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抄家

文革中的抄家（修訂稿）

文革時期，毛澤東對北京大學的運動特別關注，指出北京大學內部的資產階級關係“盤根錯節”十分複雜，因此鬥爭非常激烈。北京大學“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資產階級統治著學校。因此除了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還有黨外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配合，形成一套“封、資、修”的教育體係。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封、資、修’的命”。

知識分子在社會上越是有名聲和地位，就越是有犯罪嫌疑。各個係的老教師，在社會上工作的時間長，涉及的地域廣，社會關係多，受著各種思想的影響，有著各種各樣的個人經曆，持有不同的生活態度，確實不簡單。在文革前期，隻有大多數青年教師和學生是學校裏的革命者。因此，老教師和青年教師，以及老教師和青年學生之間就形成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壘的局麵，大多數教授層的人物不是靠邊站，就是遭到革命群眾不同程度的批鬥。

６月裏，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北大校園裏的革命群眾忙於揪鬥黨內走資派，一部分還沒有受到衝擊的教授先生們都在觀望運動的發展。到了８月，鬥爭鋒芒開始轉向教授先生群體。各個係的教授都開始受到衝擊，我的丈夫也不例外。

我的家在北京大學職工宿舍區的中關園。中關園的職工宿舍是1952年全國進行院係調整，北京大學占用農村耕地臨時修建起來的一片簡易平房。因為宿舍區的中間有一條南北方向沒有水的溝相隔，為此建築工人在溝上搭了幾座平橋，用煤渣鋪成幾條東西走向的路，所以“溝東”和“溝西”的住戶互相往來還是方便的。後來中關園的住戶也就用了“溝東”和“溝西”這兩個名稱向外人介紹自己住所的地理位置。“溝西”的住房麵積大多數是75平米；“溝東”有一部分給教授級的教師住的房子，麵積比較大一些（建築麵積１００平米）；也有50平米的住房；還有一座帶有食堂的公寓樓，即後來叫做“一公寓”的，因為後來在中關園的西南角上加蓋了兩座公寓樓，才有了二公寓和三公寓。我丈夫住的是“溝東”１００平米的一套房子，而且在“溝東區”的東頭。

 1966年８月裏，中關園裏鬥爭烈火旺盛，住處離我家不遠的化學係教授傅鷹開始被群眾鬥爭。站在我家門口，就可以看見群眾圍在他家院子裏。好像群眾在他家的前門貼上打倒傅鷹的標語口號，還能隱約聽見群眾呼喊叫罵的聲音。天已經晚了，人還沒有散。我家的阿姨告訴我，聽說我家也逃不過被鬥爭的厄運。她建議我把自己的首飾交給她，她替我保存。我心想，我從來不戴首飾，也沒有多少值錢的首飾，隻有存款和現金。於是沒有理她。

有一天傍晚，我從我工作的學校回到家裏，一進門就看見屋子裏一片淩亂不堪的樣子。我家室內的布局，一進門就是客廳，從客廳通向臥室有一小段過道，連著三間臥室和衛生間。這一天，一進門就可以看見連著小過道的客廳的牆上寫著“打倒＊＊”的標語，標語上麵丈夫的名字是倒著寫的。客廳裏，書櫃裏的書還在，可是櫃門被貼上了封條。另一個擺放整套瓷器餐具和一些飾品的櫃子變得空空如也。原來紅衛兵來抄家了，是他們打碎所有的瓷器，連屈原的塑像也當作“封、資、修”的東西砸碎了。暖水瓶也打碎了（因為是丈夫喝水用的）。書房裏麵一個裝著蔣兆和先生給丈夫寫生的畫像的大鏡框裏的畫像沒有了，換裝上一張毛澤東的彩色油印大頭像。我穿過小過道，想進臥室裏看一看，忽然發現臥室的門被上了鎖，也貼上了封條。我急了，連晚上睡覺也不許嗎？於是趕緊從後門出去，找到住在我家後麵的係一級的領導，向她請示。過了一會兒，有人來開了臥室房門。隻看見滿地都是衣物。原來丈夫的定期存款單、活期存折和現金都被西頤中學的紅衛兵拿走了。裝衣服的大樟木箱子也被打開，我用一個小黃色方巾包著的兩個金戒指（訂婚時用的）和一個小金塊沒有了。衣櫃的門也大開著，地上揀起毛衣來，看見毛衣的領口袖口都用剪刀剪了口子，毛線隨著剪開的地方脫落，口子越來越大。我的一隻拖鞋被掛在家門口的一棵樹稍上。

聽丈夫說，來抄家的是西頤中學的紅衛兵。丈夫所在係的紅衛兵知道以後，趕到我家來，從西頤中學的紅衛兵那裏，要回丈夫名下的存款單、存折，向西頤中學的紅衛兵說明，對於我丈夫的批鬥和財物的處理應該由北大係一級紅衛兵負責，並且在書櫃和臥室的房門上貼上封條。我還聽說在西頤中學紅衛兵抄家的時候許多圍觀的人都擠進屋裏，亂成一團。小女兒從她的學校回家的時候，也沒有讓她進家門。

這次抄家的時間是８月２４日。既然存款也是要不得的東西，那麽，我自己名下也有一點存款。紅衛兵還沒有拿走，我考慮的結果，雖然數目不多，也決定自願上交。可能是8月26日，我拿了自己的存款單和現金跑到北大校園裏麵，看見哲學係的大樓門口掛著“北京大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牌子，走進去找到一間屋子，見到兩個人。我把來意說明，他們把東西收下，給我開了一個收條。我好像一塊石頭落了地，覺得心裏踏實了許多。回家以後，我告訴住在我家後麵的係的領導：“我把自己的存款也送到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了。”她聽了以後，立即去找學校領導部門給我開收條的兩個人，把我的存款單轉到丈夫所在的係裏。

在家裏，我不知道怎樣處理自己的東西。對紅衛兵的行動我沒有怨恨，隻是責備我自己，悔恨自己過上了資產階級的生活。我開始用剪刀拆自己的衣服，凡是我認為有資產階級味道的，比如原來我比較喜歡的一件銀紅色織錦緞麵的絲棉襖，我下了決心，把麵子拆下來；一件耦合色琵琶襟的小夾襖，就把衣襟上盤花的紐扣拆了。從箱子裏找到五十個銀元，也準備上交。我還把一些衣服送給別人。阿姨看我拿著東西往外送，懷疑我轉移財物，跑去報告係裏的紅衛兵。8月28日係裏的紅衛兵第二次來抄家，死盯著我整理過的箱子，把東西翻出來檢查，最後把五十個銀元拿走了。

這一下，我可嚐到了被抄家的滋味了，沒有人身的安全感，更沒有了自尊和自信。我沒有哭，隻是覺得暈暈乎乎地，像一個被擠壓的氣球那樣感到憋悶。

自從西頤中學的紅衛兵來抄家之後，我家院子裏的竹籬笆也逐漸被人拆毀了，放在院子裏的白瓷花盆，不知什麽時候失蹤了；種在牆根下麵的爬山虎被人連根刨起來拿走了。連距離門口最近的月季花，也有人來挖走！他們根本不怕住在房子裏的主人會出來指責他們，因為房子裏的主人是被群眾打倒的“資產階級”。連人身自由都沒有，還有什麽東西不能動！？

不知不覺已經到了冬天，丈夫穿過的西服；我穿過的旗袍，拿到舊貨商店去賣，商店都不肯收。我曾經帶著孩子，抱著大大小小被紅衛兵砸碎以後剩下的瓷器，跑到北京城裏想找一個收購的店鋪換取一些鈔票。我們冒著寒風，瑟縮地抱著沉重的瓷盤、瓷碗 (我還從來沒有想到瓷器會這麽沉重)。從東城走到西城，最後在琉璃廠找到一家舊貨商店，收買了這些瓷器，換到28元人民幣（現在還留有一張收據）。

可能是1967年。有一次，我在我的單位的一次大會上，麵向全校師生交待我的問題的時候，說出我家有一筆存款。後來我還向學校裏的解放軍領導表示我們家願意把這些錢交出來。後來我聽丈夫說他也向他的領導表示過這個意思，可是據說領導（我記不清是解放軍，還是工人師傅）告訴他，要他把這些錢說成是地主父親留給他的財產。他聽了特別生氣，說這明明是他自己掙的錢，為什麽要說成是地主的錢？

其實，新中國建立初期，我和丈夫的小家庭的經濟並不寬裕，艱苦的日子不是沒有經曆過，但是為什麽後來日子好過了呢？就是因為丈夫把講課的稿子寫成了文章，出了書，有了稿費的收入，他又從講師升為副教授，於是我們的家庭生活就和一些家庭有了一些區別，就成了資產階級家庭。再一方麵的原因就是丈夫在好幾次政治運動中都受到嚴厲的批判，屬於“老運動員”一類的人物，到了文化革命運動來臨的時候，自然就成了紅衛兵衝擊的對象。

這件事情讓我想到一個問題：為什麽大學裏麵，助教、講師是革命的，成了教授就是資產階級的？其中的一個答案想必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吧！

西頤中學的紅衛兵抄家以後，北京大學丈夫所在的係的院牆外麵貼出一批揭發批判我丈夫的大字報，到了1967年四月，整理油印出完整的一份《＊＊＊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罪行》材料，接著由係裏組織召開批鬥會並監督勞動。據說校外來看大字報的人很多，丈夫在擁擠的人群中掃馬路，一遍又一遍地把道路上的落葉、碎紙和果皮清掃幹淨。

自從被抄家以後，我出門走路，都自覺地低著頭，看著路，自己走自己的。少跟別人說話。有時候聽著傳來別人的嘲笑聲，也裝著沒聽見，臉皮變得越來越厚了。

北京大學的運動進展情況特別會引起中央文革首長的關注。比如1966年7月下旬，中央文革的首長親自到北大宣布撤銷劉少奇派來的工作組，同時宣布北大群眾可以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自己成立領導運動的革命委員會，所以1966年撤銷工作組以後，在聶元梓領導下先成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 然後通過選舉成立了包括校、係兩級在內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

從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開始，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相繼被“造反派”奪權。聶元梓順應革命形勢的需要，立即在北大聯合一些群眾組織成立了新北大公社，奪了走資派的權，成立了兼有校、係兩級的“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中央號召建立軍、幹、群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可是在聶元梓的領導下，隻有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的代表兩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雖然沒有軍代表，卻也能具有權威性，也能行使“革命委員會”的權利，他隨時可以批鬥走資派；還建立了“牛棚”，還分割“牛鬼蛇神”的住房，甚至於采用類似“掃地出門”的辦法把“牛鬼蛇神”趕出教職工宿舍區等等。我家也曾經受到分割住房和被趕出教職工宿舍區的待遇。為此被迫以低廉的價格賣了一些家具。當時，兩元人民幣就可以買到一張像樣的木頭方桌，一個可以放在沙發前麵用的長方形硬木的矮桌子，隻賣五元人民幣。

其實，1967年各地建立“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的過程，就是一個解放大批領導幹部的過程。這一年的文革語錄，有好多條都是針對原來各階層的領導幹部說的，要這些幹部放下思想包袱，加入革命隊伍，再立新功。

在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北京大學從校一級到各係，都應該有被打倒的幹部站出來“亮相”。“亮相”的意思是，原來被打倒的幹部，在自我批判的同時，要麵對群眾公開亮出自己對當前運動形勢的看法，證明自己是願意革命的，在群眾的認可之後，就能回到革命隊伍裏，並且進入三結合的領導班子，再立新功。

不久，有一些教師和學生對聶元梓的作為不服氣，出現了意見分歧，便另立一個山頭，叫做“井岡山兵團”。我覺得他們兩個組織除了武鬥都在積極地做兩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爭取曾經被打倒的願意革命的幹部站到自己隊伍這一邊，越多越好，因為這是爭取得到合法領導權的“革命委員會”的重要因素；另一件事情是“抓緊革命鬥爭大方向”，繼續批判“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因為這是檢驗一個組織是否是革命組織的試金石。

建立“三結合革命委員會”必須有幹部參加，而群眾組織爭取幹部的多少或幹部原來的名望的高低，對建立有權威性的革命委員會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現在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麽“新北大公社”看著像周培元校長、季羨林教授（又是係主任）這樣的名人都接受了“井崗山”一派的觀點，參加了“井岡山兵團”，就會惱羞成怒，以至於把季羨林教授送進了“牛棚”的原因。

在1968年9月，“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學校以後，消除了兩個組織之間的武鬥局麵，進入清理整頓“階級隊伍”的階段，聶元梓也就到了英雄末路的時候了。

1967年在兩派組織爭奪幹部的時候，他們都沒有忘記“抓緊階級鬥爭大方向”，那就是開批判會，批判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每到要開批判會的時候，就會有抄家的行動。1967年，在我家裏，就有兩派組織都來抄家的情況：我記得的一次是1967 年10月，“新北大公社”的紅衛兵前來抄家，取走丈夫的一些信件、筆記本、單篇文章、書籍；接著“井岡山七縱”紅衛兵前來抄家，取走文章稿件一包。這兩個組織的紅衛兵來的時候都沒有搞打、砸、搶，他們就是要找可以提供批判的材料。

“文革”前，有一部分圖書是限量供給少部分人閱讀使用的，有關單位會把一張購買內部書刊的專用卡發給少數人。持有這張卡的人可以定期到王府井大街的一個專用店裏去購買。那時我們國家和蘇聯的關係非常緊張，所以一些蘇聯的文藝作品並不公開在書店裏出售，可是持有內部圖書專用卡的人就可以買到。我丈夫就曾經得到這種卡，買了一些內部的書籍。有一次中文係的紅衛兵來抄家，特意把這樣一批書找出來，裝了一大口袋，抄走了；還有一次，紅衛兵抄走了成套的期刊雜誌。那樣的年代，受到批判的人的個人財產不會受到保護，來抄家的人可以各取所需，有點像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味道。

文革中被抄走的筆記、手稿、書刊雜誌，金戒指和銀圓，直到文革結束以後都沒有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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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就是這麽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