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數百名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士兵及多艘軍艦,正參與八國聯軍圍剿義和團和占領京津的軍事行動。因此,確切地說,不是八國聯軍入侵,而應該是九國聯軍。
1900年6月,因為義和團運動,北京形勢迅速惡化。此時,作為大英帝國殖民地,澳大利亞迅速進行了動員,但陸軍主力已經開往南非作戰。當時澳大利亞共分為六個殖民地,相互之間並沒有隸屬關係,各殖民地的軍隊也是相互獨立的。最早響應的是南澳殖民地政府,他們迅速決定將自己的全部海軍派遣到中國。因該艦隊的日常給養由各殖民地分攤,因此,各殖民地召開了會議,
隨後,澳軍中的維多利亞殖民地部隊受命前往保定府(Pao-ting Fu)增援,聯軍認為此處是義和團的堡壘,並且庇護了很多從北京跑出來的人。但當澳軍在內的7500名聯軍到達後,該處已經投降。澳洲官方軍史在此處寫得很有意思:“最近的敵對行動就是看守戰俘”(the closest enemy contact was guarding prisoners)。此時,新南威爾士殖民地部隊經過12天的行軍,於
整個冬天,澳洲軍隊都在京津駐紮,擔任警察和看守的角色,時不時地還要當當鐵路工人和消防隊員。他們參加的戰鬥不多,但卻要參加行刑隊槍決被抓獲的義和團或反抗聯軍的華人。官方記錄說澳洲軍隊對這些任務很不滿意,希望“到戰場上證明自己”,但畢竟到達得太晚了。
1901年3月,澳洲軍隊離開中國返航。他們總共損失了六個人,但都不是因為軍事行動,而是死於疾病。
正因為這開國首戰並未真正上戰場,澳大利亞的軍史當中,並不將此作為重大事件,而是將同時期參與的布爾戰爭作為這個新國家軍隊的首次亮相。
為了研究這段曆史,1999年的時候,我曾經到澳大利亞國防部尋找相關資料,他們給我寄來了一大堆文件,包括至今仍是最主要媒體的《悉尼先驅晨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說實話,作為澳大利亞華人,我在看這段曆史的有關文獻時,心情是十分複雜的,可謂百感交集。這種感覺在我整個收藏中國近代戰爭文物的過程中都有,但於此為甚。我知道,其實,我收藏的不僅是文物,更是悲情。而翻閱這些文物,尤其是其中的對中國的國民性、對中國的衰弱原因的分析,又不能不承認,曾經的敵人是多麽透徹地看到了我們的要害死穴,甚至比我們自己看得還要清楚…..
文物收藏中,一個很明顯的對比是,西方國家的文獻都毫不諱言地指責自己政府在中國推行的非人道的政策,包括澳洲當時的媒體上對英國輸出鴉片的反思,而在日本的文獻中,完全是一麵倒地妖魔化中國和神化日本,這或許正是在征服和血腥中也能體現出來的東西方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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