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後並非改革的敵人，而是改革的朋友，她之所以出麵鎮壓了戊戌變法，不是因為她反改革，而是為了改革大業而丟車保帥，以犧牲那些混雜了投機者、野心家和盲動而激進的年輕改革者，來保住自己和皇帝早就被保守的“鐵帽子派”覬覦的地位，並“引蛇出洞”，放任（其實也是無奈）“鐵帽子派”的保守還潮，直到他們激出義和團與八國聯軍，才借助洋人的手將這一派徹底鏟除。（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這就是美國學者斯特林 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所撰寫的慈禧太後傳記《
我們大可以對這樣劇烈顛覆傳統曆史觀的看法表示質疑，但通讀該書，作者對慈禧太後並不具有一言九鼎的獨裁式權威的論斷，卻是相當有見地的。而有關慈禧的權威，恰恰就是我們在分析她本人、戊戌政變乃至整個晚清曆史的基本前提。（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圖：慈禧相片
明代以前的中國帝王，其實並不如民間戲劇中想象的那樣，可以為所欲為。
但自明代以來，皇權的專製得到大大加強，相權被削弱。到了清代，尤其是設立了軍機處之後，相權被剝奪殆盡，內閣和各部基本成為單純的辦事機構，皇權在軍機處這個秘書處（書記處）的輔佐下得到前所未有的強化。但清代的皇權專製與明代有很大不同，那就是其皇權的行使是在“部族專政”的基礎上的。
我認為，清代的政治體製基本不是一個人的獨裁，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寡頭政治”，是一個群體的“集體領導”，皇帝（或攝政者）更多地是這個寡頭團體的形象代言人和“下最後決心者”，其表決分量與一般的成員自然有區別，但他也必須在集體領導的框架下行事，遵循“民主集中製”，參與到集體政治遊戲的博弈之中。（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滿洲的部族政治有很強的“內部民主性”，在其部族內部、尤其皇族內部施行了相當充分的“民主集中製”，所謂的“八王議政”傳統，在清初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是高於皇權的，或者說，皇權的核心體現就是“八王議政”。相信看過二月河小說或電視劇的朋友，對雍正皇帝忌諱“八王議政”有深刻印象，那並不
圖：我所收藏的1909年10月的法國畫報Le Petit Journal，封麵主題報道中國軍隊改革情況
毫無疑問，這一體製當然對慈禧同樣有約束力，何況她的性別更給她的權力帶來了更多局限。中國曆來的政治傳統，對“母雞司晨”是有著絕對的忌諱的。但凡能在曆史上留得好“口碑”的太後，幾乎都是以賢惠、而非以能幹著名。少數幾個果然能幹的女流，身後都沒怎麽留下好名聲，其惡名甚至遠甚於奸臣佞人。慈禧掌權，本質上是代幼帝聽政，攝政都談不上，更非親政，當年在恭親王主導下與肅順黨爭權，才弄出個兩宮垂簾的局麵，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官員之中發生了巨大的爭議和分化的，所以，垂簾聽政更多的還是儀式上的意義，而非權力實質的體現。慈禧掌權的半個世紀，各派政治勢力都處於勢均力敵的地步，宮廷內外的權力爭鬥十分激烈，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削弱了任何敢於挑戰皇位（實質就是挑戰太後）的勢力，令帝後成為平衡的砝碼。（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正是有滿洲部族政治的機製作支撐，清代入關初始和晚清這兩個“孤兒寡母”統治時期，才保持了政權運轉的基本穩定。慈禧與慈安聽政之初，與幼帝一樣沒有任何行政經驗，更多地是形式上的國家元首。隻是慈禧秉性聰穎，早年又出身落魄世家，見過世態炎涼和人情冷暖，在社會這個大學堂中鍛煉了“看形勢、看眼色、看風向”的本事，也鍛煉了自己的欲望和毅力，這是慈安太後那樣生長在貴戚家庭的女性難以比擬的，甚至也是那些生長在顯宦門第、富貴窩中的男性們所難以企及的。所以，在半個世紀的風雨飄零中，我們隻見過慈禧的寶座曾經搖晃，但從來沒有墜落。與其說是她扮演了一個獨裁者的形象，不如說是她成功地扮演了仲裁者、權衡者乃至妥協者的角色。最早是肅順等顧命大臣與恭親王的爭鬥，然後是曾、左、李等漢人為主的中興名臣與滿洲貴戚們鬥，再接下來是洋務派與所謂的保守派，再接下來是變法派與守舊派，然後是義和團、八國聯軍，平心而論，在晚清複雜的政爭中，外加列強在側煽風點火，慈禧的韜光養晦，不僅是最無奈、恐怕也是最合適的選擇，隻有這樣，才能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地鞏固了自己的權力，為兒子（同治）和外甥（光緒）保駕護航。（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慈禧力挺光緒上台，這當然有其私心在內，一方麵光緒與其說是鹹豐之侄，莫如說是慈禧之甥更來得親近（其父為鹹豐之弟、其母為慈禧胞妹）；二是如為同治擇嗣，自己（成太皇太後了）就得退居二線，而為鹹豐繼嗣則仍可保自己之位（依舊是唯一的太後）。光緒的即位，是皇族領導集體內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和妥協，慈禧獲得了麵上的成功後，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不得不同意與端王等分享更多的權力。而這些被西格雷夫稱為“鐵帽子”的家夥，從此也處處用心地盯著皇位。激進而盲動的戊戌變法，引發了所有既得利益者的恐慌，為“鐵帽子們”提供了大量同盟者，他們的目標就是在矛盾激化後趁火打劫，乘機廢立。（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因此，無論慈禧對改革是什麽態度，她也不可能置廢立的危險不顧，而關注所謂的改革。西格雷夫將慈禧基本描繪成改革的導師形象，與其所批駁的慈禧反改革形象一樣，都是缺乏依據的。不反改革，並不意味著支持改革，也許慈禧唯一關心的，就是她和兒子們的寶座。（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對於慈禧權力的製約，還有一個很大的因素，就是人才的匱乏。如果將其與清初孝莊的兩朝（順治、康熙）聽政相比，慈禧時代的人才、尤其是滿洲人才太過凋零。自鹹豐年太平天國起事，承平日久的滿族甚至難以有足夠的人才文可安邦、武能定國，好不容易出個恭親王，卻因為曾經是“疑似皇儲”，而不得不憂讒畏譏、固步自封。滿清便隻能依靠漢人才俊，而漢人才俊大量湧現，卻又激發滿族貴族們的猜疑和嫉妒。曾國藩等不得不急流勇退；即令如李鴻章、袁世凱等一心熱中之人，也因種族問題及政見不一而被處處掣肘。到宣統朝初年，甚至組建一個純皇族的滿人內閣，滿洲貴族們的自卑與自大可見一斑。一方麵是無人可用，另一方麵是可用之人不可放手使用，慈禧即令想來個一言堂、家天下，也沒有足夠的班底。（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再看戊戌變法和政變。其實，我們隻要解決一個問題：改革或者不改革，對她的利益有什麽影響呢？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我認為，其實慈禧對改革的態度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她的根本利益不是根基於自己的權威，而是根基於皇位。如果皇帝不保（不管是因為主張改革還是主張保守），那她的權力將瞬間失去（關於慈禧與光緒母子“失和”，我們今後有機會再討論）。她本人的性格還是喜歡一動不如一靜,害怕挫折，不喜好主動，這體現在她對很多事情上遲遲不予表態。但在觀望了很久後，改革實際激起的巨大反彈，已經足以對她和皇帝產生威脅，她就不得不設法消除這種威脅了。（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消除的辦法有兩種，一是加大改革力度，強勢推進，不惜使用“休克療法”，甚至人頭滾滾，但這一鐵碗手段要靠絕對權力和強有力的團隊做支撐。二是暫時妥協，丟車保帥，以犧牲改革先驅來換取反彈者對皇帝和太後的繼續效忠（即使是表麵的）。因此，選擇鎮壓手段，無論慈禧是出於主動還是無奈，是當時她的處境下最符合邏輯的理性選擇。（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被主流史家一直闡述為慈禧反改革依據以及母子失和的“密詔”，其實認真解讀原文，未必如此，反倒能證明幾分慈禧的無奈。這份光緒皇帝賜予楊銳的“密詔”，遲到宣統元年（1909）才由楊銳之子楊慶昶向都察院呈繳，其內容是：（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近來朕仰窺皇太後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19日之朱諭，皇太後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誌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從中我們試著分析：
1、 皇太後不願“將法盡變”、不願“調整幹部隊伍”，是因為“恐失人心”，這是對改革過程的擔心，而非對改革目的的不滿。下文中的“不得不徐圖之”，可能正是慈禧要求改革摸著石頭過河的持重方略。這恰恰就是慈禧的政治經驗和智慧所在。（Shel JeAnns版權所有）
2、 光緒在該詔中用了很多極端的詞匯，如“盡變”、“盡黜”等，這也說明他在政治運作上的急切和不夠老辣持重。（Shel JeAnns版權所有）
3、 而光緒在詔書中明確說“朕之權力實有未足”，這往往被簡單地解釋為太後侵奪了他的權力，但我們深一步想，他下文說“朕位且不能保”，是誰想這樣呢？當然不可能是將權力根基於他的皇位之上的太後，而是另有其人。這些人有這樣的能量，那就不隻是“朕之權力實有未足”，太後之權力也必然是實有未足。（Shel JeAnns版權所有）
4、 光緒希望這些改革先驅做什麽呢？就是繼續改革，同時“不致有拂聖意”。慈禧的“聖意”並非要分光緒的權，而是不要危急皇位並進而危及太後之位，也就是說，改革盡管放手做，但有一個基本原則：必須堅持鞏固慈禧和光緒的領導。可惜，貴為帝王，光緒以如此謙卑的語氣懇請臣下，少不更事的年輕改革者們卻誤讀了，甚至搞出個“圍園殺後”的餿主意來，不光把自己葬送，也將中國的近代化改革延誤了近十年。（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戌戊喋血之後，所謂“保守派”（更確切說是相對於光緒的“奪權派”，保守隻不過是奪位的武器，如果皇帝是保守的，他們估計就該成為開放派了）掌控了主動權，皇位一直受威脅（給正當盛年的光緒設立大阿哥就是明證，一反雍正開始的不公開立儲的規矩），直到“保守派”鬧出義和團、再鬧出八國聯軍，才在洋人的槍炮下被打倒。進入新世紀後的改革，實際上是火候已經成熟了，在將近十年“右”的和“左”的災難後，滿洲貴族內部也在血的教訓麵前形成了改革共識，可惜晚了。一些論者，簡單地將慈禧此舉說成是被迫改革，這其實不符合這些論者的認為慈禧獨裁的前提----如果果然是獨裁的，改或不改，不過一念之間，至於被迫嗎？（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皇家的利益未必就是滿洲貴族的利益，貴族的利益未必就是整個部族的利益，部族的利益未必就是大清國的國家利益。滿洲部族政治，遲滯了大清國的改革，戊戌的鮮血，不僅關閉了改良的大門，更開啟了血腥革命的悲哀，這是滿清的悲哀，也是慈禧的悲哀。（Shel JeAnns版權所有）
（Shel JeAnns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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