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四清

中學裏的革命運動

　　新中國成立以來，不斷地有政治運動，而多次政治運動的經驗告訴人們，一些被定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人總是要準備接受批判。１９５１年的“三反運動”不算，１９５５年的“肅清反革命運動”，也不完全是對著知識分子。但是１９５１年批判電影《武訓傳》，１９５２年大學裏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１９５４年的“批判俞平伯”、１９５５年的“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鬥爭”、到１９５８年的“雙反交心運動——拔白旗”，都是針對知識分子的。到了１９５８年的大躍進，其實也是政治運動，不過不是“與人鬥”，而是“與天鬥”，結果迎來了艱苦的三年困難時期。到了１９６４年，全國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１９６５年批判電影中的資產階級人性論，接著就迎來了轟轟烈烈的“觸及靈魂”的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從黨內鬥爭，連帶著衝擊知識分子，衝擊中國的傳統文化。

我在1954年參加工作，是一所中學的老師，曾經參加過１９５５年的肅清反革命運動，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鬥爭，１９５８年的“雙反交心運動”；也經曆了“大躍進”中的大煉鋼鐵和深翻土地運動，度過三年困難時期的艱苦生活。在反右派鬥爭中，我們學校給十幾個教師戴上了“右派”帽子。對一些認為有政治曆史問題的人，再加上一頂“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所在的學校裏的反右派鬥爭給我的印象深刻，後來在１９５８年的“雙反交心運動中”，主要是清理和批判知識分子中的資產階級思想，當時叫做“給走白專道路的人‘拔白旗’”。當時北京市曾經進行過一次‘拔白旗’”取得成績的展覽。北京大學被當成典型示範的學校，我丈夫被批判的材料成了北京大學“拔白旗”的成績出現在展覽會上。我們學校組織參觀的時候，我看見了有關他的批判材料被當作典型事例在醒目的地方展示著，心裏十分難過。此後，我們學校在校內搞了一次小型展覽。領導從語文課本的內容、教師的講課以及批改作業的批語中找問題。領導認為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有小資產階級情調，而語文組的教師王某講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的時候，過分渲染小資產階級情調；我批改的一篇作文的批語，也被說成是犯有 “見物不見人”，隻注意寫作特點，不重視思想教育的錯誤。於是，學校把對王某的批判文章和我在學生作文上的批語，放在校內圖書館公開展覽出來。經曆了這些政治運動，我自己也覺得自己有問題。所以後來經常閱讀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些著作。因為在這些著作裏，比較多地講到知識分子的情況和問題。我想從這些著作裏尋找出自己能夠適應新社會生活的道路。讀了毛主席的著作，第一，我承認我是舊社會來的普通知識分子；第二，我出身非勞動人民家庭，又是在解放前受的資產階級教育（雖然不是完整的資產階級教育，但是，1949年就是區分是否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條界線）。因此，我承認我是屬於沒有改造好的有資產階級思想的知識分子。

1964年，學校派我參加農村的“四清運動”。地點在海澱區的“東升公社”。參加“四清”的人，在農村要做到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我知道，讓我參加四清運動，是在考驗我，是給我一個改造思想的機會。在運動中表現好，我會回到學校繼續工作，表現不好，就說不定我會被調到什麽地方去了。

東升公社在五道口，東升公社有個“北太平莊生產大隊”，北太平莊生產大隊下屬有一個黃亭子生產小隊。“黃亭子生產小隊”的地點就在北京醫學院附屬第三醫院附近。當時，這個醫院的南部是屬於黃亭子生產小隊的一片農田，主要是以種蔬菜為主，產品供應北京市民食用。“四清工作隊” 的成員來自北京市的各個機關單位，有北京市的幹部，也有解放軍，有像我這樣的中學教師。我所在的“四清工作隊”的組長就是一位解放軍；他的名字有些特別，叫艾亨基。他分配我住在生產小隊的一間辦公室裏，旁邊有一間比較大一點的屋子裏，住著生產小隊監管的一些地、富分子。我以“四清工作隊”成員的身份住在生產隊辦公室裏，隔壁房間就是地、富分子，是階級敵人。這兩間房子周圍都是農田，如果他們真的要造起反來，幾個人合起來對付我一個人，我就沒命了。我真的有些害怕，但是，我又不能違背“四清工作隊”組長給我的安排；既然是革命工作，怎麽能挑三揀四？到了晚上，在一盞昏暗的燈光下躺著發呆，好長一段時間不能入睡。

每天要到農民家裏吃“派飯”。到吃晚飯的時候，我從辦公室出來，沿著田埂走到農民家裏去吃飯。

我沒有想到北京郊區的農民這麽喜歡吃羊肉。他們自己養羊，自己殺了羊吃羊肉，還煉出羊油。羊油的腥膻味兒很重，用羊油炒出來的菜我簡直無法下咽，但是也要耐著性子裝著無所謂的樣子認真地吃下去。吃完飯不能立刻就走，還要和農民一起聊一會兒天。等到從農民家裏出來，天已經很黑，我一個人打著手電筒，準備返回我的住處。菜地裏漆黑一片，寂靜無聲。我在手電筒的微弱的燈光指引下，一腳高一腳低地在田埂上走著，止不住的心跳。

我也曾經和農民“同住”，記不清有幾天，我是住在農民家裏，和她們同在一個炕上睡覺。記得這戶農民家的大炕占了房間的一半，是用土坯壘的，大炕上麵鋪一張大席子，睡覺的時候幾個人都是頭朝炕沿並排躺著。我感到最不習慣的是房間裏都是婦女，都已經躺下，還有男人進來坐在炕沿上聊天。

白天，要和農民“同勞動”。在菜地裏薅草（除掉雜草）是一件辛苦的工作，手裏拿著薅鋤，蹲在地裏，一邊薅草，一邊往前挪動。走完一趟，就站不起來，站起來也直不起腰來。有一次，是冬天。在一個場院裏的角落，堆放著像一座小山一樣的凍起來的糞肥。我和農民一樣拿著一把長柄鐵鍬，和他們一起幹活。農民手勁兒很大，他們一鍬下去，就可以鏟起一大塊糞肥，我卻連一小塊冰碴也鏟不起來。這時，我發現許多農民都扶著鐵鍬看著我笑。

後來，工作隊的組長讓我做一些抄寫文字的工作，就是“訪貧問苦”，把了解到的各家各戶的曆史情況記錄在一個本子上，用黑墨水抄寫一式三份。據說要建立農村的階級檔案，把我寫出來的這些東西交給不同級別的領導部門保存。

最後，在我離開工作組的時候，談了自己改造思想的體會。回到學校，仍然留下來做我的教學工作，一直到“文革”開始。