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石子
回憶個人往事，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個人的經曆，個人的思想狀態。比如“文革”，是一個曆史時期，個人經曆了一些什麽事情，在什麽樣的思想
“文革”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從1968年開始的。
1968年，學校迎來了初中一年級的69屆和70屆的新生，這是小學五年級和六年級的學生。他們本來應該在66年和67年進入中學的，“文革”運動起來以後，就把他們留在小學，多呆了兩年。中學裏麵初中三年級和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不也都成了“老三屆”裏的老大哥老大姐了嗎？其實他們的年齡並不算老，初中三年級的學生有十七八歲；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也不過二十出頭吧！就是因為在學校多呆了兩年，就被冠上了“老”字。
其實他們也在整裝待發，急切地尋找著開創新生活的道路呢! “一撥頂一撥唄”，中學的初三和高三的學生何嚐不知道他們的（她們的）弟弟或者妹妹早就應該上中學了，所以他們理所當然地要把教室騰出來，讓弟弟妹妹們使用了。再說，還有等著上小學的六、七歲的學齡兒童呢！再長大一些，誤了上小學的機會，還怎麽上中學呀！“文革”期間，新的小生命並沒有因為他們的父母鬧革命而拒絕來到世界上領略一下精彩的人生風景畫。“文革”當中，比六七歲還小的孩子並不見減少，如果有人進行一下統計調查，可能嬰兒的出生率還有所增長。
“老三屆”的初、高中學生知道學校不是他們的最後棲息地，特別是“雙宣隊”進駐大學，也派到中學來以後，讓他們認識到他們該走了，就連老高二、老高一、老初二、老初一的同學，都在思考各自的出路問題。
過去認為從小學念完上中學，中學念完上大學，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經過兩年文化革命的洗禮，有的學生認為“一心想上大學”的思想要不得，是資產階級思想。要走一條革命的路。
看著能夠參軍的同學高高興興地離開學校，他們將進入“我們最可愛的人”的解放軍部隊的行列，成為我們人民依靠和信賴的對象，多麽光榮！多麽值得驕傲！據說進入部隊會受到嚴格的軍事訓練和黨的培養，入黨快，將來提幹以後轉業回到地方工作，也會有比較好的安排和待遇。
但是進入解放軍行列的標準要求太高，除了本人條件之外，還要“查三代”。征兵的解放軍到學校來征兵，對學生的祖父母和父母的曆史進行考核，三代貧農出身，父母是三代工人曆史清白的工人家庭的子女，或者“革軍”“革幹”的子女優先錄取。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政策，貫徹黨的階級路線沒有錯。而且部隊征兵的人數有限。
還有一個留在城裏的機會就是進工廠，毛主席說：“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進了工廠，就變成領導階級的一分子了，也挺有意思。另一個去處就是服務行業，如商店裏的售貨員或飯店賓館的服務員等，幹的是伺候人的活兒，但是，這是“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向雷鋒同誌學習，做一顆“革命的螺絲釘”，也不錯。不過，好像這方麵的分配任務也非常有限。算來算去，還是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
其實，“文革”前就有“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口號，是對初中畢業班的學生提出來的，即要求“麵臨畢業分配的學生要有繼續上學和參加工作的兩種準備，和一切服從革命需要的一顆紅心”，特別是受到在農村開創新天地的模範人物如邢燕子、侯俊、董加耕、金訓華等光輝形象的召喚影響下，有的學生會主動提出來要到農村去作一個農民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老師還要做學生的工作，特別強調“一顆紅心”，說明隻要你有一顆紅心，在哪裏都可以做好革命工作；繼續學習也是為革命學習。
“文革”當中，有的學生不等學校公布分配名單，自己就主動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幹革命。不是畢業班的學生也超前地表達了要去農村，要去邊疆，要去生產建設兵團幹革命的決心。初中二年級的一個女生剃光了頭發，表示她堅決去農村幹革命的決心，學校就讓她走了；高中的幾個女同學也相約結伴而行，去了內蒙兵團；還有一個男生去了內蒙插隊，不久，回到北京把唯一住在北京的老母親也接走了，說是要紮根邊疆幹一輩子革命。
68年的國慶節，北京市組織學生參加遊行，遊行隊伍要經過天安門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我所在學校也接受了任務，於是積極提前準備，最重要的是組織紀律性，所以每天下午學生在教學樓後麵的操場練隊。據說有些孩子認為這一次去天安門見毛主席可能是最後一個機會，所以特別興奮，因為他們就要和北京告別到邊疆的農村去插隊落戶了。
為了保證節日的安全，學校革命委員會對參加遊行隊伍的學生也進行政治審查和挑選，因為丈夫關在牛棚裏，我的孩子就失去了到天安門接受檢閱的機會，我心裏非常委屈，但是毫無辦法。68年12月裏中央有一個文件，提到一個新名詞，叫做“可教育好的子女”。什麽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呢？比如“走資派” 的子女，“大右派” 的子女，“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的子女，或者“曆史反革命”的子女。這個提法是把這些人的子女采取區別對待的辦法。“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問題不在他們自己，而是受到父母的牽連帶來的結果。我的孩子自然也歸在“可教子女”的範圍裏了。
“可教子女”有的是大學生，有的在中學或小學讀書，所以，他們也有一個畢業分配的問題。也應該有一條出路呀！於是自然就聯想到我自己的孩子的出路問題。
我的大孩子如果不是因為上高二的那年得了腎炎休學一年，他就應該是66屆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他剛剛複學，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因為父親受到衝擊和批判，孩子們都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組織，自然沒有戴過紅袖章，但是我和孩子們每個人都有一本《毛主席語錄》。在我印象中，67年那段時間，大孩子曾經待在家裏，和妹妹一起用鐵筆在蠟紙上刻寫一些首長講話，用自製的油印機打印出來，送給一些人看。這樣的活動在當時是很流行的。這樣一場震動全國的文化革命，讓我們這些懵懵懂懂的普通人一直都想跟上革命的步伐，除了特別注意《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的文章之外，首長講話是最及時最重要的信息。因此覺得這樣的活動也是一種革命的行為。
到了畢業分配的消息不斷地傳出來以後，我也注意和考慮自己的孩子會有什麽結果。最先，大孩子曾經到頤和園那邊背石頭，我就擔心他患過腎炎的身體經不住重體力活的折騰，後來又聽說可能被分配到門頭溝去下礦井，做煤礦工人，聽說礦工的生活很苦很累，我也擔心。主要原因就是他已經不是一個身體非常健康的人。
這一年的12月毛主席發出一個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這是一個“上山下鄉” 的動員令，立即形成了一個大的“上山下鄉” 運動，學校也通知：“作為一個教師應該起帶頭作用，動員自己的孩子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農村去。”
我還跑到孩子的學校見到他班裏的解放軍排長，聊了一會兒。排長告訴我：“＊＊＊同學能夠和他父親劃清界限，你的孩子應該向＊＊＊同學學習。”在這樣的形勢麵前，我也就積極為孩子做準備了。
我送孩子去了火車站，真是人山人海的場麵。人們的情緒很複雜，有歡呼的，喊口號的，唱歌的。火車一開動，好像就把人的心給撕裂了一樣，哇的一片哭聲響起來，我趕快離開火車站。孩子就這麽走了，戶口的關係也帶走了，回不了北京了。還能再見麵嗎？我沒有流淚，可是有些心酸。回到家裏，丈夫瞪著雙眼對我大叫：“我到火車站送他去了！你能怎麽樣？！”我也瞪起雙眼，但是啞口無言。丈夫是生我的氣，因為他曾經讓孩子送給我一個紙條，讓我設法告訴他孩子離開北京的時間，他要到火車站去送行，他說可能這是最後一次和孩子見麵。我就不同意他到火車站去送孩子，所以沒有告訴他，因為我害怕，怕有人認出來他是孩子的父親，怕人知道他是一個關在牛棚裏的反動權威，一個漏網右派，一個叛徒，反革命分子，竟然跑到火車站，混在革命群眾中給孩子送行！孩子能和父親劃清界限嗎？他的行動會給孩子帶來什麽後果？！聽到丈夫的叫喊，我吃驚，我後怕，我也生氣。這一下我可哭了，很傷心地哭了。（待續）
還記得小說《傷痕》嗎？家父的一個老戰友的小女兒完全就跟《傷痕》中的女青年一模一樣去了黑龍江兵團，她父母當時在受磨難，他們寄給小女兒的任何什麽東西都原封不動的退了回來。
文革後，她母親看了小說《傷痕》後，嚎啕大哭，家父的老戰友急死了，跑來找家父跟家母去勸慰她。
都是一些非常令人傷感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