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又續）

上山下鄉（又續）

我的家住在北京大學中關園的宿舍區，我最小的女兒上小學的時候，我為她買了一把小提琴，找到清華大學裏一位專門教小孩學琴的老師，這位老師姓李，大名記得是叫李雅妹。

李雅妹女士雖然私人教授鋼琴和小提琴，但是並不公開招收學生。她隻有看在私人交情的份上，才肯接收一兩個小學生到她家裏去學習。學生在每周的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可以到她家裏去學習，按小時計報酬。一般情況，也就是每個學生一周一次，一次一個小時。

我為什麽選擇小提琴不選鋼琴呢？因為學琴的學生在老師那裏學完之後，需要回到家裏反複練習，才能夠達到鞏固和熟練的程度。如果學鋼琴，自己家裏也必須有鋼琴。但是，買鋼琴太貴，而且家裏已經擠得沒有地方放鋼琴了。

提起我讓女兒學小提琴的事情，就要和我自己一段青少年時期的故事聯係在一起。我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姐姐，她的年齡幾乎和我的生母的年齡相當。在她上中學的時候，曾經擁有許多樂器，中國的吹奏樂器如洞簫、笛子，彈撥樂器如琵琶，外國樂器如小提琴，還有風琴，沒有鋼琴。那時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能有這些東西，也算是當時的“現代化生活”了吧！我聽說過姐姐在學生時代用這些樂器招來許多同學，一起吹拉彈唱，一起排練節目，一同登台表演。姐姐經常是節目中的主角。她的“花樣年華”是在父親官運亨通的時候度過的，所以顯得燦爛輝煌。後來她沒有上大學，嫁給一個在昆明做生意的浙江大商家經理的弟弟做填房。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悠閑日子。打麻將是她每天的主要活動；一個接一個地生孩子，然後送到娘家，讓她自己的母親幫她照管。

她出嫁以後，所有的樂器都留在娘家。除了風琴放在屋裏的一個牆角，後來送了人，其他樂器就占據著家裏一個大櫃子的下麵兩層的空間。我曾經受到這些樂器的誘惑。有一次掀開風琴的蓋板，一隻腳踩著風琴下麵的踏板，一隻手按著琴鍵，就聽到發出優美動聽的聲音。我也有好幾次打開櫃門，看著這些誘人的琵琶和小提琴，禁不住要去碰一下琴弦。但是姐姐的母親說了，姐姐的東西不能動。而我卻為姐姐最終放棄這些樂器感到惋惜。

我沒有姐姐那麽幸運，因為父親過早離開人世，家裏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沒有誰來教我學會任何一種樂器。我一直認為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憾事。

在我自己有了孩子以後，我又想起了那些誘人的樂器，而且受了解放前夕清華大學那些教授夫人的影響，認為讓孩子學會一種樂器，接觸音樂，是一種有關“美德”的教育，可以培養孩子純潔愛美的情操。而且，我總想在孩子身上尋找機會彌補一下我過去的遺憾。

女兒從老師那裏學琴回來以後，我都陪伴著女兒，看著她練琴。從站立的姿勢，小提琴擺放在頦下的位置，以及右手握弓的樣子，都按照老師的要求來做。女兒的學習進步很快。我也很高興。

到了1966年，聶元梓的大字報還沒有出台，清華、北大兩所學校的校園裏麵已經可以聞到火藥味了，“學小提琴”受到一些人的奚落，嘲笑，認為這是沒落資產階級的東西。學琴的孩子們主動采取了罷課的行動，拒絕到李老師家裏學琴。後來隨著聶元梓大字報的出現，這樣的活動更不能提起了。在“文革”中，聽說李雅妹女士就是因為教小學生學小提琴和鋼琴受到紅衛兵嚴厲的鬥爭和批判。

女兒經過學習小提琴，增長了音樂方麵的知識，她對唱歌跳舞都有興趣，我又給她買了一個手風琴，她居然“無師自通”地學會了。“文革”中大家興起唱毛主席語錄歌的熱潮，連唱帶跳，歌頌毛主席是我們英明偉大的領袖。1968年她進入中學的時候，她拉著手風琴給同學伴奏，用文藝的形式宣傳毛澤東思想。居然能夠為同學組成的“毛澤東文藝宣傳隊”服務了。

她在68年進入中學，可她屬於69屆的畢業生，所以很快就麵臨著分配的問題。我正在擔心和發愁的時候，聽說他們這一屆的學生要去生產建設兵團，有保衛邊疆的重任。他們將要按部隊編製，由解放軍負責管理，還會給他們發軍大衣，穿軍服，每個月有32元人民幣的工資。

我衷心希望她能成為兵團戰士，我想他們這一批學生的年齡小，如果有解放軍負責管理，而且又是集體生活，就可以放心了；一個月有32元的工資，比她的哥哥、姐姐都強！有一陣我聽說她向學校表決心，要求去農村插隊。當時一般都認為去農村插隊是最艱苦的地方，我也是這樣看的，所以我著急，心想女兒也太要強了，何必呢！

我有一個同事的兒子，和我的女兒在一個學校。於是，我和這個同事一齊到學校找到班主任老師，表示我們同意孩子去兵團。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反正女兒要求插隊的事沒有了下文。學校整個年級的學生，不作任何調動調整，就按照連隊編製，采用“一鍋端”的辦法，都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據說在從事生產建設的同時，還有保衛邊疆的戰鬥責任。據說那一帶地方就是過去叫做“北大荒”的地方。聽說那裏有個勞改農場，是收容勞改犯的地方，57年有一些被劃成右派的人就去北大荒的“勞改農場”，那裏天寒地凍，生活十分艱苦。我一麵擔心孩子去了會受苦，一麵想到無法改變的現實狀況，於是考慮怎麽給女兒準備行裝的問題。我曾經到廢品收購站買了一塊棉毯的下腳料，趕著用棉毯拆出來的棉線織成一件背心（其實根本起不到防寒保暖的作用，可惜沒有錢買毛線），給她做了一雙棉手套，一雙棉襪子。走的前幾天，兒子也從山西回到北京，我和三個孩子遊了一趟頤和園。到走的那天，把家裏房簷底下雞籠裏喂不飽的瘦骨嶙峋的小雞殺了，煮了一鍋湯，幾個人喝了。然後到火車站送行。

就這樣，在半年裏頭，我的三個孩子都完成了“上山下鄉” 的任務，開始走上他們自己獨立而又艱辛的人生旅途。

過了幾天，小女兒從兵團寄來幾張照片，有一張是穿著軍服，戴著軍帽，扛著槍的全身照片，真是成了“不愛紅裝愛武裝”的一名戰士了！還有一張是穿著軍大衣戴著翻毛的軍帽的頭像的照片。我反複看著照片，高興和激動得我流出了眼淚。最後還和丈夫一起半開玩笑地說：“我們的孩子是工、農、兵，改換門庭了！”

從此，我開始承擔起在山西的兒子和黑龍江的女兒的後勤工作，隻要他們在來信裏提出什麽要求，我都盡量想辦法滿足。我對小女兒過早地離開學校和家庭去獨立生活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歉疚，雖然造成這種狀態的責任並不在我。我給她寫信總是在鼓勵她，希望她在行動和思想上積極爭取進步，如果有可能的話，也要積極爭取加入“共青團”的組織。我希望她也能像那些沒有家庭出身的包袱的人那樣走一條革命的道路，能夠有一個幸福的人生。大概有時候我寫的信不像是一個母親給自己孩子的信，以至於孩子們笑我太“教條”。我知道，無論是從政治上和學業上孩子們都有進取心，但是政治上對他們的考核太嚴厲，最難過的一關就是要和資產階級家庭劃清界限，除非我帶著孩子和丈夫分手，即便如此，他們也很難達到預期的要求，因為我有一個學生就有這種情況：父母分離了，孩子隨著母親過日子，但是領導對這個學生進行政治審查的時候，仍然和父親的問題掛上了鉤。確實，父母和孩子的關係，是天生的血緣關係，不由自己選擇。“文革”中黨的“可教子女”的政策告訴這樣的子女：“道路是可以選擇的”，但是，是必須付出艱辛的代價的選擇。

除了從和孩子的來往信件中了解孩子的生活情況以外，我還從一些回北京探親的孩子那裏得到一些消息，比如到兵團的頭一個冬天，女兒的手指頭就紅腫起來，患了凍瘡。剛到兵團時，領導讓女兒負責夥食管理的工作，要管理夥食帳目，這是她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稀裏糊塗不知為什麽就丟了一百多元夥食費，隻好把自己好幾個月的工資賠進去；

據說那裏的黑土地遼闊無垠，種的莊稼長勢特別好，隻要肯幹，就一定有收成。到了收獲的季節，地裏的莊稼一望無際，下地搶收莊稼的時候，要用三天的時間才能割完一壟。女兒割完了自己份內的一壟，還主動去幫助別人。說的是“搶收”，因為那裏的冬天來得太快，而地方實在太大，莊稼種得太多，沒有等兵團戰士搶收完畢，一場大雪厚重地壓住莊稼，就沒法繼續搶收，再好的莊稼，也隻得讓它留在地裏過冬，成為第二年新播撒的種子的肥料。我不禁想到一個問題，“人多力量大”是好事，但是兵團戰士的戰鬥精神，他們的士氣是來源於對一種理想的追求；她們臉朝黃土背朝天地拚命勞動，就是想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促使理想成為現實。可是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一部分勞動成果毀於一旦，能不感到懊喪嗎？兵團的負責人難道沒有一點預見性嗎？他們難道不愛他們的戰士嗎？兵團戰士用的是什麽農具？能不能在農具上進行一下革命呢？應該知道隻用我們的祖先使用了千百年的落後的生產工具是不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文化革命”也應該想一想怎麽革“鐮刀”的命吧！

那時候，和女兒寫信，首先要在信紙上抄寫一段毛主席語錄，那時的信封上也有打印好的毛主席語錄，最常用的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敢於鬥爭，敢於勝利”，“要敢想，敢說，敢做。”“連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一類鼓舞士氣的語錄。

女兒帶去的手風琴在兵團也有了用處，她成了一名文藝宣傳隊的隊員，有時宣傳隊演出文藝節目她給伴奏，有時自己寫宣傳稿件。我曾經聽從兵團回北京探親的人告訴我：有一次兵團需要抽調一部分人到一個叫做“建三江”的新地方去從事開墾，據說“建三江”的條件比原來兵團在的地方還要艱苦，女兒積極響應。去的時候，有些人在火車開往“建三江”的時候哭起來了，女兒帶頭唱起革命歌曲鼓舞士氣，火車裏的夥伴們立即破涕為笑，整個車廂裏充滿歡樂的氣氛。

有些人回北京探親了，女兒也不回來，聽說那裏的冬天，廚房裏的水缸都結冰，洋白菜凍成了冰坨，不是用刀切，而是用刀砍，都砍不動。女兒托人帶回來的東北大土豆，比北京的土豆大三四倍，可是埋在北京的土裏，長出來的土豆又變小了。

有一次，一個女孩回北京探親，到我家裏來坐了一會兒，自然是把女兒在兵團的一些情況告訴我們，她特別提到女兒的身體健康情況，建議我們叫她回來休息一段時間，請醫生看一看。我聽了就很著急。但是，孩子大了，隻能商量著辦，急也沒有用。

還有一次，讓在北京工廠裏工作的姐姐到黑龍江兵團去看她，回來之後告訴我，她們睡覺的地方很窄，每個人隻有一小塊地方，躺下以後連翻身都不容易。她們吃的都是白麵饅頭，這比插隊的知青好一些。

那裏的交通並不方便，連書信往來都受影響，投遞的快件都會變成慢件。有一年一些兵團領導都放鬆要求，允許戰士回家過冬，原因是當地無法解決兵團戰士冬季取暖的問題。

可能是1972年，她回來探親，正好在山西插隊的兒子也回來了，他們父親的曆史問題也有了結論，已經能夠和工農兵大學生一起到工廠去“學工”，到農村去“學農”了。老頭子看見一家人又能聚在一起，一高興，帶頭組織了一次郊遊。全家五口人去爬長城，還留影；又去了十三陵。這總算有了點苦盡甘來的味道了。

[楊子]

分享你的經曆，像回到了那個時代？
後來兒子、女兒如何了？

我也有一段寫那個時代的一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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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更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