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灸麻醉

針灸麻醉

中國民間有一些簡單的治病的方法，而且受各地的風俗習慣的影響可能差別很大。

我的故鄉是昆明，記得小的時候，我的母親們對於一些頭疼腦熱的小病，總是自己用土法治療。有時也能見效。比如輕微的感冒中暑之類的疾病，就用刮痧的辦法。如果，你看見一個人的脖子上有三道青紫色的痕跡，就知道這個人曾經因為有病用了刮痧的辦法治療過。現在知道名稱叫刮痧，那時我並不知道叫什麽名字，這青紫色的血痕也並不是用什麽器具刮出來的，而是用彎曲著的食指和中指，沾了水把脖子上的皮膚揪起來再放開，不斷反複地揪，直到皮膚出現青紫的顏色才停手。後來，我自己感到不舒服的時候也用這樣的方法自我治療過，再長大一些，就不願意用這些土法治病了。這種方法簡便易行，不用求人，但是脖子上留著一些血痕總不太美觀，而且我想，這種方法到底能不能治病也說不準。

也是在我小的時候，我姐姐的母親還會用縫衣針，在蠟燭的火苗上燒一下，看見針尖變色以後，就拉著我的一隻手，依次在每一個手指頭接近指甲根的皮膚上用針紮一下，她再用她的拇指靠近針紮部位壓擠一下，就冒出一小顆鮮紅的血珠。針紮的疼痛是可以忍受的，而且我覺得新奇有趣。現在我已經忘了這種放血的治療方法能治什麽病，但這種做法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後來到北方生活，就見到針灸和拔火罐兩種治病的方法。據說拔火罐的治療方法可以去風寒，止疼痛。針灸也能止疼痛，但是要知道人體各個部位的穴位才能用針。“文革”時期，有些上山下鄉的知青學會了針灸，在農村當了赤腳醫生給農民治病，很受歡迎。這些都是道聽途說，沒有親身體驗。

１９７７年，北京第三醫學院的一位西醫用針灸麻醉給我做了頸椎手術，才讓我體會到中國針灸麻醉的功效。

 我患頸椎病的原因，要從“文革”時期說起，那時學校裏開展“教育革命”，要學工、學農、學軍，增加了許多體力勞動。５０歲的老師帶著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夏天到農村搶收稻麥，冬天到農村挖河泥。我和學生迎著凜冽的寒風，用鎬刨地，用籮筐挑土。也許是年歲不饒人，也許是勞動不得法，到了１９７６年，脖頸和右肩膀疼痛起來，右臂手指也感到麻木。醫院診斷為頸椎病。

到了１９７７年，經過封閉、牽引、蠟療，以及推拿複位等治療方法都沒有見好，總是反複發作，而且發展到下肢出現不良症狀，我隻要抱一下一歲多一點的小孫女腿就發軟。

經過北京第三醫院骨科大夫的診斷，建議手術治療。我的丈夫和孩子也都同意。就在那年臨近冬天的時候，女兒把我送到北醫三院，住進了病房；丈夫還在醫院開的一份手術治療診斷書上簽了字。後來我才知道做這種手術有一定的危險性。如果手術失敗，病人就會發生高位截癱，或者甚至有生命的危險。

住院後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大夫都在進行手術前的一係列檢查診斷。有時在腳心劃一下，看有什麽反應；有時用一個小木槌子敲一下我的膝蓋，看有什麽反常的現象出現，或者檢查我的手指活動的情況。有一次還請了天壇醫院有名的神經外科專家王忠誠大夫來會診，王大夫勸我要聽醫生的建議做一次抽脊髓的檢驗，醫生好據此做出是否進行手術的最後決定。我很害怕抽脊髓的檢查，我朦朧地覺得這是身體裏麵非常重要的東西，我怕脊髓受到傷害，影響我整個身體的健康。但是就當時的情況還隻能聽從醫生的安排。醫生讓我側身弓腰躺在一張病床上，然後從腰椎部位抽取了一些骨髓。我看見一根細長的玻璃管裏的骨髓，是一種透明的液體。此後我的腰部總是特別怕冷，成了一處很敏感的地方。

醫生又給我做工作，告訴我做手術的時候要進行麻醉。麻醉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注射藥物麻醉；另一種是中醫的針灸麻醉。藥物麻醉是全身麻醉，病人處在完全昏迷之中。手術之後病人醒來有惡心嘔吐等反應；針灸麻醉可以止痛，而病人的頭腦是清醒的，醫生可以和病人說話，手術之後沒有惡心嘔吐的現象。北京第三醫院完全是一套西醫的設備和治療方法，現在他們要進行中西醫結合治療的實驗，是一種大膽創新的行為。我聽了他們的介紹覺得有些新奇，但也有些害怕。當時針灸麻醉的使用並不普遍，可能正在嚐試階段，如果麻醉效果不好，病人就要受苦了。我還想起１９５２年，我生小女兒的時候，海澱婦產醫院的醫生做我的工作，據說當時向蘇聯學習一種無痛分娩法，產婦在分娩的時候可以免去疼痛，結果我還是大喊大叫地經曆了分娩的痛苦。後來我想，也許是我在分娩以前羊水早就破了，所以試驗沒有成功。這一次又遇到了一種新的嚐試，又會怎麽樣呢？不過，經過醫生的勸說，我還是相信醫生，同意用中醫的針灸麻醉。

距離手術的日子越來越近，我也越來越感到恐慌。有一天下午，我盼著家裏有人來看我，但是沒有人來。一種求生怕死的念頭總是縈繞在心裏，於是發生了一次可笑的行動。我悄悄的脫下醫院裏的衣服，換上自己的衣服，離開醫院的住院部，走到門診部，再走出醫院的大門，在公共汽車站那裏乘了一輛公共汽車，我想回家，想告訴家裏的人，我不想做手術了。等車到了住家附近的車站的時候，我猶豫了，家裏的人會怎麽看我呢？他們一定會笑話我，一定會立即把我送回醫院的病房…。不行，不能回家。我隻能坐在公共汽車上，直到終點站。汽車的終點站是頤和園。下了車，我茫然四顧，我對遊覽頤和園毫無興趣，一門心思隻想逃避可怕的現實生活，但又覺得無處可逃。最後，萬份無奈地仍然坐上和來時相同線路的公共汽車回到了北醫三院門口的車站，下了車，偷偷回到住院處的病房，換上醫院裏的衣服，老老實實躺在病床上，可怎麽也睡不著。我想：醫院裏的人居然沒有發現我離開過病房，否則我一定會受到醫生的好一頓批評。事後想起來覺得我的行為多麽幼稚可笑！

到了手術前一天的下午，我一直盼著家裏人來看一看我。晚飯都吃過了還沒有人來。別的病床旁邊都有家裏人在問長問短，就我這裏冷清。我看著窗戶外邊的天空發呆的時候忽然聽見丈夫在樓道裏說話的聲音越來越近，原來大女兒也來了。他們安慰我鼓勵我，要我一定和醫生配合。他們走了以後，我好好地睡了一覺。

早上醒來，吃過早飯，丈夫和女兒也來了，醫生護士就忙著讓我躺在運送病人的帶軲轆的床上，把我推送到手術室；丈夫和女兒隻能在手術室外麵等著。在手術室裏，醫生們把我赤身露體地放在手術台上，手和腳都被固定住，我想，我可一點自主能力都沒有了，我把命交給醫生了！醫生給我施行中醫的針灸麻醉，我看見我的兩隻手上紮了許多中醫的那種細長的銀針，沒有多久感到手臂有些麻木。有一個助理醫生坐在我的左側和我說話：“你的白血球不高呀，才３０００！”這時醫生已經在我的頸部右前方開了一個口子，我一點也沒有疼痛的感覺。我的眼睛是閉著的，但我能聽見醫生說話。我感覺到醫生用什麽東西在我的咽喉部位拉拽。後來聽醫生說，要把切開以後看到的手術部位照了片子去檢查確認疾病的部位。然後再進一步做手術。後來，我感覺到醫生在我的左胯骨的地方動刀子，這時感到疼痛了。我聽醫生說：“已經給你打了一針麻藥了！”接著醫生在我的頸部好像用小錘子敲打。接著又聽醫生對我說：“再堅持一會兒，隻有最後一步了。”

手術做完以後，我的頸部被一個用石膏做的脖套套起來，不能轉動。我不能說話，但意誌一直是清醒的。醫生囑咐要注意活動，練習走路。聽醫生說頸椎手術是從我左邊胯骨上取了一小塊骨頭，把它切割之後分別鑲嵌在頸椎的第四到七節椎骨之間的縫隙裏。醫生還告訴我：“在取你的胯骨骨頭的時候因為傷及骨膜，是最容易感到疼痛的地方，所以給你打了一針麻藥。”

脊椎骨是在人體的後背部，醫生卻從我的頸部右前方開刀，手術過程中我是正麵平躺在手術台上的。我怎麽也想不清楚醫生怎樣做這個手術。據醫生說從頸部的前麵開刀，可以減少手術中的危險性。因為頸椎周圍有許多神經，如果神經受到損傷，就可能出現不可想象的嚴重後果。還說脊髓就像豆腐腦，一點兒都不能碰。

用了一個上午的時間，手術做完了，據說很成功，包括使用針灸麻醉。我親身經曆了一次針灸麻醉，感到驚奇。我住的醫院的醫生都是用西醫的治療方法為病人看病，他們大膽地進行中西醫結合治療的方法，是一種嚐試，居然成功了。我自己經曆了使用中醫的針麻做頸椎手術，也確實感到比用藥物麻醉好多了，但是不知為什麽，好像針灸麻醉並沒有受到醫生們的普遍歡迎，以後就沒有大力推行。

用自己的骨頭修補身體的其他部位損壞的地方，我也是第一次經曆。手術後的頭幾天躺在病房裏的床上，不能翻身，還總是咳嗽。好像醫生早就知道我會咳嗽，所以在病床傍邊的小櫃子上放了一瓶咳嗽藥水。我咳嗽的時候需要有人喂我一羹匙咳嗽藥水，不然鄰近病床的人都休息不好。後來看了一本關於頸椎病治療的書，才知道手術的時候，醫生會把食道和氣管拽到一旁，留出手術的空間。因此手術過後，就會有咳嗽的症狀出現；萬一出現嚴重的後果，病人會失去說話的聲音。這一段時間女兒和兒媳輪流到醫院來陪床。我住的這間病房有八個床位，就有八個陪床的人，也就是說，這間病房裏可以容納十六個人。陪床的人夜間就在病榻傍邊支一個行軍床。當時“文革”剛剛結束，醫院允許這樣做。

我曾經看見使用藥物麻醉的病人清醒過來的時候臉色灰白，頭暈嘔吐的樣子，所以我很慶幸自己用的是針灸麻醉；我也看見過一個病人做腰椎手術失敗以後下肢癱瘓，每天要丈夫抱著他去廁所的艱難，於是我很感謝為我做手術的醫生，敬佩他高明的醫術。據說腰椎手術失敗算是一件和醫療事故有關的事情，所以她很長時間住在醫院裏，病殘的身體讓她無可奈何地接受現實的考驗，所以她能夠安然地在病房裏和人聊天，有時坐在病床上編織毛衣。

我還看見一個腰部椎體手術後複發的病人躺在床上呻吟而又沒有家人照顧的年輕婦女。病房裏的人議論著和她有關的一些事情，猜測她將麵臨悲慘的結局。還有一位媽媽帶著一個上小學的女兒，到醫院裏請骨科大夫給檢查，這個小女孩的兩隻胳膊出現肌肉萎縮，穿衣服都要媽媽幫忙，她的脖頸很短，她的頭幾乎像是放在兩個肩膀上一樣，轉動很不方便。聽說她曾經從學校裏的雙杠上掉下來，頸椎第三四節就出了問題，醫生說做手術的難度很大，危險性很大。我還聽到一個騎自行車的男病人，因為從馬路上翻跌到路旁的溝裏摔傷了頸椎骨，在病房裏痛苦地大喊大叫的聲音。骨科的病房裏集中了各種各樣原因使頸椎受到傷害的病人。我增長了許多這方麵的知識，但就是不能安靜地休息。

手術過後，為了防止感染，醫生給我吃消炎藥，過些日子，我全身出現皮疹，醫生斷定這是藥物過敏。於是醫生說：“不用吃藥了，回家休養吧！”我就回到家裏了。那時我的家在一所大學的校園裏麵。孩子在原來的臥室裏靠窗戶的地方為我準備了一張單人床，床頭桌子上放著咳嗽藥，還有從醫院借來的拐杖。為了早日恢複健康，我每天都拄著拐杖在屋子裏練習行走，後來從室內走到室外；到了春天我就能從四合院裏走到校園裏的湖邊。有一天，我拄著拐杖竟然走到大學校園的外麵，過了一條馬路，走到一個小鎮上。可是，走得太遠太累了，想要回家卻走不動了。我在一家店鋪門前借一個凳子坐了半天，然後才回到家裏。人們常說“傷筋動骨一百天”，我在做完手術以後休息了一年，才回到工作單位。當時因為右手還不能向上舉起來在黑板上寫字，所以被安排在圖書館裏做圖書管理員的工作。一年以後再回到教學工作崗位。

我一直記得給我做手術的蔣醫生，他的名字叫蔣春方，是上海人。過了許多年以後，我到醫院去複查，聽說蔣醫生已經去世了。

１９７７年作了頸椎手術，到今年整三十個年頭，我還能健康地活著。證明蔣醫生是一位對病人十分負責任的醫生，也是一位醫術高超的醫生。我非常感謝他。我也為親身經曆過的針灸麻醉感到驚奇。

 

[taian12]

很喜歡讀您的文章，親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