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大串聯

 “文革”中的“大串聯”

 “文革”初期，經過從６月的“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到８月裏紅衛兵的“破舊立新”“滅資興無”運動，我所在的學校的黨支部的領導被打倒了，核心組織的成員是黨支部書記趙岩、宣傳委員王家駿和組織委員王靜華都成了走資派。學校裏由高中學生的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掌權。他們打走了６月初“劉少奇派來的工作組”，對學校裏的黨支部領導成員實行強有力的專政。在聽到黨中央號召進行“革命大串連”的時候，紅衛兵順應革命大形勢紛紛外出串連。北京大學的紅衛兵也一樣，學校裏邊的運動也暫時處於停頓狀態。我所在的中學校裏，雖然絕大多數學生不在學校，老師們可不敢在家裏呆著，仍舊每天按時到學校去。到了１０月裏，老師當中也有外出串連的。我們幾個女老師商量著，也想跟上革命形勢，出去串連。於是向學生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提出申請，經過他們對我們進行政治審查，同意我們串連，才給我們開了通行證。我和其他五個人（都是女同誌）一起動身離開北京，外出串連。我們的路線是往西，經過成都、重慶、貴陽、武漢、廣州，然後返回北京。我的孩子們也出去串連。他們知道自己的家庭情況，不能和那些“紅五類”相比，那些戴著紅袖章的紅衛兵，８月裏就開始出去串連，有的往返好幾次。但是我們家的孩子沒有一個戴紅袖章的，但是爭取做一個革命群眾的願望促使他們積極行動起來。上中學的女兒開了一個外出串連的通行證，和在另一所中學的兒子以及他的兩個同學，加上在小學未畢業的女兒，一共五個人同行。就憑著女兒的這一張通行證，他們沿著上海、武漢、昆明這條路線走。兒子在武漢生了病之後返回北京。兩個女兒和兒子的兩個男同學到了廣西。大女兒告訴我，其中有一個男孩的父母老家是昆明，他一個人去了昆明，剩下他們三個人因為帶的錢不夠，滯留在廣西，受了些委屈，昆明沒有去成，最後回到北京。

我和學校裏的同事，一共六人，都是女性。其中我的年紀最大。我準備了一份簡單的行裝，都是必備的生活用品，捉摸著一定要自己能夠扛得動的。據說學生外出串聯的時候，坐火車和吃飯都不花錢。我們是老師，所以還是帶了一點鈔票。我們從北京坐上往西進發的隴海線的火車，看見火車上盡是年輕學生。既然是參加串連的，革命誌向一定相同，因此即便素不相識，也能一見如故地聊起天來。火車上有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學生。他們告訴我們：“黨中央號召學生展開大串聯，是到外地去完成任務的。北京的群眾運動搞起來了，外地的運動還起不來，所以要到外地去‘煽風點火’，要去發動群眾，揪出‘黨內的走資派’”。我聽了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才是真正出去革命的！我們隻是為了一己的私利，想借著外出串連的名聲，證明自己是革命群眾。不過既然出來了，到了一個地方總要看一些大字報。了解一點和運動有關的情況。

火車到了西安，我們沒有下車。串連火車的乘客都是革命小將，坐火車不用買票，也不用對號入座。供學生串連乘坐的火車裏沒有軟臥，也沒有硬臥，都是硬座。在硬座的火車車廂裏麵，連車窗上邊放行李的架子上也坐著人，他們的兩隻腳就懸吊在半空中，有的就會碰著坐在下麵椅子上的人的頭。有的坐在放茶杯的小桌子上。人行道上也有站著或者坐著的人，連廁所裏也擠滿了人。按照常規，乘客在火車行進當中可以上廁所，但是串連火車不行，因為人太多，無法走動。等火車到站，有的人要下車的時候，才有一點鬆動的機會。有的人從行李架子上下來，踩著桌子或者用腳尖踩著椅子邊沿地方就能下到地麵，或者就從這個椅子跨到那個椅子，再蹭到廁所門口，把廁所裏的人都叫出來，才有人進去方便。

在串連車裏，有一位從新疆來的人，他並不年輕，而且自己聲明是出差的，一路上他發著高燒，沒有水喝，也沒有用藥，吃盡了苦頭。到了成都就看不見他了。

火車到站的時候，上車的人特別多，因為不用車票，誰都可以按照自己需要的時間上車。列車員大概無法維持秩序，隻好在火車到站的時候讓下車的人盡快下車，然後趕快把車門關起來。上火車的人，年輕的，有力氣的，機敏一些的，趁車門打開的時候，用力扒住車門，從下車的人的空檔中擠上去。有的人直接從火車的窗戶爬進車廂。這樣的情況，火車當然無法正點運行，坐火車的人也從未提出準時到達的要求。

到了成都，我們下了火車，住在四川大學招待串連學生的接待站。在四川大學校裏看了一些大字報。看了四川大邑縣大地主劉文彩的罪行展覽。接著到了重慶。在重慶，住在歌樂山的一所學校。成都和重慶的天氣差不多，冬天不下雪，但是老陰天，毛毛細雨輕飄飄地落在人們頭上臉上，濕不了衣服，根本用不著雨傘。我們參觀了紅岩村、渣滓洞。在四川，可以看見“打倒李井泉！” 的大標語。寫在河堤上的特大的標語非常醒目。我想：這大概和我在火車上聽大學生說的“煽風點火”有關。是從北京出來的大學生們“揪黨內的走資派”的功勞吧？我還聽說有從被我們學校的紅衛兵趕走的工作組的成員，回到四川成了革命派。我還去看了一個在四川省委黨校工作的同鄉，也是曾經同在一個中學校裏學習的校友。他一見著我就告訴我，他沒有犯路線錯誤（因為當時黨中央正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和他不敢多談，因為怕引起別人的懷疑（那時“莫須有”的罪名會隨時加到頭上，說也說不清楚）。

在成都的時候，我曾經給丈夫寫了一封信，簡單地談了我外出的情況，並且表明我對他的問題的看法和態度。因為我從他的單位貼出來的大字報來看，不外乎對他的曆史問題的審查和思想批判。所以我在信裏告訴他：隻要抱著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相信群眾相信黨的信念，耐心等待，問題是會解決的。

在我們離開重慶，要往南邊走的時候。同事當中有人表示不去昆明，因為昆明的交通太不方便。而且，我知道我的老家是昆明，我的出身不好，現在的家裏被紅衛兵抄了家，丈夫被批鬥。有人說：在串連活動中不能去自己的家鄉，怕有人借著革命串連的名義給反革命家庭通風報信，或者進行反革命活動。其實，我和我的娘家早就失去聯係，到了昆明，我都不知道找什麽人才能打聽到娘家人的下落……所以我不發表意見，隻跟隨他們一致行動。

我們在重慶的火車站準備搭乘開往貴陽的火車。在等車的時候，我們的同事當中的一個人大聲叫起來說她的錢包被人偷了。車站上人山人海，亂糟糟的，根本無法尋找，隻能自認倒黴。我們等著上火車的時候，因為人太多，車門不開。一個在月台上的列車員把我們帶到一個車廂旁邊，告訴我們可以從窗戶裏進去。我們聽了他的話，六個人順序從車窗裏爬進去。爬窗戶的時候，要有一個人站在下麵做人梯，一個人踩著他的肩膀才能進去。窗戶裏麵有一張小桌子，進去的人先爬在桌子上，再坐到椅子上。我們六個人正好占據對著桌子的兩排椅子，兩兩相對地坐下了。火車開到貴陽的時候，因為下車的人少，上車的人多。火車停在站台上既不能開門，也不讓開窗戶，因為怕有人從車窗裏爬進來，因為火車已經超載了。有人一定要上火車，就站在鐵軌上不讓火車出站。這樣的局麵僵持了很長一段時間。不知如何打開這樣的僵局，最後火車終於啟動了。我們本來是要到武漢，然後南下廣州。可是火車到了株洲就停住了。據說武漢那邊通知，火車不能進站。於是我們從株洲車站下了火車，沿著鐵軌，步行到武漢。因為在火車上沒有活動的空間，長時間一個姿勢呆著，下車以後，發現六個人都雙腿浮腫起來。於是到醫院裏找醫生給每個人開了一點藥。在武漢看到的大標語是“打倒王任重！”在武漢，我們參觀了孫中山領導的武昌起義的

離開武漢，我們曾經去參觀毛澤東的故鄉韶山村，看到他在農村老家的房子，離住所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池塘，據說毛澤東青少年時候曾經在裏麵遊泳。我們串連的最後一站是廣州。

到了廣州，住在一所小學校設的接待站裏。已經是１１月下旬，廣州的天氣還是很溫暖。在學校的操場裏他們為串連的人提供洗浴。用塑料布圍起來形成成一個接一個的簡易露天浴室。沐浴的人提一個裝滿溫水的塑料桶，進到裏麵。用這一桶水就可以完成你自身的清潔工作。

在廣州，和其他地方一樣有揪出走資派的大標語：“打倒趙紫陽！”（當時趙紫陽是廣東省的第一把手）。在廣州，我們仍舊是參觀一些革命遺址，還看到五羊城（廣州市的別稱）內五隻羊的雕塑。我們還有幸參觀了正在舉行的“廣交會”，這使我們大開眼界。“廣交會”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一個窗口，我們看到中國出口的花色那麽漂亮的絲織品，真是想象不出別的國家的人民是怎樣生活的？我們國家的人民普遍穿著灰色和藍色的服裝，解放軍和紅衛兵穿的綠色服裝就夠讓人羨慕了，誰會想到穿那些花色繁多的絲織品製作的衣服，那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不能要。我們不施脂粉，不化妝，不戴任何首飾，才能顯出我們的革命性！

因為到廣州串連的人多，離開廣州的火車票拿不到。就滯留在廣州。在廣州，我收到丈夫給我的信。信裏談到北京的一些運動情況：

總理號召１２—３月共四個月搞各單位的運動，串連暫停。但實際上本單位運動至少須到一月份才可開始，現在人都不在，外地還在來人，……北京各校運動都在停頓狀態，大字報隻有首長講話引人重視。聶元梓是參加了最近召開的工作會議的，回來就有此大字報，可知路線鬥爭尚需延續多日。……現已明確放假最少到明年暑假，看來事情還多。明年恢複串連時，可能即以步行為主……

家中已生火，我的情況如舊，看來是掛起來了，在批鬥前不會有什麽變化。即祝

旅安

　　　　　　　　　　　　　　　　　　Y

　　　　　　　　　　　　　　　　　　　　　廿三日中午

本來我們還有可能去上海。但是中央已經發出號召，讓外出串連的人盡快回到原單位參加革命。

最後我們離開廣州，乘京廣線的火車，直接回北京，回北京的串連車裏並不擁擠，比出北京的時候好多了。火車在漢口車站停靠的時候，我和另一個同事下了火車去買桔子，等回到車站，火車已經開走了。我的行李包還留在火車裏。這時，我們急忙跑到武昌的站台，想追上我們的火車。可是不行，隻好找車站的同誌，請他們幫忙。他們讓我們上了一個正常運行的列車。我們發現車廂裏很暖和，比串連火車舒服多了。算起來我們這一次外出大約一個月多一點。路上雖然辛苦，思想上卻很放鬆，比較愉快。

十二月初回到北京，發現學校已經變成了接待站，總務主任（因為他的出身好，所以沒有被打倒）正在學校裏忙著接待外地來北京串連的學生。教室裏麵用桌子椅子拚起來當床；或是在地上鋪了稻草連成一個通鋪。北京已經很冷，所以準備許多棉被、棉大衣。總務處和沒有出去串連的老師，每天忙著給外地來北京的學生燒水、做飯。校內的運動處在停頓狀態。

回到家裏，因為北京大學的運動也是處在停頓狀態，丈夫隻能在家裏呆著，既不能上講台，也不能寫文章，隻是看與業務有關的書，更多的是看小說。

這個時期引人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掀起批判紅衛兵的“聯動”組織。

記得在批判“聯動”的時候，有一些中學校搞了展覽，許多人去參觀。我去參觀過“八一學校”的展覽。“八一”學校原來是一所部隊子弟學校。地址在海澱鎮西邊的一個園子裏。平常路人隻看見汽車接送一些小學生。知道是部隊的子弟學校，但是從來不對外開放，誰也不知道裏麵是什麽樣子，這些學生是怎樣學習和生活。辦“聯動”罪行展覽的時候，進去一看，才知道他們的生活是完全貴族化的。他們在“文革”中砸毀了許多學校為他們設置的電視機（當時使用電視機也是一種奢侈），毀了宿舍裏的鋼絲床。校園的環境很美，有像公園裏的山石庭園。我還參觀了校址在長安街的第六中學的“聯動”罪行展覽，看到他們私設公堂，用各種異想天開的酷刑，刑訊拷打他們認為是“敵人”的人。其中有幾件事讓我久久不能忘記，一件事情是一個學校的老工人，被他們用冷水澆，再用開水燙，活活給折磨死了；另一件事情是一個學生因為出身不好卻外出串連，回到北京以後，被他們打死了。我心想如果我的三個孩子僅僅是由於出身不好遭到這樣的下場，該是多麽可怕！

這一段時間，因為學校的運動處在停頓狀態，所以我和幾個同事又到海澱區的“七一棉織廠”去勞動。我還帶著小女兒一起去。棉織廠裏的工人每天在紡織機旁邊幹活，他們好像不太清楚工廠外麵發生的許多事情。工人們教我們在織布機上學習接線頭的方法。

後來學校的運動開始了，我又回到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