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倫敦之行

我的倫敦之行（有驚無險）

    我的女兒在倫敦有房子，但是她的生活主要都在美國。偶爾到英國來度假，就住在倫敦她自己的家裏。

今年，住在倫敦的我的朋友在電話裏約我去倫敦和她見麵。我告訴她我的女兒工作很忙，如果她不邀我去倫敦，我就去不了倫敦。我是2000年9月開始到英國，住在曼徹斯特的兒子家中。也就是那一年我到倫敦，在女兒那裏住了幾天。2003年，又到倫敦看女兒，又住了幾天。如果這一次能到倫敦，就是第三次和女兒見麵了。每次住的時間都不到一個星期。

我的女兒和Perry 從美國來到倫敦以後，要忙他們自己的工作；要接待他們的許多客人；也有從美國來的朋友會借住在她家裏。我自己又沒有能力在倫敦住旅館，隻能等待女兒有了空閑的時間，並為我安排了住處，告訴我可以去看她，我才能做準備；我也才能利用這個機會，去看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Y，是我在北京工作單位的同事。我和她的情況十分相象。她的丈夫原是北京一所大學的教師，我的丈夫也是；我們的丈夫都去世了。她的孩子都在國外生活，我的孩子也都在國外生活。她在倫敦和兒子同住；我在曼徹斯特也和兒子同住。她有一個女兒在法國；我有一個女兒在美國。有一些不同的是：我比她多一個女兒，住在曼徹斯特。她比我大三歲，比我在英國住的時間長一些。年輕時我們都上的教會大學，學的都是文科。她在上海念書，畢業了。我在北京念書，隻是肄業，因為我懷孕了，要生孩子，就休學了；她在上大學的時候就是一個基督徒；我不是。

由於時代的各種原因，改變了我們進入老年時期的生活和命運，使我們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僑居海外。即使是老年人，想要生活得輕鬆愉快一些，也要做出一些努力來適應新的環境，比如設法清除語言障礙，熟悉一些交通路線，學會購物，了解本地人的生活習慣等。有些六十多歲有一些專長的老人，會找到一份工作，有了自己的收入；像我們七八十歲的老人，困難就多了，工作的機會也少了。隻能在家裏幫子女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但是因為不想把自己的生活圈子限製在最小範圍，所以我的朋友就參加一些當地的社區活動；我就到教會開辦的免費英語學習班去學英語。隔些時候，我的朋友會和我通電話。在電話裏聊天要受時間的限製，因為不能花很多錢。所以總希望有一次見麵的機會，能夠暢所欲言。

有一天，我的女兒在電話裏告訴我，她最近有空閑時間，也為我準備了住的地方，要我到倫敦去住幾天。我告訴她：“我自己買火車票，因為我這裏可以得到一些老年人購買車票的優惠。”後來，兒子幫我通過網絡購買了車票。經過他的了解，買兩個來回的單程票，比買老人優惠的往返票還便宜，一共花了32英鎊；去年女兒為我買的車票花了45英鎊！

我去倫敦的時間約定在9月14日到21日，雖然安排還不到一個星期，但是我仍然計劃用一天時間去看我的朋友。

我的兒子幫我買了火車票，並且送我到曼徹斯特的Metro link的車站，我搭乘一種叫做Tram的快捷的輕軌電車，到了曼徹斯特市中心，下車以後，看見兒媳婦在等我。我們進了火車總站的大廳，她把我送上火車，找到座位，我就開始自己的旅行了。到了倫敦的一個叫做 Euston 的車站，剛進入候車廳就見到了女兒，也見到了Perry。由Perry開車，一起到了女兒家裏。女兒仍然把我安排在上一次住過的房間。房間裏有一張雙人床，有壁櫃，靠窗的一邊有一個五屜櫃，有一把椅子；另一邊靠牆的一個櫃子上放著一個中國舊式的梳妝盒（這種梳妝盒大概在北京的琉璃廠和潘家園的古董攤上才會見到）。牆上掛著一些繪畫作品。

因為女兒他們的工作忙，我們隻有在用餐的時候見麵和聊天。又因為我和Perry之間有語言障礙，我們的談話受到很大限製，女兒總要給我們做翻譯。有時我也說一兩句簡單的英語，Perry就鼓勵我，說我的發音正確。Perry對中國的文化有興趣，或者他是有意地想要找一些可以和我共同談論的話題。所以他提出一個問題：“《紅樓夢》裏像林黛玉薛寶釵等一些女孩子都不僅識字，還會做詩，鳳姐為什麽不識字？”這個問題把我難住了。我說：“中國過去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鳳姐不識字自然也是來自這樣的原因。王夫人、邢夫人也都不識字，並不影響他們成為賈府的主人。賈府的丫頭是不識字的。” Perry接著說：“香菱是丫頭，她可是認字的。”他的一個接一個的問題，說明他對《紅樓夢》這樣的中國小說並不陌生。我隻能勉為其難地應對而已。  在短短的幾天裏，女兒也為我安排了一些外麵的活動，比如參觀對外開放的白金漢宮的部分宮殿。登上“倫敦眼”（一個迎接二十一世紀建起來的可以鳥瞰倫敦市容的高大建築物）鳥瞰倫敦市。聽歌劇《悲慘世界》（我看過中文版的小說，知道大概的故事情節）。還乘火車去了格林威治，了解到英國航海事業的發展，以及鍾表在航海事業中的不斷革新和它在航海事業中的重要性。回來的時候坐了一艘專門運送遊客的輪船，沿著泰晤士河返回倫敦。

到倫敦之前，兒子給了我一個手機。他教給我簡單的使用方法，並且囑咐我要注意充電。我去看朋友的那天，就帶了手機。和女兒約定我在回家之前給她打電話，告訴她我回家的大概時間，好讓她到Holborn地鐵車站的出口處接我。女兒家在倫敦市區的東北角，我那朋友住在倫敦西北郊。女兒考慮我對倫敦地鐵的路線不熟悉，怕我出錯，所以從家裏出來，她先陪我坐一段公共汽車，然後我自己從Holborn地鐵站上車，一直到這條線路的終點站Ealing Broadway下車，我的朋友會在那裏等我。 

在等公共汽車的時候，我發現車站站牌的柱子上有汽車行車路線圖，我數了一下，到達我要去的Holborn地鐵站要經過九個站點（沒想到這個發現在後來對我有很大的幫助）。我拿著女兒早就為我買好了的地鐵車票，一個人進了地鐵車站的門廳，通過機器自動檢票的入口，進到地鐵過廳，找到我要去的Central Line這條線路的地鐵站，在站台上等待。時間不長就看見來了一輛去Ealing Broadway方向的車。我上車之後找了一個座位坐下來，把地圖拿出來，用心地聽著報告站名的廣播。廣播裏播出每個站名的聲音非常清楚，都和地圖上的站名相符，我感到很愉快，對地鐵的服務感到很滿意，而且行車的速度很快，已經過去十個車站了，想著我一定會在約定的時間之前20分鍾到達終點站。就在這時，我忽然聽到廣播通知，這一趟車到了Noth Acton 就是終點，乘客可以再次換車。我看地圖，距離Ealing Broadway還有兩站，心想：“糟了，我必須再換一趟車才能到達目的地。”

到Noth Acton站的時候，車一停，人們就紛紛從車廂裏走出來，登上出站的台階往外走，我也隻好隨著人流走上台階。上去以後，許多人出站了。我猶豫了一下，想：“我不能出去，必須再乘地鐵，才能到達我要去的地方。”我看見旁邊有一個問事的窗口，我就去詢問：“請問，到Ealing Broadway 怎樣乘車？”她指著右邊往下走的台階告訴我：“從那裏下去，可以換乘地鐵車。”於是，我按她指的方向急忙下了台階，一看，就是剛才火車停站的地方呀！我又回到原地了。還看見一列空無一人的火車在那裏停著。可是，我能上去嗎？它會往哪兒開呀？站台上隻有我一個人。我很著急，因為我的朋友還在車站等我，我不能錯過和她約會的時間。我正著急呢，看見來了一列火車，裏麵有人。火車停下來以後，我急忙上了火車，在火車開動以後，我聽見廣播裏播報的終點站的車站名稱不是我要去的地方。一看地圖，原來Central Line 有一條岔道，另有一個終點站。我知道錯了，可是火車一直往前開，車廂裏隻有乘客，沒有服務員。怎麽辦？車廂裏乘客不多，在我座位的斜對麵有一位年輕的黑人婦女。於是我開口說話了，我告訴她我要去的地方，希望她能給我一些幫助。她很熱情地告訴我，我必須返回到原來上車的地方，搭乘另外一趟火車。火車到了一個站點停下來的時候，我急忙從車廂裏出來，乘上返回原車站的火車。到站以後，我在站台上一麵等車，一麵想，我怎麽能知道哪一趟火車是我要去的地方呢？車站上隻有一兩個等車的乘客，沒有服務員。我東張西望，忽然抬頭看見附近有一個報告火車行車時間的電子信息牌，正在那裏不斷地變換著報告火車到站的時間和站名。我高興極了。原來別人看來很簡單的事情，在我這裏卻成了問題。而現在這個問題的答案被我找到了。我很快就看到我要乘坐的火車進站了，我放心大膽地進了車廂，找到座位，輕鬆地等待終點站的到來。我從車站出來，看了一下手表，幸好沒有錯過約定時間。在出口處需要補票。因為女兒給我買的地鐵票是屬於市區使用的，我坐的車已經出了市區的範圍，所以要補郊區線路的票。我正在那裏辦理補票手續的時候，看見了我的朋友。從這個車站到我朋友的家還要乘坐一趟公共汽車。倫敦優待當地居住的老人，任何公共交通工具都不收老人的車票錢，所以我的朋友不用買車票。我有地鐵車票，讓汽車司機看了一下也就放行了。下了汽車，朋友帶我走了一段路才到了她住的地方。

她用鑰匙開了門，我們都換了拖鞋，才走進客廳。她告訴我：“兒子一家都不在，就我們兩人可以好好聊一聊。”

我脫了外套，放下書包，同時把我送她的幾樣食品拿出來，放在沙發前的茶桌上。就開始聊天。我們的談話離不開回憶過去的事情。

在英國，我一共拜訪過她兩次，上一次的時間是2003年。那一次她講她學生時代的事情，還翻看一些老照片。年輕時候的她，活潑開朗，喜歡參加社交活動，喜歡寫作，還擅長寫中國的舊體詩。她雖然是基督徒，而思想卻傾向於革命。她也告訴我她的一些家庭的故事。她是廣東人，曾經在香港讀中學，後來到上海讀大學。她有較強的獨立生活的能力。她也告訴我她的戀愛故事：在她讀完大學課程準備去美國留學的時候，中國共產黨解放了全中國。她願意留在中國，就動員正在美國學習的戀人回來工作。就這樣，她和戀人在國內結婚，生孩子。她的丈夫在一所大學工作，她在中學裏教書。她特別讓我看她的一張戴著學士帽的黑白老照片。照片上的她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既年輕，又漂亮。可惜照片上被劃上了一個淡紅色的叉。她問我：“某某大學在‘文革’中搞了一次‘抄家大展覽’，你看到這張照片了嗎？”我說：“我記得有這麽一回事，這個‘抄家大展覽’影響很大。我曾經去看過展覽，可是我不記得我是否看見這張照片。”她說：“照片上的叉就是這麽畫上的！”她又講述“文革”中她在工作的單位裏受到批鬥；加在她身上的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她一項也不承認，因此就挨打。

這一次，我們談話的內容較多的是關於老年人的生活問題。我到倫敦之前就知道她最近正在治療一種老年人的皮膚騷癢病。這種病會影響人的睡眠和情緒。我們自然也談到如何對待疾病和死亡。她的丈夫晚年得了精神憂鬱症，前幾年住在北京的時候，她丈夫經常願意獨自一人呆在一間屋子裏，同時不讓她外出，不讓她接電話，不讓她招待朋友。在北京的時候，她曾經配合醫生給丈夫治病。後來考慮變換一個環境，也許對她丈夫的病情會有好處。於是到了英國。有一段時間好像有些好轉，但不久病情就又發展了。脾氣變得執拗古怪。後來生活失去自理能力。開始送到老年公寓請人護理……後來從患感冒轉為肺炎，很快就去世了。後來，她把丈夫的骨灰帶回國內。她丈夫的學校為此舉行了一個追悼會，骨灰撒在校園裏的樹林裏，沒有另買墓地，也沒有立墓碑。現在，她考慮到自己的最後安排，告訴我她願意捐獻自己的器官，曾經找醫院裏的醫生提出申請。

不知為什麽，我和她有同樣的想法。我們可能對於‘死’產生了一些恐懼，特別是死前的病痛的折磨，因此談到對安樂死的企盼和實施的不可能的無奈。雖然我們在談論的時候毫無忌諱，表現出十分坦然的樣子，但終究是一個即將麵臨的令人擔心的現實問題。她說她現在生活也很有意思，她有了一些新朋友；她還幫助一些老年人克服困難。我覺得自己對於‘生’的留戀逐漸淡漠了，可能是因為經曆了許多的精神磨難，有過一些感情的創傷，使人變得麻木了的緣故吧。有些基督徒把人生看作是一段旅行，認為人的生命總有終結的時候，因此對於生不至於過分留戀，對於死也會處之泰然。我想，我也應該這樣看待生和死。

我們的談話很愉快，不知不覺就到了中午，應該是用午餐的時候了。她站起來走到廚房裏準備做飯，她告訴我：“我頭一天就專門做好了魚，準備今天招待你。”說著從冰箱裏拿出魚來，又做了一個湯，主食是米飯。

飯後，她讓我看她在花園裏種的小西紅柿，還摘了一些送給我，還看她養的花。下午快到4點的時候，我告訴她我必須回到女兒那裏去了。我給女兒打了一個電話，告訴女兒我正在準備回去。我的朋友又匆匆地讓我吃了一些點心，然後我們一起出門，再乘公共汽車，到了火車站。她很熱心地送我到車站，送我上了車，還和一個英國女孩打了一個招呼，請這個女孩在我到站的時候提醒我下車。當時，我覺得我完全可以自己聽著廣播裏播報的站名，找到我要下車的那個站。現在人家主動要幫助我，不好意思拒絕，也就愉快地接受了。

火車開動了，那個英國女孩隻站在車門附近，我請她和我坐在一起，她說很快就要下車了，但是她把關照我下車的事情轉托給坐在我身旁的另一個英國女孩。我自己也一直看著手裏的地圖，聽著廣播裏報告每一個車站的名稱。我對這個女孩說：“請你幫我看一下地圖上的車站名稱。”她熱心地指著站名，告訴我。過了一會兒，她也到站了。在下車之前她又轉托另一個女孩，請她關照我。我和這個女孩互相看著笑了一下，我表示我願意接受她的幫助，她也同樣微笑著表示願意幫助我。後來我告訴她我來自中國，我是中國人。她也告訴我她來自南非。原來我還以為她是倫敦本地人呢！終於到了我要下車的那個站。我下了車，在出車站的時候，一個黑人女孩走過來，問我要到什麽地方。她是想要幫助我，我婉言謝絕了。但是出了地鐵站，站在路邊，趕緊給女兒打電話，告訴她我已經出了地鐵站，到了站外的道路上了，我告訴她我現在應該乘公共汽車了。我還想自己乘公共汽車回去。她在電話裏告訴我，必須到馬路對麵的車站乘車。她還告訴我一些路上的特征，可是話沒有說完，手機就自動關閉了。我接連幾次試著撥動女兒的電話號碼，都無法接通。這時我可有些慌了神。女兒家的地址我沒有記住，公共汽車到了哪一個站我可以下車也沒有問清楚。怎麽辦？定了一下神，我決定先過馬路，找到我要乘坐的公車的站牌，然後等車。在車站標杆的地圖上，我又仔細查看了一下路線，數了九個車站的站名。看著來了一輛公車，我趕快上車找了座位坐下來。然後就聚精會神地尋看著車站牌的名稱，但是過不了多久，我就忘了已經過了幾個車站了。不過我仍然努力觀察尋找我在記憶當中存留的一些道路的印象。忽然我看見路邊的幾個商店，很像我前一天經過的地方。我高興極了，心想這一定距離女兒家不遠了，就在這裏下車吧。下了車，再看一看路邊的商店，確實有些眼熟。我估摸著我該穿過馬路，到了馬路對麵的人行道該向前往右手邊的胡同拐進去，走到盡頭，也許就能看到女兒住宅區的那個街心公園，就可以找到女兒的家了。我立即興奮起來，急急忙忙按照預定的路線往前走，但是，天已經很黑，路燈不是很亮，路上隻有我一個人在走，走到路的盡頭，四處張望，隻見一片陌生的地方。我知道我錯了，再回到原來的地方，再想辦法。我試探著走了另一條路，仍然又返回來，再作另外的試探。我在路上踟躕徘徊，發現已經很長時間，除了我，再沒有行人了。這時，真希望有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希望遇到像在地鐵裏熱心幫我看地圖的女孩。

我看著從附近樓房的每一個窗戶的窗簾裏透出來的靜謐的橙黃色的燈光。每一座樓房附近的車位都停滿了汽車，說明這些汽車的主人都回家了。樓房裏的人家都安心地享受著家庭的樂趣。他們或許正在做晚飯，或許正在看電視、看報紙；或許正在陪著孩子做遊戲，講聖經裏的故事；或許正在給朋友發送電子郵件……。是的，路上不會再有行人了！隻有我還沒有回到家裏。越是這樣想就越是急著走路。

我走近一個公車的車站，努力想看清楚站牌上的地名。可是地名看清了也沒有用，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地方距離我女兒家有多遠，是在什麽方位。我試探著走了幾條路線，想尋找一點熟悉的印象，都是徒勞無功。這時我想：如果我找不到女兒的家，又無法給她通電話，會發生一些什麽情況呢？我自己會碰上警察把我帶走？我的女兒會四處尋找我的下落，最後她會報警？或者我會碰上什麽壞人？！時間已經是八九點鍾，再過一些時候，路邊的店鋪可能就要關門，附近樓房的窗戶裏透出的燈光也會熄滅，整個城市會變得漆黑寂靜，夜間的天氣會變得更冷！或許我連壞人和警察都碰不上，唯一的隻能等待女兒找不到我的時候報警了。

 

我一麵想一麵走。看見路邊的電話亭，心想我帶的手機不能用，是否可以用電話亭的電話和女兒聯係呢？但是我不知道通一次電話要用多少硬幣，何況電話接通了，我也說不清楚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啊！就在這時一個外賣店吸引了我。這是一家中國人開的店鋪，一位女老板正在接待前來訂購飯食的客人。我走了進去，等到女老板空閑的時候，我把寫在信封背麵的女兒的電話號碼遞給女老板，用中文，而且是普通話，請她替我給我的女兒打一個電話，告訴女兒我在她的店裏。女老板立刻理會我的處境，熱情地讓我找一個地方坐下來，等她有空的時候會幫我給我的女兒打電話。電話打通以後，我非常感謝這位女老板，安心地等待女兒來接我回家。等了一個時辰，女兒撐著雨傘來了，謝過老板之後我們就離開店鋪，冒雨回到家中。女兒家的習慣，吃晚飯的時間總在八點鍾以後。我回了家正好和他們一起用晚餐。

吃過晚飯，我再用手機和兒子通電話，還是不行。女兒幫我查看，才知道手機費用完了，如果要通電話必須再交納一定數量的手機費，才可以繼續使用。可是臨行前兒子教我用手機的時候，忘了告訴我手機費快用完了這樣一個重要的信息。本來以為有了手機會更方便，沒有想到給我造成了許多麻煩。時代在進步，生活當中的現代化用品不斷更新，我已經是時代的落伍者。我忽然想到：我是一個無能的人，也是一個多餘的人。

這次的倫敦之行，和女兒相聚，和Perry談論中國小說，享受到一些天倫之樂；在這一次訪友的經曆當中，地鐵裏照料我的三個女孩給我留下美好的印象；最後又得到外賣店裏女老板的熱心幫忙，使我平安地回到女兒家中。我非常感激這位女老板，我聽見她和外賣店裏的助手說的是廣東話；如果她回答我她聽不懂我的普通話的意思（這種情況過去曾經碰到過—— 說廣東話的人和說普通話的人隻能用英文交談）；或者她再找一些別的理由拒絕我的請求，我就隻得離開他的店鋪，繼續流浪街頭。想到這些，特別感到她的助人為樂的精神真是難能可貴！

 

回到曼徹斯特，在教會的英語學習班學英語的時候，我曾經在桌子上鋪開倫敦地鐵的地圖，然後比比劃劃地把我的這一次經曆用蹩腳的英語講述給一位英國女老師聽。她一麵聽我講述，一麵糾正我的英語發音和語法的錯誤。

她聽完之後一麵說有趣，一麵說我的膽子真大！

 

                                         蘊如寫於2004年歲末

                                                 英國曼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