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有機會看了獲戛納大獎的法國片《光榮歲月》（DAYS OF GLORY），這部謳歌法屬非洲殖民地戰士的片子，的確十分壯觀和感人，但當我看到那些祖輩曾經為反抗殖民者而浴血奮戰的非洲戰士，為依然嚴重歧視著他們的法蘭西主人們赴湯蹈火時，感受非常複雜，不禁想起那在海峽兩岸曾經引起巨大風波的岩裏武則（李登輝之兄），他的靈位和很多台灣籍日本兵一道被供奉在靖國神社中，他們被自己的民族當作敗類、而又被民族的敵人當作了英雄，九泉之下究竟該如何自評呢？（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圖：《光榮歲月》四位主人公，為舊敵兼新主而戰？
有關“漢奸”的話題，在華語世界中，幾乎無論何種意識形態，大都皆雲可殺。而究竟什麽是“漢奸”，則又是一個伸縮彈性很大的判斷標準，基本上由政治上掌握了主動的一方說了算。對於一個自甲申年來飽受300多年外族入侵和內部爭鬥的民族，標準並不嚴密的“漢奸”自然是十分高產的。所謂的“漢奸”，也不盡是咱偉大民族的特產，不少國家都有，尤其那些在民族自尊方麵十分敏感的國家，比如法國，中文就形象地翻譯為“法奸”，按“民族原教旨主義”觀點來看，除了逃到英國的少數軍人外，法人基本上皆有可能為“奸”，這令法國戰後在民族內部和解上耗費巨大力量。而解放初期，抵抗力量到處搜捕那些為了生計而委身德國人的法國女性，將她們剃成陰陽頭遊街，則無疑是一個脆弱的民族在尋找一種更脆弱的群體來逃避集體責任和宣泄莫名的自卑和無謂的暴力而已。（Shel JeAnns版權所有）
18、19世紀的歐洲，戰亂頻仍，你攻我伐，類似中國的春秋戰國，那時的戰爭法和國際法體係中，至少在原則上都將戰爭隻當做職業軍人們之間的爭鬥，與平民無關，無論如何“城頭變換大王旗”，民眾都應當置之度外，隻需要向勝利的一方繳納該繳納的一切，變化的無非是換了個收租人而已。平民沒有保衛國家的義務，服從並協助占領軍，也不被看作是賣國行為，“民眾根本不需要懼怕敵人的劍”，戰爭中各方的民眾都有服務過占領軍的經曆，也都有不少被那些占領當局“稱頌”的“義舉”。（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如在18世紀波蘭被沙俄征服後，不少波蘭貴族很認真地“清除所有關於波蘭的記憶，爭當一個純粹的俄國人”。類似這樣“去波蘭化”的運動，在勝敗交錯的普法戰爭中更為頻繁地發生在德國人和法國人之間，雙方高級軍官都留下了不少稱讚對方百姓對占領軍救死扶傷、簞食壺漿的感人事跡。一位法軍高級軍官就記載道：一個德國家庭的男主人剛被法軍打死，他的妻女卻忙於為法軍傷員包紮傷口，根本就顧不上男主人還停屍在床，她們解釋說：“這是上帝的願望。”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而在俄法戰爭中，拿破侖大軍在俄國境內催枯拉朽，一方麵法軍不斷地解放俄國的農奴，另一方麵俄國的上層和中產階級，根本就無心反抗法軍，在他們看來，國內的下層階級遠比來自外族的入侵要可怕得多，甚至不少俄國富豪還直接雇傭作為敵軍的法國人擔任保鏢護衛。（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類似這些冷酷地撕開了民族主義激情麵紗的事例，解讀出了戰爭研究甚至民族研究史上全新的角度。這一新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是來自巴勒斯坦的女學者卡瑪納布絲（Karma Nabulsi）。從1977年開始，她擔任巴解組織代表長達13年，先後派駐聯合國、貝魯特和英國，並在1991-1993年參加了華盛頓和談，此後進入研究領域，在“戰爭與平民權利”領域建樹頗多。1999年她在牛津大學出版《戰爭的傳統：占領、抵抗和法律》（Traditions of War: Occup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Law）一書，以曆史學的方式分析了歐洲戰爭哲學及其法律層麵上的演變。作為出身其間的中東問題專家，她的研究的“資治通鑒”意義自十分明顯。而其對於歐洲曆史上戰時平民的行為（無論順服還是抵抗）研究，對我們冷靜探究所謂的“漢奸”曆史，至少可以提供方法論方麵的借鑒。遺憾的是，此書在華文世界中幾乎無人推介。（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圖：卡瑪納布絲和她的《戰爭的傳統：占領、抵抗和法律》一書
盡管她在書中大量分析了平民對占領當局的第一要務“順從”，但她還是認為，這種在歐洲戰爭史上普遍的順從，根子裏還是出自畏懼，一是對占領者的懼怕，二是對“外戰”可能引發本國階級革命的懼怕。她分析認為，大多數願意做順民的，往往是一個社會的中上階層，這些既得利益者對內的懼怕遠遠大於對外，而他們的自願合作，也基本被占領當局認為是對己有利而加以扶持和推動。（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我認為從這個角度看，驗證了馬克思關於不同階級革命性的分析，無產者在鬥爭中固然隻會失去鎖鏈，至於他們是否能獲得整個世界，那要看他們的造化了，而從近百年來的曆史經驗看未必那麽樂觀。將卡瑪納布絲的理論運用到中國，或許有助於解釋為什麽在日本威逼下大半個中國會如此迅速地淪陷，大半的國家軍事力量成為偽軍：當一個社會的中上層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奉行寧贈友邦（或說寧輸敵國）、不予家奴，誰能苛求社會的大多數草根階級還去為民族國家流血犧牲呢？當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為了私利放棄抵抗，誰能有權利指責那些不得不在占領軍的刺刀底下做順民以換取“生存權”這一“基本人權”的草根階級呢？（滿清入關後，這種刺刀下的日子久了，甚至滲進了血液中，成為相當一些人不抗日的理由。）誰又能阻止野心家們打著民族解放的旗號，擁寇自重、擁寇自肥，而欲行改朝換代之實呢？很多時候，比民族解放更關鍵的，或者說關係到民族解放的關鍵問題，是民心的解放，是走出“一人為剛萬夫柔”的惡性循環。（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近來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馬斯展現出內戰內行的本領，這不僅令以色列漁翁得利，更充分證明了，在政治生態沒有民主的基礎上，抵禦外侮往往隻能成為有識者的泣血之痛和野心者的廉價借口而已。巴勒斯坦的悲劇，或者在某種程度上，隻是在重複百多年來、尤其七七事變以來的中國曆史而已？（Shel JeAnns版權所有）
(Shel JeAnns @ June 30,
[版權聲明]：本博客（包括但不限於中國之“和訊”及北美之“文學城”）所有原創文章,未經書麵許可不得轉載。已獲轉載許可者，需在轉載中附帶“禁止再轉載”之聲明。版權事宜歡迎在此博客中留言征詢或聯絡sheljeanns@sohu.com。本博客於每周三、周日（澳大利亞時間）更新。
當一個社會的中上層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奉行寧贈友邦（或說寧輸敵國）、不予家奴，誰能苛求社會的大多數草根階級還去為民族國家流血犧牲呢？當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為了私利放棄抵抗，誰能有權利指責那些不得不在占領軍的刺刀底下做順民以換取“生存權”這一“基本人權”的草根階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