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為剛萬夫柔
------讀史瑣談中日英雄
（原創作品/已刊於《先鋒國家曆史》2008年3月上）
“乾坤能大，算蛟龍、元不是池中物。風雨牢愁無著處，那更寒蛩四壁。橫槊題詩，登樓作賦，萬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來還有英傑。”
這半闕《酹江月》，出自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之手，“蛟龍不是池中物”一句，與他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比，不惶稍讓，端的是千古絕唱！與此能相桴鼓的，在我看來，隻有前人蘇軾的“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以及後人毛潤之的“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文文山英雄一世，慷慨就義，不僅成為華夏民族的豐碑，也成為東邦日本的敬拜偶像及武士道的精神源泉，成為明治維新的精神力量之一，當時不少日本誌士還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氣歌》，高唱著“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奔赴沙場。
擴張與防禦：造就兩種英雄
中國英雄多為悲劇的主角，故事也多發生在民族內憂外患的悲秋。嶽飛、文天祥、戚繼光、林則徐、張自忠，每一位都因為抗擊外侮而將英名銘刻在我們民族的淩霄閣中。
日本的英雄，如伊藤博文、乃木希典（日本陸軍軍神）、東鄉平八郎（日本海軍軍神），乃至後世的山本五十六等等，都是因為開疆拓土而被供奉在靖國神社（盡管這個名字令我們華人這麽刻骨銘心），受億萬日本人的祭奠。
中國英雄的防禦性、日本英雄的擴張性來源於兩國的軍事戰略不同。在美國學者布魯斯（Elleman Bruce）所著的《1795-1989之近現代中國戰爭》（“Modern China Warfare，1795-1989”）一書的序言中，認為中國的戰爭都是平亂、抵抗外敵等為主，采用的都是防守策略，目的都是希望推動或維持國家的統一。
的確，讓我們回眸曆史，除了本身就是異族入主的蒙元、滿清以外，自漢以降的整個中國曆史，幾乎沒有任何基於擴張的戰爭。中國曆史的英雄都是被動地被異族的鐵蹄激發起來，都是要到了“不願做奴隸”的“最危險時候”才“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大漢王朝霍去病主動出擊、縱兵大漠的神武事跡，在其之後幾乎是絕跡的；“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無人，漢道昌”，李太白吟詠霍驃姚的《胡無人》，也從此成為中國文學的絕唱。到了唐代， “但使龍城飛將在”也不過是為了“不教胡馬度陰山”（王昌齡詩句），越過陰山去主動出擊的雄心是早就沒有了的。嶽武穆可算是後世罕見的英豪，用川話說是難得的民族“雄起”，但他能發出 “直搗黃龍府”乃至“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豪言，卻難以躲避風波亭的千古恨事。至於林則徐，一個被稱為民族英雄的高官隻會焚燒鴉片、驅逐洋人，關起門來打狗，他的英雄性可能更多地體現在精神層麵上——這當然不是林則徐個人的悲哀。
與此相比，日本的英雄們野心勃勃，甚至某種程度上說是獸性勃勃。日本整個國家戰略都是進攻性的，有不少學者都論證了這是因為其乃小國浮於大洋之上，必須禦敵、甚至主動迎敵於國門之外，否則，小小的本土毫無戰略縱深，很容易被逼到“最危險的時候”。客觀地看，所謂軍國主義和擴張戰略，也有其相當的必然性，就如二戰前的德國要爭取“生存空間”一樣，這是一個資源貧乏、區位局促的國家、民族的本能。
自明治維新開始，日本便確立了 “繼承列祖列宗偉業，……宣布國威於四方”（明治天皇《禦筆信》）的基本國策，與中國曆來奉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同，日本十分明確地提出了國家在主權線之外，還有一條利益線。1890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論》，認為:“國家獨立自衛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權線，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護利益線，不失形勝地位。何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土是也；何謂利益線，同我主權線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僅僅防守主權線已經不能夠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護利益線，經常立足於形勝之地位。”所謂的“防守主權線”就是守住碗裏的，“保護利益線”則是看著鍋裏的。這一“利益線”理論直接成為甲午戰爭的推動劑。
在這樣的國家戰略之下，日本的英雄當然是外向的、進取的。
“道義”英雄：無能與無奈
戰爭思想如取守勢，則所謂征戰、所謂外交，無非是自衛的輔助手段而已，很少主動跨過邊界。這種“反動”（Reactive）和“被動”（Passive）的內向慣性折射在英雄行為上, 即為短期行為和短視, 渾然不覺國際事態。比如民族英雄林則徐, 禁煙手法即為十分典型的中國特色，簡單、粗暴、缺乏技巧，如同對待治下愚民一般，以行政手段處理一切，這實際上還是一個舊時代的、蒙昧但廉潔的官員，在以舊手段應對新世界新事物。其本人雖已明白了要“睜眼看世界”，但依然是昧於形勢，在外交分寸的拿捏、後果的預計和應對等方麵都十分盲動和被動，完全沒有士大夫束發受教以來就被教誨的“上兵伐謀”和“知己知彼”的從容，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最終令滿腔熱忱化為舉國碧血，徒留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慨歎！
反觀日本的英雄, 在那著名的高升號（Kowshing）事件（日本軍艦擊沉了運送中國軍隊的英國商船，引爆甲午戰爭，其後十年中日英為此紛爭擾擾）中，“肇事者”日本海軍浪速艦的艦長東鄉平八郎，就對國際法有相當深刻的理解，所以敢於在彼時悍然下令攻擊，而後又積極營救歐洲船員，手段老辣，作風硬朗，穩、準、狠，拿捏得恰到好處，日本外交界也在此後的證詞收集、法理辯論等方麵成效顯著，最後結果證明這位看似鹵莽的“海歸”軍官（他留學英國八年）是走了一著精妙的險棋。便是作為仇敵的我們，痛恨之外對此也是不能不佩服的——有哪個中國軍官，從清代到現在，有這樣的膽魄和眼光？！——看看我們自己的大使館被炸、軍機在家門口被撞落……
其實，中國人的英雄觀更多的是一種超越於利益、結果的道德評價。隻要是好人，哪怕做愚蠢的事情、後患無窮的事情也都是正確的，對人不對事，將道義高尚作為判斷一切的標準。不是一種利益判斷，而是一種道德判斷。如宋代李綱是史家公認的大忠臣，但研究也表明他還是個“術疏機淺”的大蠢臣，在金兵圍城之前堅留皇帝在京，結果導致兩宮被擄，宋室險些覆亡——我們的曆史總是充斥著奸臣賣國、忠臣誤國的荒謬故事。又比如海瑞，他的確是個廉吏，可也的確以廉傲視群儕，與一切不遂己意的事情鬥，心理相當地偏執狹隘。我們固然可以把他當英雄，但天下人若都如此，世上也就沒有寬容、理解、分寸、技巧這些詞匯了。中國的不少英雄，是一種“道義英雄”，不是“行為英雄”，很多英雄的行為本身並不一定有益於民族、有益於進步，但我們就是看中了那一點教化人心的功用，而且習慣於從悲劇主角中挑選英雄，久而久之，英雄在中國也就漸漸有點中看不中用了。
上兵伐謀：易成懦弱借口
英雄理念，既是民族理念的精髓，又帶領著民族理念的發展方向。中日兩種不同的英雄定位，自然造就國人兩種不同的眼光和視野。
從我收集的中日甲午戰爭資料來看，經常是日本方麵上至山川地形、下至對手兵備，悉數掌握，而清軍往往是敵人到了正麵了，還估數不準（如平壤戰役，清軍情報誇大敵情有10倍之巨，甚至雙方展開陣地戰時還沒弄清楚對方兵力），戰場上尚且如此，何況國際大勢、世界潮流？
中國人追求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所謂至善，這一戰略思想卻被貫穿在戰術乃至民族心態之中，以此思想為武裝，道（目的）、術（手段）相混，在現代戰爭和現代國際利益爭奪中根本難以自保。孫子所謂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軍事政治辨證關係，其實有一個最大的風險：容易成為懦弱的借口，成為“曲線救國”的借口。謀、交、兵、城是相互關聯的，而最基礎的還是軍事實力，總是想著伐謀，以為動動嘴皮子、使使小腦子就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其結果自然是本末倒置。軍事力量不行，就隻能承受弱國無外交的痛楚，而軍事、外交都缺少本錢，即使孔明在世，又如何玩轉“上兵伐謀”呢？空城計畢竟是可一不可再的。
一本三國，談的多是政治陰謀、個人霸術；一部二十五史，通篇談的也都是帝王將相的潮起潮落、浪奔浪流。造就無數英雄的戰爭，其本質是什麽？戰爭無非是政治的延續，是經濟、法律、外交的綜合藝術，是與外部世界的橫向交流，盡管是一種極端的方式。因其極端, 所以必須未雨綢繆（Pro-active），必須要有開放向外的視野。所以，同樣運籌帷幄，日本的伊藤博文被其國人視為大英雄，中國的李鴻章如能免於被指“李二先生是漢奸”就該加額慶幸了。
我們在三國式的英雄崇拜情結中，除了斤斤於權謀之術，獲得治國平天下的虛幻快感外，於國於民於家又有什麽實在的裨益呢? 我們的曆史學家，居然十分熱衷於考據甲午戰爭誰開第一槍等等枝節問題，熱衷於對敵人進行口誅筆伐，而回避更深層次的自我考問，惶論反省我們何以總是成為悲劇的主角！
相比較而言，日本人的戰爭記錄卻是對外經濟、社會分析先行，在我收藏的不少甲午時期出版的日本書刊中，除了大量的戰爭記錄外，主要就是對中國的各個方麵的深入分析。如《日清交戰錄》的首頁就是關於清廷禁止棉花出口對日本紡織業的打擊的分析。
甚至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中日也呈現了完全不同的風格。中國的精神保姆們（在他們眼中，十多億民眾都是需要引導的孩子而已）總是擔心所謂暴力因素對孩子教育不利，從而要清理熒屏，令本土卡通充滿了膩味和粗糙的道德說教和盛世美好的童話假象。而日本的孩子照樣玩著充斥了近現代戰爭細節的電腦遊戲。自十九世紀初就開始在西方盛行並一度成為上流社會時尚的“戰爭遊戲”，200年後在中國依然被作為童年的毒藥。倒是曾經生活在毛時代的我們，有機會過了個時時備戰卻也依然快樂的童年，沒有被那些王子、公主以及乖孩子的虛幻玫瑰色童話所蒙蔽。“遠離暴力”固然是個動聽的理由，但遠離暴力絕非遠離憂患、遠離危思、遠離人類爭鬥的現實，在“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的假象中、在走樣了的所謂“遠離暴力”的文化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們，當他們終於要走出溫室時，會不會被一簾微風就能吹倒，惶論暴風雨了？這樣的孩子中，能有英雄走出來嗎？
改革的深度造就民族的深度
中日在英雄理念、戰爭理念上的差別，是從19世紀的中葉開始的。
那位在甲午戰爭中與中國軍隊並肩作戰，多次死裏逃生的德國貴族漢納根（Hanneken），和中國人、日本人打了一輩子的交道，對中日的差別看得十分透徹，在他的《中國書簡》中一語道破中國現代化的淺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Chinesisches Wissen als Grundlage, westliches Wissen für die Praxis）是中國與日本現代化的根本區別，導致現代化結果差異明顯。
在洋務成為顯學、海歸成為新貴的晚清，中國還是抱持著中學為體的神牌不放，隻在技藝層麵上學習西方。而同時期的日本，則徹底地開始“脫亞入歐”，全盤西化。
甲午之前，中國海軍裝備並不弱，號稱世界第八艦隊，日本人要挑戰北洋艦隊，舉國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心理準備。而中國的陸軍也裝備了質量和性能上遠超過日軍的新式槍炮。幾次激戰的口岸如旅順口、威海衛等，都由漢納根督修了當時最先進的炮台。
但中國軍隊的近代化，僅停留在器物的層麵上，其它軟件方麵，小到單兵戰術，中到軍官指揮，大到戰略思想，都還停留在冷兵器時代。在我收藏的很多有關文物中，都不斷提高清軍的精良裝備與低下素質，甚至像聶士成、馬玉昆這樣的一代名將，也依然是像冷兵器時代一樣在戰場上遍插旌旗，成了日軍炮火的好靶子。這一習慣，甚至到了抗擊八國聯軍的時候還沒改過來，英軍“中國軍團”的指揮官巴恩斯（Barnes）就驚奇那麽多旌旗不是給對手提供了攻擊便利嗎？這樣的戰爭態勢下，中國要出英雄，也隻能出悲劇的英雄、雖敗猶榮的英雄！
不少日軍戰場回憶錄提到，清兵裝備很好，但不懂正確使用武器，放炮開槍毫無章法，盲目射擊，往往把自己的優勢軍備無謂消耗後，在日軍的進攻下隻能土崩瓦解。
武器是戰爭的硬件，這是把雙刃劍，關鍵還在於誰在使用它。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最終還是在人，這的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國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李默庵上將負責日軍受降，在受降過程中看到日本人的軍事素質感慨萬千：在繳械之時，日軍將所有武器包括重機槍、車輛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幹幹淨淨，並將其人員、馬匹、武器、彈藥、被服、袋具、車輛等物資登記造冊，數字清楚，讓人感到與其說是繳械投降，還不如說是在辦移交手續；被俘日軍回國途中始終以正規軍人隊列行走，毫無紊亂現象，也無事故發生。李將軍說在回憶錄中寫道：“透過日軍繳武器這個細節，可以看到日軍平素的軍隊管理和訓練是嚴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個民族的精神麵貌。當時我就想，他們的紀律如此嚴整，行動如此一致，將來如果領導正確，必是一個可以發揮無限潛力的國家。”
中國之痛：一人為剛萬夫為柔
在師夷長技方麵，中國學到的是淺薄的技術枝節，而日本則完全是理念的更新，脫胎換骨。到甲午戰敗後，中國才開始了對西方製度層麵及文化層麵的新一輪學習高潮。
有意思的是，當時的激進派和立憲派，對於中國的“民族英雄”，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推崇重點。主張反滿革命的激進派，將嶽飛、洪秀全奉為民族英雄，標準是民族抵抗；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則反對以族群劃線，而將向外開疆拓土、宣揚國威的張騫、班超、鄭和諸人奉為民族英雄。
尚武的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便開始寫作《中國之武士道》一書，選取了七十多個春秋戰國時期的著名人物作為中國武士道精神的體現者，他為這本書寫下了充滿激情的長達五千言的自序，為中國之武士道“招魂”，喚起國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任公在自序中說：“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國之曆史，不武之曆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嗚呼！吾恥其言，吾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他認為，自黃帝以來，華夏民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夷蠻在這廣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中國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國民族之不武，則第二之天性也”。春秋戰國間，不強無以自存，“推其致霸之由，其始皆緣與他族雜處，日相壓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後無以圖存，自不得不取軍國主義，以尚武為精神，其始不過自保之謀，其後乃養成進取之力。諸霸國之起源，皆賴是也……全社會以此為教育，故全民以此為生涯，轟轟烈烈真千古之奇觀哉！”是其後的專製集權閹割了中國人尚武進取精神，“統一專製政體，務在使天下皆弱而惟一人獨強，然後誌乃得逞。故曰：一人為剛萬夫為柔，此必至之符也。”從秦始皇開始，君主們開始“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諸鹹陽，銷鋒鑄銅，以弱天下之民”，從此，“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民氣之摧殘自茲始矣”，“群天下血氣之士於輦轂下，使其心誌佚於淫冶，其體魄脆於奢靡”，再動用酷吏、法網構建警察社會，使人們不敢存尚武之心。
“一人為剛萬夫為柔”，可謂是真正說中了中國英雄的痛處。中國曆史奉行的是“槍杆子裏出政權”，任何開拓型的英雄是不可能為其主所容。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海洋遠征，就是由一位叫鄭和的宦官完成的。鄭和固然是大英雄，但選派“刑餘之人”宣國威於四方，不是皇帝瞎了眼，而是擔心在這樣一支大艦隊的護擁下，正常人可能就會成為爭天下的對手。宋高宗殺嶽飛，未嚐沒有這點擔心在內，本質上和他的祖上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是一致的。
中國的確是太大了些，大到令我們隻願意死守，不願意進取；大到統治者隻要自己位置坐穩就有一切，安內重於攘外，“安定團結大好局麵”最能維持既得利益者；大到我們的英雄不到危急存亡之秋、不到“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就不可能湧現！而且一湧現就注定是“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的悲劇式英雄！“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少年中國說》）
“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中國的曆史果然是太悠久了，“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看多了便有點審美疲勞，這種悠久甚至導致漠然，所謂“是非成敗轉頭空”，儼然曆史虛無主義！
“靖國神社”：我們也需要跪拜英雄
中日之間百年爭戰，英雄輩出。在日本人將他們的英雄供奉於靖國神社，即使冒天下之罵名也在所不惜時，偌大的中國，能為抗日英雄鮮花默哀之所在，尚餘幾多？
要當中國的英雄，九泉之下的確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因為我們的英雄標準，猶如股票的行情，而且是被“政治莊家”操縱了的股票的行情，不是根據民族大義，而是根據現實政治、根據內鬥政治的需要，“辨證”地進行“宏觀調控”。清王朝塑造武聖人“模範”形象時，據說斟酌了很久，“決賽”中關羽PK掉了嶽飛，原因很簡單：因為嶽飛抗擊的是滿清的祖先；到了日本全麵侵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嶽飛則又成了全民景仰的英雄；“今天最危險的時候”早已過去，嶽飛卻又被各種教科書摘去了民族英雄的帽子，因為抗金隻是“中華民族的內部矛盾”；網絡上的高論更是令人驚奇，比如東三省是滿族同胞帶給中華大家庭的“嫁妝”，按此邏輯，當年便不該抗日，否則“日本省”或“東瀛省”便是“和族同胞”帶給中華大家庭的又一份嫁妝，難怪網上一篇著名的反諷博文說道：孩子，以後你千萬不可當英雄，要當就要當漢奸！於是，今日之亂相便不能理解：一方麵，網上“義和團”蓬勃興起，把口水當利器，逢日必反，殺聲震天；另一方麵，不讀史、不看書，把“九一八”當作“就要發”，更惶論對當年刀頭舔血、慷慨赴義的英雄的景仰與紀念。
而日本人甚至把能收集到的每一個陣亡士兵的名字都供奉在香爐前。李登輝當年不顧抗議，非要去祭拜靖國神社，除了政治做秀需要外，也不能不說有親情的眷戀：其兄李登欽，又名岩裏武則，就是戰死在呂宋島馬尼拉的台籍日軍士兵，其靈位被鄭重地供奉在了靖國神社裏。
在我收集甲午戰爭的文物時，十分驚詫於日本人對“先烈”的景仰。《日清戰爭實記》中，有大量的篇幅報道戰死者的姓名籍貫，有大量文獻是各地紀念戰死者的碑文悼詞等。我們可以捫心自問：不要說當年犧牲的普通士兵，即使在前線陣亡的國軍將領（光被大陸官方認可的，就有近200人！），我們又能說出他們中幾個大名呢？當我們憤怒地指責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我們自己的英烈，還存在我們心中的哪個角落呢？
從網絡上搜索一下，“公祭”一詞顯然在近些年來成了中國的熱門，但公祭的對象一律都是那些能“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人文始祖或古代名人，除了南京還在為死難同胞每年祭奠、沈陽為“九一八”拉響警報外，國恥、國難連同那些罹難的祖先和抗爭的英雄，基本是從我們的公共記憶中消失了。當紀念成為忘卻，甚至成為經營時，還能指望他人來“正視曆史”嗎？那種依靠政治壓力、經濟吸引和外交斡旋換來的“謝罪”有意義嗎？
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時，李敖曾經說：“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會去參拜靖國神社！我想找個給英雄下跪的地方！”神州萬裏，我們自己的靖國神社又在哪裏呢？我們又有多少能給英雄、而不是給權力下跪的地方呢？
大國崛起：要靠進取型英雄
不少研究者將日本的民族性格歸結為島國心態，將晚清時那種老大帝國的遲暮心態歸結為“天朝大國無所不有”，這其實就是地理決定論的濫斛。對於此點，曆史學家湯因比指出：“人類在與地理實在打交道的時候，決定的因素——對勝敗舉足輕重的要素——絕不是種族和技能，而是人類對來自大自然的挑戰進行迎戰的精神”。他嘲笑地理決定論充其量不過是“最隱蔽的‘哲學安慰’而已”，這一伎倆不過是體現了人類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歡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那些完全超出人力控製以及難以為人類所及的各種力量”。
中日之間無論是英雄觀的差別還是國家前途命運的差別，關鍵絕不在於兩國的地理特性，而在於兩國對挑戰的應對之策。華夏先哲道：“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當我們還是“一人為剛”時，我們便也隻能擁有和敬拜那些悲劇的道義英雄！
有一位美籍華人作家將“我們的”英雄和“他們的”英雄做對比，“所謂民族英雄，往往成雙成對（對應而非對等）地出現。有統一諸部的英雄，就有謀求獨立的英雄；有擴張領土的英雄，就有抵抗侵略的英雄……抵抗入侵之敵的是民族英雄，侵略者同樣是民族英雄，甚至是一位偉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冷靜思之，尤其冷靜地把我們自己長期作為被侵淩對象的悲情心態放一邊的話，這些“偉大得多的民族英雄”為什麽是“他們的”呢？我們的民族，缺的不正是這些“偉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嗎？缺得不正是“胡無人、漢道昌”的霍去病之類的英雄嗎？
當一個國家還在泥濘中抗爭、在黑夜中摸索的時候，是談不上什麽大國的崛起的。大國崛起，要靠千千萬萬的進取型英雄抬起來。我們如果還沉湎在悲情英雄中，沉湎在曆史控訴中，隻怕下一次再出英雄的時候，依然還隻能是悲劇英雄。難道我們還沒有受夠這樣的曆史窩囊嗎？
“他們的”英雄伊藤博文有詩曰：“樓前飲進三杯酒，天下英雄在眼中”。你我且幹了這杯，為那正在走近的“我們的”英雄同心禱告！
（原創作品/已刊於《先鋒國家曆史》2008年3月上）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