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英美哲學的最新進展

近20年英美哲學的最新進展

江怡

 

曆史地說，20世紀的英美哲學基本上被分析哲學占據了統治地位：分析哲學的基本思想及其方法不僅成為英美哲學研究的主流，而且直接影響了當代英美哲學其他分支學科的產生和發展。這種哲學的基本思想是，拋棄傳統哲學建立哲學體係的宏大理想，強調通過對語言問題的細致分析揭示傳統形而上學命題的錯誤，試圖把哲學建立在嚴格精確的科學描述的基礎之上；這種哲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對語言的結構和用法的精細分析，通過對具體問題的零碎的、漸進的分析揭示這些問題的哲學意蘊或者是直接消除這些問題。當然，在不同的分析哲學家那裏，對分析哲學的性質和任務的理解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差別。

近20年來，英美哲學基本上還是在分析哲學的思維模式中，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諸如蒯因、戴維森、斯特勞森、達米特這樣重量級的哲學家，就是說，還沒有哪一位哲學家的工作足以引起英美哲學界的普遍關注，以致於被認為是具有革命性的重要性。雖然諸如羅蒂、法因（A. Fine）等人的工作在當今的英美哲學中引起了一定的反響，但在學院派的哲學家們看來，他們的主導思想並不足以導致整個分析哲學的崩潰。

根據掌握的資料以及我個人對當代英美哲學的親身感受（我於1995年在英國訪問三個月，2002年在美國訪問六個月，目前擔任中英澳暑期哲學學院中方委員會副主席），我認為，近20年來的英美哲學仍然在以下四個方麵有一些新的進展：（1）分析哲學研究，特別是在語言哲學和心靈哲學領域；（2）實用主義在美國的複興，主要是在與分析哲學的互動中重新獲得一定的主動地位；（3）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擴展，包括在應用倫理學和公共哲學領域的研究；（4）英美哲學與歐洲大陸哲學之間的交流互動，以及後現代主義的話語霸權地位。下麵我簡要地介紹一下這四個方麵的內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文後的進一步閱讀書目。

 

一，             分析哲學的最新進展

 

與50年前相比，如今的美國分析哲學的確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譬如，哲學家們不再把邏輯分析看作哲學研究的主要法則和標準；哲學討論也不再關心世界的邏輯構造問題；分析哲學的基本信條（如分析與綜合的區分、拒斥形而上學、追求科學的統一、以自然科學改造哲學，等等）也不再為大多數分析哲學家所堅持。在世紀末的“哲學終結論”的喧囂聲中，某些英美哲學家也開始鼓吹分析哲學的終結。但這些聲音並沒有在當代美國哲學中占主導地位，因為事實上，分析哲學在美國並沒有終結或“消失”，而是以一種全新的方式發揮著愈加重要的作用。當代英美分析哲學的發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分析哲學對自身曆史的全麵關注

與20世紀上半葉相比，80年代以來的英美分析哲學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開始全麵關注自身發展的曆史，對分析哲學史的研究日益成為分析哲學討論中的一個重要話題。這種曆史研究首先出現在美國，最早是研究弗雷格哲學與傳統哲學的關係，把弗雷格的思想看作現代分析哲學的鼻祖，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斯魯格。他的研究思路受到他的英國導師達米特的深刻影響，因為達米特的主要研究對象就是弗雷格，把弗雷格看作是第一個語言哲學家。但斯魯格更為關注弗雷格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特別是19世紀下半葉德國哲學的變化，由此揭示弗雷格思想產生的邏輯必然性。最早較為全麵地研究分析哲學起源及其曆史發展的哲學家是伊利諾依斯大學的希爾頓（Peter Hylton），他在哈佛的博士論文《分析哲學的起源》（1978），至今仍然被看作是對這個問題研究的最早文獻。後來，他在根據博士論文修訂出版於1990年的《羅素、唯心論和分析哲學的形成》一書中更為全麵地分析了19世紀下半葉的英國哲學對羅素思想形成的影響，特別分析了羅素的原子論和邏輯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在希爾頓之後，克倫克（E. D. Klemke）在他編輯的《當代分析和語言哲學》（1983）中以“分析哲學的興起”為題表達了他對分析哲學曆史的關注以及對分析哲學性質的看法。1990年，英國的布萊克威爾出版公司出版了《哲學季刊》雜誌的專題文集《分析的傳統》，該書收集了英、美、德等國哲學家對分析哲學傳統的反思和分析。這是西方哲學家第一次集中討論分析哲學的曆史，對後來興起的分析哲學史研究奠定了基礎。1993年，英國哲學家達米特出版了《分析哲學的起源》一書的英文版，在英美哲學中引起了極大反響，特別是該書提倡的對分析哲學的曆史研究方法為後來的分析哲學家研究自身曆史提供了很好的範例。達米特在書中提出了兩種這樣的曆史研究方法：其一是強調對分析傳統的根源做曆時性的研究。他寫道：“該書的目的就是要對分析傳統的根源做一番哲學反思：任何真正的曆史作者所觀察到的一切都應當被考慮在內，隻要他們是正確的。”其二是堅決反對把“英美哲學”看作是與歐洲大陸哲學完全不同的哲學傳統，強調在分析哲學創建之初弗雷格和胡塞爾等人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弗雷格思想受到布倫坦諾、波爾查諾等人的影響。他寫道：“‘英美’這個詞是造成了很大危害的錯誤用詞。它不僅帶來了這樣的惡劣後果，促使接受了這個標簽的人相信他們不必去閱讀除了英文之外用其他語言所寫的東西，而且造成了關於分析哲學起源的完全錯誤的印象。”第一種研究方法正是後來的分析哲學家們研究分析哲學起源及其曆史發展時所強調和應用的，因為根據這樣的觀點，分析哲學不再被看作是非曆史的或超曆史的，相反，分析哲學家們逐漸認識到，分析哲學中的每個重要概念和觀點都有著深刻的來源，每個重要的分析哲學家的思想都與他前人的思想有著密切的聯係。第二種研究方法則引起了當代分析哲學與歐洲大陸現象學的對話和融合，特別是通過這種對話使得分析哲學家對分析傳統的起源有了重新認識。

正是在達米特這本著作的激勵和啟發下，1995年4月主要來自英美兩國的分析哲學家在英國的裏丁市召開了一次國際研討會，專門就分析哲學的曆史以及性質等重要問題展開討論，特別是對達米特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這次會議的文集《分析哲學的興起》於1997年由布萊克威爾公司出版。該文集的作者們不僅討論了弗雷格、羅素等人的思想，而且把目光投向分析哲學的基本性質，也就是對分析哲學的定義問題，在分析哲學性質上提出了與達米特不同的看法。雖然他們討論問題的角度各不相同，但他們都明確區分了分析哲學的誕生和語言的轉向，認為不應當像達米特那樣用語言的轉向代替分析哲學的誕生，否則就會使摩爾、羅素甚至是弗雷格等人都被排除在分析哲學的陣營之外。同時，他們還認為，達米特把分析哲學的範圍限定在關心語言，並且把分析哲學定義為這樣一種觀念，即關於思想的理解能夠而且必須用關於語言的理解加以說明，這事實上就不僅把分析哲學的範圍擴大到了現象學（因為胡塞爾的現象學也是從討論語言的意義開始的），而且擴大到了目前正在英美哲學中從事的一切研究，包括牛津哲學家艾文斯（Gareth Evans）和皮考克（Christopher Peacocke）以及美國哲學家塞爾、內格爾等人的工作，但嚴格地說，這些哲學家的工作已經完全不同於傳統的分析哲學家。

1996年1月，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大學召開了一次關於分析哲學的過去和未來的國際研討會，對分析哲學的性質和任務、曆史和未來等問題展開了討論，特別提出，如果分析哲學沒有死亡，它就別無選擇地需要改變其使用自我反思和自我意識的原有緯度。該會議的文集《分析哲學的故事：情節和英雄》於1998年由英國著名的羅特雷奇出版公司出版。該文集論文的一個最大共同點在於，它們都強調了分析哲學作為一種方法、風格、路數等的重要性，而不是像以往認為的那樣，把分析哲學看作是一種與歐洲大陸哲學完全不同的哲學理論和主張。而且，即使如此，作者們對這樣的方法、風格或路數也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就是說，對分析哲學的性質或定義在他們之中並沒有達成統一的意見。從不同作者的文章中，可以明顯地感到，分析哲學無論是作為一種傳統信念還是作為一種現代理性主義形式，都麵臨著無法避免的困難或危機。有的哲學家（如羅斯）把這種困難或危機的產生歸咎於對分析哲學性質的錯誤解釋，比如達米特把分析哲學就理解為一種對語言的關注，並試圖用語言哲學取代關於思想的哲學；但更多的哲學家則清楚地認識到，分析哲學的困境是由於自身的封閉性和排他性帶來的，通過研究和澄清早期分析哲學家的思想和後人對他們的解釋，就可以找到問題的根源，並把分析哲學放到恰當的曆史位置。

在當代美國哲學家看來，對分析哲學性質的重新認識不僅來自對分析哲學自身曆史的考察，而且來自對分析哲學與傳統哲學的比較，就是說，隻有通過追溯分析哲學的哲學史根源，才能真正理解分析哲學的獨特性和重要價值。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分析哲學家們開始重新關注哲學史，特別是對與分析哲學有著密切思想聯係的休謨、康德以及近代德國哲學給予了特別關注。近年來，對哲學史的關注集中在本體論和康德哲學方麵，特別強調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對分析哲學的基礎性意義，把分析哲學稱作康德哲學後的“第二次哲學革命”。密芝根大學的德諾茲卡（Jan Dejnožka）、伊利諾依斯大學的克拉克（D. S. Clarke）、科羅拉多大學的漢納（Robert Hanna）等人就在這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他們的工作都受到了當代意大利哲學家科法（Alberto Coffa）的思想影響：科法在他1991年出版的《從康德到卡爾納普的語義學傳統》中明確地把維也納學派的語義學思想歸結為康德哲學在當代的延續，他稱作語義學發展史的“維也納站”（Vienna Station）。由於科法把維也納學派的思想特別是卡爾納普的思想放到了整個近代哲學的背景中考察，突出了分析哲學在康德哲學中的曆史根源，因而他的這部著作如今被美國哲學家看作研究分析哲學發展史的經典之作。

（二）語言哲學的研究進展

在目前的分析哲學研究中，語言哲學仍然是核心內容之一。但這種研究與30年前的分析哲學不同，問題的細化和技術的要求，使得沒有哪個語言哲學家能夠對語言哲學領域中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提出全麵深刻的描述。雖然有不少哲學家對分析哲學的衰落或終結提出了自己的時間表，雖然當今的語言哲學被看作進入了一個群龍無首的時代，但如今的語言哲學家仍然在許多重要問題上展開了深入研究，並且試圖或開始在某些問題上形成重要的共識。這些重要的問題主要包括：真的性質、模糊性（vagueness）、用於自然語言的內涵邏輯、指稱、命題態度、語義內容、索引詞、解釋。

綜觀英美語言哲學的研究現狀，我們可以看到，主要還是弗雷格和羅素的觀點占據著主導地位，甚至在某些語言哲學家的思想中，密爾的觀點還占有很大的比重。這就使得當前的語言哲學似乎更多地是在修正、完善、補充以往的理論觀點，但很少更新的、革命性的觀點出現。例如，內涵主義者的思想基本上是繼承了弗雷格的觀點，而其他更多的語言哲學家則是繼承了羅素、早期維特根斯坦、密爾的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後期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對當前語言哲學研究的影響，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美國加州大學聖迭哥分校的斯特羅教授。他在從20世紀7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一係列研究中，明確提出了這樣一些觀點：同一性條件並不能應用於每一種現象；存在兩種不相容的表層概念；並非所有的物理對象和物質對象都具有表層；隻有很少的東西才能被直接或間接地知覺到。他把自己的哲學立場稱作“零碎的實在論”（piecemeal realism）。他的主要著作有：《表層》（Surfaces, 1988）、《景色素描》（Sketches of Landscapes, 1998）、《20世紀分析哲學》（Twentieth Century Analytic Philosophy, 2000）等。

（三）心靈哲學中的問題

當代美國哲學家普遍認為，分析哲學家的興趣在20世紀最後25年的顯著變化是從意義和指稱問題轉向了人類心靈問題。這種轉變有內在和外在兩個方麵的原因。從內部看，語言哲學家們把研究焦點放到了語言及其意義，但對語言使用者的心理狀態卻很少涉及，因為在分析哲學初期，弗雷格等人就把對心理狀態的研究斥為心理主義而排除在了哲學研究之外。隨著語言研究的滲入，語言使用者的因素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中，對表達了信念、思維、知覺、意向等心理活動的命題或句子的研究，必然涉及這些心理活動本身，換言之，對表達了心理活動的命題的研究是為了揭示這些心理活動意義，而不僅僅是分析命題的結構本身；而且，把這樣的命題或句子對象化或客體化，也招致了許多批評和責難。這些都使得分析哲學家們開始考慮語言使用者的因素，包括語言所表達的心理屬性和實際功能。

當代心靈哲學通常被看作是繼邏輯實證主義之後在分析哲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哲學，也有的哲學家把心靈哲學直接稱作“語言哲學的一部分”（如塞爾）。但根據一般的理解，心靈哲學與傳統的分析哲學（如弗雷格、摩爾、羅素以及早期維特根斯坦等人的思想）和一般意義上的語言哲學之間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心靈哲學基本上是根據認知科學的基本假設，即通過與計算機的功能類比中去觀察和說明心靈的活動。這樣做有兩個重要結果：其一是把心靈活動完全客觀化，用可以觀察的行為和功能去認識心靈活動性質，這就導致了心靈哲學中的行為主義和功能主義；其二是在哲學基本立場上拋棄了神秘的心理主義和笛卡爾式的二元論，更為傾向於采取唯物主義方式處理身心問題以及心靈與世界的關係問題。

在目前的心靈哲學中，存在著各種形式的功能主義、同一論，甚至還有各種形式的唯物論主張，但沒有一種理論觀點可以說服其他觀點，更不用說占據主導地位了。就目前的情況看，這些理論的爭論或分歧焦點主要集中在對知覺性質的不同理解上：既然身心之間的關係不能完全歸結為因果的或物理的關係，那麽，作為心理活動最基本內容的知覺活動就突現了在心靈哲學中的重要地位。所以，知覺理論也就成為當下美國心靈哲學中的核心話題。

（四）知覺理論

在西方哲學史上，關於感覺材料的理論可以追溯到笛卡爾，在洛克、巴克萊和休謨的哲學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在20世紀哲學中，這個理論的主要代表是羅素、摩爾、布勞德和皮爾士，但後來由於受到奧斯汀等人的批判，它在哲學舞台上就逐漸消失了。直到20世紀80年代之後，這個理論才又重新興起。從傳統的形式看，這個理論的核心問題是，人類對外在世界的知覺究竟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由於這個理論主要涉及到各種形式的形而上學實在論，所以，它就預先承諾了世界包含著獨立於心靈的實體，這樣，核心的問題就變成了，對這種實體的知覺究竟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就是說，這種知覺是否是以精神實體的介入或某些物理因素為條件的。雖然這樣的討論並不必然是笛卡爾式的，但它的確預設了心靈的存在，而“外在的東西”也就意謂是在我們的心靈之外。

在當代心靈哲學的討論中，感覺材料理論采取了不同的形式，特別強調了人類知覺的中立客觀地位。與解決身心問題的唯物論一樣，心靈哲學中的知覺理論也是受到現代心理學發展的影響和啟發。1979年，心理學家吉布森（J. J. Gibson）發表了《視覺感知的生態學方法》，認為人們對物理對象的通常知覺是直接的。他這裏所謂的“直接”是指不以感覺材料或任何想象為中介，而是在人們通常的知覺中感知到三維對象。雖然我們可以通過其他手段感知到對象，如觀看對象的照片或在頭腦中想象這個對象，但當我們直接麵對這個對象時，我們就是在直接感知它。嚴格地說，這個觀點並不完全是嶄新的，因為它基本上屬於早期感覺材料理論的樸素觀點，但吉布森的目的是以這種方式去反對當代哲學中的“表象論”觀點，即認為一切知覺都是以“心理表象”為中介的。他認為，外在刺激對人的感官作用以及由此產生可觀察的行為，這樣一種因果關係並沒有真正解釋知覺的產生，因為知覺雖然是由於外在刺激帶來的，但它的目的並不在於產生行為，而是帶來某種效果。當然，吉布森的觀點受到了很多的批評，主要的批評是認為，他忽略了知覺中大腦機製的新發現，例如幻肢現象的異常知覺體驗。生理學家拉馬肯德蘭（V. S. Ramachandran）於1992年發表了《盲點》和《大量重組皮層的知覺關聯》兩篇文章，並於1998年和布蘭克斯裏（Sandra Blakeslee）共同出版了《大腦中的幻覺：探究人類心靈的秘密》一書，詳細分析了關於失去肢體後的人仍然感到其中的感覺的大量材料，指出了這種感覺在大腦中的確切位置，認為常人的感覺與失去肢體的人的感覺位置是一致的。有趣的是，他的研究成果與笛卡爾當初的猜測是不謀而合的，即認為人類的所有感覺都存在於大腦之中。

但最新的研究表明，對心理學成果的這種解釋是有缺陷的。保羅·丘齊蘭德在2002-2003年的美國哲學聯合會的主席致辭中就指出，對知覺的認識論解釋必須區分外在空間和內在空間，就是說，在大腦的概念化過程中，知覺的作用不僅是存在於大腦中的刺激-反應，更重要的是存留在我們意識中的影象，這種影象不是來自外在對象，而是來自我們對外在對象已然形成的概念模式。斯特羅在他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新著《20世紀分析哲學》中，則以自己的知覺理論對上述觀點提出了挑戰。他認為，從上述觀點中得到的結論是，我們隻能看到對象的某個外表，但無法看到對象的全部，就是說，我們對對象的知覺總是不全麵的，總是從知覺者個人的不同視角出發；然而，這樣的結論卻是難以令人接受的，因為我們總是傾向於從整體的眼光看待對象，這裏的“整體”不是說可以得到關於對象的整體認識，而是指通過單個的表層認識而趨向於整個認識。雖然這個趨向過程是無限的，但我們總是有希望達到這樣的認識。斯特羅的目的是為了擺脫傳統的直接或間接的兩分法，在知覺理論上尋求一個介乎中間的道路。但正如他試圖避免的那樣，這仍然是一個舊瓶裝新酒的工作。

 

二，             美國實用主義的複興

 

實用主義是美國重要的哲學傳統。20世紀的美國哲學大體上是實用主義和分析哲學此消彼漲的曆史：分析哲學在20世紀40年代之後的興盛是與實用主義互動的結果，而90年代後出現的實用主義的複興，又體現了實用主義的強大生命力。

（一）美國哲學家眼中的實用主義傳統

蒯因在發表於1981年的著名文章《實用主義者在經驗主義中的地位》中，明確地把實用主義放到西方經驗主義傳統，由此提高了實用主義者的地位。蒯因認為，實用主義在經驗主義的變化過程中應當處於現代時期，因為皮爾士提出的“句子中心說”和“意義證實”思想，都無疑帶有明顯的現代哲學的烙印；而皮爾士哲學表現出的行為主義傾向以及他的終極真理觀，又昭示了現代哲學的某些特征。蒯因把實用主義的特征歸結為以下幾點，即自然主義、可謬主義、行為主義和人造真理觀。應當說，這些特征不僅刻畫了實用主義的大體圖像，同時也是蒯因哲學的生動寫照。

在對第一代實用主義者的評價中，蒯因看重皮爾士的作用，在他看來，皮爾士不僅開啟了實用主義的先河，更重要的是強調了科學研究方法對哲學的重大意義。這與蒯因的科學教育背景和他的邏輯研究專業有關。但普特南則更為強調詹姆士的作用，他在1995年的《實用主義：一個開放的問題》中徑直把詹姆士哲學放到了實用主義的核心地位，從三個方麵論述了“詹姆士的永恒性”問題，即詹姆士哲學的整體論特征、詹姆士的直接實在論思想和詹姆士的真理觀。在普特南看來，以往對實用主義的誤解都集中在對詹姆士哲學的誤解上，一旦澄清了對詹姆士的誤解，我們就可以恰當地捍衛實用主義的基本主張。

如果說普特南對實用主義的繼承主要表現在他被稱為“狐狸型”的思想變化上，那麽羅蒂的實用主義則是直言不諱的。他不僅公開承認自己的實用主義身份，而且身體力行地為自己的實用主義大張旗鼓地辯護。他在早期的《哲學和自然之鏡》（1979）中徑直把杜威思想看作是哲學發展的未來圖景之一，在新近的《建設我們的國家》（1997）中又把杜威和惠特曼看作美國民族的驕傲。他認為，他們的共同特征是追求人類美好的生活方式，特別是把美國看作是人類生活的最好國度，因為在美國，無論是宗教信仰還是政治理想，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保護和最大限度的表達。他們都強調民主思想對建設美國的重要意義，但這種理想不是超越國家和民族的、永恒的，而是具有特定的時空性的。羅蒂說，杜威的哲學就是係統地把一切事情都變得具有時間性，不承認存在完全確定的東西。杜威哲學的最大成就是把“真的”或“對的”這樣的評價術語不看作標明與先前存在事物之間的關係，如上帝意誌、道德律、客觀實在的內在性質等，而是看作滿意地表達了發現解決問題的方法。這種看法改變了我們的進步觀念，進步不再是逐步接近先前刻畫好的某個目標，而是解決更多的問題。

（二）今日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具體表現形式

在當代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看來，他們自身的哲學傳統不僅是他們從事哲學研究的出發點和基本原則，更是美國哲學走向未來的顯著標誌，是具有美國特色的哲學思維方式。但與老一輩實用主義者不同，當代的實用主義者並沒有統一的哲學綱領或目標，甚至沒有公認的哲學特征。因此，我們隻能從這些哲學家們的思想中挖掘出某些“家族相似性”，即它們的某些具體表現形式。

1，自然主義

美國哲學學會東部分會的前任主席、紐約城市大學的弗吉尼亞·赫爾德（Virginia Held）在2002年的學會致辭中指出，目前美國哲學的一個明顯傾向是訴諸自然主義，不僅有以往的自然化的倫理學、“自然主義化的認識論”（蒯因的哲學），還有自然化的語義學、自然化的信念、意向和（甚至更為一般地說）心靈。太平洋分會的前任主席培裏·斯特勞（Barry Stroud）也指出，許多人已經看到在最近的哲學中有一種廣泛的“自然主義的”轉向。曆史地說，自然主義今天能夠成為美國哲學的特征，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批判的實在論者，因為正是他們在20世紀20年代之後，在接受了杜威等人的實用主義思想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自然主義哲學，從而使得自然主義成為能夠與科學思想很好結合的哲學主張，這為邏輯經驗主義在美國的落腳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礎。在處理與世界的關係上，實用主義的態度和方法基本上是一種自然主義，這特別明顯地表現在蒯因提倡的“自然化的認識論”思想，即一種認識論上的自然主義主張。自然主義由此就成為實用主義的重要表現形式。

2，實在論

在當代美國哲學家看來，實在論、自然主義和實用主義在哲學基本傾向上是一致的，它們之間的關係可以解釋為，這是一種以實用主義為主導精神，以實在論為基本態度，以自然主義為思想方法的美國特有的生活方式。在當代美國哲學中，實在論和實用主義構成了一幅美國哲學的未來圖景。當今美國哲學中的一種重要動向，就是實用主義實在論的興起。2000年10月在美國紐約布法羅州立大學舉行的“美國實用自然主義傳統中的實在論的未來”國際研討會，就充分代表了這樣一種傾向。例如，默菲（Murray G. Murphey）指出，實用主義不是要揭示世界的真實情況，而是要說明人類對環境做出有限反應的能力，例如人類根據自己的興趣或態度對某種所與物（the given）做出選擇。這裏並不涉及真實世界的獨立存在問題，而僅僅涉及到外在事物對人類感官產生的感覺刺激，也就是知覺（perception）過程。羅森塔爾（Sandra B. Rosenthal）明確地把實用主義與實在論聯係起來，認為實用主義在反對傳統的基礎主義的同時，又在尋求一種生活實踐的基礎，正是這樣的基礎構成了重建實在論的核心。在這次會議上，還有的哲學家分別從科學哲學、倫理學、認識論等不同角度對實用主義實在論做了深入的探討。

3，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是美國哲學的一個重要傳統。古典自由主義側重對政治權利的追求，強調個人自由高於財產權和一切經濟權利。杜威式的自由主義則強調個人自由構成了社會的進步。但當代美國實用主義表現出的自由主義更多地是把個人權利放到與國家的張力之中，突出個人權利的至上性。這突出表現在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和諾齊克的無政府主義政治哲學中，這種傾向主要表現在，他們的道德理論和對實踐理性的關注，都毫無例外地展現了他們對人類現實生活的實用主義態度。斯坎龍（T. Scanlon）在《我們相互感激什麽》（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1998）中提出了一套全新的關於對錯的道德判斷標準，認為思考對錯實際上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來思考我們的行為，即某些東西對他人來說是可以得到證明的，而且他們無法合理地加以反對。他由此表明，判斷我們行為的對錯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問題，而是一個與他人有關的複雜問題，因此諸如公平、責任等道德觀念完全可以通過它們在相互證明和批評過程中的作用而得到理解。諾齊克一直把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在如何用恰當的道德理論去說明我們麵對的生活和世界。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諾齊克的視線始終落在現實生活中的人身上，落在如何使人更好地生活的目標上。

4，相對主義

實用主義的後果之一就是導致相對主義。在以往的哲學中，相對主義被看作是無法達到終極真理或確定知識的最大障礙。但在當代哲學中，由於終極真理的觀念已經被放棄，因而相對主義也就不再被看作是危險的標誌，相反被看作是人類一切認識活動的限度。在當代美國哲學中，相對主義表現在各種不同的話題或論域中，特別是在道德和價值理論中，相對主義一直被看作當代思想的重要標誌。當代美國實用主義中的相對主義主要是由於普特南和羅蒂之間的爭論而引起普通關注的。雖然普特南把羅蒂關於文化共同體的思想批評為一種“相對主義”，但從思想傾向上看，正如羅蒂指出的，普特南的思想也並沒有擺脫相對主義。他在《戴有人類麵孔的實在論》（1990）中就明確表示，一切關於真理和實在的斷定都依賴於我們在共同體中確立的規範和標準，而這樣的規範和標準是曆史的產物，反映著我們的興趣和價值，而且是經常改變的。因此，總會存在更好的或更壞的規範或標準。就是說，並不存在唯一正確的或最好的規範和標準。

（三）當代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基本特征

1， 對分析哲學的反叛

實用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的複興是分析哲學變遷的重要結果。評價這種新實用主義自然不能離開它與分析哲學的關係。實用主義對分析哲學的反叛具有雙重含義：其一是蒯因的邏輯實用主義是對邏輯經驗主義修正的結果，但蒯因的哲學仍然屬於分析哲學陣營；其二是羅蒂對語言哲學的批判導致他完全放棄分析哲學信念，並由此引發了與普特南的長久論戰以致於造成了實用主義的複興。雖然普特南從來沒有放棄過分析哲學，但他對實用主義的皈依也使他被放到了“新實用主義”的陣營。

2， 對傳統哲學的回歸

回歸傳統並不意味著對以往哲學的全盤接受，而是對傳統哲學問題的重新關注。當代實用主義從經驗主義的層麵探討了真理、意義、實在、思維、世界等傳統問題，這在後現代主義喧囂至上的當代美國哲學中突出了傳統哲學的魅力。雖然羅蒂等人的思想構成了後現代哲學的主流，但他對實用主義思想的闡發無不顯示著古典實用主義在當代語境中的強大生命力。

3， 對哲學與生活之關係的關注

實用主義原本就是以關注人類現實生活為顯著特征的。當代實用主義者的視角無不放到人們的實際生活中，處處從人們的現實活動出發，把滿足人們的現實需要作為理論成功的最大目標。雖然蒯因和普特南等人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與數學和邏輯有關，但他們的哲學思考從來都不是學究式的，他們的理論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很現實的，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這與老一輩實用主義者是一脈相傳的。

4， 對不同哲學傳統的理解和寬容

理解和寬容始終是實用主義哲學方法的宗旨，這從詹姆士和杜威的思想中就可以明顯地看到。當代實用主義者更是繼承了這一衣缽，普特南徑直把把寬容和多元化的觀念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他認為，經過這樣啟蒙的社會就可以避免具有腐蝕作用的道德懷疑論，同時又不會回到道德權威主義。在認識論上，這種理解和寬容就表現為可謬主義。

5， 作為一種生活態度和認識方法的哲學

在美國，實用主義哲學更多的是一種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隻有以邏輯實證主義為代表的歐洲分析哲學傳入美國之後，才使得原本以心理學和社會學為基本方法的實用主義在20世紀的50年代開始讓位於以邏輯和語言分析為基本方法的分析哲學。但即使如此，實用主義傳統並沒有被放棄，而是作為一種哲學思維方式溶入分析哲學；而且，實用主義之所以能夠接納分析哲學，重要的思想基礎在於分析哲學所代表的經驗主義傳統，而這與實用主義的經驗主義傾向是完全一致的。

 

三，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擴展

 

當代英美政治哲學的複興應當歸功於羅爾斯的《正義論》（1971）的發表。《正義論》中提出的正義原則、正當（right）先於善（good）、再分配的公正等思想引發了當代英美哲學中對正義、平等、正當性、公正、自由等問題的大討論，特別是對傳統的功利主義展開了最為猛烈的批判；同樣，羅爾斯對自由主義的重新定義也引發了當代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間的重要爭論，並導致了當代英美哲學中的自由主義傳統的重大分裂，使得自由放任主義以及文化多元主義等得以在當代哲學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  政治哲學的興起

西方政治哲學發端於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是西方政治哲學家的重要思想源泉。近代的洛克、休謨、霍布斯等英國哲學家的政治哲學思想哺育了後來的西方政治哲學的發展。直到19世紀末，英美的政治哲學基本上是在道德哲學的框架內展開的，都是關於作為理論本體的人的社會規範問題，而涉及到現實政治問題的討論則被放到政治思想史的範疇中。羅爾斯之前的20世紀政治哲學主要是在功利主義和康德主義之間徘徊，而社會契約論則在整個英美政治思想史中占據了主導地位。羅爾斯的《正義論》被看作是站在康德主義的立場上對功利主義的最徹底的批判，並且完成了傳統契約論的現代轉型。

羅爾斯的自由主義思想引發了當代英美政治哲學中的三場重要爭論：其一是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的衝突，這是由羅爾斯本人對傳統功利主義的挑戰，以“機會平等”的概念取代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概念；其二是自由主義與自由放任主義之間的爭論，這是由羅爾斯的同事諾齊克引發的對羅爾斯思想的挑戰，他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1974）中用“最小國家”的概念反對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其三是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間的爭論，主要是由麥金太爾（Alisdair Macintyre，美國哲學家，主要著作有《追尋美德》（1981）、《誰之正義？何種理性？》（1988））、桑德爾（Michael Sandel，美國哲學家，主要著作有《自由主義與正義的限度》（1982）、《民主的不滿：尋求公共哲學的美國》（1996））、泰勒（Charles Taylor，加拿大哲學家，主要著作有《自我的根源》（1989）、《真實性的倫理學》（1991）、《多元文化論與認可的政治學》（1992）、《一種天主教的現代性》（1999））、瓦澤爾（Michael Walzer，美國哲學家，主要著作有《正義的範圍：捍衛多元論和平等》（1983）、《作為一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麽》（1992）、《厚與薄：國內外的道德論證》（1994）、《論寬容》（1997））等人為代表，他們強調共同的善優先於正當性。在目前的英美政治哲學中，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間的爭論方興未艾。1992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社群主義和個人主義》文集，把這場爭論推向了高潮。

（二）  道德哲學的發展

當代英美道德哲學是在反對元倫理學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從摩爾等人開始的元倫理學，其主要特征就是強調對道德語言的研究，從規範倫理命題入手，把道德語言明確地區分為“規範的倫理學”和“描述的倫理學”或“元倫理學”。雖然在當代西方倫理學的演變過程中曾經過了以情感主義補充元倫理學的階段，但20世紀英美倫理學中的主流仍然是以分析道德語言為特征的分析學派，其中以黑爾、圖爾閔、烏姆遜、諾威爾-史密斯等人為代表。一方麵，他們加強對道德語言本身的邏輯研究，力圖以具體的邏輯證明維護倫理學蘊涵真理的科學性，以反對情感主義者否認倫理學科學地位的極端片麵性；另一方麵，他們又借助於諸如“新功利主義”等新的規範倫理學理論來改造和補充自身的分析範式，以便保持它在事實描述上的科學性和在指導行為上的實踐性特征。由於這種元倫理學強調以邏輯分析作為研究道德語言的手段，以事實判斷作為衡量倫理命題意義的標準，因而通常被稱作“道德的實在論”。

但這種道德實在論在當代倫理學中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這種挑戰首先來自於維特根斯坦。早在《邏輯哲學論》中，維特根斯坦就以情感主義觀點反對用科學的方法研究倫理學，認為倫理命題隻是表達了人們的某種情感，因而不具有邏輯上的或科學上的意義。在《哲學研究》中，他更是把倫理學作為一種規範性學科，認為我們隻是用道德語言去表達我們的信念，而不是希望通過使用這樣的語言去對某種非語言的東西做出判斷。對道德實在論提出的另一個挑戰同樣是由維特根斯坦引起的，但主要是在達米特那裏得到了發揮，並由布萊克伯恩歸納為所謂的“準實在論”。這種觀點強調的是道德信念與意誌之間的關係，認為具有某種道德信念僅僅意味著具有做某件事情的意誌，而不是真正做了這件事情。對元倫理學提出的最為激烈的批判來自英國哲學家維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他倡導了一種所謂“反理論”的運動，宗旨就是反對一切以建構抽象的普遍原則為目的的道德理論。

正是基於對道德和倫理的這種區別，當代倫理學家提出把倫理學看作是一種主要研究人類品格特征的主張，認為倫理學的核心問題應當是追問在不同的、具體的文化或社會背景中個人應當具備的某些德性。這就促使了德性倫理學（virtue ethics）在當代道德哲學中的複興。德性倫理學發端於古希臘，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是創始人，中世紀的阿奎那推進了這種倫理學。當代德性倫理學的複興是倫理學家反叛功利主義、情感主義、義務論等傳統道德理論的直接後果，主要代表是安斯康（G.E.M.Anscomb，英國哲學家，主要著作有《意向性》（1957）、《哲學論文集》（1981））、麥金太爾、維廉姆斯（主要著作有《道德運氣》（1981）、《倫理學與哲學的限度》（1985）、《羞恥與必然》（1993）、《真理與真理性》（2002））、福特（P. Foot，英國哲學家，主要著作有《德性與邪惡》（1978））和培爾（Annette Baier，美國哲學家，主要著作有《心靈情形：心靈和道德論集》（1985））。

當代德性倫理學主要關心在具體不同的曆史時代和文化背景中德性所起的具體作用，因而，對於德性倫理學家來說，不存在某個或某些普遍適用於各種曆史和文化的道德原則或德行標準。例如，麥金太爾就認為，各種不相容的德性概念無法用一種統一的核心概念加以綜合，這些概念都應當看作是傳統的組成部分，它們來自傳統的不同發展階段，而任何德性概念都依賴於先前的解釋，隻有按照某些關於社會和道德生活特點的先在解釋，德性才能被定義和理解。從性質上看，當代德性倫理學是一種新亞裏士多德主義的觀點，但這種觀點對亞裏士多德的德性思想仍然做出了修正。

（三）  應用倫理學和公共哲學的興起

應用倫理學的興起也是當代英美哲學家反對元倫理學的一個直接後果，是西方倫理學從單純的理論構造和規範論證轉向道德實踐的一個重要結果。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政治文化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為應用倫理學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現實前提。從70年代開始，美國哲學家開始大量討論平等、公民的不服從、戰爭、墮胎等一係列現實的公共問題，涉及到政治、社會、技術文化以及人們的現實生活等各個領域。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標誌著英美哲學界開始把倫理視角轉向現實，隨後出現的《哲學與公共事務》（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雜誌為哲學家們討論現實的道德問題提供了重要陣地。與此同時，各種由哲學家組成的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以及哲學與公共事務研究中心也紛紛成立，逐漸成為英美大學哲學係從事倫理學研究的主要機構。

值得注意的是，應用倫理學的出現並不是把某些普遍的倫理原則應用於實踐的結果，也不是對某些具體經驗事實的簡單匯集，更不是對以往的職業倫理的範圍擴展；相反，應用倫理學是一種新的理論模式，代表著一種新的道德實踐的行為程序，在一定意義上，它被看作是位於政治和哲學之間的獨立學科：一方麵它研究諸如屬於道德哲學範疇的胚胎的道德地位這樣的抽象問題，另一方麵它也關注如墮胎這樣的實踐問題的解決。實際上，應用倫理學是把傳統倫理學中單純追求道德規範的理論要求轉化為具體的實踐活動，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