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自利的先驅者

有關康有為的政治品格和個人品格，最近因著一本新書《溫故戊戌年》的炒作，又儼然成了中文世界的新焦點。這一並不新鮮的話題能曆久常新，也凸顯那些在主流話語長遠包裝中被歪曲的曆史定論，其生命力是多麽頑強。（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其實，關於康有為的種種惡行，在當年“變法”失敗後就已經被“深揭猛批”過了的，隻是康梁流亡海外，在“反華勢力”的庇護下，掌握了相當程度的話語權。而中國的民間觀點常常與官方擰著來：因著政治的不透明，以及官方話語體係的長期信用缺失，人們更相信政治耳語，官方偶爾坦誠一回，人們卻也擰著來看待其中真相。最著名的“越描越黑”事例，就是雍正皇帝頒行《大義覺迷錄》，試圖以真誠、寬容來反擊對其權力合法性的置疑。有意思的是，盡管朝廷對康有為的批判和所謂康黨的清算，實際上抬舉炒作了康某人，推其成為改革的旗手，但當康有為成為主流話語體係讚頌的對象時，對他的質疑也就從小眾的曆史學界轉到了大眾的傳播領域。對康有為的不同解讀，凸顯國人習慣性的曆史臉譜化解度，非黑即白，將複雜的人物和事件簡化和演義化。（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已經為中外史學界公認的是，康有為無論是作為改革者還是反叛者的分量，都是被其自身大大地誇大了的。張建偉的這本新書《溫故戊戌年》有相當一些陳述，而在茅海建的《戊戌變法史事考》中，有著更為專業的資料羅列。美國學者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所撰寫的慈禧太後傳記《Dragon Lady: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中譯為《龍夫人》）中，幾乎調動了所有史學研究成果，對康有為進行了全麵的否定，直接將其稱為“野狐禪”（Wild Fox）。（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這類著作大揭康有為的老底，對史學界而言早已不是新聞，但對於大眾傳播而言，它們的確還是具備著震撼的衝擊力。這當然很難說還是一個史學話題，其實更多的已經成為大眾傳播課題。畢竟，對於康有為的評價，或醜化或神化，百多年來都被賦予了太多的現實政治需要，傳播通道中的康有為其實已與其本人無關，而隻是某種特殊的符號，與李鴻章、袁世凱等一樣，打造了中國最經典不朽的影射史學的代表作。（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純史學角度看，學界的多年研究早已公認，康有為其實果真是個“政治投機者”（這個詞很容易臉譜化，讀者諸君慎辯），新思想於他而言無非是敲門磚和謀生手段而已，就如海外一些華人要靠高喊動人口號謀生一樣。所謂的公車上書已經被證明了是一次舉人們的未遂圖謀，“未遂”的原因就是康老師擔心這會影響自己的進士前程。對既有體製故意高調地持批判態度，以“危言”造成“聳聽”，其實為的是以另類方式得到這個體製的認可，期望著以“對手”身份被招安為“助手”。這種以退為進的炒作把戲，在中國曆史和現實中也屢見不鮮，所謂“終南捷徑”是也，官家以為終南山中隱居的都是人才，大家便一窩蜂地都去玩隱居。無欲則剛，其實還是追求欲望的特殊手段，“剛”本身不就是“欲”嗎？（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將康有為列為頭號靶子，其實是“保守派”們的失策和無奈。西格雷夫在其《龍夫人》中，幹脆宣稱戊戌政變是慈禧太後為了改革大業而丟車保帥，以犧牲那些激進而缺乏經驗的改革者，來保住自己和皇帝早就被保守的“鐵帽子派”（Iron Hat）覬覦的地位，並“引蛇出洞”，放任（其實也是無奈）“鐵帽子派”的保守還潮，直到他們激出義和團與八國聯軍，才借助洋人的手將這一派徹底鏟除。西格雷夫的闡述寫得如同一部精彩的小說，但我們不能不承認，至少沒有任何證據、動機等能證明慈禧本人是反改革的。而盲動的戊戌變法的失敗，說明了改革的確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其目的不在於謹小慎微，而在於防止利益的劇烈衝突導致反彈，橫生枝節，反而令改革真正目的被異化和邊緣化。（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並非改革領袖、且人品為眾人（包括改革派）所不齒的政治投機者康有為，以及激進且少不更事的 “新晉四軍機”譚嗣同等，就這樣成為權力鬥爭和平衡中的犧牲者。而康有為因僥幸逃脫，憑借“悲情牌”成為戊戌喋血事實上的最大受益人。六君子的鮮血未必染紅了“保守派”的頂子（他們本來有更大的政治期望），卻絕對令康梁師徒成為各種“西方敵對勢力”的寵兒。在梁啟超的巨椽之筆護佑和忽悠下，康有為贏得了改革的首席發言人地位，獲得了夢寐以求的財富（利用偽詔大量斂財）、美人（在海外納妾）和知名度。（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史料表明，在康有為逃亡中，曾經與其有過接觸的英、日外交官，多對此人之見識和真正影響力十分失望。其實，這些職業外交官恰恰忽視了，很多時候政治並不需要真知灼見、而隻需要一個符號：清廷舉輕若重，殺雞用牛刀，賦予了本無大影響力的康有為全新的符號意義，令其身價倍增。這類無意間哄抬對手身價、製造勁敵的政治失策，康有為並非最後一例。（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作為符號意義的承載者，即使是“中國第一騙”，康有為也的確具有正麵的曆史意義：無論其用什麽手法獲得了改革的首席發言權，其畢竟是要演好這個角色的，至少要竭力地鼓吹改革，至少在改革的輿論傳播效果方麵還是有積極意義的。原罪不掩後功，如同一些踩著屍山血海獲得權力的獨裁者，同樣也能做出抵禦外侮、統一民族的壯舉。（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其實，正在成為傳播事件的康有為曆史還原，其意義早已超越曆史學的真相重構：這樣一個事實清楚、情節也並不複雜的曆史假象，何以被當作真相推崇了數十年？背後的傳播動機、傳播機製究竟是什麽？我們的“曆史”尤其近代史、現代史還有多少可信度可供消費？究竟如何鑒別真正的曆史與傳播的曆史？我們是否真該如同告誡東鄰那樣告誡自己：正視曆史？（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更進一步可以深思的是，我們對先驅人物的完人苛求，是否恰恰導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要不就是怕當先驅，要不就是 “痞子”們勇於也易於成為先驅，能以“失去鎖鏈”的小代價來博一把“整個世界”？先驅們知而不行（能力問題）、或知而難行（道德號召力問題），除了其本身的能力和道德號召力外，是否也受製於求全責備的文化習慣呢？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一個有趣的新聞是，最近落網的一位巨騙，不僅冒充是公安部特警局局長，還自稱是康有為之孫。這一出當代版拍案驚奇故事的主角，不知道其選上康有為當爺爺，是巧合還是反諷？（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康有為當年有詩雲：“秋風立馬越王台，混混蛇龍最可哀。十七史從何說起，三千劫幾曆輪回。” 十七史從何說起，果然、果然呀！（Shel JeAnns版權所有）

（Shel JeAnns作於2007年7月21日@南洲雪梨 北石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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