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產生的根源是消耗地球上大量的自養生物也就是植物,推動生態物質的循環和平衡,高等哺乳動物因為四處覓食和躲避危險而導致大腦發達,產生了記憶、掩蓋、偽裝和想象力(實驗證明小白鼠有想象力),作為群居的智慧動物人類來說可以通過腦力和體力勞動改變自身的物理環境(比如蓋房子)和社會環境(比如政治製度)。定居後的人類比動物更長久地占據固定的地盤,也就是邦國、國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族”是作戰的人群單位,也是城邑居住的單位,“王”負責祭祀和戰事。打仗在於保衛領土征服番邦,祭祀在於掌控內部樹立權威,“攘外必先安內”是曆史、地理和人文環境打造出來的傳統。雖然不同文明都有自己信仰的精神需要,但信仰不同會導致意願不同,思維不同,行為不同,生活習俗也就不同。反過來,有什麽樣的生活就有什麽樣的民族,有什麽樣的民族就有什麽樣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中西方有一點是一致的,進步的走向都是依靠信仰的力量,努力實踐的修為都是重內而不重外,重行而不重言。當代科技就是西方宗教信仰產生的哲學思考後的結果,所以其科研有宗教的虔誠,宗教有科學的情結,Subtle is the Lord上帝很神奇(愛因斯坦)。
如果沒有占卜祭祀這樣的儀式驅動,人即使是在物質生活有保障了以後仍然不會自發深刻思考。占卜和祭祀是一種複雜的精神狀態,一種深刻的存在維度,它使人類從此有了精神的力量和思想。基於對信仰的虔誠之心的祭祀產生、強化了眾人的集體意識,直接導致政治體製的形成,也啟蒙了文明的誕生,甲骨文的造字思路就是最早可尋的政治形式與結構的證據。祭祀的禮儀讓政治合法化、規範化、組織化,巫師就是王的直接部下,或者就是王本人。到了西周,開始郡縣製,也就是中央集權下的郡、縣兩級政府,宗教一直都在為這個政治中心工作,王者則致力打造一個江山萬萬年,也就有了策論史書典籍。
祭祀之所以能夠開啟文明,是因為它啟蒙了人的精神世界,信仰是人對超世俗超自然存在的無條件相信。人的生命本質是什麽?最簡單地說就是蛋白質的組合功能:消化功能、運動功能、繁衍功能等,還有思維功能,動物也可以有思維(猴子有相當複雜的思維),但不可能有思想,人有思想。人的思維在祭祀的時候就表現為整個群體認同的精神訴求,而且是唯一的、徹底的精神訴求,後來中原信仰的內容演化出儒釋道,儒家的倫理綱常越來越細致到位的自圓其說,讓從天子到庶民的人民禮拜;佛教讓人心靈有所寄托看破紅塵的悲歡苦樂,並通過修煉達到內心自在;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無為而治,陰陽八卦辨證圓通徹底釋然了人和自然的關係疑問。對比其他文明比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文明來說,儒釋道都屬於無位格神,幾近無神論。西方宗教信仰導致政治信仰、哲學信仰、科學信仰。至於信仰創造的文學藝術,則是所有生命活動的流光異彩,與政治經濟軍事生活結伴相隨。
人類文明的的界定標準大致有:一,城市意味著定居,人口聚集。人之所以能夠聚集,是因為有凝聚力,最早是生存需要,然後是宗教、政治的需要,為了本族群最大和最長遠的利益。幫助人們和睦相處的是倫理規範,這一點在西方就是後來發展出來的法律和民主,在中國是三綱五常;二,城市還意味著城邦建設,包括建築構架、工藝和建築藝術;三,金屬的使用讓生產效率和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四,最公認的就是文字,它涉及到文明的深入發展及跨越時間和空間的交流、傳承。宗教是所有文明進步的支點,它教人們逆水行舟戰勝人類的動物本能,高瞻遠矚地麵向族群的整體利益,其最大化的結果是讓眾人放下小我而心悅誠服地為族群更高更遠的目標通力協作;宗教信仰更是人類精神尋求的彼岸,這個追求拓展了人的抽象思維,使思想境界大大提升。
西方的商業文明驅動了人們追求經濟地位平等、自由貿易、公平互利,法律的訴求是保障商貿交易公正,民主則保障人的平等和自由。和化夏文明一樣,可以追溯的西方文明發展內在驅動力最早也是宗教,然後西方走向哲學的思辨,結果是產生工業、科技革命,向外擴張的海洋文明導致了更深遠的哲學思索和科學探索,這和中原傳統的道家思想所倡導的人與自然的天人合一的關係有著明顯的不同。歐洲向海外擴張領土獲得大量的殖民地,強大了自己的同時,最大的戰果莫過於南北美洲,通過商貿不僅帶來豐厚的經濟、軍事利益,也可以通過宗教信仰的輸出減少意識形態的衝突,最終完成政治上的統一。不同的宗教信仰曾經是不同的文明的源頭,它產生出不同的政治、哲學和藝術。今天人們的訴求是不同信仰的人之間互相理解和尊重,彼此和諧、多元共存成為世界經濟一體下政治努力的目標。量子世界高度不確定並相互關聯,依觀察者的位置改變而看到的世界不同,日驅變得多極和多元的世界產生了量子政治的新概念。所有這一切觀念改變都不是憑空降臨,造字裏有這些思想和曆史的蹤影。學習漢字和英語相關詞源,為的是讓人們開拓視野,互利互惠,攜手並行更久更遠。
建製
鼎聖皇君臣宣令官士宗族國邑邦豐城成政治策賓或統領袖斌盟盜
“天下”是指以華夏文明為凝聚力的民族共同體,由氏族部落走出來的家國一體。政治形態是群居的人類有序生活的必然,有什麽樣的文化就有什麽樣的政治和領袖,其見解由社會共同見證。
作為政治領袖的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對什麽叫領導有過這樣的論述:“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麽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隻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隻有當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也就是說遠古的君王就是靠這樣的才幹展露頭角內聖外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