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營拉練到延慶
1970年冬到1971年春,中央號召野營拉練,這樣的訓練,據說是“要準備打仗”。那時,我的丈夫因為做痔瘡手術在家中休養,需要有人照料。因為孩子們都畢業分配走了,家裏沒有別人,我向學校革委會提出申請,希望能夠免去參加野營拉練的活動,我可以在家裏照料病人。革委會的主任特別跑到家裏來通知我:這是知識分子改造的機會,必須參加!我隻好把在山西插隊的兒子叫回來,陪伴父親。
拉練的時間計劃是一個月,路線從海澱區經過昌平縣到延慶縣再返回,行程大約一千裏。要求一切行動軍事化。按照1967年軍訓的解放軍實行連排編製的辦法,也是一個年級六個班的學生算一個連。年級組長的老師擔任連長,另一個老師擔任指導員。每個班大約50個學生,算一個排,學生的班長是排長,一個排下麵再分若幹個班,每個班有十一二個學生,有班長負責一個班的工作。老師負責輔導一個排的學生工作,其實就是原來的班主任工作,但是比班主任工作的責任大,也辛苦。我帶的班級是72屆初中二年級的學生,他們的年齡在十五歲左右,我已經45歲了。
我們從學校出發,經過回龍觀、沙河,一直往北走,到昌平,再到延慶。行軍的時候,自己背著自己的行李和幹糧、水壺、挎包。平均每小時走8裏路,一天可以走五六十裏路。然後到一個村莊宿營。按照解放軍的做法,同學們三三兩兩的分別住在農民家裏。剛一住下來的時候,我要和學生排長一起挨家訪問,看有沒有擾民的事件,然後學生要幫農民幹家務活:比如掃院子,挑水,砍柴,也幫農民幹地裏的農活兒;還要聽“憶苦報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再有一件事情就是夜間站崗放哨。我們的“拉鏈”是在北京的冬天。白天勞動,晚上睡的是農民家裏不生火的涼炕,因為我們睡覺的屋子,常常是農民堆放糧食的屋子,雖然有土炕,但是並不燒炕。農民隻在他們睡覺的那間屋子燒炕,連做飯帶取暖都有了。夜裏站崗放哨的活動顯得很辛苦。輪流站崗放哨的時間不能太長,所以夜間總要換好幾次崗哨。簡直無法睡覺。為了解決站崗放哨的保暖問題,我特別帶了一件羊皮大衣。夜間放哨的同學,輪流使用我的這件大衣,行軍的時候,我就背著。再要行軍的頭一天,要在農民家裏做好行軍路上吃的幹糧。有時候是窩窩頭、貼餅子,有時也有白麵烙餅。再帶上一些水疙瘩(北京的一種鹹菜)和裝在軍用水壺裏的開水。一般情況下,我不帶太多的食物。在行軍的時候,我可以不吃東西或者少吃東西。我覺得這是一種減輕負擔的好辦法。
為了鍛煉我們的革命意誌,要求我們在行軍當中多走山路、小路,不走大路、平路。所以我們曾經翻山越嶺,踩著白皚皚的積雪,翻越了一座名叫九裏梁的大山,一直走到了延慶縣的千家店。這是我們的最後一站。在千家店的老鄉家住下來,我和女同學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要上廁所,就要進到豬圈裏去方便。到了豬圈裏,還沒有蹲下來,豬就過來了。原來這裏的農民把人的糞便給豬吃。就為這一件事情把我們為難了好幾天。又據說某一處地方有流行病,所以買了許多大蒜,分給同學們吃,也因此在千家店住的時間特別長,等上級發來返回學校的命令。
回來的時候,經過十三陵,在那裏我們幫助農民打水,不是用水桶挑水,而是用獨輪車推著裝滿水的水桶在坑窪不平的小路上走。這是一件很難辦的事情。一方麵要有力氣,一方麵要有一點技巧。否則獨輪車不聽話,水桶就會掉在地上。我隻會把水桶放到井裏打上水來,但我不會挑水,更不會用獨輪車推水。我不會燒農村的灶火,不會用棒子麵做貼餅子。我隻有佩服同學們的生活能力比我強。
同一年的夏天,我們又進行了一次拉鏈,是到農村去搶收老玉米。行軍途中遇到傾盆大雨,到了農村,所有的人都放下背包,打開行李,脫下衣服,在農民家裏用火烤幹。每天幹完活以後,大家躺在熱乎乎的炕上睡得昏沉沉的。原來農民在夏天用裝糧食的這間屋子的灶做飯,他們房間裏的炕就是涼的,而我們睡的是熱炕,所以到了冬天,我們就隻能睡涼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