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續）

上山下鄉（續）

 我有一個孩子到山西＊＊縣的一個村子裏插隊，一起去的同學共有十多個人，男女學生各一半。學校領導的工作很細心，他們考慮到要讓這些知識青年安心在農村幹一輩子，就要替他們想得遠一些，多一些。高中的知識青年都是十八九歲二十出頭的青年人，生理和心理上的發展都會促使他們或多或少地萌發男女之間互相愛戀的感情，過不了幾年就該到成家的時候了。所以每每分到一個村子裏的知識青年都差不多是男女各半，讓他們在生活上互相有個照應，感情上多少能夠得到一些異性的關心和安慰。如果成了家有了下一代，就會死心塌地落戶農村了。

 來到農村，這些城市裏長大的孩子們，第一次嚐到了生活艱辛的苦頭。孩子寫信來說村子裏沒有電燈，飲用水要牽著騾子到幾裏外的山溝裏去接山泉的水裝在桶裏放在騾背上馱回來，還要到山裏去砍柴，背回村裏來用。吃的東西很簡單，很少或者沒有蔬菜，因此，特別想吃北京的鹹菜疙瘩和黃醬。孩子在北京生活了十幾年，從來沒有特別喜歡吃北京的鹹菜疙瘩的時候。北京好吃的東西很多，為什麽不想吃北京全聚德的烤鴨，東來順的涮羊肉？偏偏喜歡吃鹹菜疙瘩？後來我想明白了，什麽樣的生活環境，就有什麽樣的配套的生活要求來適應。吃棒子麵窩窩頭，就需要鹹菜疙瘩來配套，吃起來才有味道。

和他同一個村的同學回北京的時候，他就會寫信告訴我，讓我買一些鹹菜疙瘩和黃醬，請同學回村的時候帶給他，因為這些東西郵寄不方便，又費錢。不止一次，我曾經尋找他的同學在北京的家庭住址，冒昧地闖進他的同學家裏，求人家給他帶這些鹹菜疙瘩和黃醬。有一次，我到＊＊大學宿舍區去找他的同學，原來是一位女同學，這位同學的家長熱情地讓我進去，我說明來意，這位同學滿口應承。我和這位同學的母親聊天，才知道女同學是隨他媽媽的姓，原因是爸爸是比較有名的“右派分子”。還有一次我到北京城裏，找一位同學的住處。光知道在西城區的一條胡同裏。北京的胡同很多，有時還有同名的。我雖然在北京住了幾十年，但是一直住在離城區幾十裏的郊外，對城裏的情況實在生疏得很。那一天為了找到這個胡同，我在西城的新街口、護國寺、西四。從西四再返回來走到護國寺，從新街口往左拐到了西直門附近，才算找到了一條叫做“中帽胡同”的地方。我按著門牌找到了這個同學的家，進去一看，是一個小院子，一個女孩正在院子裏彎著腰低著頭從水盆裏拎起一件衣服來準備擰幹。我問起要找的同學的名字，她回答：“我就是！”然後讓我進到屋裏坐下。她同樣愉快地答應替我把這些鹹菜帶到村裏交給我的孩子。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女孩的父親在“文革”中因為曆史問題被迫和妻子一起離開北京，去了河北省某地生活。

北京眾多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使北京的許多家庭變了樣，有些“知青”的父母除了參加革命的“鬥、批、改”運動，還要抽出時間來到郵政局去排隊，給自己在農村插隊的孩子郵寄包裹。如果是寄信就簡單多了，在家裏寫好信，把信裝進信封，貼上郵票，往信箱裏一扔就可以了。知青們在農村缺醫少藥，看病都有困難。勞動用的一些東西，如棉手套、膠底鞋，四季的換洗衣服，特別是冬季保暖的衣物，總會寫信來要一些，因此，隔三差五的總有人跑郵局寄包裹。郵寄包裹的手續比較麻煩，一般地總是先排隊領取一張郵寄包裹的申請表格，買一個包裹袋（或者自己用舊衣物縫一個），郵寄的衣物要讓郵遞員檢查，看有沒有違禁品。然後自己從櫃台上拿了針和線（郵局提供的服務項目）把包裹縫好，還要在郵包上寫上收件人和寄件人的姓名地址；另外把申請表填寫完畢，再去排隊，辦理最後一次郵寄手續。“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成千上萬，到郵局寄包裹排長龍隊伍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在郵局裏的人，大家都心平氣和地做著該做的事，有時還互相謙讓，互相幫忙。

知青們在農村遇到的另一個困難是看病。據說一個知青在村子裏生了病，吃點自己帶去的常備藥物不管用，看來非找醫生看不可了，於是幾個知青輪換著把這個病人背到縣城裏才看了病。

1969年，孩子得了肝炎，回到北京，在北醫三院檢查之後，醫生診斷為傳染性肝炎，給了一些藥，並且囑咐病人的食用器具要和其他人分開。才住了兩天，街道居民委員會（當時我們住在北大校外的民居）就有人來通知家長讓回到城裏的“知青”立即返回農村，否則就給家長辦“學習班”。我急忙讓孩子到北醫三院，想求醫生再給開一個藥方，多帶一點藥到農村繼續服用，醫生知道是從農村返回的“知青”，連病也不給看了，藥方也不開了，催著快走。我聽說吃水果糖對肝炎病人有益，就買了一些水果糖給孩子帶著。

另外，從孩子的信裏，可以知道他在農村的一些生活情況：

“我們秋收進行一半了，估計用不了一個月就完了。現在每人分了4斤綠豆，7斤小豆，30斤土豆，20斤白薯（均為一年吃用），實在是不多。”

“現全隊一千畝穀子已割完了。割穀子一畝地十分工，多勞多得（麥收時是割一畝麥子十分工外帶二斤麥子），高梁一畝半十分…”（注：農村幹活以工分計算報酬，一個工分一毛錢，十個工分合一元人民幣。）

“我們這兒今年就結帳了，到11月20日止，我掙了1509分”（1509個工分，按一個工分一毛錢計算，一年的收入就是一百多塊錢，平均每月收入十幾塊人民幣）。

 

從信裏就知道，幹了一年的農活，連飯都吃不飽，家裏總要在經濟上給他們一些幫助才能解決問題。如果第二個孩子也是“上山下鄉”怎麽辦？男孩子在農村可能麻煩少一些，女孩子下鄉插隊，真讓人有些不放心。我心裏總是犯嘀咕，左打聽右打聽，聽說有的家長想了一個辦法，就是自己相約幾家情況相象的人家的女孩到河北省的白洋澱去插隊，據說白洋澱的日子好過一些，而且離北京也近一些。說來說去，也就是吹一陣風，過幾天就沒有消息了。於是我有了另一個辦法，告訴在山西插隊的孩子，讓他和生產隊長說說情況，希望允許他的妹妹去那裏插隊，讓他們親兄妹有個照應。經過努力，生產隊寄來了證明信。信是這樣寫的：

    最高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北京市安置辦公室、海澱區安置辦公室

駐北京＊＊中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北京＊＊中革命委員會，分配小組：

    茲有你校學生＊＊＊同學自願來我大隊安家落戶，建設山區。經我大隊

全體幹部和貧下中農研究，表示熱烈歡迎，希你校給予辦理一切手續是荷。

此致

革命的敬禮

                              晉＊＊縣＊＊公社＊＊大隊

                                     1969年元月

 

我覺得這個做法並不違反政策，不會妨礙推行“上山下鄉”的運動。這樣的證明信還不能過早地遞上去，得等到有了確實的分配消息之後才用得著。1969年3月裏，女兒分配的消息快有了。她班裏的大多數同學都分配在北京的工廠，多麽幸運！隻剩下四五個人沒有公布了，其中就有我的女兒。反正我有了一些心理準備，如果最後公布的結果讓女兒去農村插隊，我就把山西寄來的證明信交上去，要求允許她去她哥哥那裏插隊。到了4月，終於公布了名單，女兒也被分到同一個工廠裏了，而且就在海澱區。但是過了幾天又聽說因為照顧一個特別困難的學生，讓我的女兒和那個學生調換一下，這一換就到了通縣，離家遠了。遠了就遠了吧，總還沒有離開北京。但是每天早晨4點就起床，抹黑出了家門去等公共汽車，下班的時候很晚才進家門。學徒工的工資每月15元人民幣。這就比他哥哥強多了。

因為女兒進了工廠當了工人，那封山西的生產隊寄來的證明信就作廢了。現在找到了，看一看也挺有意思。可以算是一件有點曆史意義的文字材料吧。

[楊子]

我都是這樣從下鄉走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