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石子
回憶個人往事，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個人的經曆，個人的思想狀態。比如“文革”，是一個曆史時期，個人經曆了一些什麽事情，在什麽樣的思想
回憶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屬雞，推算一下，應該是1885年出生的人，也就是大清朝的光緒皇帝在位的時候。到宣統繼位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也就是說他的青年時期是處在一個風雲變幻的動蕩年代。地處邊陲的雲南，也隨著政治風雲的變換寫著自己的曆史。唐繼堯、李根源都是留學日本的，回到雲南，成了當地一個時期的風雲人物。據說因為我的父親是獨子，受到家裏的約束，失去了留學的機會，但是居然也成了唐繼堯麾下的一員，其中可能也經過自己的一番努力吧。
我的父親是在雲南軍閥唐繼堯時期做的官。但是就在我出生一年之後，即1927年，雲南發生兵變，軍閥唐繼堯下台，龍雲當政。新的執政者自然要換一批新人才能得心應手地開展工作。所以原來做過雲南憲兵司令部昆明地方檢查廳的廳長，還作過昆明市法院院長的父親的官運，就被劃上了句號。據說，他的政治生命的最後一搏，是為了他出生不滿周歲的兒子的將來，才勉強通過關係謀到一個稅局局長的職務，任職的地點在距昆明不遠的祿豐縣；父親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想借此機會發一點財，給兒子的前途鋪平道路。不幸的是剛上任就得了不可救治的傷寒症去世。他去世的時候49歲（1934年），弟弟不滿周歲，我八歲；我自己的生母是二十七歲。
大概在我出生之前祖父就已經去世了，祖母可能是在我三四歲的時候去世的。據說父親是個孝子，年輕的時候娶了段氏母親，生了兩個女兒，大女兒起名瑜，長到十四歲，得了一個什麽病夭亡了；二女兒起名瑾。說也奇怪，段氏母親往後就再也沒有懷孕，不要說兒子，就連女兒也沒有希望多生一個，於是將二女兒瑾視如掌上明珠。
父親的想法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他自己就是獨苗，為了後繼有人，無論如何不能沒有一個兒子。因此，在他四十歲的時候娶了我的母親。母親頭一胎生了我。父親希望得一個兒子，沒想到又是一個女兒，非常失望，於是給我起名琇（‘瑜’和‘瑾’都是美玉，‘琇’是像玉的石頭，由此可見父親心情的沉重和我不受父母歡迎的程度）。父親望子心切，把我的姐姐當作兒子一般看待，讓我叫她“哥哥”，我叫慣了這個稱呼，一直到我上中學都沒有改過來。姐姐出嫁了，我稱姐夫也是哥哥。在當時的社會，在那樣的家庭中，我的母親是沒有地位的人。生個女兒更叫人看不起。可能按照當時維持正統的規矩，姐姐的母親承擔起撫養我的責任，而且讓我叫她“媽”，叫我自己的生母是“孃孃”，用這樣的稱呼來定格，區分出兩位母親在家庭中的地位。我姐姐的母親的兄弟，也是我的舅舅，我姐姐的母親的母親是我的外婆。我的生母不是昆明人，據說她是曲靖縣來的窮苦人家的孩子。我沒有見過我自己的外公、外婆和舅舅。
應該說是在我上中學的那個年齡的時候，我曾經對父親抱著極大的批判態度，其原因就是我在家庭中的這種被扭曲的關係。我不知道他的政績如何，但是我對我在家庭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和歧視耿耿於懷，我把造成我被歧視的原因歸咎於父親。
如今自己已經到了耄耋之年，回首往事，覺得應該平心靜氣地進行思考和回顧，盡量使曆史的麵貌顯出真實。
父親去世以後，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青年人的好奇心的驅使，我在家裏隨意翻看著一些東西。我曾經看到父親有一張穿著軍服的照片，軍服不是綠色，也不是灰色…，總之，是一種比較鮮亮而顯得莊重的顏色，雙肩的肩章還有帶穗的裝飾，軍帽上還有高聳的帽纓。可我眼見的父親經常是長袍馬褂的形象，從來沒有見過他穿軍服。有些到家裏來的客人稱呼父親是廳長，但家裏人偶爾說起來的總是他在法院審判犯人的故事，說他是法院的院長。我還聽說他年輕時候做過蒙自縣的縣長。我說不清也不知道他有些什麽政績，如果用今天人們的眼光來評判，我不知道他對人民曾經犯下什麽罪行。不過，從他的個人曆史看來，如果他能活到新中國建立的時候，也許他和家人的命運將會更慘。
在我回憶自己的童年生活的時候，我會想起父親，因為從中能夠尋到我童年時候的一些令我感到新奇的事情，也能感到些許樂趣。
父親在世的時候，經常帶我去電影院，電影院的名字叫“大逸樂電影院”。可能這在當時是昆明市唯一的一個電影院。父親是這個電影院的董事長，所以他有一間辦公室。他把我帶到電影院裏，他做自己的事情，我就自己到電影廳裏找一個座位坐下來看電影。我在電影院看的電影大多是中國電影，而且隻有圖像沒有聲音，因此在電影院裏的樓上最前排的一個座位上有一個解說員解說電影故事，我記得那是我姐姐的親舅舅，我也叫他舅舅。
父親還給我買過一個日本出品的洋娃娃，這是我最喜歡的唯一的一件禮物了。
父親去世以後，我才知道父親還有一個人力車的車廠；他原來有自己專用的人力車，也有專用的車夫。但是他還有一個出租人力車的車廠。把車出租給拉車的人收取出租車費。好像在父親去世以後，就依靠收取出租人力車的車費來維持我們一家人的生活。
這樣看來，我的父親就是一個亦官亦商的人物。但是他沒有買下一所房子。這給我們後來的生活帶來一些麻煩。
父親在世的時候還經常到戲院裏看京戲。戲院的座位和電影院裏的座位不同，戲院裏有包廂，其實就是在戲台前方的觀眾席；戲院的老板把靠近戲台中前方的觀眾席設計成包廂的形式：十幾個座位分成左右兩部分，每一部分有八九個椅子連成一排，前麵有和椅子相對應相連接的窄而長的提供放置茶碗瓜果等食品用的桌子。左右兩個包廂之間用和桌子等高的隔板隔開。預訂包廂的客人從後門進場，沿著人行道走過來。從左邊進來的觀眾，隻能從右邊魚貫進入右手邊包廂的座位；從右邊進場的觀眾，隻能從左邊魚貫進入左手邊包廂的座位。
有了新的戲幫子到昆明或者有了喜歡看的京劇，我的父親就通知戲院把包廂預先定下來，我們總是傾巢出動，而且總是遲到，卻總是能坐在相當不錯的位置。兒時留在我印象中的京劇，有“天女散花”、“霸王別姬”、“貴妃醉酒”中的舞蹈和音樂。還有“白蛇傳”故事裏的白娘子被法海和尚用金缽倒扣在頭上，經受著和丈夫兒子生離死別的痛苦，演員那受苦受難的淒慘形象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有一次，戲院要演“關公敗走麥城”的戲，整個戲園子裏香煙繚繞不絕。家裏人告訴我，關公是聖人，會顯靈，所以演戲的人先要在關公像前燒香敬拜之後才能開戲，否則會有災禍降臨。還有一次京劇演員穿著現代服裝反串現代戲，一個女演員還別開生麵扭著身子跳起“草裙舞”來。
雲南有自己的“滇戲”，但是父親好像不太喜歡；家裏有一個手搖留聲機，有京戲和秦腔（梆子戲）的唱片，就是沒有“滇戲”的唱片。
父親在世的時候，有一次節日裏看燈會，記不清在什麽地方，放花的時候從五彩繽紛的禮花中突然跳出一台戲曲故事的模型，我感到很驚奇，因此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
每年清明節掃墓的時候，父親總要帶著一個大風箏；家裏人準備好祭祀的食品―― 如茶雞蛋、油炸包子、醬肉之類和一些紙錢等祭祀物品。一早就出發。
我家的墳地有兩處，有一處在昆明市北門外的蓮花池，好像是本族的墳地；另一處在黑龍潭，是祖父母和給父母預留的墳地。黑龍潭比較遠，所以總是先去黑龍潭。這是一個幽靜的地方。黑龍潭有兩個龍潭，兩個龍潭中間有一座石橋，站在石橋上，可以看出兩個龍潭的水色不一樣，一個龍潭的水是土黃色。靠近潭邊的水的顏色比較淺，中心地帶比較深，也說明中心地帶的水有不可測的深度；一個龍潭的水是暗綠色，同樣讓人猜想不透這潭水到底有多深。水麵上沒有一點漣漪，顯得十分平靜。你在橋上站久了，如果再發揮一點想象，你會提出“住在潭水深處的龍會是什麽性子，會不會興風作浪？”一類稀奇古怪的問題。
好像有一些有關的故事，但我已經想不起來了，反正你得承認龍潭裏都有龍。他們是這一帶地方的主宰，所以人們在龍潭旁邊靠山的地方修建了廟宇，住在附近的人經常向廟裏的菩薩頂禮膜拜，求他們賜福於人。我家的墳地在山上，我們總是上了石階，從廟宇的正門進去，向上走，在經過種有唐梅、宋柏的地方，便停下來觀賞議論一陣，最後從廟宇的後門走出，沿著一條模模糊糊的小路往山上走，走到一個立著兩根石柱的地方。兩根石柱就是我家墳地的標誌，說明我們已經到達目的地。於是進行祭祀活動。我跟著父母一起跪拜。下山的時候，沿著來時的路線返回。出了廟門在龍潭旁邊的一個廳裏休息。這裏有喝茶的地方，據說是用附近珍珠泉的水沏的茶，有特別的味道。這時，大人們便張羅著讓我們到珍珠泉邊去欣賞泉水的清澈和看一下珍珠泉是怎麽出水的。珍珠泉就在龍潭附近，是一個四方形的水池，並不太大，可是泉水清澈見底，可以看到水池底麵都是大小不均的石塊和石子，晶瑩的水珠隔一會兒從水池底的石縫裏冒出來，有時成串兒地向上湧，煞是好看。據當地人說泉水總是滿滿地留在池子裏，取之不盡，用之不絕。母親用杯子從池子裏取出一些泉水喝了一口，覺得十分甘甜。我感到奇怪的是：為什麽同在一個地方，兩個龍潭的水都混濁，而珍珠泉的水卻如此清澈？
下一步的行動就是到蓮花池的墓地了。在蓮花池這個地方我沒有看見蓮花池，更沒有看見蓮花，也沒有水，隻是一大片空曠的野地，有許多人家的墓地相連，還有些長著雜草的沒有墳頭的空地。父親早有準備，在我們把祭祀用過的食物作為我們果腹的午餐之後，他讓男仆和他一起在草地上放起了風箏，風箏上還有一個什麽裝置，隻聽見在空中遨遊的風箏不時發出鳴叫的聲音。看著風箏越飛越高，我的心也隨著風箏的升高而飄飄然了。從我們這一天的活動就能看出來，清明節掃墓的時候，也就是人們踏青的時候。
我家曾經在藩台衙門裏住過，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花園裏的花廳。這是父親接待客人的地方。花廳中間放著木製的大炕，炕上鋪著大毛毯。在大炕正中放著一張炕桌，賓主就分坐在炕桌的兩邊；大炕前有腳蹬子，大炕的左右分別並排放著幾張太師椅和腳凳子，太師椅中間還放著茶幾。這種陳設大概是模仿北方官家客廳的布置，認為這樣擺設才顯得有官場的氣派。實際上睡覺的房間裏放的是南方常見的木床。
父親有抽煙的習慣，他有一個黃銅製的水煙袋。水煙袋用的煙絲是金黃色的細絨狀的。抽煙的時候他左手握著水煙袋，用嘴銜住水煙袋細長的銅管的頂端，用右手把一根點燃的線香不時地把裝在水煙袋的小煙鬥裏的煙絲點燃；在被點燃的煙絲發出一閃一閃的紅色小火焰的時候，還會聽到父親吸煙的時候水煙袋裏的水發出咕嚕咕嚕的響聲。看來他抽煙像是一種享受，對我來說卻是感到新奇有趣。
他還有抽大煙的習慣。我曾經看見姐姐的母親用一個大銅鍋熬製黑色的煙膏；我還看見他躺在床上抽煙的時候用特製的煙槍對著昏暗的煙燈吸食的樣子。小時候，我曾經對製作煙泡感興趣，長大了，覺得抽大煙是一種惡習。不過前兩年，我看見一本雜誌上有一個人寫文章分析清朝末年官場應酬的一種方式，就是用抽大煙擺排場，因此鴉片屢禁不止。於是，我覺得換一個角度來看父親的行為，也就認為那是當時的特殊環境使然，不足為怪了。因為他始終沒有上癮，身體仍然健康。
後來，我家搬到華山西路的一所四合院裏。北方的四合院都是平房，我們那裏的四合院是樓房，磚木結構。我記得正房中間的堂屋是家裏人公共活動的地方；正房的堂屋兩邊的房屋住著父親和姐姐的母親。我和姐姐的母親同住。樓上住著我的母親、姐姐；東廂房是客廳，裏麵放著大炕床和太師椅；西廂房住著女仆。男仆的活動範圍都在南邊的屋子裏。天井裏放著許多盆花，還有養魚的金魚缸、假山石。
父親在世的時候，在院子裏的西廂房的屋簷下還掛著一個鸚鵡架，一隻長著綠色羽毛的鸚鵡總是在那裏學舌；
家裏人信佛，正房中間的堂屋裏，就放著念佛用的木魚和磬，還有專門製作的燒香用的香盤，還有供人跪拜用的蒲團。沒有人跪拜的時候，這蒲團就成了一隻白貓的臥具，它總是喜歡趴在上麵睡懶覺。
在某些時候，搬家也就意味著家運的變化，華山西路的住房，比藩台衙門裏的住房小多了。起初，一些男仆們擠在南邊的屋子裏，後來傳說有一個男仆被害，死在郊外；後來，男仆一個也沒有了。
父親得了傷寒病的時候，一直高燒不退，全家人都很忙亂，請了中醫又請西醫，還不斷的求神拜佛；母親們分配給我的事情就是不斷地磕頭，求菩薩保佑父親盡早痊愈。父親一直昏迷不醒，最後全家人焦急地圍在他的臥床旁邊看著喊著；父親也沒有睜開眼睛看一看他的家人，連一句話也沒有留下就走了。家人在床前匍匐在地上號啕大哭。接著就是父親入殮，家人披麻戴孝，守靈，跪拜，做佛事，祭奠、舉喪、出殯。
這一段時間，我那不滿周歲的弟弟就顯出他的重要性來了，比如父親的牌位，要有一個“點主”的儀式。他是父親唯一的兒子，這件事情非他不可。又如出殯的時候，男人要走在靈柩的前麵，婦女跟在靈柩後麵。我的弟弟就是唯一能夠舉著父親的牌位，讓人抱著走在父親靈柩前麵的人。
出殯回來之後，家裏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院子裏搭起一個望鄉台，其實並不費事，在我印象中就是用一匹白布平麵從正房的堂屋中拉出去，一直延伸到南邊屋簷下的一個高台上。在這個晚上家人都不睡覺，在正房的臥室裏扒著窗戶，盯著那一條白布，好像這就是父親回來的路。我們等著盼著，希望看到父親的魂魄能從這條路上返回家來，看一看他的親人。
我也抱著同樣的希望等待父親的魂魄歸來，一直盼到東方發白，什麽也沒有看到。
父親去世以後的清明節，就沒有踏青的興致了。而是像杜牧詩句裏的：“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的情景。
快到中元節的日子，母親們又忙起來，準備一些紙錢，疊紙元寶，用紙做成各式各樣的衣服，還買了一個紙做的大彩球。中元節那天上午，‘媽’（姐姐的母親）提著那個大彩球，說是接引父親回家，一家人在大門前跪拜，到了黃昏時節，再到門口，焚化紙錢，送父親出門上路。
父親去世以後，沒有客人來了，連親戚也少了，於是，把四合院的房子的樓上部分退出去了，再後來，有的丫頭們出嫁了，西廂房也不用了；東廂房裏的炕床和太師椅沒有了，裝在大炕床裏的許多書籍也沒有了，我隻落下一套亞東書局出版的《紅樓夢》；沒有了鸚鵡，沒有了白貓，沒有人放風箏；有一天，姐姐的母親驚叫起來：“哎呀！院子裏的一盆柳葉銀紅的茶花怎麽不見了？”後來，院子裏還有一些東西不知什麽時候被人拿走了。再後來，四合院有了房主人，就住在樓上，過些時候就到樓下來收房租。‘媽’隔三差五的要到人力車廠去和管賬先生算賬。還有一年，“大逸樂電影院失火”，損失慘重，新的電影院建起來之後，原來的股東就等於自動退出了，除非你再投資。
到我上高中的時候，隻有三間正房是屬於我們住的。還有一個小丫頭在家裏做一些打掃衛生的雜活。
父親去世以後，母親們時常慨歎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現在，憑著我對父親的這些印象，我推想他不是一個具備新思想的人，不是革命者。但他是一個比較能幹的人，他也還有自己的生活情趣。他的亦官亦商可能是當時的普遍現象。從現在的回憶中，可以看出他對我的一些父女親情；他的“多妻”的行為，是那個時代的普遍思想和舊的傳統觀念造成的。他隻是一個舊社會裏的普通官吏，一個普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