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多年前的一件舊事,發生在我來成都打工之前的一年。眼見著新年又快到了，又到了民工們討債的高峰時間，各種層出不窮的討債新聞，其實一點新意也沒有……
在一個燠熱得讓人想發瘋的下午，一個麵色紅樸樸的青年民工來到我們的辦公室，他是在本市眾多媒體碰了壁之後才來到我們這家廣播電視報社的，他對我們這家小媒體抱著最後的希望。
他說，他是代表16個民工來討要1998年在一家建築公司打工的工資，總金額1萬多元錢，人平不足1千元，他說，這個數目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對他們來說，卻異乎尋常。要知道，在像今天這樣的天氣裏搬一整天磚也不過隻能掙十幾元錢而已，那裏麵是有血的。
他說，為了這不足1千元的血汗錢，他們已不知跑了多少次冤枉路，陪了多少笑臉，吃了多少閉門羹。建築公司認為，工程是全權包給包工頭的，而欠條也是由包工頭出具的，因此不打算認賬。而包工頭認為，公司因為工程質量問題扣了工程款，他受到了很大損失，因此，民工們也應相應承擔一些損失，因此也不打算認這筆賬。皮球在川西的建築公司和川北的包工頭腳下踢來踢去，一踢就是兩年多。
後來，有人指點民工們去勞動爭議仲裁庭，民工們湊集了800元錢，一紙訴狀將建築公司告上仲裁庭。仲裁庭擇日開庭，在開庭過程中，由於民工們除了隻有一張第三方包工頭的欠條之外，無法出示勞動合同等與建築公司有直接關係的證據，仲裁庭隻能休庭，擇日再議。
此時，民工們的心理已經失衡，他們認為，如果他們當初堅持要依法簽勞動合同的話，他們恐怕連十元錢一天的工也打不成。他們很感性地認為，在近三年的討債過程中，建築公司有幾間辦公室廁所有幾個蹲位門衛姓啥他們都清清楚楚怎麽一下子就變成沒有證據了呢？後來，又有人聽說，建築公司寧願花30萬元打官司，也不願意付他們的1萬元工錢，他們開始憤怒，於是采用了中國人最慣常用的抗議方式，將建築公司圍住，並做出長時期在這裏安營紮寨的姿態。就在這位紅臉小夥子來我們辦公室的時候，建築公司那邊已吵翻了天。
我知道，這類事情是政府最頭痛也是最討厭的，紅臉小夥子被多家媒體拒絕的原因肯定不是因為天氣。我在苦思了很久之後，決定派記者去摸一下情況，即使摸回的情況不能報道出來，哪怕對打工仔們能有一絲安慰也好。我的打工身份使我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據派出去的記者事後說，當時的場麵非常混亂，雙方已經失去了理性對話的基礎，各自都異常憤怒地對記者發泄了心中的不滿，公司數次撥打110，巡警們也數次趕來維持秩序，但民工們畢竟不是土匪，因此，巡警小夥子們並沒如公司所願那樣強製將民工們驅散，雙方一直僵持到晚上九點，建築公司方在惱羞成怒的情況下，將憤怒徹底爆發到我們記者身上，他們說：這麽屁大的事也算新聞？你們分明是在煽動鬧事，破壞安定團結！他們認為民工們之所以敢這麽放肆而巡警沒有大動作，主要是因為有記者在場，他們認為記者要為這一事件負責。
就在我們為應付即將到來的種種麻煩做思想準備的時候，情況急轉直下，勞動爭議仲裁庭通過各種渠道，終於聯係到包工頭，迫於當前形勢，包工頭願意認賬，這場為期兩年多曆盡周折的追債行動，在最出人意料的時候畫上了句號。民工們當天就領到了工資，而且還得到了一筆討債的旅差費。這與紅臉民工到我們辦公室來僅一天之隔，這有些巧合的結果使他們相信是我們幫助了他們。事實上，這件事的妥善解決完全是勞動爭議仲裁庭積極努力的結果。民工們仍把感激的重點放在了我們的身上，就在他們拿到錢的當天下午，他們16個人齊齊來到我們報社，送來一麵大大的錦旗，那上麵的字，個個都令我慚愧。他們還從照相館請來了照相師傅，一定要與報社的同事們一道合個影，他們選的景，是我們報社廣告部的招牌，他們說那上麵有我們報社的名字。照相前，他們都認認真真地理了理破舊的衣服，這些淳樸的臉孔就是昨天在建築公司喊打喊殺的那些人嗎？我的感覺很模糊，站在照片的正中央，我隻覺得自己的眼眶很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