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念

我也懷念

我和丈夫住在北京大學教職工宿舍區的中關園的時候，特別是在夏天吃過晚飯以後，總要到室外散步。有時候就在中關園裏煤渣鋪的小路上來回走幾趟；有時候就沿著東頭的一條小路往南走，跨過一座沒有水的平橋，就到了中國科學院的地界，從橋頭往南延伸出一條比較寬闊的道路。路的東邊就是科學院的化學所的一座樓房，沿著這條路繼續往南走，可以看見路西有一座“四不要禮堂”。這個禮堂的名字有些古怪，其實是有來由的，我模糊記得好像是建造這個禮堂是為科學院的職工提供一個逸樂場所，但又要本著節約的精神，因此在修建的時候提出來有四個不要。“四個不要”的具體內容我已經忘記了，猜想大概是節省了和建築材料有關的東西。這個禮堂給與科學院為鄰的北大職工家屬也帶來一些好處，有時候我們也可以到那裏看個節目，參加一些逸樂之類的活動。在“四不要禮堂”南邊隔著一條東西走向的小路又有一座樓房，叫做福利樓，顧名思義，自然是為群眾服務的一座樓，這裏有中餐館，樓上樓下都接待客人；中餐館的南邊有一個西點鋪，比中餐館小多了，裏麵隻有很少的幾套桌椅，有人可以在買了點心之後再要一杯牛奶咖啡之類的飲料，坐在那裏慢慢地享用。我們散步的時候，有時順便進到西點鋪裏去，看到喜歡的點心也買一點帶回家裏當夜宵。有時在這一條路上會遇見一位長者，個兒不太高，穿著一件灰色大褂，獨自一個神情自若地漫步在街頭；有時會在西點鋪裏看見這位老人獨自坐在一張桌旁，桌上放著一碟點心和一杯牛奶，默默地自飲自酌。丈夫懷著敬意低聲告訴我：“這是有名的教授葉企蓀先生。還有一位陳岱蓀，另一位金嶽霖。因為金嶽霖別號“龍蓀”，所以有些學生背後議論他們的時候就稱他們是“三蓀”。這三位教授都沒有結婚，但都很有名。

1966年，“文革”的疾風暴雨衝擊著北大，我的丈夫算是比較年輕的都受到衝擊，葉企蓀先生大概也難逃劫難。不過在那樣的年月，人人自危，葉先生的身影早就從我的記憶中消失了。到了1969年，北大在“雙宣隊”的領導下，很快結束了“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有一批教師必須到江西鯉魚洲的五七幹校去勞動，我的丈夫也得到通知。丈夫在臨走之前向學校革命委員會打了一個要求調整住房的報告，希望從校外的民居搬遷到校內職工宿舍，這樣他可以安心地去幹校勞動。

經房產科同意，根據房產科提供的信息，丈夫帶著我在校園裏的幾個職工宿舍區挑選住房。最後我們到了未名湖北邊的一個大四合院裏，原來管理分配住房的一個負責人就住在這裏麵的西耳房裏。他告訴我們，在他住房旁邊的兩間正房可以給我們住，但是因為屋子原來的主人的東西還沒有搬走，我們隻能在外麵透過窗玻璃看一下房間的大小。

這個四合院很大，坐北朝南有五間正房，正房兩邊各有兩間耳房。經過改造，五間正房和耳房、廂房，連帶後院的幾間下房都一分為二，成為兩套有廚房及衛生設備的住房，分給兩個老教授家庭使用是綽綽有餘的。“文革”當中，許多教授的住房被分割，一些後勤部門的職工就有了比較滿意的住房。這位住在西耳房的房產科負責人可能就是這樣住進這個四合院裏來的。

我們隔著窗玻璃看到屋子裏零亂地放著一些書籍和桌椅之類的東西，同時發現在較大的一個房間的每一扇窗玻璃外麵的紗窗靠近插銷的地方都有人為的破損。我問這位房產科的同誌：“為什麽會這樣？”他告訴我：“原來這裏住的是物理係的一位老教授，叫葉企蓀。1967年，紅衛兵認定他是一個“反革命分子”。是一個晚上，在抓捕他的時候，紅衛兵先把住房包圍起來，然後撬開窗戶進到屋子裏才把他抓走的。現在還把他關在監獄裏呢！”他還介紹說：“葉企蓀獨身一人住在這裏，他請了一個男保姆幫他做家務，照料他的生活。這個男保姆把他的妻兒都叫來住在西耳房裏。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以後，男保姆一家就離開了。”

就這樣，我又聽到了葉企蓀先生的故事，並且使我想起“文革”前在科學院福利樓的西點鋪裏見到葉先生的情景，不禁產生一個疑問：“葉先生住在北大校內未名湖岸北，自己一個人從家裏走到科學院的福利樓西點鋪，總有好幾裏路吧！需要多長的時間才能走到啊？”

後來物理係的人把這兩間屋子裏的東西拿走，屋子騰空了，我們也就住進這個四合院裏來了。這時東廂房住著一家人，西廂房住著另一家人；東邊的耳房和正房分別住著兩家人。算起來，四合院裏住了六家人了。

到了七十年代，有一天聽說葉企蓀教授回到北大了，住在校內最北頭的朗潤園的一座公寓樓裏。有一天，我出北大西校門的時候，忽然看見葉企蓀教授。一個男仆推著他坐在一張輪椅裏麵，膝蓋上蓋著一塊毯子，他神情呆滯，對周圍的事情一點反應都沒有。後來還碰上這個男仆推著坐在輪椅上的葉先生在未名湖邊散步。這就是他的晚年生活。

不知過了多久，也記不起來是哪一年，我聽說葉企蓀教授去世了，因為他沒有結過婚，聽說他留下的兩萬元人民幣的遺產沒有人繼承。

到了八十年代，有一次，物理係的一位教授在我家裏談起葉企蓀教授在“文革”中受難的原因。聽了之後叫人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靜。

原來葉企孫教授在１９６７年被北大紅衛兵揪鬥、關押，後來被中央軍委辦事組逮捕，送進監獄，釋放後又被隔離審查到１９７５年。葉企蓀教授之所以被拘捕，是受他去解放區的學生的冤案的牽連所致。抗戰初期，葉先生的學生投筆從戎，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戰區工作。這個學生在八路軍領導的冀中抗日根據地協助、指導抗日軍民製造炸藥和其他技術，並得到葉先生的幫助，替八路軍購置無線電收發報設備和軍火。後來葉先生的學生被冀中軍區以“國民黨派遣特務”的罪名逮捕，並處死。“文革”中葉先生因受這個學生的牽連被定為“特務”、“反革命”而被捕坐牢。直到這個學生的冤案得到平反以後，葉先生的冤案才弄清楚。

“愛國的”說成“賣國的”，“革命的”說成“反革命”。

為什麽是非顛倒竟然到了這樣的地步！

聽了葉先生的故事，我也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