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刊登於台灣《傳記文學》及大陸《先鋒國家曆史》2008年第1期)
在德國柏林的帝國軍事博物館,有一件特殊文物:一個雕刻著圈龍圖案的軍用皮帶扣。這是1900年,參與八國聯軍侵華行動的德國遠東特遣隊中的中國雇傭軍“華勇連”的裝備。
其實,德軍在遠東特遣隊中設立“華勇連”之前,就已經於1899年在其殖民地青島的海軍陸戰隊第三營中建立了“華勇連”。德國王子海因裏希當年巡視青島時,對這支中國連隊十分看重。
負責在第三營中組建華人連的馮·法爾肯海上尉,曾擔任過清軍顧問,並參與過威海衛英軍華勇營的組建工作。在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行動中,德、英兩軍中的中國雇傭軍們都“表現優異”,尤其是英軍中的華勇營更是贏得了西方輿論的高度評價,在西方軍史界“聲名顯赫”。
設立華勇營建製,是英國人在威海衛的創舉。
據英國外交檔案記載,英國強租威海衛作為海軍的遠東基地後,其陸防相當空虛。當時,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國的陸軍力量,而且,與荷蘭後裔“布爾人”在南非爭奪殖民地的戰鬥動用了大量軍力,連澳大利亞等殖民地也專門征召軍隊前往南非。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政府決定把他們在印度的經驗搬到了中國,組建雇傭軍擔負威海衛的防務。此舉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強烈反對。英國人辯稱這是一支警察部隊,維護治安而已,不用於租借地以外的軍事行動,從而蒙混過關。有意思的是,多年後,當八國聯軍交還天津時,根據《辛醜條約》規定,不準中國在此駐軍,袁世凱既要遵守條約,又不能放任津門隻有外國駐軍,應對之策就是將北洋一部改造成警察部隊,鑽了《辛醜條約》的空子,堂而皇之地進駐了天津,解決了國防與外交的一大難題。
1898年11月,從香港和上海招募譯員、號手等專業軍士後,英國陸軍部就開始在威海衛正式組建華勇營。
英國人顯然沒料到軍人在中國社會中的低下地位,這個古老國家曆來就有好男不當兵的傳統,何況穿洋衣、扛洋槍、出洋操、出洋相。《中國與八國聯軍》(China and the Allies,作者Arnold Landor, 紐約1901年版)一書,記錄了組建這支雇傭軍的艱難:直到1899年初都沒有一人應征,到1899年3月才招募到了10名士兵。德國人的遭遇也類似。1899年的9月和10月,德國人在青島為華勇連征兵,但200多個報名的人當中,可用的隻有大約70人,曆盡艱難才達到了120名步兵和20名騎兵的規模。
隨後,英國人和德國人都發現,他們所麵對的最大問題,是這些農民士兵的散漫。據英軍的資料,華勇營士兵的父母經常會來駐地把他們帶回去,“這些士兵們似乎沒有個人主見”,開小差、退伍現象很普遍。德國華勇連也一樣,逃兵不斷,而且擾民事件時有發生,德國人自己評價:“他們的行為更多的是起了傷害作用。”
比德國人明智的是,英國人隨後又調整了策略,發動“高餉”攻勢,將招募物件由單純的農民轉向了清軍的退役官兵,成效顯著。據《中國與八國聯軍》記載,這些退役軍人比一般農民擁有更好的戰鬥素質、體能和紀律性,而且“沒有家庭牽累,隨時能為金錢賣命” ,這些穿上洋裝的清軍老兵不久就成為“最優秀的士兵”。
英國人的高軍餉及帶兵中的“廉潔”,在當時普遍實行低餉、並且 “喝兵血”貪汙成風的中國,大大提高了軍人的社會地位,“好男”亦可當兵。亦令中國有識者看到,新式軍隊首在製度之新,厚餉可起“養廉”作用,“餉薄則眾各懷私,叢生弊竇;餉厚則人無紛念,悉力從公” (袁世凱《上督辦軍務處原稟》,《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卷1)。後袁世凱編練新軍,亦效仿洋軍,不僅高薪,而且設法杜絕軍官克扣,發餉一律繞開了各部隊的主官,由糧餉局會同各營糧餉委員,出操時公開點名發放,後世皆以為這是袁的北洋軍擁有強大戰鬥力的關鍵因素之一。
到1900年5月,英軍終於建立了一支人數600多、年齡在23-25歲之間的華勇營。該部隊編製齊全,設置長槍連、機槍連、炮隊和騎兵隊,以及樂隊、譯員、衛生隊。英軍不惜投入,其尉級以上軍官均從英國正規軍中調任,並配置精良裝備,清一色的馬丁尼-亨利式來複槍,甚至還有當時最先進的馬克西姆機槍,這在當時的西方正規軍中,亦未能成建製裝備,可見英國對該支雇傭軍期許之高。
此批用高餉精選出來的士兵,體格強健,平均身高
威海衛英軍華勇營得以比青島德軍華勇連留下眾多史料,要得益於英軍軍官巴恩斯(Arthur Barnes)的有心,他在華勇營服役期間記錄了大量日記,並在1902年出版了回憶錄《服役華勇營--中國第一軍團1900年3月-10月在華北地區的作戰記錄》(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A Record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Regiment in North China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00)。在這本現已成為古珍本(old and scarce book)的回憶錄扉頁,巴恩斯留下的獻辭是“永誌不忘”(LEST WE FORGET),可見巴恩斯對華勇營的推崇與懷念。
在巴恩斯回憶錄中,通篇充滿了對這支“勇敢的軍隊”的讚頌,而且不斷地表白其讚頌是“絕對客觀公正的”,“盡管華勇營背叛自己的同胞、皇帝及本國軍隊,在異國官員的指揮下,為異國的事業而戰,但他們毫不遜色地承擔了自己的義務,不應該再受到詆毀。”
英軍華勇營在短短八年內,表現“卓越”,獲得了西方媒體的極大關注和高度讚賞。《泰晤士報》在1901年的一篇評論中說:“無論將來如何,談及華勇營的積極戰鬥精神時,他們當然會擁有勇敢無畏的口碑。”
華勇營成軍後,最早的軍事行動便是鎮壓威海當地的抗英鬥爭。英國強租威海引發當地民眾激烈反彈,衝突不斷。
隨後,英國勘測劃界隊伍與當地民眾發生衝突,華勇營奉命出擊,在
當時留守在道頭村的華勇營第4連被3000多名當地農民包圍,此時一個當地老漢、華勇營一名士兵的父親,用扁擔擔著全部家當,跑到華勇營的陣地上,對自己兒子和其它士兵說,成千上萬的當地人決心要掃平這裏,趕快逃跑吧。據巴恩斯回憶,老漢的兒子卻告訴父親:即使這裏會打仗,他也願意在這裏。老漢無奈,隻好放棄帶兒子離開的想法。
第4連還有名士兵,其父隨當地民眾進攻華勇營營地,被華勇營打死,他還是“堅守崗位”,留在了部隊中。
第7連有兩名士兵被當地村民抓住,派一個小孩看管他們,在他們央求下,那孩子將他們放了,他們卻並不逃跑,而是設法捕獲了該村村長,帶回部隊交給英軍軍官。
此類證明華勇營“忠誠”與“勇敢”的事例,充斥著巴恩斯的回憶錄。對此,巴恩斯的驕傲之感溢於言表:“華勇營在戰鬥中毫不遜色地承擔了自己的責任,他們為和自己的威海老鄉對抗感到驕傲,這無疑證明他們完全可以值得信賴。” 威海英國行政長官道華德在寫給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的信中則稱:“在
英國陸軍部戰史記載,這兩天的流血衝突後,當地農民遷怒於參與勘界的中國專員李希傑等人,將他們扣押。山東巡撫袁世凱遂向英軍請求救援,亦是華勇營派兵,在英國水兵協同下,進行了成功解救。
華勇營與同胞的對抗,激怒了當地人。華勇營不少士兵的家屬都收到了恐嚇,士兵們要求英方在必要時需給其家庭提供庇護,但華勇營軍心依然穩定。德軍在青島的華勇連,也麵臨同樣的問題,“中國的敵對的政府官員對這些士兵的家人進行了壓迫和恐嚇,如果這些人不馬上離開這支部隊的話,他們將遭受最嚴厲的懲罰。”與英軍華勇營不同,德軍的華勇連沒有抗住這一壓力,遂不斷瓦解。
威海英軍華勇營的“出色表現”,令他們贏得了英國軍方更大的期許。在義和團運動爆發後,兵力上捉襟見肘的英國,隻能從澳大利亞、印度、新加坡和香港抽調殖民軍或雇傭軍來華,參與八國聯軍行動。此時,華勇營正式納入英軍建製,並換上了陸軍軍裝,按照英國當時以組建地為部隊命名的慣例,華勇營從此也被稱為“第一中國軍團”(the 1st Chinese Regiment)。
這種擔心很快一掃而光。
7月初,華勇營和香港軍團的主要任務是清剿滲透到租界附近的清軍和義和團狙擊手。在一次戰鬥中, 香港軍團受到清軍炮火的猛烈壓製,二死三傷,在華勇營緊急增援後才得以脫身。
隨後, 華勇營新駐地受到清軍猛烈的針對性炮擊,造成極大的恐慌。華勇營的布魯斯少校(Major Bruch)帶隊攜炮出擊,但不敵清軍炮火,布魯斯少校頭部和肝髒中彈,華勇營另有2死5傷,協同作戰的英國水兵也有5人重傷。
占領天津後, 華勇營奉命為北京遠征軍征集船隻。他們的種族優勢在此時得到充分發揮,沿著北河,居然收集了將近 100條大船和相應的船工。巴恩斯很得意地說,華勇營對當地百姓禮敬有加,贏得了民心,不少人願意為這支英軍而不是其它“洋鬼子”提供服務。不過,巴恩斯也承認其中一些百姓是要“施加點溫柔的壓力”才加入的。
如此一路攻擊前進,到
攻占北京後,華勇營的任務主要是發揮種族優勢,在英占區站崗放哨,又幹回了警察部隊的本行。當時八國聯軍中,不少國家出動的多是殖民地雇傭軍,如法軍實際是由越南雇傭軍組成,因此,在局勢基本穩定後,看各種膚色的洋兵便成為北京一景,隻是大多數人不知道,最強大的英軍士兵實際多是自己的同胞。
紫禁城閱兵後,華勇營便根據聯軍的統一部署,分別進駐京畿的幾處軍事要地。在有“津門首驛”之稱的重鎮河西務(Ho-hsi-wu),華勇營英軍軍官巴恩斯負責統一指揮聯軍各部隊,其中134名英軍中,就有70人來自華勇營第四連,他們成為這個“京東第一鎮”的主力部隊。
巴恩斯有意識地發揮華勇營的特性,大抓“軍民共建”,因此河西務一地比八國聯軍的其它駐地更早地進行了戰後恢複。
令英國人最為得意的是,華勇營在該鎮運河畔的哨卡旁,恢複了一個農貿集市,允許當地人在此擺攤,銷售雞蛋、家禽、水果、蔬菜和雜貨等。這個市場成為戰後最先恢複之處,天氣好的時候,攤位能有兩大排,聚集500人以上進行交易。巴恩斯並不諱言,在戰爭的恐怖氣氛下,中國人之所以敢於來此,就在於他們將這個由華勇營看守的地區當作“自己人”的地盤。
對於這個市場,華勇營視若禁臠,不容其它軍隊插手,全力維護著秩序。有幾次,出來溜達的德國兵隨意地從攤點上白拿梨子或葡萄,華勇營就會出手幹預,德國人隻能乖乖地付錢埋單。
而酗酒的日本士兵也被華勇營“修理”過兩次。第一次, 華勇營撕下他們的肩章, 扣留軍帽,日軍馬上派了一名翻譯來道歉。第二次,一名日軍騎兵再次擾亂市場,在被華勇營撕下肩章、扣留軍帽後,華勇營軍官將日軍派來索要軍帽的翻譯趕了出去,要求日軍軍官親自前來道歉。日軍軍官奉命而來,按照巴恩斯的說法,其道歉態度誠懇得讓他都有點不好意思了。
華勇營在河西務鎮的表現,顯然吸引了戰亂後當地百姓的關注,另一個離此十多英裏遠的鎮子,還專門派了個“龐大的代表團”,來請求將自己的鎮子納入華勇營的保護範圍。
收割時節,華勇營得到指令,盡力勸說躲藏在外的河西務鎮農民回家收割莊稼,以應對戰後可能的饑荒,並答應保護當地人免受他們最害怕的俄軍的侵害,但在華勇營控製範圍之外,俄軍照樣殺戮無辜百姓,大大影響了“勸農”的效果。大量的高粱被迫爛在地裏,巴恩斯隻好自嘲說:好在這些沒收割的高粱地能繼續成為當地婦女躲避俄軍的最好隱蔽所。
同樣的,駐守在通州的華勇營第五連,也和當地民眾“打成一片”,甚至有村莊主動要求華勇營派兵長駐,以防止頻繁的土匪騷擾和劫掠。
8月的一天,華勇營一部從水路行進換防時,一名中國士兵失足落水,當時已是深夜,且水流十分湍急,英軍軍官惠泰克(Whittaker)冒險跳下水去,救起了這名士兵。事後,惠泰克被皇家人道協會(Royal Humane Society)授予銅質獎章(該會第31195號事例)。皇家人道協會是一家官方慈善機構,專門表彰獎勵英帝國內拯救他人生命的見義勇為者,至今仍活躍在包括澳洲在內的英聯邦國家。
因為在天津戰役中的“勇敢善戰”,英國陸軍部特別以天津城門為圖案,為華勇營設計了軍徽,鑲嵌在帽子和衣領上;並在威海衛樹立了一塊刻有23名陣亡官兵姓名的紀念碑;1902年又挑選了12名官兵到英國參加愛德華七世的加冕典禮。愛德華七世向華勇營官兵頒發了勳章,以表彰他們在平定義和團戰爭中的犧牲,這是英國曆史上最早為中國人頒發的軍事勳章。
《字林西報》擁有龐大的由西方在華政界、宗教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組成的撰稿人隊伍,主要發行對像是外國在中國外交官員傳教士和商人,是當時中國影響最大的英文報紙。它對華勇營的評價,已經上升到了對英國殖民政策及中國民族進行評價的層麵,並視華勇營為英國殖民政策成功的典範例證。
英國本土的媒體,也紛紛對華勇營給予了好評。
不僅是奮戰在英國旗幟下的華勇營,即令被華勇營所鎮壓的、被西方普遍視為惡魔的義和團,也令西方人看到了中國人嶄新的一麵。當時的英國駐華公使館牧師羅蘭•亞倫(Roland Allen)在其《北京使館被圍記》(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倫敦1901年版)中,對義和團所表現出來的戰鬥熱情大為感慨,他認為這種熱情“在中日戰爭中聞所未聞,恐怕在太平天國起義以來也是見所未見,這再次證明,中國人為了自己的事業是能夠打仗而且願意打仗的,而在他們不信任的軍官的率領下,為了他們不理解的事業,他們是不願意打仗的。”
與英軍威海衛華勇營相比,青島德軍海軍陸戰隊第三營中的華勇連則因為時間短、“表現”不理想,沒能留下更多的文字數據。參加遠東特遣隊的另一支華勇連,也似乎隻在德國軍史上留下了一個番號、博物館的皮帶扣以及軍史愛好者在德語網絡論壇中的專業小眾話題。
同樣在山東招募和訓練雇傭軍,英德兩軍成效反差巨大,德國人的無能成為英國人的嘲諷對象。
1900年底,德軍青島海軍陸戰隊華勇連已經有一半人做了逃兵,隻剩下56名步兵和12名騎兵,他們隨後被改編為青島的第一支警察隊伍,連隊番號被取消。至於在德國遠東特遣隊中的華勇連,軍史中沒有留下任何記錄,消失在了茫茫史海中。
1902年,英日締結同盟條約,英國得以將軍事力量更集中於西方,加上不少議員對威海衛華勇營年耗钜資不滿,在經過激烈辯論後,決定予以裁撤。華勇營的解散,並非如中國大陸一些曆史研究者所言是由於逃兵嚴重,而是出於遠東國際形勢的變化和英國殖民戰略的調整。
1906年6月,華勇營正式解散,部分士兵轉往南非、香港當警察,部分士兵留在當地充任巡捕或加入中國軍隊。加入香港警隊華勇營士兵,其警員號碼均以英文字母D開始,被通稱為“山東漢”。
隨後,華勇營的曆史也因為種種原因,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了許久,雖然在遙遠的英國,其軍史上還詳細地記錄了他們的經曆。至今,威海還存有當年華勇營的舊址,古老的歐式建築在訴說著這段複雜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