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春秋戰國”書寫“三國演義”
《大東亞的沉沒》一書創作雜感
“春秋戰國”中的“三國演義”
世界近代史，無疑就是一部“春秋戰國”史。
王道式微、霸道盛行，合縱連橫、遠交近攻。用現代國際政治學語言來說，國際社會的本質就是無政府狀態。這種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安全的稀缺性，衝突和戰爭成了國際社會的常態。
在這樣的“春秋戰國”背景下，一部中國近代史便是無數個“三國演義”的集合。舉凡中國近代史的任何一起國際事件，從來就不是中國和某一國單純的雙邊互動，而往往牽涉到更為複雜的多邊博弈。
“寰球同此炎涼”，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全球化濫斛，國際社會成為一個整體，牽一發而動全身。即使大清帝國如同鴕鳥般地將腦袋鑽在沙堆中，也依然擺脫不了萬裏之外一隻蝴蝶翅膀所煽動起來的大風暴；同樣，大清帝國的幾聲噴嚏，也會連鎖傳遞，引起全球的感冒發燒。
1894年的盛夏，大清帝國遭遇日本寒流，一連串的噴嚏之後，整個世界都感到了那股寒意。這就是甲午戰爭（日本稱為“日清戰爭”，西方多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
甲午戰爭從頭就不隻是中日兩個“主角”的演出，英國、俄國幾乎從頭到尾地參與了整台大戲的台前幕後。可以說，甲午戰爭實際上是遠東“中-英-俄”舊秩序與“日-英-俄”新秩序這兩個三角關係的競爭，其間夾雜著法蘭西、德意誌、美利堅等“龍套”們的賣力表演。
作為甲午戰爭開端的高升號事件，就是一部牽涉多邊國際力量爭鬥的“三國演義”。
高升號是一艘懸掛英國國旗、由英國人駕駛的無武裝商船，它被中國政府租賃運送精銳部隊，卻在戰爭爆發前夕，被日本軍艦在朝鮮洋麵擊沉，死傷慘重。這個事件在中、日、英三國內部都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乃至爭議，這些內部反響又傳導到國際政治中，通過外交或軍事方式相互作用於對方，並最終導致舊的大東亞徹底沉沒、國際格局發生重大改變。可以說，要厘清甲午戰爭幕後多邊國際關係的積釀、發酵過程，以及甲午戰爭對遠東乃至世界曆史進程的巨大影響，高升號事件無疑是最佳切入口。
同樣在甲午戰爭中，中、日、美之間也上演了一部高潮連連的“三國演義”。中日開戰斷交後，均委托美國在對方國家照顧自己的僑民和利益。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借此庇護了兩名被中國追輯的日本間諜，引發三國之間、以及三國內部的激烈爭議。在中國政府的巨大壓力和美國國務院的配合下，美國領事館最終將間諜引渡給中國，但因此在美國國會引起軒然大波，被稱為“間諜門醜聞”，認為美國政府對中國過於軟弱，差點引發對政府的彈劾。
在這些波雲詭譎的“三國演義”中，除了當事三國之間基於自身利益的爾虞我詐之外，還牽涉到更為廣泛的國際政治考慮。在高升號事件中，英國之所以力挺日本，就是考慮到與俄國爭奪遠東的大局；而在上海間諜門事件中，美國政府之所以遷就中國，也是考慮到內戰剛剛平息，既要防止英法等列強對其本國進行幹預，又要在菲律賓、夏威夷等地投入大量精力，需要時間韜光養晦。
而在各國內部，不同的意見也對國際局勢產生了拉力或推力。在高升號事件中，憤怒的英國軍方要求對日本進行軍事報複，這令日本相當地惶恐、也令中國十分地興奮；而在上海間諜門事件中，美國駐華外交官與國務院之間、美國國會與政府之間，都有著完全不同的思路見解，導致激烈紛爭，中、日兩國在北京、上海、東京、華盛頓等地，進行了激烈的外交爭奪戰。
此外，甲午戰爭期間，美國黑人社會也積極支持日本，他們認為年輕的日本作為有色人種的崛起，躋身列強之列，有助於提高黑人的地位。日本充分利用了美國黑人的這種態度。這種“黑色影響力”，甚至持續到二戰期間和二戰之後，進而影響到美國的國際政策。
這樣的無數部“三國演義”，從國際化視角組成了中國近代史的全貌，曆史在這裏顯現得更為全麵、客觀、生動、精彩，從這樣的角度解讀曆史，也更能知彼、知己，以及知他。
於我而言，在充滿了各種各樣三角關係的“春秋戰國”中，要為中國近代史寫一部包羅萬象的《東周列國誌》，幾乎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以中國為基點，以重大國際事件為切入口，以小見大，深入淺出，分別寫成不同的《三國演義》，則不僅是比較現實的，也是比較“冷門”的，更有利於提供全球化大背景下的“資治通鑒”。
圍繞高升號事件的《大東亞沉沒》，隻是我的“三國演義”係列的開篇。為“春秋戰國”書寫係列“三國演義”，無疑將是我終生的使命。
在曆史麵前常懷敬畏
“春秋戰國”無疑是紛繁複雜的。
在我的感受中，曆史研究就是一種類似盲人摸象的實踐活動，在浩瀚的曆史麵前，我們實在是太渺小了，盡己所能也隻能觸摸到一個局部而已。
這是曆史研究者的宿命，無可改變。所以，在曆史麵前，我常懷凜凜的謙卑之心，深深地了解自己的局限，以開放的心態，盡可能多地從不同角度掌握更多史料。
我時常恐懼於自己成為又一個史家“裁縫”：在一個已經設定好的框架內，根據設定好的程序，對有限的史料進行選擇性的剪裁。我們的曆史研究，尤其是近現代史研究，自民初開始即被長期地作為政爭的工具，異化為政治立場的注解和訓詁，禁區林立，歧道縱橫，在史識和史評上出現嚴重的人格分裂和雙重乃至多重標準。這極大地限製了我們對本就有限的史料的挖掘、采集和使用。我的一位美國收藏同道曾抱怨道：與中國曆史有關的考據，經常難以從中文數據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為 “中國人隻收藏對自己有利的數據”，而很少收藏其它各方尤其是敵對方的數據，他們的文獻數據，多被視為異端，最多供一個小圈子“內部參考、批判專用”。
為“春秋戰國”書寫“三國演義”，很多時候類似於法庭的庭審辯駁過程。不同的當事國、同一當事國內部的不同派係，對同一事件都會有著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釋，其中的矛盾、衝突正是曆史的吊詭和精彩之處，也蘊藏著更深刻的“資治通鑒”的意義。曆史研究者不是法官，我們永遠不可能期待揭露真相、還原現場，而隻能盡力去接近真相、拚貼現場。無疑，“兼聽則明”的古訓在其中起著核心的作用。
作為華人，在國際關係背景下研究充滿民族屈辱的中國近代史，那刻骨銘心的悲情意識，是一個饒不過去的心結。
揭開自己的傷疤是痛楚的，而在承受這種痛楚的同時，不隻是咬牙咒罵我們曾經的敵人，甚至將犀利的解剖刀指向自己，則更需要精神的勇氣。在這方麵，我經曆了相當痛苦的內心掙紮。
百多年來我們已經習慣在自己作為受害者的身份認同之上，披掛上一件燦爛的外袍：正義，並且還相信“正義必勝”的神話。但是，外侮隻能說明我們無能和軟弱，並不能因此而賦予我們“正義”，更不能因此而賜給我們“勝利”。被淩辱與被屠戮，絕不是正義；反抗淩辱與屠戮，才是正義。但勝利絕不來自正義，而隻來自於實力。
長期以來，我們的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形成了以正義和非正義這類政治道義說教為標準的單維體係。當我們深入到“春秋戰國”的那些“三國演義”中，就會很鬱悶地發現“正義”這個詞匯被幾乎所有的曆史當事人濫用到了極點。要在“春秋戰國”的國際背景下研究中國近代史，我們必須擯棄毫無意義的道義之辯，而還原和探究其最殘酷的本質：國家之間的利益爭奪和調整。溫情脈脈的道德說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養出一大幫宋襄公，把虛幻的、自以為是的“正義”當作力量，甚至天真地以為受害本身便可成為獲得“正義”、乃至“勝利”的通行證。
百多年來，我們已經做夠了到處訴苦的“祥林嫂”，更受夠了把眼淚當作治療曆史傷疤的膏藥。接下來，也該做回越王勾踐臥薪嚐膽了吧？我很願意自己的“三國演義”係列成為一把把鋒利的解剖刀，直麵慘淡的曆史、正視淋漓的鮮血，割開自己的病灶看個究竟，並向我們曾經的敵人學習----當然，這需要我自己和我的讀者朋友有更大的勇氣和膽略。
研究曆史，並非我的職業，卻是我的生命。
十多年前，是八國聯軍發自中國的“殺人”明信片，刺激我從國際政治角度研究晚清曆史。那些血腥的畫麵，是那麽的刻骨銘心，所以，我將秋瑾的詩句懸掛在澳洲家中的書房，時時自勉：
“如許傷心家國恨，那堪客裏度春風？”
（2008年4月18日寫於澳洲悉尼北石齋）
寫得好！曾一直以為曆史是男人的天下。
巾幗英豪，佩服 ！！！
看了一眼左側的目錄，我得常來看看，認真拜讀。
城裏有幾位讀史非常認真的，堪稱良師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