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稿] 抵製日貨曆史回顧：購買力築成新長城(1)
中國近代史的抵製日貨，實質上是在內政腐敗、外患頻仍的情況下，民無所依、商無所靠之後一種自發的、無奈的抱團取暖抉擇，是一種弱國對抗強國的特殊反抗形式。
黑暗了許久的中國外交史，在1920年代被幾縷陽光照亮：山東從日本手裏收回，漢口、貴陽租界以及威海衛從英國手中收回，中國宣布關稅自治並得到各國支持，列強紛紛從中國撤軍，並計劃完全廢除治外法權。
同一時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多雷西?歐查德（Dorothy J. Orchard）及其研究團隊，吃驚地發現：當時的中國依然是內戰不休、軍閥割據、盜匪縱橫，在這樣混亂的內政情況下，中國卻取得了這些艱難而巨大的外交成就，其原因究竟何在？
美國人廣泛收集了中、日、美各項經濟數據，認為羸弱的中國得以成功收回國權，其幕後推手正是經濟抵製這一重要武器。
美國人的結論，與中國人的初衷吻合了。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運動委員會”，痛陳國力衰微，經濟絕交乃是阻止日軍侵略的惟一方法，號召對日進行經濟戰。一場聲勢浩大的抵製（Boycott）日貨運動，在當時執政黨的大力推動下，激蕩全國。違反抵製日貨者，甚至被剝奪一定的公民權。
這種經濟上的堅壁清野，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悲壯抗戰。中國工商界和民眾一道，抱著決死精神，不惜自殘，以小博大，以弱戰強。自甲午戰爭始，這種“經濟抗戰”就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旋律之一。
1894年：米煤禁止出海
中日甲午戰爭於1894年7月爆發後，李鴻章等上書總理衙門，要求在軍事、外交之外，應對日本展開經濟封鎖。李鴻章說：“倭土貨多賴華銷，應檄行各關暫停日本通商。”而一些昧於外情的顢頇官員，甚至以為隻要停止向日本出口大米，就能很快餓死日本人。
在政府禁令下，對日禁運在全國範圍內雷厲風行地展開了，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有資料可查的首次對日經濟戰。
這場主要由官方主導的對日經濟禁運，甚至成為與時俱進的官場政爭新題材，其威力之大，令權傾一時的李鴻章也深受其擾。江南道監察禦史張仲炘等人上奏，彈劾李鴻章通敵，證據除了私放日本間諜（另見本刊本期《諜戰甲午》專欄）外，更指控道：“至海上有事，米煤例不準出口，乃李鴻章，在上海以米三千石售於倭人，候補道張鴻祿為之經手，絕不避諱。倭商定開平煤三萬噸，戰事以興，局員擬不售給，而李鴻章乃謂訂買在未失和之先，且促其速交，滿載而去。其畏敵乎？其媚敵乎？反複思之，竟不知其是何意見。”
西方相當多的資料顯示，當時的中國，抗日及仇日情緒尚不濃厚，漢人的抗日熱情，遠低於滿人，民間的則遠低於官方。英國駐天津總領事寶士德曾向倫敦報告說，天津水師學堂的漢人學生對抵抗日本毫無信心也無興趣，甚至對日本的進攻還抱有一種期望，認為可以借此推翻滿清朝廷。
此時，既無足夠的日貨可供抵製，也缺乏足夠的民意基礎。各地零星發生的對日商騷擾，更像是借反日為名的敲詐。1894年8月3日，抗日調門相當高昂的上海《申報》，也用“流氓”字眼形容對日商騷擾的華人。報道說，虹口區天潼路上由日本人岩田氏賃開的雜貨店，就曾被當地“流氓”十餘人入內騷擾，雙方發生口角後，“流氓”就恐嚇說：“我們來這裏是要把東洋人殺盡！”店主岩田大駭，趕緊報告巡捕房。
甲午戰爭以中國慘敗而告終，這不僅震撼了世界，更震撼了中國，一個學習“小日本”的高潮在“大中國”掀起。同時，日本在巨額戰爭賠款支持下，經濟進入高度增長階段，通過各通商口岸，加速在中國進行經濟擴張。日貨大量湧入中國，與西貨一起，直接衝擊著中國傳統小農經濟、小手工業以及稚嫩的民族工商業，在此類經濟衝突中，抵製日貨的各種民意星火在迅速累積著燎原的烈火。
在義和團運動的急風暴雨中，羽翼尚未豐滿的“東洋貨”，還不足以成為攻擊的主要目標。日本使館的書記生杉山彬，在對自己東方人臉孔和“大日本帝國”威力的過度自信下，成為第一個喪於非命的外交官。在這場普遍被解讀為中國與西方的對抗中，日本人的鮮血成為一個鮮明的信號：咄咄逼人的日本將很快取代西方列強，成為中國人的頭號仇恨對象。
1900年的春夏之交，民間對西方的普遍仇恨經執政者的誘導，裂變為一場震撼世界的政治和軍事大劫難，中國的失敗毫無懸念。
在洋槍洋炮的逼迫下，中國被迫全麵對外開放，民族工商業者在經濟戰場上摸索出一套抗戰方略，頗具中國特色。他們將原來用於嚴格控製行會成員的“聯合抵製”方式，引進到對外商戰中，建立行會，訂立攻守同盟，並對違反者實行全行業的經濟製裁，以應對在法律等各方麵享受超國民待遇的洋商。上海絲綢同業章程就規定:“倘有洋行不遵守本公所定章,可將行名注銷,以後各同業均不準與其交易;倘有不顧大義,依舊暗圖貪做,一經查出,照成交之銀數議罰三成以充公所經費。”
在政府無力保護自己的時候，中國工商業者用自己手中的購買力作為“保家”（尚談不上“衛國”）的武器。
中國第一次賦予抵製外貨以強烈的政治訴求，並非針對日本，而是針對美國。為了抗議美國的排華政策，1905年，中國開展大規模的抵製美貨行動。有意思的是，美國的媒體，包括《紐約時報》、《洛山基時報》等，都紛紛刊登報道，懷疑是日本人為爭奪中國市場，在幕後鼓動中國抵製美貨，美國報紙因此驚呼要警惕“黃禍”，日本駐美外交官則不得不在報端辟謠，聲稱日本將幫助中國人民了解到開放比閉關更有利於中國的發展。
美國前駐華公使田貝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堅決反對片麵強調該運動的商業因素，田貝認為不能“忽略了中國目前一種新的精神——獨立精神——希望從外國的控製下完全獨立出來的願望…..這種獨立精神和擺脫多年來的外國控製求得自身的願望正開始表現出來。”
在中國民意的強大壓力下，羅斯福總統指示美國移民官員，要“更為靈活”地執行排華法案，而美國政府則批準中國人可在苛刻的審查後進入並定居美國。
在這一“幹預外交之第一起點”後，中國對洋貨、尤其是日貨的抵製，便成為一種經濟包裝下的民間政治表達形式，“國民外交”之外，更成為“國民參政”的特殊管道。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