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彩下的曆史臉譜
----瑣談對日史識之病
（原創作品/已刊於《先鋒國家曆史》2008年3月上）
對曆史的“選擇性健忘症”，中日兩國表現相似，其實效果相距甚遠：如果說日本人是以此欺人，而我們更多地是自欺。
1894年7月25日，一艘由中國政府租借、滿載中國精銳部隊淮軍的英國商船，在朝鮮附近洋麵被日本聯合艦隊擊沉，近千人罹難，直接引爆了甲午戰爭。這就是在國際戰爭史、司法史上成為經典案例的高升號（Kowshing）事件 （該事件首次全景披露請參見拙作《大東亞的沉沒》，台灣《傳記文學》正在連載，簡體字版本即將由中華書局出版) 。
在高升號被日艦擊中後，不少清軍跳水求生未果，事後，中國方麵指控日艦用機槍殘殺落水者，日本方麵則指控仍在船上的清軍為追殺棄船的英國船員，而向水中開火。
“選擇性健忘症”
在這場爭論中，被中國史學界引用至今的主要依據，是同船遇險逃生的李鴻章德籍顧問漢納根（Hanneken）的證詞。然而，漢納根在指控日本軍艦殺害落水者的同時，也說道：“事實是，遊水的人們不但被日艦、亦被垂沉的船上的人（指還在高升號上的清軍）射擊。後者可能有一種野蠻的想法，即倘使他們一定要死，他們的兄弟們亦不許活著。”也就是說，他認為中日雙方對殺害落水者都有責任。遺憾的是，在絕大多數引用了漢納根證詞的中文論著中，這一細節被有意無意地回避了。
這就是“選擇性健忘症”。我的一位美國收藏同道曾抱怨道：與中國曆史有關的考據，經常難以從中文資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為 “中國人隻收藏對自己有利的資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敵對方的資料。
的確，客觀上中國一向不注重對“蠻夷”的事態分析，主觀上則養成了“恨屋及烏”的習慣，但凡是敵人，他們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於他們的文獻資料，亦多被視為異端，最多供一個小圈子“內部參考”。我們的曆史研究，便是在一個已經設定好的框架內，根據設定好的程序，根據需要對史料進行剪裁。此種剪裁，無論被冠以何種高尚的籍口，亦等同於電視新聞製作中所謂的“客觀鏡頭、主觀剪輯”，雖然每一個鏡頭都的確來自實況，但不同的剪裁和拚接卻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導向。
我們一直在詬病日本人對近現代侵略史的“美化”和粉飾（身為華人當然應扼腕痛恨），但我們自己對曆史、尤其是近現代史所進行的回避和篡改，似乎亦可傲視東鄰。太長的時間內，我們的曆史研究、尤其是近現代史研究，被異化為一種政治立場（從意識形態到民族主義、甚至民粹主義）的表態和站隊，學術本身倒已退居二線。
這種“選擇性健忘症”，令我們在不斷要求日本反省曆史（這當然極為必要）的同時，儼然以人師自居，完全忽視了必需的、甚至是急需的自省。在對日本“篡改曆史教科書”的多次討伐中，我們卻很少敢於“推人及己”，直麵自己的曆史教科書。
我們與日本同病的“選擇性健忘症”，首先表現在我們對曆史的選擇性剪裁：
比如圓明園被毀，我們在不斷複述著雨果將英法斥為兩個強盜的檄文時，卻似乎很少涉及破壞力更為強大的同胞的趁火打劫；
我們在控訴八國聯軍侵華時，很少涉及隨著槍炮所帶來的製度層麵、乃至人文層麵上的更新。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聯軍托管的兩年間，天津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而聯軍的軍政府“都統衙門”在龐雜的拆遷過程中，以契約精神對拆遷戶的利益進行了相當完善的保護。這一事件在當代依然引起巨大的震動和反響（請參見拙作《八國聯軍是怎麽在天津搞拆遷的？》，《南方周末》2007年9月13日）；
至於對近代史一些關鍵人物，諸如慈禧太後、李鴻章、袁世凱、孫文等的評價，我們莫不是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加以臉譜化和戲劇化，黨同伐異。比如，至今我們的教科書還在痛斥著袁世凱接受日本二十一條的“賣國”行徑，盡管研究已經確切地表明了孫文的南方政府曾更為主動、甚至迫切地想以此換取日本對“革命”的支持。
至於現代史，則更是禁區林立，健忘與“修正”俯拾皆是。國共內戰和文革武鬥中，亦充滿冷血與殘暴，其對民族的警醒作用更是不輸於任何外侮，卻始終沒有為此鳴響過一聲汽笛、敬獻過一束鮮花，以至於“穀子地”那一聲遲到的《集結號》，居然引得萬眾落淚、億民同悲；而巴金那一冊雖然坦率卻不深刻的《隨想錄》，儼然成為我們心靈的燈塔。
“一史兩製、一事兩製”，這種史識上的人格分裂和史評上的雙重標準，成為我們史家“裁縫”們的特性。“反麵人物”身上的“罪惡”行徑乃至“賣國”行徑，在“正麵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謀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幾步彎路”、多交了點“學費”而已。這樣的人格分裂和雙重標準，與日本一方麵否認南京大屠殺，另一方麵時刻不忘廣島核暴的罹難者，又有什麽本質區別呢？
而同樣的“選擇性健忘症”，中日兩國卻“同病不同命”：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們則更多地是以此自欺；因此，日本人能將惡魔也奉為英雄世代祭祀，而我們則將英雄也一道“大江東去浪淘盡”，剩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好“幹淨”。
蒼白無力的悲情
我們的“選擇性健忘症”，還表現在時刻提醒日本勿忘侵略史的同時，卻隻提醒自己是個受害者，沒有提醒自己去反省何以總是成為曆史悲情的主角呢？受害者這樣的身份，究竟是恥辱還是榮光？是否因為有了一個可供譴責的強盜和匪徒，我們就可以有理由和借口將窩囊與無能包裝成悲壯和高尚呢？
日本在中國的一場場大屠殺，是我們民族的悲劇，更是我們的恥辱。看南京大屠殺的報道，經常是我們成百上千人被十幾個日本兵看管著就能分批殺害，如果反抗，至少可以跑出一部分人，至少可以把那幾個日本兵幹掉。是我們中國人將生死置之度外了，還是都在指望著別人挑頭呢？畢竟，挑頭的人基本是沒有生還的希望的。
僅僅控訴暴行，僅僅訴諸悲情，絲毫也不能減弱我們應有的自責。遺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個甲子，我們卻還隻沉溺於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訴的“傷痕文學”階段，難以自拔、難以深入。一個遭受了過度苦難的民族，如果把精力隻是放在控訴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強上；如果把紀念隻是寄托在罹難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爭者身上，它在心理上還是一個弱者。
甲午戰爭中，清軍幾乎是屢戰屢敗，日本人的文獻在記錄了清軍作為軍隊的無能和衰弱的同時，卻也記錄了不少清軍官兵作為軍人的英勇和頑強，並對此敬意有加。但是，這些起而抗爭的英雄們，卻被我們後輩遺忘了，被我們隻知道哀歎傷感的眼淚給淹沒了。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淚就是最無用的化妝品。我們今天或許該問問自己：我們是應該讓日本正視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視呢？我們是應該讓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們是應該反對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但如果他們就是拒絕接受呢？我們除了叫叫嚷嚷，還能幹些別的嗎？
“以德抱怨”的單戀
在我們將紀念恥辱看得重於紀念抗爭、推動自省的同時，我們卻奇怪地堅信，“以德抱怨”的單戀，可以彌和曆史的傷痕，緩解現實利益的衝突。
對於中國放棄對日索賠，如從黨派政治的角度尋找理由，擠一擠總是有的：為了爭奪日本的支持，海峽兩岸比著表現大國風度和天朝慷慨。但毫無疑問，此種以德抱怨，無論理由多麽冠冕堂皇，其實依然是屈從了內鬥需要、犧牲了民族利益的一場悲劇。
來自中國的戰爭賠款，曾經是日本賴以崛起的資本；而同樣來自中國的放棄索賠，也對戰後日本的複興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們的發展需要資本的時候，那些本該是戰爭賠款的日圓卻轉彎抹角地以援助貸款的方式登陸，如此先虧裏子、後丟麵子的窩心事，難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們反思嗎？
中國文化，本不應如此阿Q。孔子當年就對“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質問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報德”呢？大漢王朝時，出於“安全關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將領陳湯從前敵給漢元帝發去一份奏折，表示了“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決心，“以示萬裏，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種“雖遠必誅”的陽剛精神，後來便逐漸消亡，對待外敵基本就是和親、懷柔，用子女金帛“贖買”回大國崛起的感覺，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這種陰柔性格的形成，就是“一人為剛萬夫柔”的產物（請參見拙作《一人為剛萬夫柔》，本刊2008年3月上）。放棄對日索賠，在我看來，還是這種“和親”思路的延續，可惜世易時移，人家未必領情。
正義就是力量？
我們在自己作為受害者的身份認同之上，披掛了一件燦爛的外袍：正義。同時，我們大多數人還相信另一個神話：正義必勝。
然而，百多年來我們所遭受的外侮，其根源絕非因為我們堅守“正義”，而是：一曰“懷璧其罪”，你的地大物博正是人家所覬覦的發展空間，二曰“落後就要挨打”。外侮隻能說明我們無能和軟弱，並不能因此而賦予我們“正義”，更不能因此而賜給我們“勝利”。被淩辱與被屠戮，不是正義；反抗淩辱與屠戮，才是正義。但勝利絕不來自正義，而隻來自於實力。
在國際政治中，除了一些普世原則（如人權、民主、自由等）外，核心隻有一個詞：權力。這是至今仍奉行叢林原則的國際政治的實質。曆史上所有的爭鬥（無論是民族之間的衝突還是民族內部的衝突），最後一定會歸結到“利益”，區別無非在於為誰的利益和為什麽樣的利益。
其實，所謂的正義與非正義，是一個政治詞匯，彈性很大。甲午戰爭時期，日軍儼然以解放者自居，要從愛新覺羅氏的異族統治下解放同文同種的中國，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複三代帝王之治”（日本第一軍《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宗方小太郎執筆）。從大量的日本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日本人對“征服支那”充滿了正義感，他們堅信這不僅是解放中國，更是推進中國的文明進步，進而聯合黃種人對抗西方侵略。他們的文獻中，十分自然地自稱“神州”、“華夏”乃至“中華”，而在甲午戰爭前二十多年（1871年），兩國談判《中日修好條規》時，日本就已經“義正詞嚴”地反對清政府在文件中自稱“中國”，而隻能寫為“大清”。在那部著名的電視連續劇《明成皇後》中，韓國人則充滿正義地將中國人與日本人、俄國人一概醜化，這對華人觀眾的心理震撼無疑是十分巨大的。
我們研究中日曆史，如果真要起到資治通鑒的作用，則必須擯棄毫無意義的道義之辯（那隻適用於現實政治操盤），而還原和探究其最殘酷的本質：中日之間的利益爭奪和調整。溫情脈脈的道德說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養出一大幫宋襄公，把“正義”當作力量、乃至勝利，甚至天真地以為受害本身便可成為獲得“正義”、乃至“勝利”的通行證。
“主義”的妖魔
與喜歡沉溺於虛幻的“正義”感一樣，在我們的對日聲討中，最盛行的是將日本的獸性歸咎到某種“主義”（軍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似乎成千上萬的日本人都隻是誤上賊船、被蒙蔽而已。這在“術”的層麵上，作為一種公關、統戰工具，未嚐不可。但若真以為是，則不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險的。
“主義”固然在塑造著人，但“主義”本身也是人所創造，更是由人在實踐的。同一“主義”，在不同的人群手中，會實踐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現實體現來。日本侵華，與其說是軍國主義毒害了國民，不如說是其國民性格和利益訴求製造了軍國主義。
我曾經收集了滿蒙開拓團的一些影象和圖片，毫無疑問，“日本人民”並不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活躍在中國的日本武裝平民，得到了巨大的殖民利益，從而洋溢著無比的驕傲和自得。日本“軍國主義”背後是強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屬於“被壓迫階級”的工農。如果非要說“廣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則他們並不受害於侵略或“軍國主義”，而隻是受害於“失敗”。
把“主義”當作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症結，最後就隻能在“主義”的高低和好壞上進行無謂的爭論（不知大家注意過沒有，民國初年法西斯主義也曾被當作救中國的一劑靈藥，而且應者不少），而偏離了實質的利益分析。簡單地妖魔化某種“主義”，並把一切罪孽都安到它頭上，其實是對曆史解讀的偷懶。
另一種妖魔化，就是過度解讀並拘泥於一些極端事件，比如南京大屠殺等。極端事件當然能十分典型地證明惡魔的魔性，但過度拘泥於此，卻有可能走入一個誤區：似乎隻有極端事件才能證明惡魔的魔性。設想一下：如果日本人占領南京，卻沒有進行大屠殺，而是實行某種寬容的統治（如同他們的謀士倡議的“仁政），因此百姓安寧、市井儼然，我們是否就會因此而減弱對日控訴的力度呢？
魔性，既體現在帶血的刺刀上，也體現在甜蜜的糖果上。將敵人簡單妖魔化，固然有利於把民眾都統一到某些“主流的”思想和框架中，但同時也易培養弱智如同東郭先生者，在貸款、援助、下跪道歉等“糖衣炮彈”麵前，喪失分辨力。
漢奸的基因
在中日關係的話題中，有一個沉重的詞總是繞不開去：漢奸。
雖然李安的影片《色戒》令國人更多走出對漢奸的臉譜化觀感，但在華語世界中，無論奉行何種意識形態，“漢奸”依然是皆雲可殺的，網絡上憤青們罵人最狠的詞就是“漢奸”。
究竟什麽是“漢奸”，這其實如同“正義”一樣，是一個伸縮彈性很大的詞。被日本人逼著簽二十一條的袁世凱，曾被罵為漢奸；拿了盧布依靠蘇聯力量北伐的孫文，也曾被罵為漢奸；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更是頻繁地互指漢奸，如同此前互指為匪一樣；甚至光複後，淪陷區的百業百姓都被帶了“偽”字頭，連學生也被稱為“偽學生”，不予承認“偽學曆”，因此引爆學潮，培養了一群革命事業接班人。現如今，漢奸更是籍著網絡的光速，而成為新時代的使用頻率極高的中文詞匯之一。對於一個自甲申年來飽受300多年外族入侵和內部爭鬥的民族，標準並不嚴密、執行更具彈性的“漢奸”自然是十分高產的。
將誤國、賣國的責任一骨腦兒歸咎於“漢奸”（在漢奸本身或許是咎由自取），某種程度上是對集體責任的最好規避。這與古代的歸咎於“女人誤國”的手法是一致的，“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人是男兒”，花蕊夫人的千古絕唱不僅罵盡天下窩囊兒郎，更也揭開了“大多數”對責任的推卸本能。
歐洲曆史上，對待 “漢奸”還是很寬容的。原則上多將戰爭當做職業軍人們之間的爭鬥，“民眾根本不需要懼怕敵人的劍”，平民服從並協助占領軍，不被看作是賣國行為，隻需要向勝利的一方繳納該繳納的一切，變化的無非是換了個收租人而已。戰爭中各方的民眾都有服務過占領軍的經曆。
在這一“戰爭與平民權利”的研究領域，最有成就的學者是曾長期擔任巴解組織外交官員的卡瑪納布絲（Karma Nabulsi）。這位看慣了血與火征戰的女性，在《戰爭的傳統：占領、抵抗和法律》（Traditions of War: Occup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Law）一書中，以曆史學的方式分析了歐洲戰爭哲學及其法律層麵上的演變。她認為，大多數願意主動做順民的，往往是一個社會的中上階層，這些既得利益者對內的懼怕遠遠大於對外，而他們的自願合作，也基本被占領當局認為是對己有利而加以扶持和推動。
如我們借用卡瑪納布絲的理論，或許有助於解釋中國曾經的遍地“漢奸”：當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為了私利放棄抵抗（或抵抗不力），誰能有權利指責那些不得不在占領軍的刺刀底下做順民，以換取“生存權”這一“基本人權”的草根階級呢？誰又能阻止野心家們打著民族解放的旗號，擁寇自重、擁寇自肥，而欲行改朝換代之實呢？
在卡瑪納布絲的故鄉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馬斯也展現出了“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本事，這似乎說明，在政治生態沒有民主的基礎上，抵禦外侮往往隻能成為有識者的泣血之痛和野心者的廉價借口而已。
口水抗日的曆史淵源
1895，日本著名的學者型間諜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大本營提交了一份中國政情報告《對華邇言》。報告中，他對中國那些“甘於表麵之觀察，輕侮指笑，自以為得者滔滔皆是也”的主戰派，不屑一顧。
這些以翁同龢為代表的所謂“主戰派”，戰事未起時，愛國分貝就十分高昂，一力主戰，大大壓縮了本就回旋艱難的外交空間；戰敗之後，則 “聲淚並發，罔知所措”（《翁文恭公日記》），而此時，“翁同龢主戰的態度，始終不變；所變的是偏離了他的原則。本意是求乾綱大振，致君於有為之地；及至明知事不可為，而為了自己的名聲，執持如故，為主戰而主戰”（高陽《翁同龢傳》）。清廷在無奈之下，隻好勞動七旬老翁李鴻章出麵議和，翁同龢又想設定“賠款可以、不可割地”的限製，李鴻章就將了他一軍： “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並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翁隻好說：“若餘辦洋務必不辭，今胡可哉？” （以上引文均見《翁文恭公日記》）其實他也知道在那樣的環境下，不割地是不可能的了，無非是多割與少割而已，而且最好不要從自己手上割，於是便將和談的重擔及幾乎必然招來的“漢奸”罵名一股腦兒推給李鴻章。
美國曆史學家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評價翁同龢的強項是“裝腔作勢和搖擺不定，一周之內態度要變好幾回，每回都振振有詞。”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盡管對李鴻章也頗有微詞，但顯然對“北京那幫既不了解實情，又不把責任和職守放在心上，卻專門喜歡高談闊論的人”更為蔑視。正如陸奧宗光在指責勝利後“淺薄”的日本人一樣：“對於一切事情往往隻出於主觀的判斷，絲毫不作客觀的分析研究：隻重內而不顧外，隻知進而不知止”，“此時如有深謀遠慮的人，提出穩健中庸的主張，就被目為毫無愛國心、膽小卑怯之徒，將為社會所不齒，勢不能不忍氣吞聲，閉門蟄居。”（《蹇蹇錄》）
梁啟超對口水抗日英雄進行了深刻的描述，說：“夫虛驕囂張之徒，毫無責任，而立於他人之背後，折其短長以為快談，而迄未嚐思所以易彼之道，蓋此輩實亡國之利器也。”（《李鴻章傳》）
這種口水抗日風，至今猶盛，情緒化、非理性的反日言論，充斥了中文網絡。這種口頭的、激情的、追求劇場效果的“愛國主義”，與需要靜下心、沉住氣、臥薪嚐膽般地學習敵人（“師夷長技以製夷”）相比，成本低、代價小，見效快。一方麵是逢日必反，另一方麵是對日本的無知，甚至毫無“知”的願望。
甲午戰爭之前，日本的一些熱血青年，來到中國從事諜報工作，幾乎走遍大江南北，進行艱苦卓絕的實地調查，根據他們的情報編纂而成的《清國通商綜覽》，出版後居然有2300多頁之巨，比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國國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獻。他們當然是中華的敵人，但這樣的敵人，在值得我們痛恨之外，難道不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嗎？我在海外傾己所有，收藏與晚清曆史有關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圖對這種實證主義、行動主義的一種實踐嚐試。
對待日本，我們做夠了到處訴苦的“祥林嫂”；對待曆史傷疤，我們受夠了把眼淚當作膏藥。接下來，該做回越王勾踐了吧？那就從反省自己、研究敵人開始吧。
如果當初（1894年），日本人完全占領大清國（當然，由於西方列強的存在，此可能性太低），並實施統治，那麽這個新朝代（漢和王朝？），必將是漢和民族大融合，東方文化大複興的最好基礎。畢竟，日本人比起滿族人，更有資格充當華夏文化複興的領導者。日本人可是華夏文化的最好傳人。
大清子民有明治來做皇上，怎麽也比慈禧太後或者光緒帝強千萬倍吧！
我的觀點是不是太“漢.奸”了？嘿嘿，我不在乎！我們漢人的祖先，全都集體做過幾百年漢.奸，其中以讀書人最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