“解構”,我們還會有準確(確切地說是“盡可能準確”)的曆史嗎?(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再具體到本文的主題上來,我認為考證日本人究竟是否向落水中國官兵射擊,如同考證甲午戰爭中誰開第一槍一樣是毫無意義的。比這個更有意義的,是為什麽對同一史料進行如此剪裁?在這場戰爭中,日本人的蓄謀已久和以殺立威(如同清兵進關後的“嘉定三屠”和“揚州十日”的心理效果一樣),並不會因為是否向高升號的落水者開槍而加深或減少其罪孽。極端事件當然能十分典型地證明魔性,但過度拘泥於極端事件,卻有可能走入一個誤區:似乎隻有極端事件才能證明惡魔的魔性。設想一下,如果日本人占領南京,果然沒有進行大屠殺,而是安撫百姓,我們是否就會因此而減弱控訴的力度呢?!作為造成人類巨大悲劇的日本惡魔,它的魔性,貫穿在“軍國戰略”的實施全過程中,諸如旅順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等極端事件,當然是魔性的充分證明,但即使在台灣殖民中後期實行的所謂“溫柔的皇民化”運動,也還是惡魔的行為。魔性,既體現在帶血的刺刀上,也體現在甜蜜的糖果上。(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曆史的很多細節,是充滿了相互矛盾的表述,其中有故意為之的假象和篡改,也有無意為之的不同角度以及不同局部的不同闡述,這正是盲人摸象的著名寓言的基本意義。後人讀史,本已可能是盲人摸象了,而如果我們還要對自己好不容易摸到的局部再進行功利性的取舍,窺見全貌的可能性就更渺茫了。(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一個遭受了過度苦難的民族,如果把精力隻是放置在控訴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強上;如果把紀念隻是寄托在罹難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爭者身上,它在心理上還是一個弱者!猶太人從二戰的悲劇中,得出的結論是拿起槍杆,必要時可以與全世界對抗(看看以色列小巨人吧),對於雙手沾滿鮮血的屠殺者,猶太人沒有選擇單一的控訴,沒有選擇去顯示自己的所謂仁恕胸懷,而是選擇了追殺到底,一個都不寬恕。我們呢?(Shel JeAnns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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